鲁迅曾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这部巨著是对历史发展的深刻总结。他发表了自己对人生、社会的独到见解，同时又对矛盾现实给予了有力批判。《史记》最令人称道的艺术特色之一是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丰满灵性的人物形象。近代学者梁启超在评论《史记》时说：“后世诸史之列传，多藉史以传人；史记之列传，惟藉人以明史。……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活现。”(《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一、在紧要关头凸显性格
　　
　　《史记》多在政治斗争的紧要关头凸显人物思想性格。在生与死、荣与辱、穷与达的关键时刻，写出人物的形、貌、言、行，有力地勾画其灵魂。如《信陵君窃符救赵》对魏公子的刻画，司马迁选择了一个危急的时刻：秦兵围邯郸，赵国危在旦夕。赵公子平原君求救于魏公子无忌，魏王畏秦，不敢派兵相救，魏公子无忌欲率门客及车骑百余乘往赴秦军，虽然这是“以肉投馁虎”，无济于事，但信陵君还是毅然前往，这能看出信陵君的重义轻生。然而就在此时，门客侯赢、朱亥都挺身而出为公子效力，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窃符救赵”这一计谋正是守城门的侯赢想出来的，侯生的多谋善断和以死相报的品德在此时刻才显现出来，同时也看出魏公子礼贤下士的成果。这一关键时刻的捕捉可谓一石三鸟，既刻画了侯生的睿智，也勾勒了朱亥的豪爽、讲义气，还表现了主人公信陵君的谦逊和深得人心。
　　
　　二、白描的勾勒手法
　　
　　太史公善于以简洁传神之笔描绘人物的音容笑貌，这种笔法近于白描，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寥寥几笔，便写出人物的形貌、言语和动作特征。“读《高祖本记》，见宽仁之气，动于纸上；读《项羽本纪》，觉喑恶叱咤来薄人。”(见日本学者斋藤正谦《史记会注考证》)
　　《鸿门宴》是项羽和刘邦斗智斗勇的初次较量，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盛会”。刘邦兵力 只有项羽的四分之一，势单力薄，羽翼未丰．所以大打“外交战”，对项羽的叔父项伯百般笼络，“奉卮酒为寿，约为婚烟”，并以兄长事之。其目的是让项伯劝项羽不要攻击沛公。这一招果然奏效。作者只写了他举杯奉酒的动作，恭谨谦逊的神态和关于“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犯”的表白，刘邦的“宽仁之气”便跃然纸上。在写樊哙时，只写他闯入军门以盾撞倒执戟卫士，“披帷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种肖像描写虽然有些夸张，却十分传神，写出了这位壮士嫉恶如仇的性格和为救主公奋不顾身的品格。
　　《垓下之围》写项羽在垓下突围前夜饮于帐中，与虞姬悲歌慷慨，自为诗，“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通过这些生动的表情动作细节表现出楚霸王在末路中的英雄本色，给人以悲壮之感。
　　
　　三、用春秋笔法褒贬人物
　　
　　《史记》以史笔写人，重在“实录”，“不虚美，不隐恶”，“其文直，其事核”。但司马迁对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和同时代人物是有自己的爱憎好恶的，他往往采用“明无臧否，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在叙述情节时不露声色地表达自己的倾向。
　　例如《吴起传》写战国时期的名将吴起。既写他是军事上的奇才，历事鲁、魏、楚三国，为将为相，功名显赫，也写出他的诸多劣迹：“杀妻求将”，母丧不归，与魏相田文论功，斤斤计较，直到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要杀掉他，吴起眼看性命难保，便伏在楚悼王尸体上，使那些射刺吴起的人“并中悼王”，70余家因射吴起而满门抄斩，临死还能拉这么多人垫背。他为主将，与普通士兵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他能为士兵吸吮疮疽，以激发士兵效力，为自己博取功名。他为宰相，能帮助魏武侯修德，帮助楚悼王明法廉政，富国强兵。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太史公笔下，吴起是个有严重缺点的一代名将。
　　以上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刻划历史人物形象的主要方法和技巧。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技法的运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互为补充的。《史记》中任何一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刻划，都是多种技法综合运用的结果。我在语文教学中，强调读书是学习写作技巧的最有效的方法。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就注意从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汲取营养，提高自己的写作素养。“东坡教人读《战国策》，学说利害；读贾谊、晁错、赵充国疏，学论事；读《庄子》，论理性；读韩愈、柳宗元，知作文之体面。”这些文学名著是学习写作的无言教师，它无处不在教你应当这样写，不应当那样写。这是每个写作者在阅读时应当仔细体味的。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第三十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