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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由此中国减贫事业具备了重要的国际传播价值。在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减贫事业的国际传播正在或即将经历较大转型。本文从国际传播的平台思维、故事架构和话语创新等角度对中国减贫事业的国际传播策略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第一，在新媒体时代，中国减贫事业的国际传播需要注重平台思维的养成和复媒体逻辑的培育;第二，在故事架构上需内含全球减贫最大公约数，即致力于推动解决世界范围内有普遍性意义的贫困问题;第三，以话语带减贫、以传播促发展，在发展与合作基础上，实现具有人道主义共情力的话语创新，推动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有关贫困和减贫的基本共识，助力全球性减贫目标的实现。
【关 键 词】中国减贫事业;国际传播;传播策略;新媒体环境
引 言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经济、全球化面临严峻挑战的双重背景下，中国仍然坚持推进脱贫攻坚事业，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创造了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迈出坚实步伐。①从整体数量上看，“十三五”期间中国累计减贫人数超过5000万，将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①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農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是我们作出的庄严承诺。”② 在2020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要坚持现行脱贫标准，强化扶贫举措落实，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健全和执行好返贫人口监测帮扶机制，巩固脱贫成果。”
脱贫攻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和使命担当，不仅对于中国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而言意义重大，也是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框架内，为全球减贫任务的达成和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追索所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2017年10月，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泰格埃格奈瓦克·盖图（Tegegnework Gettu）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减贫工作，他指出，“中国对待减贫工作一丝不苟，堪称全球典范”③。换言之，一方面，中国自身的发展已经是对全球性减贫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的减贫事业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提供机制创新和实际操作层面的借鉴，更能通过多元技术力量为世界经济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中国减贫的世界性意义使得这一事业具有重要的国际传播价值。中国减贫与国际传播活动并行不悖而且有机相融。相关的传播战略和传播行为不仅包括如何对外阐释中国减贫所包含的特定家国叙事和社会主义精神内核，以及如何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宣介本土减贫经验，更在于与减贫有关的跨国性信息发布、知识传授、组织传播、对话沟通和情感动员等多个方面。从大众媒体传播，到基于互联网的知识共享，再到组织化的人员交流，当前中国减贫的国际传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和认可，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赞赏乃至学习，但并未形成以新媒体为语境、多元平台为手段、多模态话语创新为支撑的新型国际传播策略，加上减贫问题本身的历史性、地方性乃至意识形态色彩，使得中国减贫的国际传播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特别是在移动社交媒体（比如短视频平台）已然深刻影响全球网民的信息获取、知识生产、情感需求及行动能力的前提下，拓展新的操作空间，借力新平台、新架构和新话语，进一步“讲好中国减贫故事、传递中国减贫声音”，是中国减贫事业国际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基于此，本文以新媒体为语境，就中国减贫事业国际传播的平台思维、故事架构和话语创新等传播策略问题展开梳理和分析。
一、用好新平台：复媒体时代减贫国际传播新场域
在新媒体语境下做好中国减贫事业的国际传播，首先需要明确传播场域，即在哪里传播，从而解决如何传播的问题。跨国、跨文化、跨语境的“数字平台”（digital platform）是国际传播最为活跃的媒介空间和传播场域。这也是中国减贫事业进行国际传播，进而能够在国际间开展多维度对话交流的新场域。在这个新场域里，新旧媒体形式、新旧传播类型都在多元互动中实现融合发展，共同创造着信息散播、关系塑造和意义编织的新空间。
互联网平台跨越国家和文化边界，其所创设和运行的“复媒体环境”（poly-media environment）是当前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所谓“复媒体环境”，指的是互联网平台尤其是其中的社交媒体平台所含有的“融合性媒体结构”（media as an integrated structure）;以及在这样的融合性媒体结构中，对于用户使用而言，一种平台较之于另一种平台的独特性和“再媒介化”（remediation）可能。①这一复合型的融合性媒体结构，从传播主体上看，囊括了主权国家及其信息发布机构、各种非政府组织、社群群体及个人用户等，换句话说，人人都可能成为复媒体平台语境下的传播者和接收者;从传播内容上看，相对公正、客观和理性的信息与非理性的情绪化表达共存;从渠道管理上看，以往大众传播时代的报纸、广播、电视台等主动寻求媒体融合转型，纷纷积极打造自己的跨平台传播阵地。而复媒体语境下的再媒介化可能，则暗示着中国进行减贫事业国际传播的具体侧重点将随着不同平台的不同特点发生变化，也就是改变原有传播行为策略，适应已成气候的新媒体平台，实现多级流动和网络效应。在新媒体时代，这些复媒体新平台环境共同决定了中国减贫事业的国际传播需要改变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些固有逻辑。复媒体环境下，国内外互联网平台本身存在不小的差异，而全球性平台之间的不同之处更为明显。“如何与具有全球地方性的欧美社交媒体平台和互联网系统（如Facebook、Twitter等）进行有效协作， 将决定中国故事的到达率、接受度和影响力。”①能否用好新平台，成为中国减贫事业国际传播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具体来看，Facebook等平台更适合用于发挥熟人关系网络的连接与沟通功能，基于“熟人社交”的模式，在互联网上放大人际传播效应，在华留学生或是本国驻外工作人员可以在这一平台上，通过讲述减贫故事和转发行为等展示中国减贫具体情况，但同时也要避免因传播“圈层化、社群化”趋势而减弱其传播影响力;Twitter更像是在中国公共传播属性更为突出的微博，适合政府部门在此进行公开信息发布与组织危机公关等，如外交部、CGTN、《环球时报》等机构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推送有关中国减贫政策、成果和一些去语境化的经验故事，巧用一定的流量逻辑，尽可能地吸引非本土粉丝，实现减贫国际传播的效果转化和落地;而类似Instagram、TikTok这样以图片、短视频和流媒体等为主要传播手段的年轻化、移动化社交平台，则需要将文字内容转换为有针对性的视听形式，尽可能地贴合并满足用户观看、转载和再创造等使用需求，使得减贫传播的内容真实可感、亲切自然、高度可流通，从而最大化其传播效果。 概而言之，新媒体时代减贫事业的国际传播，需要注重平台思维的养成和复媒体逻辑的培育，重视跨国、跨文化、跨语境新平台传播技术的开发及其应用规律，包括如何超越简单工具主义，实现“信息与传播技术”（ICTs）对减贫传播问题的帮扶作用②，并摸清这一数字基础设施内嵌的政治及资本力量联合驱动关系，在必要的时候尝试打造自己的传播新平台，开拓传播、分享和交流的新空间。
二、架构新故事：寻求全球减贫最大公约数
中国减贫事业国际传播的故事架构，即讲什么故事、讲什么人的故事、传播什么价值的问题同样重要。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2020年5月发布的一项研究称，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公布的2020～2021年全球经济预测数据，可以预见，新冠肺炎疫情将对全球贫困状况造成不可逆转的深远影响。③由于彼时新冠肺炎疫情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且在发展中国家尚未全面暴发，该研究保守估计2020年全球贫困人口将增加5000万，贫困率回升至2015年水平;首当其冲的当属印度和尼日利亚两国，其贫困人口将分别增加1000万和800万。刚脱贫人群更容易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返贫;而极端贫困人口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长期保持高贫困率，经济严重依赖商品对外出口、外汇、旅游业等，无法抵御疫情带来的风险。2020年末，疫情在境外的进一步蔓延和多国多地因疫情导致的经济社会状况恶化佐证了这一研究的结论。
而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境内已经恢复了经济生产能力和社会协调治理，并在加速完成计划中的脱贫攻坚任务，在全球疫情背景下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动能恢复和转危为机之路。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如何依托新媒体平台交互化、场景化的技术特点，架构好中国减贫的新故事，并转化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叙事暗喻，借此展现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着现实层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架构中国减贫事业的新故事，需要寻求全球减贫最大公约数的叙事框架。这一减贫最大公约数仍然来自全球范围内各主权国家对解决有普遍性意义的贫困问题——特别是受到疫情冲击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尽快调整，度过危机——而实现可持续共同发展这一根本性目标的诉求。中国减贫事业新故事的国际传播，要在精神内核的坚持、案例的选择、故事的非虚构写作和新媒体语境的具体传播中，将这一目标及其实践行动贯穿始终。
在新媒体语境下，对上述根本性目标的诉求和践行，需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不同文化的认知偏见，更多关注减贫事业本身的中观和微观层面，做好故事的轻量化处理。例如，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在其融媒体平台书写了系列减贫脱贫故事。①西吉融媒体中心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多个脱贫致富案例，结合政府政策、个人经历、媒体采访和大众动员等多种叙述模式，融合视频、图片和灵动的排版，讲述了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故事，尤其是农民与土地的天然联系。尽管这是一个局部地区的脱贫案例，但如此鲜活的实践完全可以转化为国际传播活动中生动的脱贫故事。通过将宏大叙事融入个体故事，将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进行简化处理，落脚在具有跨文化共识的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人与人等关系的架构上，必要时通过情境迁移、情节再造、关键人物塑造等方法，突出一些核心要素尤其是新技术使用在减贫过程中的重要性，从而融入全球性减贫最大公约数价值取向，中国减贫的国际传播才能被跨国跨语境的公众所解读和接受，并在更广远的国际范围内进行散播和解读。这一案例既说明了新媒体传播的一大特征，也反映了中国减贫国际传播在具体内容和讲述方式上可采取的有效举措。
三、创造新话语：在发展合作中突出共情力
从“发展传播学”（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的角度看，中国减贫事业国际传播的根本动力和最终落脚点，在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交流互鉴、经验分享及情感动员诸方面，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而在基于新媒体的具体传播过程中，相对应的话语创新需要与减贫工作的步伐保持一致，并实现“以话语带减贫，以传播促发展”。
2004年正式成立的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持续更新自身的国际交流与传播话语，通过在线科研培训、平台化知识讲授、网络化的经验交流以及多边合作等途径促成国际性减贫传播的推进。①“中国将发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等国际减贫交流平台作用，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更加有效地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交流分享减贫经验。”②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例子可见，相关政府机构和外宣团队在从事中国减贫事业国际传播的过程中，需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拓宽新媒体端口业务功能，突出具有共赢性质的话语主体和话语对象，最终在传播活动中推动发展目标的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减贫事业的国际传播应该在共同发展中谋合作、求互助，从而实现多方共赢。近年来，中国致力于推动南南合作，特别是中非之间就减贫问题开展了深度合作。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副部长穆塞比斯·斯科瓦特沙（Mcebisi Skwatsha）指出，在实现自我脱贫的同时，中国向非洲地区提供了强大的支持，让发展中国家受益匪浅。他表示，会将中国经验带回南非，运用到实践中去，同时也号召金砖国家加强减贫领域的合作。③
中外减贫案例数据库等一些在线新媒体分享平台的搭建有利于把中国经验分享到非洲，为当地人民、相关投资者以及其他希望从减贫经验中获得借鉴的群体提供丰富的内容。④但在中国减贫事业的国际传播中，就合作话语的创新方面而言，也需适当降低自身制度贡献的曝光度——因为制度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可复制性——应突出合作意识，进一步下沉话语主体，增加具有亲近性的生动案例，并避免谈及一些涉及种族主义的敏感话题。①
在发展与合作基础上，中国减贫事业国际传播的话语创新更体现在涵盖人道主义的共情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扶贫减贫的实践中，始终坚持以保障贫困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主旨，通过连续多年的扶贫开发，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住房、教育、医疗水平大幅提高。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国际传播话语修辞上，面向国外受众，应当突出这一人道主义关怀，并尝试做减法，让一些成功减贫而有真切获得感的个体、集体和村庄成为被敘述的对象，或采取主动讲述、联合展示的话语叙述方式，突出其主体性价值，③真正让中国减贫实践在新媒体语境下被传播、被接受、被认可。总体来看，发展与合作是话语创新的基石，也是中国减贫事业传播能在异文化环境下真正生根的保障;而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对基本人权的保障与关爱，既是减贫工作本身的诉求，也是传播过程中对话语风格的基本演绎。
结 语
加大扶贫投入、精准扶贫，进而逐步减贫，最终实现全面脱贫和对脱贫成果的巩固——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在减贫事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进一步局部减贫脱贫、特别是缩小区域（城乡）发展差异与实现共同富裕将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过程被继续推进;而中国的减贫成就对于国际性、世界性经济发展问题也有莫大的启示性价值。中国减贫事业的国际性、世界性意义为其展开国际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新媒体语境下，中国减贫事业的国际传播应紧跟新媒体发展节奏，把握全球性信息分布和传播动向，切实增强传播力、影响力，丰富全球减贫的故事链，进而最终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关于贫困和减贫的基本共识，并推动全球性减贫目标的实现。
（责任编辑：林凌）
【关 键 词】中国减贫事业;国际传播;传播策略;新媒体环境
引 言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经济、全球化面临严峻挑战的双重背景下，中国仍然坚持推进脱贫攻坚事业，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创造了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迈出坚实步伐。①从整体数量上看，“十三五”期间中国累计减贫人数超过5000万，将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①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農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是我们作出的庄严承诺。”② 在2020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要坚持现行脱贫标准，强化扶贫举措落实，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健全和执行好返贫人口监测帮扶机制，巩固脱贫成果。”
脱贫攻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和使命担当，不仅对于中国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而言意义重大，也是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框架内，为全球减贫任务的达成和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追索所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2017年10月，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泰格埃格奈瓦克·盖图（Tegegnework Gettu）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减贫工作，他指出，“中国对待减贫工作一丝不苟，堪称全球典范”③。换言之，一方面，中国自身的发展已经是对全球性减贫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的减贫事业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提供机制创新和实际操作层面的借鉴，更能通过多元技术力量为世界经济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中国减贫的世界性意义使得这一事业具有重要的国际传播价值。中国减贫与国际传播活动并行不悖而且有机相融。相关的传播战略和传播行为不仅包括如何对外阐释中国减贫所包含的特定家国叙事和社会主义精神内核，以及如何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宣介本土减贫经验，更在于与减贫有关的跨国性信息发布、知识传授、组织传播、对话沟通和情感动员等多个方面。从大众媒体传播，到基于互联网的知识共享，再到组织化的人员交流，当前中国减贫的国际传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和认可，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赞赏乃至学习，但并未形成以新媒体为语境、多元平台为手段、多模态话语创新为支撑的新型国际传播策略，加上减贫问题本身的历史性、地方性乃至意识形态色彩，使得中国减贫的国际传播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特别是在移动社交媒体（比如短视频平台）已然深刻影响全球网民的信息获取、知识生产、情感需求及行动能力的前提下，拓展新的操作空间，借力新平台、新架构和新话语，进一步“讲好中国减贫故事、传递中国减贫声音”，是中国减贫事业国际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基于此，本文以新媒体为语境，就中国减贫事业国际传播的平台思维、故事架构和话语创新等传播策略问题展开梳理和分析。
一、用好新平台：复媒体时代减贫国际传播新场域
在新媒体语境下做好中国减贫事业的国际传播，首先需要明确传播场域，即在哪里传播，从而解决如何传播的问题。跨国、跨文化、跨语境的“数字平台”（digital platform）是国际传播最为活跃的媒介空间和传播场域。这也是中国减贫事业进行国际传播，进而能够在国际间开展多维度对话交流的新场域。在这个新场域里，新旧媒体形式、新旧传播类型都在多元互动中实现融合发展，共同创造着信息散播、关系塑造和意义编织的新空间。
互联网平台跨越国家和文化边界，其所创设和运行的“复媒体环境”（poly-media environment）是当前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所谓“复媒体环境”，指的是互联网平台尤其是其中的社交媒体平台所含有的“融合性媒体结构”（media as an integrated structure）;以及在这样的融合性媒体结构中，对于用户使用而言，一种平台较之于另一种平台的独特性和“再媒介化”（remediation）可能。①这一复合型的融合性媒体结构，从传播主体上看，囊括了主权国家及其信息发布机构、各种非政府组织、社群群体及个人用户等，换句话说，人人都可能成为复媒体平台语境下的传播者和接收者;从传播内容上看，相对公正、客观和理性的信息与非理性的情绪化表达共存;从渠道管理上看，以往大众传播时代的报纸、广播、电视台等主动寻求媒体融合转型，纷纷积极打造自己的跨平台传播阵地。而复媒体语境下的再媒介化可能，则暗示着中国进行减贫事业国际传播的具体侧重点将随着不同平台的不同特点发生变化，也就是改变原有传播行为策略，适应已成气候的新媒体平台，实现多级流动和网络效应。在新媒体时代，这些复媒体新平台环境共同决定了中国减贫事业的国际传播需要改变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些固有逻辑。复媒体环境下，国内外互联网平台本身存在不小的差异，而全球性平台之间的不同之处更为明显。“如何与具有全球地方性的欧美社交媒体平台和互联网系统（如Facebook、Twitter等）进行有效协作， 将决定中国故事的到达率、接受度和影响力。”①能否用好新平台，成为中国减贫事业国际传播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具体来看，Facebook等平台更适合用于发挥熟人关系网络的连接与沟通功能，基于“熟人社交”的模式，在互联网上放大人际传播效应，在华留学生或是本国驻外工作人员可以在这一平台上，通过讲述减贫故事和转发行为等展示中国减贫具体情况，但同时也要避免因传播“圈层化、社群化”趋势而减弱其传播影响力;Twitter更像是在中国公共传播属性更为突出的微博，适合政府部门在此进行公开信息发布与组织危机公关等，如外交部、CGTN、《环球时报》等机构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推送有关中国减贫政策、成果和一些去语境化的经验故事，巧用一定的流量逻辑，尽可能地吸引非本土粉丝，实现减贫国际传播的效果转化和落地;而类似Instagram、TikTok这样以图片、短视频和流媒体等为主要传播手段的年轻化、移动化社交平台，则需要将文字内容转换为有针对性的视听形式，尽可能地贴合并满足用户观看、转载和再创造等使用需求，使得减贫传播的内容真实可感、亲切自然、高度可流通，从而最大化其传播效果。 概而言之，新媒体时代减贫事业的国际传播，需要注重平台思维的养成和复媒体逻辑的培育，重视跨国、跨文化、跨语境新平台传播技术的开发及其应用规律，包括如何超越简单工具主义，实现“信息与传播技术”（ICTs）对减贫传播问题的帮扶作用②，并摸清这一数字基础设施内嵌的政治及资本力量联合驱动关系，在必要的时候尝试打造自己的传播新平台，开拓传播、分享和交流的新空间。
二、架构新故事：寻求全球减贫最大公约数
中国减贫事业国际传播的故事架构，即讲什么故事、讲什么人的故事、传播什么价值的问题同样重要。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2020年5月发布的一项研究称，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公布的2020～2021年全球经济预测数据，可以预见，新冠肺炎疫情将对全球贫困状况造成不可逆转的深远影响。③由于彼时新冠肺炎疫情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且在发展中国家尚未全面暴发，该研究保守估计2020年全球贫困人口将增加5000万，贫困率回升至2015年水平;首当其冲的当属印度和尼日利亚两国，其贫困人口将分别增加1000万和800万。刚脱贫人群更容易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返贫;而极端贫困人口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长期保持高贫困率，经济严重依赖商品对外出口、外汇、旅游业等，无法抵御疫情带来的风险。2020年末，疫情在境外的进一步蔓延和多国多地因疫情导致的经济社会状况恶化佐证了这一研究的结论。
而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境内已经恢复了经济生产能力和社会协调治理，并在加速完成计划中的脱贫攻坚任务，在全球疫情背景下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动能恢复和转危为机之路。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如何依托新媒体平台交互化、场景化的技术特点，架构好中国减贫的新故事，并转化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叙事暗喻，借此展现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着现实层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架构中国减贫事业的新故事，需要寻求全球减贫最大公约数的叙事框架。这一减贫最大公约数仍然来自全球范围内各主权国家对解决有普遍性意义的贫困问题——特别是受到疫情冲击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尽快调整，度过危机——而实现可持续共同发展这一根本性目标的诉求。中国减贫事业新故事的国际传播，要在精神内核的坚持、案例的选择、故事的非虚构写作和新媒体语境的具体传播中，将这一目标及其实践行动贯穿始终。
在新媒体语境下，对上述根本性目标的诉求和践行，需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不同文化的认知偏见，更多关注减贫事业本身的中观和微观层面，做好故事的轻量化处理。例如，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在其融媒体平台书写了系列减贫脱贫故事。①西吉融媒体中心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多个脱贫致富案例，结合政府政策、个人经历、媒体采访和大众动员等多种叙述模式，融合视频、图片和灵动的排版，讲述了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故事，尤其是农民与土地的天然联系。尽管这是一个局部地区的脱贫案例，但如此鲜活的实践完全可以转化为国际传播活动中生动的脱贫故事。通过将宏大叙事融入个体故事，将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进行简化处理，落脚在具有跨文化共识的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人与人等关系的架构上，必要时通过情境迁移、情节再造、关键人物塑造等方法，突出一些核心要素尤其是新技术使用在减贫过程中的重要性，从而融入全球性减贫最大公约数价值取向，中国减贫的国际传播才能被跨国跨语境的公众所解读和接受，并在更广远的国际范围内进行散播和解读。这一案例既说明了新媒体传播的一大特征，也反映了中国减贫国际传播在具体内容和讲述方式上可采取的有效举措。
三、创造新话语：在发展合作中突出共情力
从“发展传播学”（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的角度看，中国减贫事业国际传播的根本动力和最终落脚点，在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交流互鉴、经验分享及情感动员诸方面，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而在基于新媒体的具体传播过程中，相对应的话语创新需要与减贫工作的步伐保持一致，并实现“以话语带减贫，以传播促发展”。
2004年正式成立的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持续更新自身的国际交流与传播话语，通过在线科研培训、平台化知识讲授、网络化的经验交流以及多边合作等途径促成国际性减贫传播的推进。①“中国将发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等国际减贫交流平台作用，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更加有效地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交流分享减贫经验。”②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例子可见，相关政府机构和外宣团队在从事中国减贫事业国际传播的过程中，需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拓宽新媒体端口业务功能，突出具有共赢性质的话语主体和话语对象，最终在传播活动中推动发展目标的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减贫事业的国际传播应该在共同发展中谋合作、求互助，从而实现多方共赢。近年来，中国致力于推动南南合作，特别是中非之间就减贫问题开展了深度合作。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副部长穆塞比斯·斯科瓦特沙（Mcebisi Skwatsha）指出，在实现自我脱贫的同时，中国向非洲地区提供了强大的支持，让发展中国家受益匪浅。他表示，会将中国经验带回南非，运用到实践中去，同时也号召金砖国家加强减贫领域的合作。③
中外减贫案例数据库等一些在线新媒体分享平台的搭建有利于把中国经验分享到非洲，为当地人民、相关投资者以及其他希望从减贫经验中获得借鉴的群体提供丰富的内容。④但在中国减贫事业的国际传播中，就合作话语的创新方面而言，也需适当降低自身制度贡献的曝光度——因为制度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可复制性——应突出合作意识，进一步下沉话语主体，增加具有亲近性的生动案例，并避免谈及一些涉及种族主义的敏感话题。①
在发展与合作基础上，中国减贫事业国际传播的话语创新更体现在涵盖人道主义的共情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扶贫减贫的实践中，始终坚持以保障贫困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主旨，通过连续多年的扶贫开发，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住房、教育、医疗水平大幅提高。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国际传播话语修辞上，面向国外受众，应当突出这一人道主义关怀，并尝试做减法，让一些成功减贫而有真切获得感的个体、集体和村庄成为被敘述的对象，或采取主动讲述、联合展示的话语叙述方式，突出其主体性价值，③真正让中国减贫实践在新媒体语境下被传播、被接受、被认可。总体来看，发展与合作是话语创新的基石，也是中国减贫事业传播能在异文化环境下真正生根的保障;而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对基本人权的保障与关爱，既是减贫工作本身的诉求，也是传播过程中对话语风格的基本演绎。
结 语
加大扶贫投入、精准扶贫，进而逐步减贫，最终实现全面脱贫和对脱贫成果的巩固——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在减贫事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进一步局部减贫脱贫、特别是缩小区域（城乡）发展差异与实现共同富裕将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过程被继续推进;而中国的减贫成就对于国际性、世界性经济发展问题也有莫大的启示性价值。中国减贫事业的国际性、世界性意义为其展开国际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新媒体语境下，中国减贫事业的国际传播应紧跟新媒体发展节奏，把握全球性信息分布和传播动向，切实增强传播力、影响力，丰富全球减贫的故事链，进而最终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关于贫困和减贫的基本共识，并推动全球性减贫目标的实现。
（责任编辑：林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