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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的改革方法和路径选择：“老树发新枝”的渐变改革方式。中国政府并不像俄罗斯那样采取休克疗法，“砍掉老树栽新树”；中国政府也并不像东亚各国那样采取积极政策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政府在积极支持民营部门方面不那么主动，这与东亚其他经济体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改革仍存在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应继续坚持尊重国情、借鉴国际规范的稳健的改革方法。
关键词：中国模式；政策环境；政治体制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1-0001-02
一、问题的提出：如何解读中国发展、中国模式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持续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国大规模、持久的经济增长让世界震惊。即使是在20世纪末，在东亚邻国经济惊人增长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仍然显得异军突起。
中国的快速增长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解读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以及背后的原因，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与东亚各国相似，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来自于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普遍地将中国看做另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遵循着类似于韩国和新加坡等经济体所开辟的发展路径。但事实上，东亚各国发展与中國的发展虽存在许多共性，但仍有非常多根本性的不同之处。
二、东亚各国与中国发展对比
东亚各国是所谓民主国家，实行普选，政府权力分立，相互制约，实行多党制，全国上下采取广泛的民主，这种政治体制使得权力是“自下而上”的，因此政府是真正代表选民利益的，就有激励去作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与此不同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以前专制集权的现象现在还没有彻底解决，全国还未实行普选，政府权力膨胀且集中，一党制，权力“自上而下”，政府缺少权力竞争的压力，且拥有军权和国家大部分的资源，政府在根本上还是重点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支柱，发展民营企业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在政府、国有企业经济实力非常弱的情况下，只能改变政策，放手发展民营企业和引进外资。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头几年里，政策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是非常大的。20世纪90年代，中央提出了基本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中央大力改革国有企业，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逐渐改善了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进入21世纪，我们看到的是国有企业迅速膨胀式发展，许多国有企业海外成功上市，这些企业开始在国民经济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三、俄罗斯改革介绍
与中国一样，俄罗斯也曾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与中国差不多同时期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改革的成果远远不如中国。这正是在改革的方法论上出了问题。
古人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意思是说，淮河南岸的橘树，一旦移植到北岸，就变成矮小的枳树，结出的果实，也变得又苦又涩。1992年，苏联解体后成立的俄罗斯联邦，从西方经济高参那里，引进“休克疗法”，进行了一场激进的经济改革，希望借此跨入市场经济轨道，跻身西方发达国家之列。不料事与愿违，俄罗斯经济非但没有起色，反倒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不顾国情盲目改革，使俄罗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它拥有1 700万平方公里领土，1.5亿人口，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家底。叶利钦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改革，零打碎敲、修修补补，白白断送了苏联的前程。为避免重蹈覆辙，重振大国雄风，不能再做小脚老太太，应该大刀阔斧，进行深刻变革。此时，年仅35岁的盖达尔投其所好，在萨克斯的点拨下，炮制了一套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叶利钦“慧眼识珠”，破格将其提拔为政府总理，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休克疗法的一步大棋，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在盖达尔政府看来，改革之所以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国有企业改革，最省事的办法莫过于私有化，企业成了个人的，所有者就会更有激励完善公司治理。为了加快私有化进度，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经有关专家评估，俄罗斯的国有财产总值1.5万亿卢布，刚好人口是1.5亿，分到个人，人人有份。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因通货膨胀，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无偿私有化成了天方夜谭。此计不成，又生一计。既然送不成，那就低价卖。结果，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
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解散，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也随即宣告失败。俄罗斯把“休克疗法”当做灵丹妙药，本想一步到位，创造体制转轨的奇迹。但俄罗斯并未认清本国现实，在改革的方法论上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最终只能独自承受改革失败的苦果。
四、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
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国实行的是一种稳健、渐进式、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一步步摸索，坚持性能价格比的改革方式。
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作一个基本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模式可划分为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从1980年开始的改革。这一阶段中央采取的是一种谨慎、一致同意的决策，采取双轨制，有效地向中国引入市场经济，改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业与工业改革上，竞争主要表现为市场进入阶段的竞争，并没有广泛地采取私有化，实行的是一种非中央集权的权力结构，市场经济还是一种有缺陷的经济，会出现通货膨胀，这一阶段可以概括地称为“无失败者的改革”。第二阶段即从1990年开始的改革，这一阶段是一种快速的私人决策方式，政府加强了制度建设和市场经济改革，改革的焦点集中在了金融和监管改革上，私有化逐渐开始，重新开始了中央集权化的资源分配和宏观调控手段，这一阶段可以概括地称为“有失败者的改革”。 对于中国这种稳健地渐进式改革，中国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有从一个更高更全面的角度来总结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刘纪鹏教授在其《论改革方法论和方法論改革》一文中提出，中国改革与其说成功在市场化的目标确立，不如说成功在正确的改革方法和路径选择，中国“老树发新枝”的渐变改革方式与俄罗斯砍掉老树栽新树的“休克疗法”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彻底，拿中国股市来说，股份制的推行和深沪股市的建立以及由此产生的股权分置和一股独大正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从独一股到一股独大再到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就是中国改革的成功所在，而抽掉中间的一股独大就会陷入俄罗斯的改革误区。企业股份制如此，经济改革如此，在中国政治改革上也如此，必须要渐变稳定逐步发展。
我们要在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和“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理论的指导下，实行“渐变稳定、逐步转轨”的方法。中国要推行股份制有许多的问题：首先，股份制就会产生私有制，股份的流动就会使国有资产流失。其次，中国一开始就搞全流通模式是不现实的，中国股权还不清晰，流动后的权益归属并不确定。再次，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还未形成时，全流通会走俄罗斯的路，把国有资产向私人分掉或者向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分掉。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经验，而应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之路。“国有存量股份不动，增量股份募集转让”的模式被提了出来。国家体改委联合十五个部委共同出台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里，将股份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外资股和个人股四种。其次，在增量发行的股票上，既没有采用海外流行的公募，也没有采取私募的方式，而是创造了定向募集的概念，即增量发行的股票向企业内部职工募集，向社会法人募集。
五、中国仍存在的问题
应看到，虽然中央集权体制在过去表现得很出色，但是它的合法性仍然依赖于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保证经济会一直持续增长。当经济变得更加复杂，可以预料经济的有效运行将要求更大的透明度和更多的资源以保证监管机构的公正和独立，而目前的体制还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改革尚未通过高危险区：
首先，应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如今，民营经济已具有了相当大的规模，这些快速发展的民营企业正在重塑中国经济，中国政府如果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很难形成一个可行的政治战略。因此，在政策上应进行调整，不断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其次，要进行有效的产权改革。国内许多民族品牌企业，如柳传志的联想、李东生的TCL，这些企业都是原先的集体企业，有当地政府的政策保护，有的企业成功地完成了产权改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而有的企业则陷入产权不明的泥潭，最终退出了市场舞台。最后，我们仍不能忘记，一定要坚持推进政治改革。中国的计划经济已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但计划经济最后一座堡垒仍稳固存在，我们要适时稳步推进改革。
六、结语
20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反对改革者，20世纪90年代后改革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激进改革者。中国改革的成功正是在于正确的改革方法和路径选择，即“老树发新枝”的渐变改革方式，我们应继续坚持尊重国情、借鉴国际规范的改革方法。‘
参考文献：
[1] 刘纪鹏.大道无形——公司法人制度探索[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2] [美]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3] 李曙光.转型法律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4]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
[5]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责任编辑 吴高君]
关键词：中国模式；政策环境；政治体制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1-0001-02
一、问题的提出：如何解读中国发展、中国模式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持续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国大规模、持久的经济增长让世界震惊。即使是在20世纪末，在东亚邻国经济惊人增长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仍然显得异军突起。
中国的快速增长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解读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以及背后的原因，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与东亚各国相似，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来自于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普遍地将中国看做另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遵循着类似于韩国和新加坡等经济体所开辟的发展路径。但事实上，东亚各国发展与中國的发展虽存在许多共性，但仍有非常多根本性的不同之处。
二、东亚各国与中国发展对比
东亚各国是所谓民主国家，实行普选，政府权力分立，相互制约，实行多党制，全国上下采取广泛的民主，这种政治体制使得权力是“自下而上”的，因此政府是真正代表选民利益的，就有激励去作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与此不同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以前专制集权的现象现在还没有彻底解决，全国还未实行普选，政府权力膨胀且集中，一党制，权力“自上而下”，政府缺少权力竞争的压力，且拥有军权和国家大部分的资源，政府在根本上还是重点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支柱，发展民营企业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在政府、国有企业经济实力非常弱的情况下，只能改变政策，放手发展民营企业和引进外资。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头几年里，政策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是非常大的。20世纪90年代，中央提出了基本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中央大力改革国有企业，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逐渐改善了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进入21世纪，我们看到的是国有企业迅速膨胀式发展，许多国有企业海外成功上市，这些企业开始在国民经济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三、俄罗斯改革介绍
与中国一样，俄罗斯也曾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与中国差不多同时期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改革的成果远远不如中国。这正是在改革的方法论上出了问题。
古人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意思是说，淮河南岸的橘树，一旦移植到北岸，就变成矮小的枳树，结出的果实，也变得又苦又涩。1992年，苏联解体后成立的俄罗斯联邦，从西方经济高参那里，引进“休克疗法”，进行了一场激进的经济改革，希望借此跨入市场经济轨道，跻身西方发达国家之列。不料事与愿违，俄罗斯经济非但没有起色，反倒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不顾国情盲目改革，使俄罗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它拥有1 700万平方公里领土，1.5亿人口，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家底。叶利钦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改革，零打碎敲、修修补补，白白断送了苏联的前程。为避免重蹈覆辙，重振大国雄风，不能再做小脚老太太，应该大刀阔斧，进行深刻变革。此时，年仅35岁的盖达尔投其所好，在萨克斯的点拨下，炮制了一套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叶利钦“慧眼识珠”，破格将其提拔为政府总理，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休克疗法的一步大棋，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在盖达尔政府看来，改革之所以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国有企业改革，最省事的办法莫过于私有化，企业成了个人的，所有者就会更有激励完善公司治理。为了加快私有化进度，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经有关专家评估，俄罗斯的国有财产总值1.5万亿卢布，刚好人口是1.5亿，分到个人，人人有份。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因通货膨胀，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无偿私有化成了天方夜谭。此计不成，又生一计。既然送不成，那就低价卖。结果，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
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解散，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也随即宣告失败。俄罗斯把“休克疗法”当做灵丹妙药，本想一步到位，创造体制转轨的奇迹。但俄罗斯并未认清本国现实，在改革的方法论上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最终只能独自承受改革失败的苦果。
四、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
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国实行的是一种稳健、渐进式、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一步步摸索，坚持性能价格比的改革方式。
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作一个基本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模式可划分为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从1980年开始的改革。这一阶段中央采取的是一种谨慎、一致同意的决策，采取双轨制，有效地向中国引入市场经济，改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业与工业改革上，竞争主要表现为市场进入阶段的竞争，并没有广泛地采取私有化，实行的是一种非中央集权的权力结构，市场经济还是一种有缺陷的经济，会出现通货膨胀，这一阶段可以概括地称为“无失败者的改革”。第二阶段即从1990年开始的改革，这一阶段是一种快速的私人决策方式，政府加强了制度建设和市场经济改革，改革的焦点集中在了金融和监管改革上，私有化逐渐开始，重新开始了中央集权化的资源分配和宏观调控手段，这一阶段可以概括地称为“有失败者的改革”。 对于中国这种稳健地渐进式改革，中国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有从一个更高更全面的角度来总结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刘纪鹏教授在其《论改革方法论和方法論改革》一文中提出，中国改革与其说成功在市场化的目标确立，不如说成功在正确的改革方法和路径选择，中国“老树发新枝”的渐变改革方式与俄罗斯砍掉老树栽新树的“休克疗法”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彻底，拿中国股市来说，股份制的推行和深沪股市的建立以及由此产生的股权分置和一股独大正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从独一股到一股独大再到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就是中国改革的成功所在，而抽掉中间的一股独大就会陷入俄罗斯的改革误区。企业股份制如此，经济改革如此，在中国政治改革上也如此，必须要渐变稳定逐步发展。
我们要在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和“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理论的指导下，实行“渐变稳定、逐步转轨”的方法。中国要推行股份制有许多的问题：首先，股份制就会产生私有制，股份的流动就会使国有资产流失。其次，中国一开始就搞全流通模式是不现实的，中国股权还不清晰，流动后的权益归属并不确定。再次，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还未形成时，全流通会走俄罗斯的路，把国有资产向私人分掉或者向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分掉。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经验，而应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之路。“国有存量股份不动，增量股份募集转让”的模式被提了出来。国家体改委联合十五个部委共同出台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里，将股份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外资股和个人股四种。其次，在增量发行的股票上，既没有采用海外流行的公募，也没有采取私募的方式，而是创造了定向募集的概念，即增量发行的股票向企业内部职工募集，向社会法人募集。
五、中国仍存在的问题
应看到，虽然中央集权体制在过去表现得很出色，但是它的合法性仍然依赖于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保证经济会一直持续增长。当经济变得更加复杂，可以预料经济的有效运行将要求更大的透明度和更多的资源以保证监管机构的公正和独立，而目前的体制还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改革尚未通过高危险区：
首先，应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如今，民营经济已具有了相当大的规模，这些快速发展的民营企业正在重塑中国经济，中国政府如果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很难形成一个可行的政治战略。因此，在政策上应进行调整，不断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其次，要进行有效的产权改革。国内许多民族品牌企业，如柳传志的联想、李东生的TCL，这些企业都是原先的集体企业，有当地政府的政策保护，有的企业成功地完成了产权改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而有的企业则陷入产权不明的泥潭，最终退出了市场舞台。最后，我们仍不能忘记，一定要坚持推进政治改革。中国的计划经济已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但计划经济最后一座堡垒仍稳固存在，我们要适时稳步推进改革。
六、结语
20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反对改革者，20世纪90年代后改革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激进改革者。中国改革的成功正是在于正确的改革方法和路径选择，即“老树发新枝”的渐变改革方式，我们应继续坚持尊重国情、借鉴国际规范的改革方法。‘
参考文献：
[1] 刘纪鹏.大道无形——公司法人制度探索[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2] [美]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3] 李曙光.转型法律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4]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
[5]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