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担心，亲爱的，这是一次和平的抗议。很快我就能回家，跟你和孩子在一起。”
　　电话那头的埃及人阿姆尔·卡塞姆（Amr Kassem）不断地安慰妻子阿斯玛·侯赛因（Asmaa Husssein）。
　　这是8月16日的亚历山大，埃及海港城市街头。市民们正在参加一场葬礼，悼念在两天前遭射杀的一名抗议者。卡塞姆也在葬礼人群当中。
　　半个小时之后，侯赛因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他们告诉我，他被狙击手击中了后脑勺。安全部队的人可能只是凭着卡塞姆的胡子，就把他当成了穆兄会的成员。”侯赛因说。
　　她说丈夫并不是这个伊斯兰组织的成员。这个星期，他们一家从居住的多伦多回到丈夫老家亚历山大来度假。“他是为正义挺身而出的。希望他的死能让更多人思考，这样的行为不是针对暴徒，是对像你和我一样的平民。”
　　鉴于军方从8月14日开始一再使用狙击手、推土机和催泪弹对待静坐人群，穆兄会宣布8月16日为“愤怒日”。几十个基督教福音教堂被伊斯兰极端分子焚毁。从那时起，各方的愤怒显然远未平息。
　　卡塞姆的悲剧，是埃及新一轮社会动荡的缩影。两三个月来，埃及民众请愿、穆尔西下台、其支持者静坐、军方清场、伊斯兰主义者再报复、自由派巴拉迪请辞、穆巴拉克被释放……埃及新闻从业者Mohamed Abdelfattah在推特上打个了很形象的比方。“埃及已经变成了一头在狭窄的厨房里喝醉了的大象。每挪动一下，就会闹得鸡飞狗跳，不可开交。”

最血腥的一天

　　“你看过 《辛德勒的名单》 吗？那天（8月14日），就是电影里那个样子。”
　　8月14日，埃及军警意欲让开罗“恢复宁静”而采取的清场行动，不幸成为国家走向另一波动荡的引爆点。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有多少人付出生命？谁该负主要责任？不同方面至今存在着罗生门般的叙述。
　　“早晨6点半，我就闻到了窗外飘进来的烟味，那是催泪弹刺鼻的味道。我和邻居一起走到了纳斯尔路。警察在我们面前紧张地来回走动。他们说不到9点，已经有6名警员被实弹击中。这大概是真的。因为有些穆兄会的人，在离阿达维耶清真寺营地一个街区的Abbas al-Akkad街，朝我们这个方向扫射。后来，警察就有些疯狂了。他们会随意地扣起任何可疑的‘静坐者’，拳打脚踢。我亲眼看见警察把一个蓄须的店主从人群里拎出来以后，店主从自己店里飞快地拿起剃刀，把脸上的胡子刮掉。”一位匿名的亲历者说。
　　埃及女记者、《经济学人》和《彭博商业周刊》撰稿人纳丁·马洛什当天一直奔走在静坐营地、医院和附近的清真寺之间。那天中午，她在前往复兴广场的途中看到了黑烟和阿帕奇直升机。
　　“警察全副武装，对人群使用催泪弹，记者不能走近。他们也不让人进出医院，除了身上配有医务卡的人。”下午，在阿达维耶清真寺营地医院，马洛什不断地数着她见到的尸体，“我数了有61具尸体，医生告诉我一共有2200多人死亡……”也是在这家医院，一个叫Anes的青年告诉马洛什，自己17岁的妹妹Asmaa el beltagy也遇难了。他们的父亲Mohamed al-Beltagy，正是穆兄会的首脑之一。
　　馬洛什在推特上发问：“谁能告诉我，有几名记者死了？！”
　　很快，埃及本地的英文新闻网站Ahram Online回答了马洛什的问题：至少4名记者死于当天的清场，包括61岁的英国天空电视台摄像Mick Deane、总部在迪拜的XPRESS的埃及记者、26岁的Habiba Ahmed Abd Elaziz等。XPRESS的兄弟媒体Gulf News的员工Abd Elaziz正在休年假，在回家途中被杀。她的脸谱账号信息显示她是穆尔西的支持者，也去了广场抗议。
　　人权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将清场行动定义为“埃及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非法杀戮事件。”
　　“你看过《辛德勒的名单》吗？那天（8月14日），就是电影里那个样子。”
　　8月15日夜里，穆兄会的中层成员Farag驾车穿过荒无人气的开罗城，在电话中告诉《外交政策》杂志，口气里透出对临时政府宵禁令的蔑视。8月14日，埃及安全部队开始清场行动时，他曾经被他们抓住，子弹从他头上几公分处飞过。法拉激动地指责：“这是新的大屠杀，他们在焚烧街上的尸体。”
　　“撒谎！这绝不是屠杀。”刚从开罗回来的（某中东媒体驻华）埃及记者埃伊曼告诉我。
　　那天，他也在离营地不远的开罗街头，一直打探着消息。埃及同行告诉他，清场行动半小时内就有四十多名士兵死亡。“为什么西方媒体没说这个？！为什么最后死伤这么惨重？因为穆兄会手里有很多重型武器。”
　　8月8日是伊斯兰开斋节的第一天。不少旅居在国外的埃及人都选择了这个时间段回国和家人团聚。拉米尔也不例外。她的一个亲戚本来在节后要举行婚礼，因为清场往后延迟了。8月14日，在从海边度假回家的途中，她和丈夫看到了军队的坦克。
　　“他们要我们退回去，别往前走了。但后来，我们接到家里电话，告诉我就在亚历山大的街上，一个12岁的孩子因为对穆兄会的人扔了块石头，被两个极端分子杀了。这是我先生的妹妹说的。”几天前，坐在我对面的拉米尔，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眼里充满惊恐。
　　8月14日的晚上，拉米尔和丈夫孩子就在附近找了个旅馆住下。由于满心恐惧，亲戚的婚礼她也没参加。大概是惊魂未定，回北京后的几次通话，她都显得特别虚弱。 　　在拉米尔眼中，原本浪漫亲切的家庭聚会和海滨度假毁于一旦，都是拜穆兄会“所赐”。而军方是响应民众的呼吁，前往静坐地点去“解救”民众的。
　　事实上，警方要在开斋节后清场，是众人预料中的行为。《纽约客》驻埃及记者、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在文章中描述：今年7月，当地外交界的朋友就告诉他，因为耐心有限，也考虑到学生的新学期临近，安全部门有意让穆尔西的支持者静坐维持大约一个月，但一定会在8月之前结束它。
　　“如果你从一个孩子手里拿走一个玩具，他不也要闹腾一会儿吗？”被何伟问起的官员回答，“就让他们折腾一下好了。”
　　“但人们总是寄望军方会守住底线。”何伟这样写道。
　　而在Farag的眼中，“安全部门是希望能杀1个，震住3个。但结果却是另外10个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更多的人要报仇雪恨。”

灾难性的一年

　　埃及首位民选总统不但没有兑现他的诺言，反倒让国家滑向深渊
　　萨拉·卡尔（Sarah Carr）是一名英裔埃及媒体人。她明确表示，自己既反对军队干涉政治，但也厌恶穆尔西的统治。尽管她在2012年的第二轮选举中投了穆尔西的票，那也只不过是为了“不投沙菲克罢了”。
　　大约两个月之前，卡尔穿梭在支持和反对穆尔西的人群中间，感觉像是行走在“两个星球”。在前者中，男性大大多过女性，人员构成也没有反对者那么复杂。
　　“支持穆尔西的人里，我没有见到过一个不戴面纱、又不是记者的女人，也没有基督徒。”卡尔说，足见这个群体的人员单一和封闭。反对者将被洗脑似的穆兄会的支持者称为“绵羊”（khirfan），支持者则把反对者叫作“异教徒”（kuffar）或是feloul（穆巴拉克政权的受益者和拥护者）。
　　6月30日，穆尔西上台一周年之际，埃及爆发全国性抗议示威。“绵羊”、“异教徒”及警方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事件的起因是开罗阿达维耶清真寺附近的居民向警方投诉，穆尔西支持者持续二十多天的静坐，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7月4日，穆尔西被推翻的第二天，卡尔来到了静坐营地所在的开罗纳斯尔城区。从营地入口开始，一公里长的坦克排成一字列队，检查路人的包裹，盘问记者。坦克后面树起了铁丝网。
　　就在这儿，一个口齿不清的工程师和另外两个人争论起来。他说自己没有参加两年前1月25日的革命，但那些抗议活动教会了他“如何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且捍卫它”。他还说自己在两轮选举中都投了穆尔西的票，但他不是投给某个人，而是某种“理念”。
　　“从那些精英身上我学到了民主，于是我参加了投票。可是现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有革命，也没有什么民主。”工程师沮丧地说。
　　两年半前的2011年1月，埃及的广场革命爆发，千万人对这个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投去期待的目光。2011年底，代表穆兄会的自由与正义党赢得议会选举，曙光乍现。2012年6月，穆尔西击败代表世俗派的前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就任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然而，在执政后不到四百天里，这位一人一票选出的埃及总统不但没有兑现他的诺言，反倒让国家滑向深渊。
　　失业率到达创纪录的50%。停水停电成了家常便饭。静坐之前，开罗司机为了加油要排上四五个小时的长队。垃圾围城、臭气熏天之类的老问题毫无改观。作为国家支柱产业的旅游业，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带有强烈伊斯兰主义色彩的“禁酒令”一经推出，在已经世俗化的埃及也不得人心。
　　若只是经济和市政上无所作为，穆尔西不会被赶下台。在何伟看来，穆兄会在当选和执政的一年半中，过分痴迷选票，以为民选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作为一个长期在野的组织，穆兄会不懂得与其他政治派别结盟，更谈不上分享政治权力。而 “前政权倒下了，沒人愿意接手（烂摊子）。即便是为此等待了八十多年的穆兄会，一样没准备好”。
　　看上去温和甚至软弱的穆尔西，上台后任人唯亲，特别是2012年11月，撤换总检察长，“极权之意图”比穆巴拉克有过之无不及。根据11月22日颁布的“总统令”，在新宪法通过之前和新议会选举出来之前，任何个人或机构不得废止总统上台之后的法令；司法机构无权解散制宪会议。“这是他犯下的最大错误。”埃及媒体人亚思敏·拉什迪（Yasmine El Rashidi）告诉笔者。
　　从那时起，像拉什迪这样的埃及人对穆尔西失去信心，重新思考自己当初的选择。穆尔西当政一年来，上街游行的人和次数远胜过他的前任穆巴拉克掌权时。萨拉·卡尔更是在2012年底的博客上直接称穆尔西的政策为“希特勒式的”。
　　今年春天，穆尔西威胁说要关掉那些播送反政府报道的电视台，并且开始调查部分激烈的言论。埃伊曼在受访时指责，穆兄会修改了小学教科书，往里添加了宣扬穆兄会的内容。“我们还听说他要把哈拉伊卜三角地区让给苏丹，这可是我们的土地啊！”
　　年轻的埃及人拉什迪承认，“去广场”如今成了一种简单、惯性的思维。连不少反对派都习惯了用呐喊的形式来表达诉求。
　　“你知道，穆尔西下台，我们所有人都是，噗——这个反应。”拉米尔摊开双手，眼睛往上抬，嘴角露出松了一口气的笑容。
　　穆兄会没有抓住埃及人给予他们的这次宝贵机会。
　　穆尔西被罢免后，形势更糟。过去一个多月穆兄会的艰难处境，让他们在和国外媒体、外国使节打交道时似乎获得了道德制高点。但他们却和埃及社会的主流越来越脱离，扰乱开罗城市交通的做法，更让他们在首都四处树敌。
　　“有证据显示，在8月14日之前的几周，穆兄会已经在折磨拷打穆尔西的反对者。”拉什迪说。

不明朗的未来

　　“在埃及，我们能看到民主天性的种子，但它却是在扭曲状态中生根发芽”
　　而军方却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从一开始，塞西就领导军队描绘出一幅“执行民意”的图景。
　　他们用直升机和摇旗宣传的形式来“笼络”平民，在电视节目中宣称国家正在发动一场针对穆兄会“恐怖分子”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做法很奏效：中上层的埃及人希望穆尔西下台，持续数天的静坐和交通堵塞也让民众不胜其扰。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屡试不爽”的军队身上。 　　埃伊曼掰着指头告诉我，每个埃及家庭里都有一两个，甚至更多人来自军队。“军队，就是我们的家人。”从1952年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以来，军队在埃及享有很高的地位。
　　7月3日，将穆尔西拉下马的塞西公开强调，军方将继续“远离政治”，他本人不谋求竞选总统。“我这一生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控制了埃及的局面，让埃及人都能稳定地生活。”
　　但军方并非是万能良药。
　　迄今，埃及人还生活在紧急状态下。据埃及官方的数字，过去12天里有包括最高领袖巴迪（Mohammed Badie）在内的两千多名穆兄会成员被捕。分析人士称，自1954年与纳赛尔政权发生冲突以来，最近穆兄会招致的人心分离是他们遇到的史上最严重危机。
　　外界普遍认为，就目前来看，穆兄会还在坚持他们的政治道路，即便这样会让他们与其他力量疏离，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掌握了政权的军方，在观察者眼里也不容乐观，很多时候“他们就是顺着绝大多数人糟糕的本能而为”。
　　何伟说，“在埃及，我们能看到民主天性的种子，但它却是在扭曲状态中生根发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极权统治中，政治和社会环境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虽然埃及临时政府总理贝布拉维在动乱之后的电视讲话中表示，希望看到埃及成为一个公民社会，不是军事国家，也不是宗教国家。然而，前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全国反对派联盟阵线的领导人之一巴拉迪（Mohamed M. El Baradei）的辞职显示，在暴力镇压之下，埃及社会的裂痕进一步扩大了。
　　有趣的是，何伟和笔者见到的几位埃及人，都像盖洛普调查结果一样：人们满腹牢骚，但对未来还是乐观。正在学习阿拉伯语的何伟，每次和当地人交谈，最典型的开场白就是：“你把票投给谁？”
　　身在北京的埃伊曼信心满满地对笔者说：“自从2011年1月25日之后，埃及人已经在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在那么多有才干的人中间，一定会涌现杰出的领袖。”
　　和乐观的中年大叔埃伊曼相比，人在开罗的70后拉什迪措辞更为谨慎。她说，革命从来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完成的，“我们要学会保持耐心。而怎样让不同力量走到一起、推动国家进步，这才是埃及更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