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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韧是中国著名电影导演，他的《李双双》《今天我休息》等影片如今仍在电视里轮番播放。2012年，上海影协和上影集团曾为他隆重举办“鲁韧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2002年，他刚过完九十大寿的生日，就悄然离开了人世，迄今已有十七个年头了。我和我的家人常常思念他，我的大女儿有次看到鲁导生前与我的合影，向我发问：“鲁爷爷还在吗？”她对鲁导的记忆是36年之前的春节，她和妹妹还在农村读书的时候，我们上鲁导家作客时，他的热情、和善、慈祥的神态深深地印在我和我的家人心坎里。
人们不禁要问，你与鲁导什么关系，怎么还邀请你全家上他家过大年呢？事情的由来，且听我慢慢道来。
巧遇
1977年，也就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第一个花香鸟语的季节里，一天晌午时分，我踏着自行车，穿出巨鹿路675号上海文联（那时文联作协未分家）的大门，正要往陕西路方向右拐弯时，突然从我的左侧传来厚实高亢的喊声：“小黄——！”我急忙刹车，下车后回首一看，鲁导穿着淡灰色风衣咧着嘴，笑哈哈地在人行道上向我稳步走来。我赶忙将车靠在围墙旁，迎上前去，礼节性地向他伸出手。鲁导一脸春风得意，见到我激动地说：“今天总算见到你真人了！”我听后傻笑着，怎么好像我与他是失散多年的老朋友，他一直在寻我似的。我转念一想，鲁导是搞艺术的，这是艺术家的夸张吧。没有想到他接着问我：“多少年没有见面啦？”我在他面前张口结舌，一时说不上来，心想：在《李双双》摄制组他是导演，我是置景工小青年，无事可做，搬搬道具、拿拿服装，虽然与他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但是在外景和内景长达半年之久的相处中，我与他从没有说过一句话，甚至在我的记忆里，与他点头的机会都未曾有过。何况影片完成后——1962年初，摄制组解散了，一直到十年浩劫，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从没有与他见过面。所以当他问我多少年没有见面时，我答非所问地说：“我认识您鲁导，你认识我吗？”这真是一句多余的废话，引来了他的哈哈大笑。
他把紧握我的手抖了抖松开以后，扶了扶他的金丝边眼镜，夸张地说，他听到关于我的许多种种奇谈怪论，使他对我产生浓厚的好奇心。我稀里糊涂地听着，脑海里打着一个个问号，心想他认识的小黄，可能并非是我。正在百思不得其解时，他凑近我轻声问：“你从上影文学部调到作协啦？”这时我才如梦初醒，他讲的是我。我来不及向他解释，他也不容我解说，连说“作协好，作协好”，还说，胡万春、费礼文等人都是工人出身的作家，和他们在一起，可以学到东西。接着，他还问巴金是否来这里上班。因为他知道，巴老是《收获》的主编。我回答他不来上班，有时开会能见上。鲁导接着说：“那好啊！巴金这人很好，遇上事还能请教他啊。”鲁导不停地与我说东道西，而当时我的心情却是想匆匆与他告别，赶往淮海中路795号电影局食堂吃午饭。鲁导好像知道此意，他凑近我耳旁悄悄地说：“今天，我糟老头请客。”我忙说：“不……”想去推自行车，可他一伸手，“咔嚓”一声，将后轮上的蟹钳锁锁住了。他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动作却十分敏捷，他取出钥匙，将手迅速伸进风衣袋里，向我眨眨眼，转身独自向前走了，我只好乖乖地跟上。
他吃的小馄饨，替我喊了一碗大馄饨。吃完午饭，我来到了他家，一直聊到下班时分。他当然知道是石方禹调我前去参加恢复上海影协工作组筹备的，可我从鲁导那里所获的信息，听起来却使人好笑。例如我调到文学部的事，没有想到在旁人眼里我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一时间闹得全厂上下像闷烧着的开水在翻滚，有鼻子有眼地说三道四，说什么在电影系统的某厂长的女儿与我婚配，因为我是成了驸马才从置景部门调到创作部门的。鲁导饶有兴致地问我，有这事吗？我摇着头。
在鲁导那里获知的另一件事，现在回忆起来还是一个谜，事情发生在与石方禹一次握手上。在什么地点，什么场合，我脑海里一片空白。一次握手何作奇呢？为何有那么大反响呢？根据鲁导描述的回忆是，这一天，我与著名电影演员白杨同时进入活动场所时，已经落座在场内的石方禹走上前来（那个时候他的身份是中国电影局局长，管理着全中国电影事业，从北京专程来上海参加这次活动）。他与白杨握手，那是无可非议的事，可出乎人们预料的是，他与我这个无名之輩也握上了手，而且他转身走了几步，与我坐在一起，还向我敬了一支烟。那时候公共场所没有禁烟令，活动也没有正式开始，他与我一面抽烟一面聊着什么。等到活动结束散场后，不熟悉的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熟悉的人朝我笑笑，有的伸出大拇指，为石方禹与我的握手点赞。还有一位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刚出会场的大门，见到我就说，你与石方禹的关系不一般啊！鲁导默默地笑着，好奇地盘问我：“你和‘假洋鬼子’究竟什么关系啊？”（石方禹因生于印尼爪哇，故有此戏称）我摇着头，接着鲁导的话说：“在这样的公共场所的一次握手，你不是名人，但超越了名人，这里面隐藏着多少人们不知道的故事啊。”
鲁导掐指说来，他与我十五年没见面了。他真像一位老朋友似的，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实在太多了。与他告别时，他说“今后常来坐坐”，当时我认为客套而已。
父亲
与鲁导第二次的见面，没有想到竟是他以我父亲的身份找上门来。
这要从我这个“票老虎”说起。我退休20多年了，碰上文联熟悉的人还直呼我“票老虎”。我这顶“票老虎”的帽子，并非交通方面的，而是掌控部分内部电影的“票老虎”。在十年动乱的年代里，舞台上演的、银幕上放的都是样板戏，所以“四人帮”粉碎以后，开放了外国电影的放映，于是有了轰动一时的“内部电影”。有了内部电影，也就有了“内部电影票”。那时在社会上有一句顺口溜：“一支小白棍（一支烟）能撬开后门，一张电影票能推动地球”。可见这张票子有多吃香。
当时恢复影协工作小组的成员由德高望重的李伯尤老先生，原天马电影厂文学副厂长王世桢和无名小卒的我三人组成。我牢记石方禹的嘱咐：“你年轻，具体工作多做做。”而且我付诸行动，如内部电影放映的场次联系、安排、取票、分发票的具体事务性工作我全包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实行双休制，白天完成不了晚上搞，晚上完成不了星期天搞。票务的总方案由三人商量而定，我一一登记，分装发送，最远送到技术厂，忙得不亦乐乎（后来才懂得建立各单位联络员制）。每次放映内部电影一星期左右，前前后后半个多月，在办公室都没法工作，从四面八方来人来电话索要非卖品电影票。可在放映的剧场门口常有黑市票兜售，每张票价2.50元左右，如果说按当时一般人四五拾元的工资比值来计算，黑市票可能达现在的200多元一张。关于黑市票，当场捉到的前前后后有多起，其中有电影局的人，也有文联机关的人。 那时临时办公地点在大楼的207室，在这非常时期，我们常常关门大吉，三人一走了之。如果我们三人在办公室研究工作，就通知总机，不管内外线一律不要接进来，即所谓切断电话线。但万万没有想到，时任市长汪道涵找当时文联党组书记钟望阳的电话也被切断了——对方说，我是汪道涵，接线员还认为是来要票的，所以随口回答，谁知道你是汪道涵？这就闯了祸，可我们浑然不知情。
就在这当口，突然接到总机的电话：“你父亲在传达室，电话接不接？”我回答：“不接。”话音刚落，放下电话，急忙下楼，心里却在打鼓。我父亲突然从乡下到上海，又有什么事？曾记得在海燕厂工作时，乡下的母亲为弟治病需要钱，为弟结婚造房需要钱，多次到厂里闹过，有一次从凌晨闹到第二天凌晨。工会主席老丁一直陪伴着、劝说着，要让我母亲住到他家去，母亲不肯，我也不愿。因为我知道，老丁家里地方不大，又有三四个孩子，怎么能住得下呢？我劝说母亲，待我到了乡下，再设法筹集需要的钱。那个时候回家要从十六铺码头乘船，凌晨六点起航，船费一人一元，可我口袋里还不到二元，正要向老丁开口借钱，还没有等我启齿，他从衣袋里取出一张五元人民币，我心酸地接过了钱，嘴里却说不出“谢谢”二字。老丁知道我的处境微微摇着头，轻轻地叹了一声，他低声朝我说：“锦元，一路上好好照顾你母亲。”这时不知为何，我的泪水无声地喷涌而出。
后来我调到了上影文学部，在永福路52号上班，那里的周边没有公交设施，交通极不方便。可不知怎么的，我乡下的父亲却能找到我。这一天我正巧外出组稿，下午三点左右才回，进永福路52号的大门，就有人告诉我，说我父亲上午就来了，中饭由李浣清招待的。我一听急忙去找李浣清，一是要谢谢她，二是要把饭菜票还给她，可她不愿收下。李浣清原是著名电影演员，后来改行当编辑了，是电影喜剧大师韩非的夫人。虽说是名人家庭，但那个年代的艺术家经济上也不宽裕，据说他们将结婚纪念的一对金表变卖补贴家用。何况当年的饭票又是定量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粮票比钱还珍贵。我几次三番要把饭票、菜票钱付给她，却都被她拒收了，她只给我留下一句话：“粮食再紧张经济再困难，招待你父亲这顿饭——小黄请别放在心上。”她清脆悦耳的话语声，成了我伤感的美好的回忆。
今天我父亲又来上海了，我一定好好孝敬孝敬，我加快脚步走下楼去。我沒有想到，在传达室门口树荫下站着的竟是鲁导。他身穿白色的汗衫，淡灰色的西装短裤，手里摇着折叠纸扇。这天特别炎热，他脸上淌着汗水，朝我嘻笑说：“见到你真难啊！”我正要向他解释什么，他却朝我靠近了一步，指着他自己的鼻子，跳动着脸腮，在金丝边眼镜里睁大着眼睛：“我这把年纪能做你父亲吧？”接着又笑言：“我不会轧闹猛向你来要票的。”我也回答：“这我知道，你夫人在译制厂是翻译家，对你来说，看外国电影不稀奇。”鲁导哈哈地笑着，说今天来找我，是要告诉我他人生的一件大事，他退休了！但他仍是上影第三创作集体的体长。平常不去上班，有会去厂里参加。我也说了声：“到上面坐坐吧。”鲁导说：“不用，你也不必客套了，不是办公室内比外面更热吗？”
话说回头，办公室确实够热。那个时候的王世桢更是心焦似火，并不是天气闷热造成的，而是因为市长的电话被切断后，并没有责怪接线员，而是找到我们影协头上，批评我们不正常的工作方法，所以王世桢急得满头大汗。不过，当他平息下来后，得知鲁导与我的关系，他家又住在隔壁，又有电话，所以他笑道：“你这是得天独厚的‘避难所’啊！”
召唤
王世桢形容的我的临时“避难所”，就是鲁导的家。在内部电影放映期间，三人都逃离办公室，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到鲁导家里“上班”了——那时鲁导与我合作一部反映老一代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两代人命运为题材的电影剧本，他知道我参加过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慰问团工作，说我有知识青年的生活。我们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初稿。所谓初稿，实际上已经是二三稿了，第一稿是我写的，人物增加了，文字减少了，只有4万字左右。鲁导接过去修改，比老师修改学生的作文还要认真，有用红笔改的，用铅笔改的，也有用蓝笔圈的，然后我把他改过的稿誊写。鲁导强调，即便他改过的地方，在誊写时，只要我认为不妥或不准确，可以改过来。誊清了，我认为完稿了，可鲁导向我提出要求，用一男一女和声朗读将剧本全部录下来，他提供了盒式录音机和磁带，他说他要反复听，反复改，一直到剧中人物的对话他满意为止。
有次上他家时，一见面，他笑嘻嘻地说：“这个剧本好打印了。”因为他是上影“第三创作集体”体长，他可以决定，可他又说“不能以权谋私”。他把听了录音的修改稿，再让我誊清后，嘱咐道，必须请戴中孚、高型二位看了后再作定论，并提醒我与他合作的事要保密，不要凭他老脸让人说好话，这样可以真实地听到意见。鲁导的这一切做法，都是为了艺术精益求精，我深受感动。在送稿时，他要我乘公交车，不要踏自行车，安全第一。总之，即便在细微的地方，他处处都关心着我。
遵照鲁导的安排，我将稿子首先送到了戴中孚那里，他是从劳动报社调入上影文学部的，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老编辑。我由于花了多年的心血将要脱稿了，又兴奋，又放松，又是在宜人的季节里，舒畅地仰天躺在52号的花园草坪上，一下子睡着了。自己不知睡了多久，朦朦胧胧听到轻轻的呼喊声：“小黄！”我一下惊醒，见到老戴站在我身旁，我翻身而起，没头没脑地问：“怎么样？”老戴抿嘴微笑点着头说：“花了不少功夫吧？”我迫不及待地问：“快说，怎么样？不要卖关子了。”老戴简明扼要地说，文字很通畅，错别字没有一个，镜头感很强， 有故事、有人物……根据我的性格，听了他那样的评说，我会嘣出一句话，“这都是鲁韧导演的功劳啊！”但为了完全真实地听到意见，我控制着情绪，继续听老戴说：“把这剧本交给‘假洋鬼子’石方禹看看。”但因为鲁导没有这样的安排和交待，所以我摇着头说不不。老戴就要我把剧本交给鲁韧导演看看，说他在“文革”前、“文革”中、四人帮粉碎以后，多少年来几次三番关心我，寻问我的下落。戴还强调说：“鲁韧这人很正！”剧本送到著名电影编剧高型那里，他看了以后为我高兴，并说：“故事很完整，很感人，可以交给鲁韧导演看看。”同时，他和老戴一样，说着鲁导多少年来如此这般关心我的事。这时我恍然想起几年前，在巨鹿路上与鲁导相遇时，他说总算见到我这“真人”了，到今天才真正明白其“真人”二字背后的真情厚爱。 我非常兴奋地将戴、高二位对剧本的评价一一转告鲁导，可鲁导听后并没有像我那么兴奋，他思索着对我说，对剧中人物“光有念想”，但心里总觉得空荡荡的。意思是说，目前的剧中人物还停留在纸面上，尚未在生活中找到有血有肉的对应人物。聊着聊着，我说到我女儿在农村读书，一个读高中，一个上初中。他知道这一情况后，兴奋地对我说，正是这个年龄段！恰逢春节临近，他建议请我爱人带孩子来上海过年，并到他家里来玩，让他熟悉生活中的人物状况。因为剧中主人翁在边疆农村，他的孩子也应该在农村……
我欣然接受了鲁导的设想。我家人来到了上海，我提上一箩苹果，一家四口进了鲁导的家门。没想到鲁导脸色略带不悦，凑近我耳旁责怪我，因为他曾再三提醒我别买什么礼品。他的夫人叶琼打着圆场朝鲁导说，这几年你和老黄几乎天天见面，他的家人第一次上门，快别说了。我也解释着，这是我爱人的意思。叶老师忙着招待我们，又是上茶，又是请吃糖。鲁导像爷爷似的与我两个女儿聊着学习情况，并积极鼓励她们好好读书，将来到上海读大学，这样你们的妈妈也到上海来，就全家团聚了……
那个时候的春节假期只有三天，一晃而过，我的家人早已回乡，孩子也开学读书了。鲁导为剧本中要不要加上孩子的设想，反复地折腾着。不觉又进入炎夏。我记得一个星期日，天已大亮，我踏着自行车往鲁导家赶，远远看到叶琼站在弄堂口，正在东张西望。我感到奇怪，到了她身边，下车即问：“叶老师你在等人？”她虽上了年纪，但脸腮红润，嘴角两旁深深印着酒窝，她笑着回答说在等我。我感到惊讶，问明原因才知道，自从鲁导与我合作这剧本以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经常两三点钟起床书写到天明才躺下睡觉，昨夜一直坐在沙发里，伏在茶柜上写写翻翻稿子。他夫人一觉醒来，只见他还在那里书写着，不由得急了。知道我每逢星期日有早早到她家的习惯，就提前出门等我。我和叶老师交谈正浓之时，传来了鲁导的声音，“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呀，小黄，快进来吧！”
叶老师本来在弄堂口等我的目的，是要我到办公室里坐一会，她可劝她的鲁老头睡一下，因为她知道我的办公地点就在她家隔壁。鲁导的家坐落在空旷的大草坪花园里，有几棵参天大树，平房结构，是他们的临时住所。所谓弄堂口，离鲁导家只有几米远的地方。我停好了自行车，一进门，只见鲁导从内房拄着拐杖走出来。拄拐杖，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原来他要给我讲这根拐杖来历的故事。但没想到，被走在我身后的叶老师喝道：“你要讲你年轻时的风流事？”鲁导像孩子似的朝他夫人乐呵呵地说：“你醋劲上来了！”转身进了房间，放回了拐杖。这根拐杖的故事最终没有听上，但没想到这是“激战”的预兆——问题出在鲁导给我一张准备打印稿的封面上。
我一看封面的内容，争论就开始了，争论的焦点是：编剧只写了我一人。这在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的意见很明确，第一是你鲁导的大名，第二才是我。可鲁导不接受，并坚定地说不行，编剧就是你一人。我也毫不动摇地说，你鲁导不具编剧的名，天地不容。正在做家务的叶老师停下手中的活，朝鲁导说：“老头当心血压升高啊！别争了，就按小黄……”没有想到他夫人的話还没有说完，他就大发雷霆：“我与小黄在讨论，你插什么嘴！”叶老师红着脸转身进了内屋。这突如其来的尴尬局面，让我争论的欲望一下消失了，我借抽烟的名义走出去了，在外面一面抽烟一面思索对策。
突然我想出了自以为是的妙计，将只抽了两三口的烟一扔，进屋乐呵呵地说：“鲁导啊，我完全同意你编剧不具名了。”鲁导听了一乐：“哈哈，你早该同意我的观点，也没有刚才这场争论了。”僵局扭转了，我又开始“进攻”了，我朝鲁导说：“我接受你的想法，你也要接受我的想法。”鲁导爽快地笑着说：“只要你老黄同意我不具编剧的名，你任何意见都接受。”我高兴地说：“真的吗？”鲁导说：“决不失言。”这时我说出了在打印稿上我也不具编剧名的想法。鲁导连说：“这……这……”用手指着我，“你呀你呀！”最后鲁导开玩笑说，“没有想到我这个老将败在你小将面前！”
鲁导又强调说，影片若拍摄成功了，我是编剧，他是导演。我不再和他争论，我想如有这一天的到来，那就不是我们两个人讨论的事了。
谁知，昔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满天红，如今回城风疾卷祖国大地，《召唤》的剧本从此进入了“冷宫”。我对鲁导说，自己很沮丧，但鲁导对我说，小黄你还年轻，以我老家伙来说司空见惯，社会上很有经验的作家，也害怕“触电”，不愿意为电影厂写剧本。原因为啥？审查的关卡实在太多，拍成的影片送审最后被“枪毙”是常有的事。鲁导说这一番话的意思我明白，他把自己的伤感埋在心里，而在安慰我。
今天想来，这部电影没有成功开拍也许是幸事。按照我们当年的思想局限，表现上山下乡题材的影片很可能拍得概念化。但通过与鲁导的交往，他的为人品德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直温润着我，这才是最重要的。
2002年，他刚过完九十大寿的生日，就悄然离开了人世，迄今已有十七个年头了。我和我的家人常常思念他，我的大女儿有次看到鲁导生前与我的合影，向我发问：“鲁爷爷还在吗？”她对鲁导的记忆是36年之前的春节，她和妹妹还在农村读书的时候，我们上鲁导家作客时，他的热情、和善、慈祥的神态深深地印在我和我的家人心坎里。
人们不禁要问，你与鲁导什么关系，怎么还邀请你全家上他家过大年呢？事情的由来，且听我慢慢道来。
巧遇
1977年，也就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第一个花香鸟语的季节里，一天晌午时分，我踏着自行车，穿出巨鹿路675号上海文联（那时文联作协未分家）的大门，正要往陕西路方向右拐弯时，突然从我的左侧传来厚实高亢的喊声：“小黄——！”我急忙刹车，下车后回首一看，鲁导穿着淡灰色风衣咧着嘴，笑哈哈地在人行道上向我稳步走来。我赶忙将车靠在围墙旁，迎上前去，礼节性地向他伸出手。鲁导一脸春风得意，见到我激动地说：“今天总算见到你真人了！”我听后傻笑着，怎么好像我与他是失散多年的老朋友，他一直在寻我似的。我转念一想，鲁导是搞艺术的，这是艺术家的夸张吧。没有想到他接着问我：“多少年没有见面啦？”我在他面前张口结舌，一时说不上来，心想：在《李双双》摄制组他是导演，我是置景工小青年，无事可做，搬搬道具、拿拿服装，虽然与他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但是在外景和内景长达半年之久的相处中，我与他从没有说过一句话，甚至在我的记忆里，与他点头的机会都未曾有过。何况影片完成后——1962年初，摄制组解散了，一直到十年浩劫，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从没有与他见过面。所以当他问我多少年没有见面时，我答非所问地说：“我认识您鲁导，你认识我吗？”这真是一句多余的废话，引来了他的哈哈大笑。
他把紧握我的手抖了抖松开以后，扶了扶他的金丝边眼镜，夸张地说，他听到关于我的许多种种奇谈怪论，使他对我产生浓厚的好奇心。我稀里糊涂地听着，脑海里打着一个个问号，心想他认识的小黄，可能并非是我。正在百思不得其解时，他凑近我轻声问：“你从上影文学部调到作协啦？”这时我才如梦初醒，他讲的是我。我来不及向他解释，他也不容我解说，连说“作协好，作协好”，还说，胡万春、费礼文等人都是工人出身的作家，和他们在一起，可以学到东西。接着，他还问巴金是否来这里上班。因为他知道，巴老是《收获》的主编。我回答他不来上班，有时开会能见上。鲁导接着说：“那好啊！巴金这人很好，遇上事还能请教他啊。”鲁导不停地与我说东道西，而当时我的心情却是想匆匆与他告别，赶往淮海中路795号电影局食堂吃午饭。鲁导好像知道此意，他凑近我耳旁悄悄地说：“今天，我糟老头请客。”我忙说：“不……”想去推自行车，可他一伸手，“咔嚓”一声，将后轮上的蟹钳锁锁住了。他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动作却十分敏捷，他取出钥匙，将手迅速伸进风衣袋里，向我眨眨眼，转身独自向前走了，我只好乖乖地跟上。
他吃的小馄饨，替我喊了一碗大馄饨。吃完午饭，我来到了他家，一直聊到下班时分。他当然知道是石方禹调我前去参加恢复上海影协工作组筹备的，可我从鲁导那里所获的信息，听起来却使人好笑。例如我调到文学部的事，没有想到在旁人眼里我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一时间闹得全厂上下像闷烧着的开水在翻滚，有鼻子有眼地说三道四，说什么在电影系统的某厂长的女儿与我婚配，因为我是成了驸马才从置景部门调到创作部门的。鲁导饶有兴致地问我，有这事吗？我摇着头。
在鲁导那里获知的另一件事，现在回忆起来还是一个谜，事情发生在与石方禹一次握手上。在什么地点，什么场合，我脑海里一片空白。一次握手何作奇呢？为何有那么大反响呢？根据鲁导描述的回忆是，这一天，我与著名电影演员白杨同时进入活动场所时，已经落座在场内的石方禹走上前来（那个时候他的身份是中国电影局局长，管理着全中国电影事业，从北京专程来上海参加这次活动）。他与白杨握手，那是无可非议的事，可出乎人们预料的是，他与我这个无名之輩也握上了手，而且他转身走了几步，与我坐在一起，还向我敬了一支烟。那时候公共场所没有禁烟令，活动也没有正式开始，他与我一面抽烟一面聊着什么。等到活动结束散场后，不熟悉的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熟悉的人朝我笑笑，有的伸出大拇指，为石方禹与我的握手点赞。还有一位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刚出会场的大门，见到我就说，你与石方禹的关系不一般啊！鲁导默默地笑着，好奇地盘问我：“你和‘假洋鬼子’究竟什么关系啊？”（石方禹因生于印尼爪哇，故有此戏称）我摇着头，接着鲁导的话说：“在这样的公共场所的一次握手，你不是名人，但超越了名人，这里面隐藏着多少人们不知道的故事啊。”
鲁导掐指说来，他与我十五年没见面了。他真像一位老朋友似的，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实在太多了。与他告别时，他说“今后常来坐坐”，当时我认为客套而已。
父亲
与鲁导第二次的见面，没有想到竟是他以我父亲的身份找上门来。
这要从我这个“票老虎”说起。我退休20多年了，碰上文联熟悉的人还直呼我“票老虎”。我这顶“票老虎”的帽子，并非交通方面的，而是掌控部分内部电影的“票老虎”。在十年动乱的年代里，舞台上演的、银幕上放的都是样板戏，所以“四人帮”粉碎以后，开放了外国电影的放映，于是有了轰动一时的“内部电影”。有了内部电影，也就有了“内部电影票”。那时在社会上有一句顺口溜：“一支小白棍（一支烟）能撬开后门，一张电影票能推动地球”。可见这张票子有多吃香。
当时恢复影协工作小组的成员由德高望重的李伯尤老先生，原天马电影厂文学副厂长王世桢和无名小卒的我三人组成。我牢记石方禹的嘱咐：“你年轻，具体工作多做做。”而且我付诸行动，如内部电影放映的场次联系、安排、取票、分发票的具体事务性工作我全包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实行双休制，白天完成不了晚上搞，晚上完成不了星期天搞。票务的总方案由三人商量而定，我一一登记，分装发送，最远送到技术厂，忙得不亦乐乎（后来才懂得建立各单位联络员制）。每次放映内部电影一星期左右，前前后后半个多月，在办公室都没法工作，从四面八方来人来电话索要非卖品电影票。可在放映的剧场门口常有黑市票兜售，每张票价2.50元左右，如果说按当时一般人四五拾元的工资比值来计算，黑市票可能达现在的200多元一张。关于黑市票，当场捉到的前前后后有多起，其中有电影局的人，也有文联机关的人。 那时临时办公地点在大楼的207室，在这非常时期，我们常常关门大吉，三人一走了之。如果我们三人在办公室研究工作，就通知总机，不管内外线一律不要接进来，即所谓切断电话线。但万万没有想到，时任市长汪道涵找当时文联党组书记钟望阳的电话也被切断了——对方说，我是汪道涵，接线员还认为是来要票的，所以随口回答，谁知道你是汪道涵？这就闯了祸，可我们浑然不知情。
就在这当口，突然接到总机的电话：“你父亲在传达室，电话接不接？”我回答：“不接。”话音刚落，放下电话，急忙下楼，心里却在打鼓。我父亲突然从乡下到上海，又有什么事？曾记得在海燕厂工作时，乡下的母亲为弟治病需要钱，为弟结婚造房需要钱，多次到厂里闹过，有一次从凌晨闹到第二天凌晨。工会主席老丁一直陪伴着、劝说着，要让我母亲住到他家去，母亲不肯，我也不愿。因为我知道，老丁家里地方不大，又有三四个孩子，怎么能住得下呢？我劝说母亲，待我到了乡下，再设法筹集需要的钱。那个时候回家要从十六铺码头乘船，凌晨六点起航，船费一人一元，可我口袋里还不到二元，正要向老丁开口借钱，还没有等我启齿，他从衣袋里取出一张五元人民币，我心酸地接过了钱，嘴里却说不出“谢谢”二字。老丁知道我的处境微微摇着头，轻轻地叹了一声，他低声朝我说：“锦元，一路上好好照顾你母亲。”这时不知为何，我的泪水无声地喷涌而出。
后来我调到了上影文学部，在永福路52号上班，那里的周边没有公交设施，交通极不方便。可不知怎么的，我乡下的父亲却能找到我。这一天我正巧外出组稿，下午三点左右才回，进永福路52号的大门，就有人告诉我，说我父亲上午就来了，中饭由李浣清招待的。我一听急忙去找李浣清，一是要谢谢她，二是要把饭菜票还给她，可她不愿收下。李浣清原是著名电影演员，后来改行当编辑了，是电影喜剧大师韩非的夫人。虽说是名人家庭，但那个年代的艺术家经济上也不宽裕，据说他们将结婚纪念的一对金表变卖补贴家用。何况当年的饭票又是定量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粮票比钱还珍贵。我几次三番要把饭票、菜票钱付给她，却都被她拒收了，她只给我留下一句话：“粮食再紧张经济再困难，招待你父亲这顿饭——小黄请别放在心上。”她清脆悦耳的话语声，成了我伤感的美好的回忆。
今天我父亲又来上海了，我一定好好孝敬孝敬，我加快脚步走下楼去。我沒有想到，在传达室门口树荫下站着的竟是鲁导。他身穿白色的汗衫，淡灰色的西装短裤，手里摇着折叠纸扇。这天特别炎热，他脸上淌着汗水，朝我嘻笑说：“见到你真难啊！”我正要向他解释什么，他却朝我靠近了一步，指着他自己的鼻子，跳动着脸腮，在金丝边眼镜里睁大着眼睛：“我这把年纪能做你父亲吧？”接着又笑言：“我不会轧闹猛向你来要票的。”我也回答：“这我知道，你夫人在译制厂是翻译家，对你来说，看外国电影不稀奇。”鲁导哈哈地笑着，说今天来找我，是要告诉我他人生的一件大事，他退休了！但他仍是上影第三创作集体的体长。平常不去上班，有会去厂里参加。我也说了声：“到上面坐坐吧。”鲁导说：“不用，你也不必客套了，不是办公室内比外面更热吗？”
话说回头，办公室确实够热。那个时候的王世桢更是心焦似火，并不是天气闷热造成的，而是因为市长的电话被切断后，并没有责怪接线员，而是找到我们影协头上，批评我们不正常的工作方法，所以王世桢急得满头大汗。不过，当他平息下来后，得知鲁导与我的关系，他家又住在隔壁，又有电话，所以他笑道：“你这是得天独厚的‘避难所’啊！”
召唤
王世桢形容的我的临时“避难所”，就是鲁导的家。在内部电影放映期间，三人都逃离办公室，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到鲁导家里“上班”了——那时鲁导与我合作一部反映老一代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两代人命运为题材的电影剧本，他知道我参加过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慰问团工作，说我有知识青年的生活。我们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初稿。所谓初稿，实际上已经是二三稿了，第一稿是我写的，人物增加了，文字减少了，只有4万字左右。鲁导接过去修改，比老师修改学生的作文还要认真，有用红笔改的，用铅笔改的，也有用蓝笔圈的，然后我把他改过的稿誊写。鲁导强调，即便他改过的地方，在誊写时，只要我认为不妥或不准确，可以改过来。誊清了，我认为完稿了，可鲁导向我提出要求，用一男一女和声朗读将剧本全部录下来，他提供了盒式录音机和磁带，他说他要反复听，反复改，一直到剧中人物的对话他满意为止。
有次上他家时，一见面，他笑嘻嘻地说：“这个剧本好打印了。”因为他是上影“第三创作集体”体长，他可以决定，可他又说“不能以权谋私”。他把听了录音的修改稿，再让我誊清后，嘱咐道，必须请戴中孚、高型二位看了后再作定论，并提醒我与他合作的事要保密，不要凭他老脸让人说好话，这样可以真实地听到意见。鲁导的这一切做法，都是为了艺术精益求精，我深受感动。在送稿时，他要我乘公交车，不要踏自行车，安全第一。总之，即便在细微的地方，他处处都关心着我。
遵照鲁导的安排，我将稿子首先送到了戴中孚那里，他是从劳动报社调入上影文学部的，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老编辑。我由于花了多年的心血将要脱稿了，又兴奋，又放松，又是在宜人的季节里，舒畅地仰天躺在52号的花园草坪上，一下子睡着了。自己不知睡了多久，朦朦胧胧听到轻轻的呼喊声：“小黄！”我一下惊醒，见到老戴站在我身旁，我翻身而起，没头没脑地问：“怎么样？”老戴抿嘴微笑点着头说：“花了不少功夫吧？”我迫不及待地问：“快说，怎么样？不要卖关子了。”老戴简明扼要地说，文字很通畅，错别字没有一个，镜头感很强， 有故事、有人物……根据我的性格，听了他那样的评说，我会嘣出一句话，“这都是鲁韧导演的功劳啊！”但为了完全真实地听到意见，我控制着情绪，继续听老戴说：“把这剧本交给‘假洋鬼子’石方禹看看。”但因为鲁导没有这样的安排和交待，所以我摇着头说不不。老戴就要我把剧本交给鲁韧导演看看，说他在“文革”前、“文革”中、四人帮粉碎以后，多少年来几次三番关心我，寻问我的下落。戴还强调说：“鲁韧这人很正！”剧本送到著名电影编剧高型那里，他看了以后为我高兴，并说：“故事很完整，很感人，可以交给鲁韧导演看看。”同时，他和老戴一样，说着鲁导多少年来如此这般关心我的事。这时我恍然想起几年前，在巨鹿路上与鲁导相遇时，他说总算见到我这“真人”了，到今天才真正明白其“真人”二字背后的真情厚爱。 我非常兴奋地将戴、高二位对剧本的评价一一转告鲁导，可鲁导听后并没有像我那么兴奋，他思索着对我说，对剧中人物“光有念想”，但心里总觉得空荡荡的。意思是说，目前的剧中人物还停留在纸面上，尚未在生活中找到有血有肉的对应人物。聊着聊着，我说到我女儿在农村读书，一个读高中，一个上初中。他知道这一情况后，兴奋地对我说，正是这个年龄段！恰逢春节临近，他建议请我爱人带孩子来上海过年，并到他家里来玩，让他熟悉生活中的人物状况。因为剧中主人翁在边疆农村，他的孩子也应该在农村……
我欣然接受了鲁导的设想。我家人来到了上海，我提上一箩苹果，一家四口进了鲁导的家门。没想到鲁导脸色略带不悦，凑近我耳旁责怪我，因为他曾再三提醒我别买什么礼品。他的夫人叶琼打着圆场朝鲁导说，这几年你和老黄几乎天天见面，他的家人第一次上门，快别说了。我也解释着，这是我爱人的意思。叶老师忙着招待我们，又是上茶，又是请吃糖。鲁导像爷爷似的与我两个女儿聊着学习情况，并积极鼓励她们好好读书，将来到上海读大学，这样你们的妈妈也到上海来，就全家团聚了……
那个时候的春节假期只有三天，一晃而过，我的家人早已回乡，孩子也开学读书了。鲁导为剧本中要不要加上孩子的设想，反复地折腾着。不觉又进入炎夏。我记得一个星期日，天已大亮，我踏着自行车往鲁导家赶，远远看到叶琼站在弄堂口，正在东张西望。我感到奇怪，到了她身边，下车即问：“叶老师你在等人？”她虽上了年纪，但脸腮红润，嘴角两旁深深印着酒窝，她笑着回答说在等我。我感到惊讶，问明原因才知道，自从鲁导与我合作这剧本以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经常两三点钟起床书写到天明才躺下睡觉，昨夜一直坐在沙发里，伏在茶柜上写写翻翻稿子。他夫人一觉醒来，只见他还在那里书写着，不由得急了。知道我每逢星期日有早早到她家的习惯，就提前出门等我。我和叶老师交谈正浓之时，传来了鲁导的声音，“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呀，小黄，快进来吧！”
叶老师本来在弄堂口等我的目的，是要我到办公室里坐一会，她可劝她的鲁老头睡一下，因为她知道我的办公地点就在她家隔壁。鲁导的家坐落在空旷的大草坪花园里，有几棵参天大树，平房结构，是他们的临时住所。所谓弄堂口，离鲁导家只有几米远的地方。我停好了自行车，一进门，只见鲁导从内房拄着拐杖走出来。拄拐杖，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原来他要给我讲这根拐杖来历的故事。但没想到，被走在我身后的叶老师喝道：“你要讲你年轻时的风流事？”鲁导像孩子似的朝他夫人乐呵呵地说：“你醋劲上来了！”转身进了房间，放回了拐杖。这根拐杖的故事最终没有听上，但没想到这是“激战”的预兆——问题出在鲁导给我一张准备打印稿的封面上。
我一看封面的内容，争论就开始了，争论的焦点是：编剧只写了我一人。这在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的意见很明确，第一是你鲁导的大名，第二才是我。可鲁导不接受，并坚定地说不行，编剧就是你一人。我也毫不动摇地说，你鲁导不具编剧的名，天地不容。正在做家务的叶老师停下手中的活，朝鲁导说：“老头当心血压升高啊！别争了，就按小黄……”没有想到他夫人的話还没有说完，他就大发雷霆：“我与小黄在讨论，你插什么嘴！”叶老师红着脸转身进了内屋。这突如其来的尴尬局面，让我争论的欲望一下消失了，我借抽烟的名义走出去了，在外面一面抽烟一面思索对策。
突然我想出了自以为是的妙计，将只抽了两三口的烟一扔，进屋乐呵呵地说：“鲁导啊，我完全同意你编剧不具名了。”鲁导听了一乐：“哈哈，你早该同意我的观点，也没有刚才这场争论了。”僵局扭转了，我又开始“进攻”了，我朝鲁导说：“我接受你的想法，你也要接受我的想法。”鲁导爽快地笑着说：“只要你老黄同意我不具编剧的名，你任何意见都接受。”我高兴地说：“真的吗？”鲁导说：“决不失言。”这时我说出了在打印稿上我也不具编剧名的想法。鲁导连说：“这……这……”用手指着我，“你呀你呀！”最后鲁导开玩笑说，“没有想到我这个老将败在你小将面前！”
鲁导又强调说，影片若拍摄成功了，我是编剧，他是导演。我不再和他争论，我想如有这一天的到来，那就不是我们两个人讨论的事了。
谁知，昔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满天红，如今回城风疾卷祖国大地，《召唤》的剧本从此进入了“冷宫”。我对鲁导说，自己很沮丧，但鲁导对我说，小黄你还年轻，以我老家伙来说司空见惯，社会上很有经验的作家，也害怕“触电”，不愿意为电影厂写剧本。原因为啥？审查的关卡实在太多，拍成的影片送审最后被“枪毙”是常有的事。鲁导说这一番话的意思我明白，他把自己的伤感埋在心里，而在安慰我。
今天想来，这部电影没有成功开拍也许是幸事。按照我们当年的思想局限，表现上山下乡题材的影片很可能拍得概念化。但通过与鲁导的交往，他的为人品德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直温润着我，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