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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死日本间谍
关玉衡，1898年生于吉林省宁安县（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中学时期，他领头闹学潮，痛打了贪污学生制服费的校长，被开除学籍后毅然投笔从戎。由于作战勇敢，很快被提升为排长、连长，后被选送到东北讲武堂学习。1925年秋，在奉军第十军任营长。11月末，张作霖听说关玉衡身经数战从未负伤，认为他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福将”，带在身边能“冲福”，遂命他为帅府警备处长兼汽车队长。关玉衡在帅府与张学良接触频繁，两人同为热血青年，相处甚深。
1926年底，张作霖指挥“安国军”入关进京，关玉衡被任命为大帅府驻京军务处长。翌年，张作霖大肆逮捕迫害共产党人。关玉衡少年时的同乡、共产党人马骏、倪红茂、韩幽桐等被捕。他闻讯后，极力设法营救，冒险向张作霖求情。不久，倪、韩二人获释，但马骏仍被关押。为营救马骏，他再次冒险恳请张作霖释放马骏。张作霖大怒：“关玉衡，不要因为是你同乡都得保下来，马骏是李大钊派来的共产党员，有确凿的证据，你不要脑袋了？！”马骏最终被杀害。
不久，关玉衡被罢免本兼各职离开帅府。张学良念其旧情，对他说：“你是炮兵科毕业的，就管炮兵吧。”于是，他被任命为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
1928年6月，张作霖同北伐军作战失败，撤兵山海关外。张作霖乘专车途经沈阳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7月，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不久，张学良批准关玉衡等人将编余的炮兵屯垦殖边的建议，于10月成立兴安区屯垦公署。屯垦军下设三个团，全副武装，开荒种地，剿匪戍边、维护治安。1931年，关玉衡被张学良任命为兴安区屯垦公署上校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
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等人到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6月26日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捕获。由于罪证确凿无疑，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秘密处死，史称“中村事件”。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村事件”是其借口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发出通缉令，日本宪兵和特务四处搜捕、追杀关玉衡。关玉衡的父亲闻讯，急火攻心，三日不语而逝。后来，日军入侵宁安县城，将关玉衡的家产抄没；将其四弟关瑞符抓走，严刑拷打后钉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楼上；二妹夫惨死狱中；老母亲在绝望中病倒了。
9月20日凌晨，关玉衡和东北军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化装躲过日军的盘查、搜捕，乘火车赴北平。24日晚，张学良在官邸接见关玉衡。随后，张学良委任他为帅府参议。
张学良委任关玉衡为少将炮兵师长
1932年初，关玉衡化名国尔家，到上海参加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任委员，负责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的后援工作。6月，关玉衡改名郭尔佳，化装赴内蒙古哲里木盟（今通辽市）开鲁县，任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右路军指挥。他指挥义勇军先后三次攻打通辽，夜袭辽源，重创日军，当地群众受到很大鼓舞。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何梅协定》签订后为取悦日军，下令解散东北抗日义勇军。关玉衡带领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撤至古北口时，被刘汝明部缴械后遣散。
关玉衡回到北平后，何应钦等亲日分子指责他处死中村震太郎“是破坏中日邦交，是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祸首”，主张逮捕法办。关玉衡对这些抗日有罪、爱国有罪的谬论十分气愤，数次去国民党驻北平军分会申辩，但没人理会。他又去南京向国民党中央申诉，不料反被军警扣押。后经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组织多方营救获释。此间，关玉衡的夫人因忧劳过度病逝于北平。他将三个年幼的孩子送进北平香山慈幼院。临别时，他深情地对孩子们说：“爸爸抗日去，打走了日本人，领你们回家乡。”
1935年，蒋介石调东北军“剿共”。1936年初，关玉衡来到西安晋见张学良。张学良委任他为东北军少将炮兵师长兼横山县县长。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关玉衡对此很是高兴，并组建了横山抗日后援会，亲任会长。横山抗日后援会实际上是中共衡山地下县委，县委书记任后援会副会长。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不久，中共地下党派人将他接到绥德三五九旅。他见到了在警备团工作的大儿子关松军。
关玉衡怀着重返抗日前线打回家乡的急切心情离开绥德到西安，但国民党政府拒不安排他的工作。为生活所迫，他先后到新疆、北平、南京等地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谋生。
新中国成立后，关玉衡回到家乡。他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还参加全省少数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接见。1965年，关玉衡病逝，享年67岁。
周恩来赞赏关玉衡的抗日之举
周恩来赞赏关玉衡果断处决中村震太郎的抗日爱国之举，并对他的下一代的成长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关松军在一篇《延河静静流》的文章中回忆说：
一九四四年夏，延安鲁艺要演出大型秧歌剧《血泪仇》。剧中需要一套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制服。剧团里没有，只好设法借用。经领导研究，决定派我到杨家岭，请中央办公厅帮助商借。当我到了中央办公厅，交上介绍信之后，值班的同志叫我稍等一下，就拿着介绍信出去了。几分钟之后，他就回来，微笑着对我说：“首长要见你，跟我来吧。”
我被领进一孔窑洞，进门后，未来得及站稳，就见我们的周副主席笑着向我走来，并伸出了他的右手。我呆住了！……
一位工作人员把我要借的服装，包成一个包袱送来了。我接过来，打开看是否合适。
周副主席忙问：“这身衣服行吗？”
“太好了！我们正需要它。”我高兴地回答。
周副主席笑着说：“好！那就叫它去为你们服务吧。”我笑着准备把衣服包起来。周副主席指着缀在衣服领子上的军衔说：“你认识么？”
“认识，是上将。”我回答。
周副主席又问：“你怎么认识这种军衔的？”
我红着脸说：“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父亲就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做事，他也有军衔，所以我认识。”
周副主席说：“家庭出身好坏，你能选择么？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在什么部队？”
“他叫关玉衡，原来是东北军的一个团长。”我回答。
周副主席想了一下说：“我知道他。”
“怎么，您知道他？”我惊异地问。
周副主席见我奇怪，就解释说：“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有一个‘中村事件’，你听说过没有？”
我说：“我小的时候，听家里的长辈们说，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一个叫中村震太郎的日本间谍，带领着一个间谍组，在我父亲的驻防区，吉林省的白城子一带，从事间谍活动，被我父亲他们给抓住并处决了。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以这个事件为借口，在九一八炮轰了北大营。”
周副主席接着说：“对，大体上是这么一回事！应该说你父亲是个爱国军官嘛，他不是国民党的嫡系！是我们应该团结的爱国民主人士嘛！你怎能抱怨出身不好呢！”我不好意思地笑了。接着，他又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我参加革命之后，一直没有给家里写过信。我想他大概在重庆吧。”
周副主席笑着说：“不写信就证明你和他彻底决裂了？我看大可不必。应该团结更多的人和我们一道抗战嘛！多团结一个人，就多一份抗战力量嘛，这有什么不好！我看信还是可以写的。”
我解释道：“我因为一直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所以就没法写信。”
周副主席说：“好！有机会的时候，我可以替你查问一下……”
半年之后，一九四五年的春节。……（周）又非常郑重地对我说：“我已经替你查过你父亲的下落了，他现在不在重庆，到新疆去了。他在新疆的通信处是……”
关玉衡，1898年生于吉林省宁安县（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中学时期，他领头闹学潮，痛打了贪污学生制服费的校长，被开除学籍后毅然投笔从戎。由于作战勇敢，很快被提升为排长、连长，后被选送到东北讲武堂学习。1925年秋，在奉军第十军任营长。11月末，张作霖听说关玉衡身经数战从未负伤，认为他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福将”，带在身边能“冲福”，遂命他为帅府警备处长兼汽车队长。关玉衡在帅府与张学良接触频繁，两人同为热血青年，相处甚深。
1926年底，张作霖指挥“安国军”入关进京，关玉衡被任命为大帅府驻京军务处长。翌年，张作霖大肆逮捕迫害共产党人。关玉衡少年时的同乡、共产党人马骏、倪红茂、韩幽桐等被捕。他闻讯后，极力设法营救，冒险向张作霖求情。不久，倪、韩二人获释，但马骏仍被关押。为营救马骏，他再次冒险恳请张作霖释放马骏。张作霖大怒：“关玉衡，不要因为是你同乡都得保下来，马骏是李大钊派来的共产党员，有确凿的证据，你不要脑袋了？！”马骏最终被杀害。
不久，关玉衡被罢免本兼各职离开帅府。张学良念其旧情，对他说：“你是炮兵科毕业的，就管炮兵吧。”于是，他被任命为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
1928年6月，张作霖同北伐军作战失败，撤兵山海关外。张作霖乘专车途经沈阳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7月，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不久，张学良批准关玉衡等人将编余的炮兵屯垦殖边的建议，于10月成立兴安区屯垦公署。屯垦军下设三个团，全副武装，开荒种地，剿匪戍边、维护治安。1931年，关玉衡被张学良任命为兴安区屯垦公署上校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
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等人到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6月26日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捕获。由于罪证确凿无疑，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秘密处死，史称“中村事件”。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村事件”是其借口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发出通缉令，日本宪兵和特务四处搜捕、追杀关玉衡。关玉衡的父亲闻讯，急火攻心，三日不语而逝。后来，日军入侵宁安县城，将关玉衡的家产抄没；将其四弟关瑞符抓走，严刑拷打后钉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楼上；二妹夫惨死狱中；老母亲在绝望中病倒了。
9月20日凌晨，关玉衡和东北军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化装躲过日军的盘查、搜捕，乘火车赴北平。24日晚，张学良在官邸接见关玉衡。随后，张学良委任他为帅府参议。
张学良委任关玉衡为少将炮兵师长
1932年初，关玉衡化名国尔家，到上海参加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任委员，负责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的后援工作。6月，关玉衡改名郭尔佳，化装赴内蒙古哲里木盟（今通辽市）开鲁县，任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右路军指挥。他指挥义勇军先后三次攻打通辽，夜袭辽源，重创日军，当地群众受到很大鼓舞。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何梅协定》签订后为取悦日军，下令解散东北抗日义勇军。关玉衡带领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撤至古北口时，被刘汝明部缴械后遣散。
关玉衡回到北平后，何应钦等亲日分子指责他处死中村震太郎“是破坏中日邦交，是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祸首”，主张逮捕法办。关玉衡对这些抗日有罪、爱国有罪的谬论十分气愤，数次去国民党驻北平军分会申辩，但没人理会。他又去南京向国民党中央申诉，不料反被军警扣押。后经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组织多方营救获释。此间，关玉衡的夫人因忧劳过度病逝于北平。他将三个年幼的孩子送进北平香山慈幼院。临别时，他深情地对孩子们说：“爸爸抗日去，打走了日本人，领你们回家乡。”
1935年，蒋介石调东北军“剿共”。1936年初，关玉衡来到西安晋见张学良。张学良委任他为东北军少将炮兵师长兼横山县县长。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关玉衡对此很是高兴，并组建了横山抗日后援会，亲任会长。横山抗日后援会实际上是中共衡山地下县委，县委书记任后援会副会长。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不久，中共地下党派人将他接到绥德三五九旅。他见到了在警备团工作的大儿子关松军。
关玉衡怀着重返抗日前线打回家乡的急切心情离开绥德到西安，但国民党政府拒不安排他的工作。为生活所迫，他先后到新疆、北平、南京等地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谋生。
新中国成立后，关玉衡回到家乡。他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还参加全省少数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接见。1965年，关玉衡病逝，享年67岁。
周恩来赞赏关玉衡的抗日之举
周恩来赞赏关玉衡果断处决中村震太郎的抗日爱国之举，并对他的下一代的成长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关松军在一篇《延河静静流》的文章中回忆说：
一九四四年夏，延安鲁艺要演出大型秧歌剧《血泪仇》。剧中需要一套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制服。剧团里没有，只好设法借用。经领导研究，决定派我到杨家岭，请中央办公厅帮助商借。当我到了中央办公厅，交上介绍信之后，值班的同志叫我稍等一下，就拿着介绍信出去了。几分钟之后，他就回来，微笑着对我说：“首长要见你，跟我来吧。”
我被领进一孔窑洞，进门后，未来得及站稳，就见我们的周副主席笑着向我走来，并伸出了他的右手。我呆住了！……
一位工作人员把我要借的服装，包成一个包袱送来了。我接过来，打开看是否合适。
周副主席忙问：“这身衣服行吗？”
“太好了！我们正需要它。”我高兴地回答。
周副主席笑着说：“好！那就叫它去为你们服务吧。”我笑着准备把衣服包起来。周副主席指着缀在衣服领子上的军衔说：“你认识么？”
“认识，是上将。”我回答。
周副主席又问：“你怎么认识这种军衔的？”
我红着脸说：“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父亲就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做事，他也有军衔，所以我认识。”
周副主席说：“家庭出身好坏，你能选择么？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在什么部队？”
“他叫关玉衡，原来是东北军的一个团长。”我回答。
周副主席想了一下说：“我知道他。”
“怎么，您知道他？”我惊异地问。
周副主席见我奇怪，就解释说：“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有一个‘中村事件’，你听说过没有？”
我说：“我小的时候，听家里的长辈们说，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一个叫中村震太郎的日本间谍，带领着一个间谍组，在我父亲的驻防区，吉林省的白城子一带，从事间谍活动，被我父亲他们给抓住并处决了。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以这个事件为借口，在九一八炮轰了北大营。”
周副主席接着说：“对，大体上是这么一回事！应该说你父亲是个爱国军官嘛，他不是国民党的嫡系！是我们应该团结的爱国民主人士嘛！你怎能抱怨出身不好呢！”我不好意思地笑了。接着，他又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我参加革命之后，一直没有给家里写过信。我想他大概在重庆吧。”
周副主席笑着说：“不写信就证明你和他彻底决裂了？我看大可不必。应该团结更多的人和我们一道抗战嘛！多团结一个人，就多一份抗战力量嘛，这有什么不好！我看信还是可以写的。”
我解释道：“我因为一直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所以就没法写信。”
周副主席说：“好！有机会的时候，我可以替你查问一下……”
半年之后，一九四五年的春节。……（周）又非常郑重地对我说：“我已经替你查过你父亲的下落了，他现在不在重庆，到新疆去了。他在新疆的通信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