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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散文《老王》通过记叙一些日常琐碎的小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三轮车夫。他独干、独眼、独居,是如此的穷苦卑微而不幸;他送冰、送人、送香油鸡蛋,又是如此的善良正直而无私。全文语言简洁而平淡,情感平静而淡定,然而细嚼之后,《老王》犹如一颗槟榔,让人回味不尽。正如林筱芳在《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中指出:“杨绛文学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其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
的确,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这里,我想特别谈谈《老王》一文中的问答不对称现象以及此现象背后所隐含的丰富信息。
随着情节发展文中共出现了六次对话,而且基本都是一问一答,细细分析,每一次回答似乎合情合理,但都不是顺着问的思路,而是宕开一笔,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空筐效应。在此,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姑且把它们称之为“问答不对称现象”。下面作一一阐述:
(1)后来我在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如果我们把老王的答话去掉,順着问的思路,老王的回答可能会是什么?
老王为什么不说“嗯,这是我家!”?
“住那儿多年了”与“嗯,这是我家!”这两种回答与那里是不是他的家的问话相对应,前者可称为不对称的回答,它与问话就构成了不对称问答,由这一组不对称问答我们可以顺势猜测很多:比如家的概念是什么?是否应该有妻子、有儿女、有温暖?可从文本得知老王“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所以那里充其量不过是老王的房子而已,可能连自己的房子也不是,因为老王也没有回答“对,这就是我的房子”。从“住那儿多年了”的回答,感觉这里很可能只是老王的栖身之所,因为老王的两个侄儿“没出息”,怎么样个“没出息”法,我们不得而知,但我猜想老王可能连房子的产权都没有。
从这一组不对称问答中,我们读出了老王的贫困与孤独,不禁为老王深掬一把同情之泪。
(2)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他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一定要给他钱,我会怎么说呢?我们不妨把它设计成一个问句:“老王,你也不容易啊!怎么能不收钱呢?”按照日常的对话模式,老王的回答可能会是什么?
“钱先生是个好人,平日里对我这么好。他生病了,我免费送他去医院也是应该的。”
而现在老王不是这般回答,而是反过来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
由这一组不对称问答我们可以窥见的是两层深意:①杨绛一家人的艰苦不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我不敢乘三轮”,“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打翻在地,踩在脚下,谁愿意跟“我们”沾边呢,划清界线还恐怕来不及!“我们”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可想而知。老王想关心“我们”,也只能“哑着嗓子悄悄问”了。②老王对“我们”的感情远非知恩图报那么简单,它完全是超越功利的。老王是个粗人,但他心清如镜,任何邪风对他没有丝毫影响,他一本做人的道德良心,有自己独立的评判标准,是个极其淳朴而简单的好人。
(3)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好多了,谢谢你啊,杨先生!”老王或许应该这么回答。
但老王只是似答非答的一个 “嗯”字。如果我说:“啊呀,老王,总算见到你了!”也可以用一个“嗯”字作答。
这一组不对称问答是杨绛看到老王令人毛骨悚然的病态外貌时关切地询问而引起的,而老王完全不以为意,他是一个完全不为自己考虑的人,只是一心想着要把香油和鸡蛋送给“我们”,他觉得“我们”会很需要。的确,在那些个物质匮乏,买什么都需要凭票供应的年头,一瓶香油和一二十个鸡蛋,那是怎样的珍馐美味!对饿得奄奄一息的苦命人而言,这些简直就是救命的灵丹妙药!杨绛写道:“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信然!可以这么说,老王对“我们”简直恩重如山。
(4)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顺着我问的思路,老王的回答可能会是什么?
“对,都给你们吃!”
老王这一次的回答竟是答非所问,他只说:“我不吃。”
在这一组不对称问答中,我们感觉到老王并不想强调这是自己专门节省下来,那有炫耀自己对对方特别照顾之意。老王的回答就是真真切切的实情。在此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老王不需要吃呢?由老王的身体状况想见,他自己更需要这些食品。由下文“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我们知道老王当时已能感觉自己快要死了。这也正是作者后来深深愧怍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虽然也对老王有同情、关照(常坐他的三轮以照顾他的生意,送鱼肝油治好他的夜盲症,经常询问他的情况),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却无知无觉,还多吃多占了他的东西。
(5)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在六组不对称问答中,这一组是最不像问答的。虽然它也是不对称的,但似乎没有构成问答。我们不禁要问“我不是要钱”。那要什么?“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我究竟知道什么?为什么最后还是给了老王钱呢?
有人说像老王这样的粗人跟杨绛这样的知识分子之间毕竟存在沟通障碍。我认为刚好相反,他们的交流非常顺畅。老王说:“我不是要钱。我是为了我的心……”杨绛说:“我知道,我知道。但此钱非彼钱也,这不是与香油和鸡蛋交换的钱,而是我本来就想托人捎给你的,是我的一片心意!”
老王分明是明白的。“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虽然一开始老王有所推辞,但最后还是拿走了钱,这是不矛盾的。对此时的老王而言,钱又有何用呢!
在物质匮乏,经济落后的年月,这些最缺少钱,也是最需要钱的人,却把真情奉为无价,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在这个精神食粮尤其贫乏的年代,两颗异常善良的心,超越了阶层,跨越了知识的沟壑,在寒夜里相互取暖。
(6)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在六组不对称问答中,这一组是最出人意料令人震撼的。才过了十多天,而且老王是一直还在干体力活的人,文中没有具体交代他的年龄,可能在作者看来,无论如何还不到死的时候,“好些没有?”最坏的回答也就是“情况更差了!”吧?
可是我们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突兀的回答“早埋了”。
一个用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艰难生活的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最后蝼蚁般死去,似乎他并不曾在这世界上生存过,这让领受过他的温暖的人,又是何等愧怍呢?好在还有笔,可以去记录苦难年代里人性的光辉和尚未泯灭的良知!
读杨绛的散文,在有所体味、有所领悟之时,总感觉散文还有另一番言外之意,还想告诉我们些什么,“平淡不贫乏,阴晴隐其间”,这大概就是杨绛文学语言的张力吧。本文就《老王》一文中的语言现象,提出了“问答不对称现象”这个概念,可能不尽恰当,对在此现象背后所隐含的丰富信息的阐述也只能说是挂一漏万。但我始终相信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说过的一句话“艺术的目的是让人感觉事物,而非知道事物”。让我们对文学语言能多一些感觉吧。
沈利悠,教师,现居浙江宁波。
的确,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这里,我想特别谈谈《老王》一文中的问答不对称现象以及此现象背后所隐含的丰富信息。
随着情节发展文中共出现了六次对话,而且基本都是一问一答,细细分析,每一次回答似乎合情合理,但都不是顺着问的思路,而是宕开一笔,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空筐效应。在此,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姑且把它们称之为“问答不对称现象”。下面作一一阐述:
(1)后来我在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如果我们把老王的答话去掉,順着问的思路,老王的回答可能会是什么?
老王为什么不说“嗯,这是我家!”?
“住那儿多年了”与“嗯,这是我家!”这两种回答与那里是不是他的家的问话相对应,前者可称为不对称的回答,它与问话就构成了不对称问答,由这一组不对称问答我们可以顺势猜测很多:比如家的概念是什么?是否应该有妻子、有儿女、有温暖?可从文本得知老王“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所以那里充其量不过是老王的房子而已,可能连自己的房子也不是,因为老王也没有回答“对,这就是我的房子”。从“住那儿多年了”的回答,感觉这里很可能只是老王的栖身之所,因为老王的两个侄儿“没出息”,怎么样个“没出息”法,我们不得而知,但我猜想老王可能连房子的产权都没有。
从这一组不对称问答中,我们读出了老王的贫困与孤独,不禁为老王深掬一把同情之泪。
(2)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他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一定要给他钱,我会怎么说呢?我们不妨把它设计成一个问句:“老王,你也不容易啊!怎么能不收钱呢?”按照日常的对话模式,老王的回答可能会是什么?
“钱先生是个好人,平日里对我这么好。他生病了,我免费送他去医院也是应该的。”
而现在老王不是这般回答,而是反过来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
由这一组不对称问答我们可以窥见的是两层深意:①杨绛一家人的艰苦不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我不敢乘三轮”,“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打翻在地,踩在脚下,谁愿意跟“我们”沾边呢,划清界线还恐怕来不及!“我们”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可想而知。老王想关心“我们”,也只能“哑着嗓子悄悄问”了。②老王对“我们”的感情远非知恩图报那么简单,它完全是超越功利的。老王是个粗人,但他心清如镜,任何邪风对他没有丝毫影响,他一本做人的道德良心,有自己独立的评判标准,是个极其淳朴而简单的好人。
(3)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好多了,谢谢你啊,杨先生!”老王或许应该这么回答。
但老王只是似答非答的一个 “嗯”字。如果我说:“啊呀,老王,总算见到你了!”也可以用一个“嗯”字作答。
这一组不对称问答是杨绛看到老王令人毛骨悚然的病态外貌时关切地询问而引起的,而老王完全不以为意,他是一个完全不为自己考虑的人,只是一心想着要把香油和鸡蛋送给“我们”,他觉得“我们”会很需要。的确,在那些个物质匮乏,买什么都需要凭票供应的年头,一瓶香油和一二十个鸡蛋,那是怎样的珍馐美味!对饿得奄奄一息的苦命人而言,这些简直就是救命的灵丹妙药!杨绛写道:“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信然!可以这么说,老王对“我们”简直恩重如山。
(4)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顺着我问的思路,老王的回答可能会是什么?
“对,都给你们吃!”
老王这一次的回答竟是答非所问,他只说:“我不吃。”
在这一组不对称问答中,我们感觉到老王并不想强调这是自己专门节省下来,那有炫耀自己对对方特别照顾之意。老王的回答就是真真切切的实情。在此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老王不需要吃呢?由老王的身体状况想见,他自己更需要这些食品。由下文“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我们知道老王当时已能感觉自己快要死了。这也正是作者后来深深愧怍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虽然也对老王有同情、关照(常坐他的三轮以照顾他的生意,送鱼肝油治好他的夜盲症,经常询问他的情况),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却无知无觉,还多吃多占了他的东西。
(5)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在六组不对称问答中,这一组是最不像问答的。虽然它也是不对称的,但似乎没有构成问答。我们不禁要问“我不是要钱”。那要什么?“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我究竟知道什么?为什么最后还是给了老王钱呢?
有人说像老王这样的粗人跟杨绛这样的知识分子之间毕竟存在沟通障碍。我认为刚好相反,他们的交流非常顺畅。老王说:“我不是要钱。我是为了我的心……”杨绛说:“我知道,我知道。但此钱非彼钱也,这不是与香油和鸡蛋交换的钱,而是我本来就想托人捎给你的,是我的一片心意!”
老王分明是明白的。“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虽然一开始老王有所推辞,但最后还是拿走了钱,这是不矛盾的。对此时的老王而言,钱又有何用呢!
在物质匮乏,经济落后的年月,这些最缺少钱,也是最需要钱的人,却把真情奉为无价,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在这个精神食粮尤其贫乏的年代,两颗异常善良的心,超越了阶层,跨越了知识的沟壑,在寒夜里相互取暖。
(6)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在六组不对称问答中,这一组是最出人意料令人震撼的。才过了十多天,而且老王是一直还在干体力活的人,文中没有具体交代他的年龄,可能在作者看来,无论如何还不到死的时候,“好些没有?”最坏的回答也就是“情况更差了!”吧?
可是我们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突兀的回答“早埋了”。
一个用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艰难生活的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最后蝼蚁般死去,似乎他并不曾在这世界上生存过,这让领受过他的温暖的人,又是何等愧怍呢?好在还有笔,可以去记录苦难年代里人性的光辉和尚未泯灭的良知!
读杨绛的散文,在有所体味、有所领悟之时,总感觉散文还有另一番言外之意,还想告诉我们些什么,“平淡不贫乏,阴晴隐其间”,这大概就是杨绛文学语言的张力吧。本文就《老王》一文中的语言现象,提出了“问答不对称现象”这个概念,可能不尽恰当,对在此现象背后所隐含的丰富信息的阐述也只能说是挂一漏万。但我始终相信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说过的一句话“艺术的目的是让人感觉事物,而非知道事物”。让我们对文学语言能多一些感觉吧。
沈利悠,教师,现居浙江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