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大师的议论已经听得不少，听得多也就有点信了。仿佛今天的中国真是没了大师。实际上有没有大师，真得要看衡量的标准。
　　但就中国的历史看，一众读书人真正想做的不是大师，而是帝师。孔子一生的理想可以说就是做帝师，以致“三月无君，惶惶如也”。虽然生前没能做成帝师，死后却成了所有帝王之师，也算了却了生前心愿。战国时帝师的榜样层出不穷，苏秦、张仪是早期帝师的代表，他们所玩儿的合纵与连横为后来的读书人培育了宁做帝师不做大师的基因。而太史公在《史记》中留下了张良这一形象后，几乎为后来所有读书人树立了一个全新的帝师标杆，做大师就成了读书人不得已的选择。
　　不必去翻书，只要大概想想，就能感觉到中国历史上帝师何其多！范增是位失败的帝师，而诸葛亮则是成功的帝师。有更多的帝师很难说是成功还是失败，李斯是先成功后失败，就是刘基恐怕也得歸入先成功后失败的行列，只是他没有李斯那样凄惨，没如李斯那样身首异处罢了。
　　说到唐太宗，人们会很自然地想起魏征，魏征所写的《谏太宗十思疏》是典型的帝师所为。五代时的冯道、范质且不论人品气节，实际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帝师的作用。从五代进入北宋的陶穀，久在翰苑，也一直想做帝师而不得。倒是那个吹嘘“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在帝师的位置上滋润了一把。李自成渐成气候时，牛金星也就以帝师的面貌出现了。就是《水浒传》刻画的吴用这个形象，也是帝师的翻版，只是辅佐的不是庙堂天子而是水泊草寇而已。而这样的帝师还有很多很多。
　　翁同龢以降，仿佛没了帝师。实际上就是今天，在各层面的权力场仍然可看到类似帝师的身影。而所有这些帝师都不在乎权力这柄多刃剑，将平生所学借助权力化成功名。
　　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大师。这些大师传承了文明，他们的贡献未必逊色于帝师，但他们的知名度远不如帝师。帝师们的行为举止如同故事般在民间流传，有的则越传越玄。就是今天，在名胜古迹处还能看到一些帝师们的遗迹。而大师们的贡献即使日常为人所享，人们也见之不惊，甚至熟视无睹。以故宫为例，要建成这样一座城会涉及到多少大师？至少得要有规划大师、建筑大师、雕刻大师、质监大师。可这些大师的名字已经完全湮灭了，反倒是那个帮朱棣从侄儿手中夺了天下的和尚姚广孝，却因充当了帝师的角色而载入史册。权力的霸道和历史的吊诡就是如此教育着中国的读书人，使读书人宁为帝师，不为大师。可即使如此，也得承认有些大师还是为后人所记住，只是记住他们的往往是圈内人，如写下了《文心雕龙》的刘勰，写下了《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的计六奇，写下了《十七史商榷》的赵翼等，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师。可这些大师一般生前死后都很寂寞，不仅无法和帝师相比，有时也无法和做不成帝师而做了幕僚的读书人相比。
　　在一个权力通吃的社会，读书人会自然地向权力靠拢，即使明知权力是柄多刃剑也会在所不惧。而大师的成长偏又需要一些特殊的气候或土壤，至少得有几分不羁的精神、有不为五斗米困窘的物质、有不因研究而受歧视的环境。少了最基本的条件，想出大师就有几分缘木求鱼的味道。所以没必要嘲笑为争一个处长位置的教授们，毕竟权力是硬通货。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条件下，出些小师乃至中师不难，出大师难矣！即使有，难免如建故宫的大师一样为岁月所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