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堡”，人们很容易便想到战争，从土木堡之变到夜袭阳明堡，那进攻与防守间的刀光剑影、枪炮齐鸣似乎从未走远。从地理分布上看，这种被《辞海》定义为“土筑小城”的建筑以明清遗存为主，大多位于“大漠孤烟直”的河西走廊或游牧分界的山陕北部。《明史·兵志》说：“元人北归，屡某复兴，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寨，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慎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防御。”即使今天，在甘肃张掖、敦煌，山西沁河流域和陕西榆林等地仍留有大量堡寨。
　　白马秋风塞上，狼烟四起，高墙堡寨横列自然在情理之中;杏花春雨江南，水网密布，人烟辐辏，似乎与堡城形象不入。然而在浙江温州，一座城堞高耸、墙体坚固的堡城——永昌堡历经近500年风雨依旧巍然屹立，成为婉约江南的一道独特风景，吸引着人们前去游览、驻足。
　　水乡里的厚墙坚堡
　　自温州机场大道向西，经河泥荡公园南折入永强大道，但见高楼林立，店铺鳞次栉比;行至衙前村，抬眼西望，塘河之西一席斑驳石墙高高耸立，南北绵延近800米，城门高悬“永昌堡”3字，一座旧时阁楼雄踞城门之颠，重檐庑殿顶为盖，红漆木柱为撑，居高望远，一派防御性堡城气势。堡城选址非常讲究，《永嘉场英桥重建城堡记》说：“余既倡筑堡之议，乃宅中向东，坐山面海，天马在南，黄石在北，大海带环，内河四绕，虽蕞尔之区，而一郡山水总揽殆尽。”这里背依大罗山，正对东海之滨，山溪与塘河蜿蜒其中，风清气爽，是宜居之所。
　　即便与北方堡寨、堡城的厚重相比，永昌堡也毫不逊色。它外墙高8米多，厚度近4米，城墙外围全部用坚石垒砌而成，中间夯土垒高。砌石由周边大罗山花岗岩巨石切割而成，石质坚硬耐用，生命力持久。堡城空间上呈长方形，占地约600亩。方形城墙上还等距离分布有12座空心敌台和900多个便于防守性射击的城堞;敌台上层是瞭望射击区域，下层供驻防者休整，设计科学合理。与北方堡城不同之处在于，“城外环河水四面引二渠贯城中，楼橹雉堞，衢市梁井，无不斤斤备也”，永昌堡内部巧妙引入塘河，在堡内形成东西两条主渠（习惯上称为上下河），渠岸用花岗岩斜筑，还可行船。
　　走进堡城，引入的内河经多次分流，在城内形成一片水网。河流密布，自然桥梁众多，与堡城共生的左昌桥、右昌桥如彩虹卧波一般，造型优美;石板平直铺就的昌盛桥光洁平整、行车无碍;桥面遍刻云纹、回纹等吉祥图案的东引桥上依旧行人如织。桥下绿水映红花，若不是抬眼处厚重高耸的城墙，真有踱步西湖苏堤的感觉。
　　水乡江南，人口众多，耕地稀少，在浙南地区甚至有“六水三山一分田”的说法，人们对土地的利用向来谨慎、珍惜。永昌堡内却显得舒缓，除上河、下河沿岸建筑密集外，堡城东侧还留有大面积田地。按最初设计，堡内共规划百亩粮田用地，为长期被围守城准备。历史上，永昌堡未曾遭遇超过两周时间的包围，倒是田里的稻花与油菜花交替绽放，在堡城汇聚成一种特别美好的味道和画面。
　　河两岸的些许老宅大院，动辄都有数百年历史。明嘉靖年间督察院佥都御史王诤故居都堂第、三开间悬山顶的布政使祠和有“江南故宫”美誉的王氏宗祠等一字排开，等待着游客的造访。久远的时光消磨了这些曾经阔大建筑的华丽，灰黑的岁月痕迹清晰点缀在斑驳的外墙上，一株两株绿草也从老宅墙体中恣意生出，石碑上“居是堡者必讲信修睦，振寡邮孤……合斯堡如一人”的族规乡约已然字迹模糊。
　　盐场里的王氏宗族
　　关于永昌堡的建造，正史中要么语焉不详，要么用笔寥寥，让这个矗立了近5个世纪的古堡多少显得神秘。倒是当地《东嘉英桥王氏族谱》用或粗或细的线条勾勒出了堡城修筑的历史剪影。
　　话说明嘉靖年间，中国东南沿海正遭受严重的“倭患”，温州地区尤甚。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三月，乐清、瑞安、永嘉、平阳等境府城及瑞安、乐清二县盘石、宁村等所皆被围逾月;四月，流寇从乐清进犯温州府城，屯聚于大南门外，日磔人于市以示威……流寇无规律的袭扰加上朝政腐败，导致卫所制度废弛，使温州沿海原有的“有船守瞭，有寨传警，有烽堠墩台，卫所之外有巡检司，司有弓兵而沿海居其半”的三卫八所形同虚设。
　　面对流寇袭扰，当地宗族首领王叔果、王叔杲兄弟意识到“兵不固营垒为战斗计，危道也，莫若相度筑堡聚守为万全策”。为此他们一方面上疏朝廷，一方面带头捐出3000多两白银积极施工建堡。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深冬至来年腊月初，仅仅11个月，永昌堡就完成建设，总耗银7000余两。永昌堡建成后，精明的王氏家族将盐课司、巡检司等政府机构也迁入，组成军民联防的铜墙铁壁，被后人称赞“屹为一方巨镇，咸以县治无以过也”。之后，流寇倭兵虽有5次短暂围堡，但最终无计可施、仓皇而去，堡城也得以完整保存至今。
　　今天看来，永昌堡的修筑细节仍令人着迷。就费用而言，同时期浙江余姚县新建周长1440丈的内城就耗银5.33余万两，而周长860丈的永昌堡耗银仅7000余两，同比例相当于节约了两万多两白银。据史书记载，王叔果时任广东按察副使，官俸约每年45两白银，其弟王叔杲还没中举人尚无俸禄，王氏兄弟首捐巨资不知来源何处。另外，与余姚内城修建的官方背景相比，永昌堡从设计到建造完工均由当地百姓自发完成。那么，乡土水准是如何塑造了百年经典呢？

　　原来，这里曾是南宋以降著名的产盐基地，“其土积卤，其业宜盐”，史称永嘉场。至今当地仍有“潮涨吃鲜，潮落点盐”的说法。明时永嘉场“其民藉皆系于灶，当赋盐入廪转饷塞上”，鉴于产盐及盐税巨大，朝廷专设“盐课司”管理，额征盐课银高达每年1469两。有盐场即有盐民，有盐民自然有因盐而富的豪族，王氏尤称著姓。王氏宗族的形成是永嘉场社会关系中的大事，这支五代后唐时由福建迁徙台州、又自台州迁居此地的王姓移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盐业生产中不断发展壮大，从明初“子姓仅百人”到嘉靖年间的“奕叶百千”，成为影响温州地区的名门望族。《东嘉英桥王氏族谱》说：“温之濒海曰永嘉场。场故多豪，其甲第栋相接者数十里。而独王氏为最盛。王氏之为世者十二，为见指者以千数，而独二公之王父溪桥公为最盛。”
　　今天，我们从“其宗人著族，约立约正，司讼司纠，旌察淑慝。有陵噬忿争者，则遵约听之，不使烦于司”的描述中仍能看出王氏族群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仍能体会到他们在筚路蓝缕迁徙创业中铸就的宗族凝聚力，在“聚团公煎”的盐业生产中形成了“堡以聚立”、抱团生存的集体智慧。这种凝聚力与集体智慧在面临外族入侵和流寇袭扰时就必然迸发强有力的内聚力，“为欲保聚乡族，必须相地筑一城，以护其室庐，然后练习乡兵，进则可战，退则可守，方为万全之策”，成为团结一致、牺牲小我的宗族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力量中，永昌堡得以屹立不倒。
　　宗族精神代代相传，载体就是宗祠。王氏宗祠是堡内规模最宏伟的古建筑群，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62年），比古堡还早16年。宗祠前两丈高的石牌坊完好如新，横条石额精雕的双狮捧球与双凤凰纹路清晰，王氏八世祖王澈手书“王氏宗祠”4个大字力透纸背，穿越时空扑面而来。牌楼两侧成对分布8间祠，供奉着明清两朝的王氏名人：其中武状元1人，传胪1人，副榜4人，举人60多人。现在，王氏宗祠被辟为永昌堡博物馆，成为人们了解古堡历史和故事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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