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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十年是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2013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超过50％；2050年前后，我国的城市人口将增加到12亿上下，农村人口将由目前的7亿多人减少为3亿上下，城市化率将达到80％左右。城市化是经济、社会结构剧烈转型的过程，也是人口布局再优化的过程。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发展阶段，大国特征以及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态势，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必然不同于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必将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创新。
我国幅员辽阔，一个省区即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区位和比较优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积淀以及面临的主要矛盾极不相同，其城市化的动力与机制、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速度、城市化的过程和扩张形式也必然表现为不同的区域特征。所谓多样性的城市化就是没有全国统一的模式。期望全国一个模式、齐步走的城市化是与我国的大国特征相悖的。因此，中央政府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城市化政策，地方政府拥有较多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推进城市化的自主决策权是我国制定城市化政策的基点。发展路径与模式的多样性，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反映的最大特点。
集中型的城市化
我国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8倍，适宜人口居住的人均国土面积不足美国的1/10。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集中型的城市化是我国的必由之路。所谓集中型城市化，一是要有一个较高的城市化率。城市化率只有60％不行，达到70％也不行，至少应在80％以上，因为即使城市化率达到80％，我国的农村人口仍有3亿，等于目前美国的全国人口。二是大城市的率先发展，大城市占城市人口的较高比重。在城市化加速阶段，大城市的率先发展是客观规律；在城市成长阶段，城市要素配置效率随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提高；大城市占城市人口比重持续提高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城市化的总趋势。三是若干个不同等级、不同辐射范围的都市密集区和城市密集带的形成与发展，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趋势和现象。四是城市空间的紧凑型布局，用较少的城市用地容纳更多的人口和产业。
行政推动和市场力量相结合的城市化
一方面社会主义是我国的基本制度，政府掌控着较多的社会资源。城市化阶段是社会利益矛盾集中爆发期，科学的行政干预、宏观调控和利益调节政策可以大大减少城市化成本。城市中的个体行为具有更强烈的负外部性，城市规划建设尤其离不开科学规划和政策协调。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城市化，一个城市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可以大大化解错误的或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造成的负效应，提升城市要素配置的效率。所以在发挥体制优点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是我国低成本地推进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国内国际要素共同推动的城市化
30多年的实践证明，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实现了率先发展。我国13亿人口要在不足百年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不足10亿人口数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融入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既是我国和平崛起的空间条件，也为我国的城市化提供持续的动力源泉。
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化
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统筹城乡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城市化转型的基本内容。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伴随而来的是城市用地的扩张以及其他要素向城市的聚集。统筹城乡发展的本质是城乡居民平等分享城市化成果，而不是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也不是农村脱离城市的自我循环、自我独立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政策基石，一是要让农村居民拥有移居城市的自主选择权，二是让已经进城的农村居民平等享有市民权力，三是将城乡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农村工业化的指向违背工业化的规律，将支付极高的分散化成本；农村城市化目标混淆了农村和城市两个对立的概念，城市是人口和非农产业的大规模高度聚集，农村发展成城市，就不再是农村。农村城市化的正确内涵应是农村现代化。
非均衡发展的城市化
实现区域城市化均衡发展一直是我国主流目标，但是由于我国自然地理环境的巨大区域差异，人口和资源配置的极度不均衡以及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不同，非均衡发展当是我国城市化的常态。依黑龙江爱晖到云南腾冲的直线划分，我国东南部占全国国土面积不足一半，但人口和经济产出占90％以上。东南部地区城市人口和城市数量占全国的绝大比重，也必然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主体。从城市化发展的现状看，东南部一些省区城市化率已超过60％，西北部某些省区尚不足30％。从城市化未来进程看，东南部一些省区2030年前后有可能基本实现城市化，而西北部一些省区即使在2050年前后城市化率也只能达到60％左右。
异地城市化
从本质意义上说，任何城市化都是异地的。但由于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13亿人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就有近距离流动和远距离流动之别。所谓异地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远距离的（数百乃至数千公里）向城市流动。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跨省域、跨区域的向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地区流动成为我国城市化的重要特征。这种异地城市化在我国已经持续20多年，目前估计全国跨省区流动的农民工有7-8千万之众。由于城市化政策调整的滞后，这种异地城市化不仅造成了日益严峻的城乡社会问题，而且农民工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的利益矛盾也日趋凸现。我国人多地少，开发历史悠久，各地区都面临着日益增长的资源环境压力，但比较而言，沿海和平原的城市地区资源环境容量高于中西部山区、高原等生态脆弱地区，实施异地城市化政策，在整体上有利于我国人口布局的优化和资源环境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
低碳发展的城市化
“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是城市化的根本目的。一方面，城市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居中心、产业中心、知识创新中心和社会财富创造中心，享受城市文明是人们共同的期许。另一方面，城市发展面临着越来越严格的资源环境约束，城市发展越来越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低碳发展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选择。所谓低碳发展是指同等经济产出和生活品质下的较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发展方式，或者是同等二氧化碳排放量下的较高经济产出和较高生活品质的发展方式。所谓低碳发展的城市化就是以较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取得同等的城市化功能和效果，核心是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有较高的城市化经济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包括在城市化进程中，大力发展低碳产业、循环经济，大力发展节能减排、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以及低碳生活风尚的形成和低碳管理的普及等等。
科技和体制创新支撑的城市化
科技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破解城市过程中的一切经济、社会和环境难题均有赖于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支撑。先进适用技术广泛应用于城市化实践，充分发挥城市的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中心功能，以减少城市化投入，缓解资源环境压力；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建设社会利益长效协调机制，以化解城市化过程中的利益矛盾冲突，减少城市化的社会成本；建设数字城市、网络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以提高城市化质量等等，都离不开创新。所以，城市化与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互为动力，互为因果，既是我国城市化的特色，也是我国城市化的优点。
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互促互进的城市化
200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上升到46.7％，也确实存在着诸多的城市化质量问题。但断言我国城市化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转型时期已经到来，恐言之尚早。以城市化率80％为我国实现城市化数量指标，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我国实现城市化还需30多年；以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我国实现城市化还需要40多年。实际上，我国城市化在数量扩张的同时，城市综合承载力在持续提升，城市化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信息把握会赋予城市化数量扩张和质量提高以不同的地位和权重。十二五期间，控制城市化的数量扩张、重点提升城市化质量是一种选择；在继续城市数量扩张的过程中提升城市化质量，实现两者的互促互进，也是一种选择。但两者比较，后一种选择可能更接近于我国城市化的客观进程。
（本文作者为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我国幅员辽阔，一个省区即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区位和比较优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积淀以及面临的主要矛盾极不相同，其城市化的动力与机制、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速度、城市化的过程和扩张形式也必然表现为不同的区域特征。所谓多样性的城市化就是没有全国统一的模式。期望全国一个模式、齐步走的城市化是与我国的大国特征相悖的。因此，中央政府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城市化政策，地方政府拥有较多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推进城市化的自主决策权是我国制定城市化政策的基点。发展路径与模式的多样性，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反映的最大特点。
集中型的城市化
我国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8倍，适宜人口居住的人均国土面积不足美国的1/10。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集中型的城市化是我国的必由之路。所谓集中型城市化，一是要有一个较高的城市化率。城市化率只有60％不行，达到70％也不行，至少应在80％以上，因为即使城市化率达到80％，我国的农村人口仍有3亿，等于目前美国的全国人口。二是大城市的率先发展，大城市占城市人口的较高比重。在城市化加速阶段，大城市的率先发展是客观规律；在城市成长阶段，城市要素配置效率随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提高；大城市占城市人口比重持续提高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城市化的总趋势。三是若干个不同等级、不同辐射范围的都市密集区和城市密集带的形成与发展，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趋势和现象。四是城市空间的紧凑型布局，用较少的城市用地容纳更多的人口和产业。
行政推动和市场力量相结合的城市化
一方面社会主义是我国的基本制度，政府掌控着较多的社会资源。城市化阶段是社会利益矛盾集中爆发期，科学的行政干预、宏观调控和利益调节政策可以大大减少城市化成本。城市中的个体行为具有更强烈的负外部性，城市规划建设尤其离不开科学规划和政策协调。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城市化，一个城市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可以大大化解错误的或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造成的负效应，提升城市要素配置的效率。所以在发挥体制优点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是我国低成本地推进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国内国际要素共同推动的城市化
30多年的实践证明，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实现了率先发展。我国13亿人口要在不足百年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不足10亿人口数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融入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既是我国和平崛起的空间条件，也为我国的城市化提供持续的动力源泉。
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化
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统筹城乡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城市化转型的基本内容。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伴随而来的是城市用地的扩张以及其他要素向城市的聚集。统筹城乡发展的本质是城乡居民平等分享城市化成果，而不是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也不是农村脱离城市的自我循环、自我独立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政策基石，一是要让农村居民拥有移居城市的自主选择权，二是让已经进城的农村居民平等享有市民权力，三是将城乡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农村工业化的指向违背工业化的规律，将支付极高的分散化成本；农村城市化目标混淆了农村和城市两个对立的概念，城市是人口和非农产业的大规模高度聚集，农村发展成城市，就不再是农村。农村城市化的正确内涵应是农村现代化。
非均衡发展的城市化
实现区域城市化均衡发展一直是我国主流目标，但是由于我国自然地理环境的巨大区域差异，人口和资源配置的极度不均衡以及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不同，非均衡发展当是我国城市化的常态。依黑龙江爱晖到云南腾冲的直线划分，我国东南部占全国国土面积不足一半，但人口和经济产出占90％以上。东南部地区城市人口和城市数量占全国的绝大比重，也必然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主体。从城市化发展的现状看，东南部一些省区城市化率已超过60％，西北部某些省区尚不足30％。从城市化未来进程看，东南部一些省区2030年前后有可能基本实现城市化，而西北部一些省区即使在2050年前后城市化率也只能达到60％左右。
异地城市化
从本质意义上说，任何城市化都是异地的。但由于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13亿人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就有近距离流动和远距离流动之别。所谓异地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远距离的（数百乃至数千公里）向城市流动。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跨省域、跨区域的向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地区流动成为我国城市化的重要特征。这种异地城市化在我国已经持续20多年，目前估计全国跨省区流动的农民工有7-8千万之众。由于城市化政策调整的滞后，这种异地城市化不仅造成了日益严峻的城乡社会问题，而且农民工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的利益矛盾也日趋凸现。我国人多地少，开发历史悠久，各地区都面临着日益增长的资源环境压力，但比较而言，沿海和平原的城市地区资源环境容量高于中西部山区、高原等生态脆弱地区，实施异地城市化政策，在整体上有利于我国人口布局的优化和资源环境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
低碳发展的城市化
“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是城市化的根本目的。一方面，城市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居中心、产业中心、知识创新中心和社会财富创造中心，享受城市文明是人们共同的期许。另一方面，城市发展面临着越来越严格的资源环境约束，城市发展越来越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低碳发展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选择。所谓低碳发展是指同等经济产出和生活品质下的较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发展方式，或者是同等二氧化碳排放量下的较高经济产出和较高生活品质的发展方式。所谓低碳发展的城市化就是以较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取得同等的城市化功能和效果，核心是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有较高的城市化经济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包括在城市化进程中，大力发展低碳产业、循环经济，大力发展节能减排、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以及低碳生活风尚的形成和低碳管理的普及等等。
科技和体制创新支撑的城市化
科技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破解城市过程中的一切经济、社会和环境难题均有赖于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支撑。先进适用技术广泛应用于城市化实践，充分发挥城市的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中心功能，以减少城市化投入，缓解资源环境压力；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建设社会利益长效协调机制，以化解城市化过程中的利益矛盾冲突，减少城市化的社会成本；建设数字城市、网络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以提高城市化质量等等，都离不开创新。所以，城市化与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互为动力，互为因果，既是我国城市化的特色，也是我国城市化的优点。
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互促互进的城市化
200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上升到46.7％，也确实存在着诸多的城市化质量问题。但断言我国城市化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转型时期已经到来，恐言之尚早。以城市化率80％为我国实现城市化数量指标，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我国实现城市化还需30多年；以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我国实现城市化还需要40多年。实际上，我国城市化在数量扩张的同时，城市综合承载力在持续提升，城市化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信息把握会赋予城市化数量扩张和质量提高以不同的地位和权重。十二五期间，控制城市化的数量扩张、重点提升城市化质量是一种选择；在继续城市数量扩张的过程中提升城市化质量，实现两者的互促互进，也是一种选择。但两者比较，后一种选择可能更接近于我国城市化的客观进程。
（本文作者为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