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应当是关于整个地球的历史。我则更倾向于说，除了所有的国家和人，世界史还必须包括地球上一切有机和无机的自然之物。无疑，我们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书写这个整体的某一部分，但是，我们同样应当从地球行星的角度来思考我们自己。
　　欲使世界史昌盛于历史学者当中，需要拆除三座堂皇的壁垒。第一座壁垒透过单独的民族国家孤立地思考过去。这种陈旧的思考方式通常带有民族主义或例外论的色彩，而这种情绪有时甚至也存在于历史学家当中，以致令他们难以对自己的国家进行批评。
　　世界史研究的第二座壁垒则是将自己所处的这个区域看作一切事物的中心。历史学者往往竭力追问哪个地区更好，为何此地区成功而彼地区失败等问题。很多学者在反对国家中心主义的同时走向区域中心主义，但后者也可能成为必须被克服的另一个盲点。
　　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将历史上的文明分为21种，没有任何一种较之其他更为优越。他让全世界的读者看到所有地方的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如果将之摒弃，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世界历史学者而言，这是一个永久的遗产，它在精神上是宽容的，在分析上是复杂的，并具有成熟的理解能力。
　　威廉·麦克尼尔与其子约翰强调通过贸易、旅行、思想和技术的传播，连接世界人民、文化以及文明的各种关系的组织或网络，强调人类之间，总是在一个独特而又相互影响的世界性网络中彼此依存、联系。这个人类之网的形象大概是今天世界史学者中的主导范式。
　　与其父相比，小麦克尼尔坚持认为，历史讲述着一个人类物种创造更为人化的星球的线性故事，主张用“人类世”（Anthropocene）的观点撰写世界史。
　　“人类世”是在人类统治下的地球的名称。关于它，仍然存在若干根本性的争论。这里，我试图看到它可能具有的积极方面，促使历史学者超越我们偏狭的人类视角，将人和自然的关系视为世界史的中心来关注。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最新的范式。
　　至此，我们遭遇了第三座壁垒，阻碍我们完成一部包罗万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人类中心主义。它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定义着我们这一学科的特征，而今，如同古老的民族中心和西方中心主义一样，遭受到挑战。在新一代史家看来，世界史应当不仅聚焦于“人类之网”，也应关注“生命之网”，亦即这个星球的生态。
　　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试图打破这一疆界，他将“文明”定义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我不尽同意他的所有观点，但是我认为他指向一个正确的方向——自然。尽管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其他学者（还有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并未完全无视自然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只是在最近才有历史学家开始发展出一种更具生态学的觉悟，并且更科学地进一步理解他们的任务。
　　而今，我们站在比之从前所实践过的更为充实、优秀的历史的边缘，一个世界，或曰地球的历史，它包含中国，也包含世界的其余地方，它包含所有人类，也包含岩石、树木、季节和气候，一应在我们之前便已存在，也与我们共同塑造今天这个星球的事物。这便是我希望未来我们所撰写的世界史的范围与尺度。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01月10日11版，作者：[美]唐纳德·沃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