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在近代史上，因其地处京畿，位于九河下梢、渤海之滨的独特地理位置，受到了不同文化的冲击与影响。这些外来文化以不同的形式嵌入了天津的城市空间中，与天津本土文化进行融合，并留下了自身的文化符号。在外来文化的诸多影响中，最典型的就是宗教。近代中国接受外来宗教最多、最广的城市之中就有天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锡克教（印度宗教）、神道教（日本宗教）等均落足天津。其中，基督教（注：本文所说的基督教包括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两大派别）与天津本土文化的融合是非常独特的。
　　西方文化的主体是基督教，基督教的形式特征之一是教堂，因此，教堂建筑就是西方文化最典型的符号类型之一。教堂建筑常常会利用高耸的塔尖，把人们的视线引入高空，通过彩色玫瑰花窗映入教堂的光线，让人们感受到基督教的神秘与庄严。由此，符号作为文化的载体，通过代表性的符号，外来文化将其嵌入本土的城市空间中，进而对符号自身所代表的文化进行表征和展示。艾柯曾经提出：“将符号定义为任何这样一种东西，它根据既定的社会习惯，可被看做代表其他东西的某种东西—— 一个记号X代表并不存在的Y。”依照艾柯的理论来分析教堂与西方文化，那么，教堂是实存的，而西方文化是无形的，在中国文化的观念中，教堂已然被视为一个符号X，成为了西方文化Y的代表和象征。
　　符号是文化的载体，亦是文化的产物。符号是负载和传递信息的中介，是认识事物的一种简化手段，表现为有意义的代码和代码系统。下面，我们以天津的四座教堂为符号，来分析其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与天津文化的融合。
　　符号一：紫竹林教堂。紫竹林教堂，是于1872年在紫竹林寺旧址上建起的。“紫竹林教堂的造型具有文艺复兴晚期建筑的典型风格，吸收了古希腊、古罗马建筑艺术的积极因素，建筑风格和谐开朗，布局条例次序，不仅雄伟有力，而且活泼轻松，给人以亲切悦目之感。……紫竹林教堂为青砖木结构，再饰以中华的传统砖雕，巍峨典雅。”由此可见，紫竹林教堂是在有意识地把西方文化的符号特征加诸中国文化的形式之上，把中西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加以融合。今天的紫竹林教堂早已破败，只能用异国情调的建筑符号在天津这个现代化的城市中展示着昔日辉煌。
　　符号二：西开教堂。西开教堂的建筑始于1912年，当时天津开始建立独立教区，罗马教廷任命法国神父杜保禄为首任主教。但早先的天津教案仍让人心有余悸，所以在天津传教中心的选择上经历了数度迁移而最终选择了老西开地区。一则因为望海楼附近地区已经没有了拓展空间，二则老西开地区与法租界相连，可为法租界的扩张确立新的基点，如是，他们开始了在西开购置土地，建造新的主教府和大教堂。1916年，西开教堂建成便成为天主教会的活动中心。围绕西开教堂，修建了主教府、修道院和修女院，并且建造了一座医院和五所学校。教会的这些行为无意中淡化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和差异，开始使彼此融合渗透。1920年天津发生灾情，传教士们筹集了救灾款物发放给灾民们，于是很多灾民来到教堂附近落户谋生。因此，西开教堂不仅成为天津教区的主教座堂，也成为教徒们的聚居地，有洋行工作的高级职员，有工商业界的精英，而且随处可见各个修会的神父、修士和修女，充满了浓郁的宗教气息，异域情调和本土文化相互交融而形成一种新的特质文化。
　　符号三：合众会堂。合众会堂初建于1864年，也是为了满足来津的外国信徒进行宗教活动的需求。当时来到天津的外国士兵、商人和传教士分别属于不同的新教派系，这些分属不同派系的信徒们，为了有一个宗教活动场所，集体捐资建造了最初的合众会堂。显然，这一特殊产物的出现，是和时代与文化背景紧密相关的。当时在天津的教徒主要的有英美驻津的官员，还有富商，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也有一些医生、律师以及从事技术性的工程、兵器等方面的专家来到天津，因此，合众会堂成为他们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后来，也有很多在外国洋行工作的华人信徒来这里进行宗教活动。这些都使得合众会堂无形中提高了品位，但是，也因此而失去了普通信徒这一大众基础。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合众会堂损毁严重，后被拆除，于是“合众会堂”成为了历史，现实的形式已经不复存在了。
　　符号四：山西路教堂。山西路教堂虽然建成仅有十多年，但从其前身维斯理堂开始追溯，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山西路教堂的建筑样式也体现出一种外来符号与本土文化空间的结合。不像天主教堂那样有很多样式有规可循，新教的教堂样式都体现出了革新性和多样性。现在的山西路教堂，其主要的大礼拜堂是一个外方内圆的建筑样式，堂内的拱形圆顶由八根柱子往各自的方向伸拉牵引而去，形成了一种规则的八角型体。原来的维斯理堂就是由八根柱子撑起，人们也习惯称呼其为“八角楼”。山西路教堂的建造也是依循了维斯理堂的设计理念，但是又有了很多改造，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八角楼”的样子。
　　“本土化”（inculturation）是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其含义是指教会信仰的本位化、本土化、本地化、本国化和本色化，即文化的互融和适应。惟有经过一个整合的过程—— 一则忠于地方教会的本地文化，一则也忠于基督宗教的原始讯息，则本位化的教会才算大功告成。本土化也可以用来指称导致基督教与民族文化综合的整个过程，是文化间的积极调和与结合，不是消极地适应某种文化环境。当一种域外文化传至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国家时，在保持其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接受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的改造，从深层找出共同点，吸纳其中可通融的要素，才能在异国他乡求得生存和发展。这就是世界文化交流史的一种规律——本土化。
　　外来文化在进入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是中国文化本身的特性。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顽强的自我改造能力，因此，一种外来文化要想在中国扎根而又不被本土化就变得非常困难。在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无一例外地都曾经被本土化。
　　所谓基督教的本土化，是指基督教与当地民族文化相融合，不断改造自身，以获得传播与发展的过程。虽然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的差异会使二者发生激烈的冲突，但这些障碍是可以克服的。基督教在与本土文化调和方面充分显示出了它的柔韧。 正如段琦在《奋进的历程 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一书的序中所提到的，“对于‘本色化’（即本文中所说的‘本土化’——本文作者注）这个名词的理解，教会人士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理解，但大家都承认一个不争的事实：一种外来宗教要在某地生根，必须与当地的社会与文化相适应，否则必然被淘汰；对于中国基督教来说，‘本色化’就是跟随时代，调整自己，以适应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客观现实。”进而，我们也应清醒意识到，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为基督教对其文化环境的单向适应，而应视为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相互作用、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承认基督教本身也具有文化创造力，那么，当我们充分认识到基督教和本土化都是开放的、包容的过程时，这二者才能真正实现最佳的融合。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