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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议定，将抗日战争期间苏军俘虏的日本战犯移交给我国。中央告知东北人民政府，要求其代中央组建战犯管理所，准备接收日本战犯。东北人民政府即将此项工作交东北公安部办理。我当时在东北公安部政保处任执行科长，参加了接收苏联移交日本战犯的工作。
1950年四五月份的一天，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通知我，中苏议定把苏联在押的日本战犯移交中国，要我找个不在繁华地区、关押条件又比较好的监狱，同时组建战犯管理所。
我和有关同志立即四处察看选择，经过赴沈阳以及周围市县的监狱、看守所考察之后，认为抚顺县城西关原由日本人修建的特殊监狱条件比较好。这个监狱是日本人专门关押其军、警犯罪分子的场所，院子很大，有六个监区的建筑。监狱东临县城几百米，距抚顺市区有一二华里；南面距村庄也有三四华里；北面有一条铁路线，过了铁路是一座山。监狱驻地除有几十户居民外，没有其他机关学校，环境比较好。
经领导批准后，我们立即对监狱进行了突击维修。在围墙四周又建了四个岗楼，院子里清理了垃圾，栽了一些花草树木，这样不仅便于警戒，保证安全，而且环境幽静。
关于管理所的领导班子和监管人员，组织上经过认真研究后决定：调抚顺市公安局副局长孙明斋任战犯管理所所长，调司法部处长曲初任副所长，这两位同志都是“三八式”的抗战老政法干部。另从东北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调配了监管科、教育科、总务科、卫生所等科级干部，以及日文翻译金源，又调东北公安部看守所所长、老红军詹华忠任监狱看守长。至此，接收战犯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
7月初，汪金祥部长找我去，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接收日本战犯的指示。接收当中要保证“一个不跑，一个不死”，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按党的政策处理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并确定由我和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陆曦负责执行这项任务。陆曦俄语很好，由他负责外事工作，我负责监管任务。
东北铁路局为我们预订了专列，我们又通知哈尔滨市公安局预订了几千斤大面包和几百斤香肠。我和陆曦召集参加执行此次任务的公安、公安军干部开会，研究讨论了有关事宜。
7月16日，我们从沈阳出发。除干部、医生、看守等几十个人外，还有公安军一个连的战士。我反复考虑，感到“一个不跑”比较容易做到，但“一个不死”则比较困难。我为此非常担心，因为把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押送到中国来，他们想到自己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必然会想到中国人民惩治他们的下场，路上难保不会发生意外。所以，我让部队从车头到车尾架上电话，以便处理意外情况；又把客车的每个窗户拉下来插死，并用报纸糊上，防止战犯跳窗；规定战犯去厕所不准关门，由看守抓好把手；每个车厢有一名徒手的看守员值班，观察战犯动态；我还组织干部、看守员讨论，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堵上一切漏洞。途经哈尔滨时，除把食品装车以外，还请市公安局增派俄语翻译1人、日语翻译1人。经过两天一夜后，列车抵达绥芬河车站。
到达绥芬河以后，我们和县公安局取得了联系，并拜会了县委的领导，提请他们：一要绝对保密；二要让公安局维护好车站周围的治安；三请他们帮助找个饭店，订一桌比较丰盛的宴会用餐。
7月19日，苏联的一列闷罐车开到绥芬河，停在站台左侧苏式宽轨上。我们的车停在右侧我国列车用的窄轨上，正好并列着。
第二天，我们宴请了苏联拘留管理局负责押送战犯的科留托夫中校和阿斯尼斯上尉。由于當时正是“中苏友好万岁”的时候，席间大家频频举杯，我不胜酒力，但双方一再为“斯大林万岁”干杯，为“毛泽东主席万岁”干杯，又不能不喝。我实在不行了，我们的干部只好偷着给我的酒杯里倒白水，尽管这样，我还是醉倒了。同行的同志们把我架上火车，苏联朋友看到我这么诚挚，高兴极了。后来在火车上听干部们告诉我，苏联人看到我们吃大白面包和香肠，比划着要拿黑列巴（黑面包）换我们的白面包。我让干部们给他们送去几箱面包和香肠，又给他们的队长送去汽水和白酒。他们一再表示感谢，还送了我们半桶大马哈咸鱼。
第二天正式办理移交。当时除了公安局的外围警戒外，我们的战士还在车站两旁面向沿线布好岗哨，一方面防止战犯逃跑，另一方面防止老百姓对罪恶多端的战犯冲击报复。战犯在每个车厢里列队，经点名后从闷罐车下来，然后上了我们的客车。苏方把969名战犯的档案也交给了我们。交接完毕，我和陆曦在文件上代表中国政府签字，双方热烈握手告别。
战犯们走下苏方的闷罐车时，看到我们提供的是客车而不是闷罐车，都感到很意外。吃上白面包和香肠后，大多数战犯脸上都有了笑容，但看到他们犯下严重罪行的中国国土，又露出恐惧的表情。尤其是那些将、佐级军官，虽然仍穿着将校呢军服和大皮靴，努力摆出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但也难掩其复杂的心情。
我们在每节车厢配备了不带武器的看守员，以防出事。开车后看守员向战犯宣布了纪律：不准大声喧哗；不准窃窃私语；不准开窗户和向外窥视；上厕所要报告，每次一人。我们的医生到各车厢巡视，战犯生病均得到及时治疗；干部和翻译也在各车厢轮流检查。每餐除了吃面包、香肠外，我们事先还通知牡丹江、哈尔滨、长春、四平几个大站的公安局准备一餐米饭和炒菜。因人多，在大站停车的地方 （一般在货站） 又搭上临时厕所。因为我们的专列在正点列车通过时都要待避，所以经过两天一夜后才到达沈阳车站。我向在站台上等候的王鉴处长简要地汇报了情况，他听完后指示战犯入监后，一定要和管理所的同志们研究布置好监管工作，并说今后由我来负责与管理所的联系、检查和业务指导。
火车安抵抚顺老城车站，战犯管理所的同志们已经作好接站准备。沿途所经路面实施短时间戒严，除将级战犯和病号坐车以外，其他战犯集体步行押送监区。将、佐级战犯五六个人一间宿舍，尉官以下则12个人一间房子，是大通铺；管理所给战犯们发了被褥、衣服、毛巾和牙具等生活用品；战犯们享受中灶待遇，主食以大米为主，副食每天都有肉、菜；我们还规定看守人员和警卫战士要尊重战犯的人格，不准打骂体罚，看守员如违反规定则由管教干部或所长处理；东北卫生部为管理所配备了比较齐全的药品，甚至连科、处级干部都难以享受的进口药品也配备了一些。有一次，几个战犯患了多发性末梢神经炎，全身麻痹不能走路，中央派医生带着专门药品乘坐飞机紧急前来治疗，充分体现了我们对战犯们的人道主义。
对战犯的优厚待遇，大部分干部、战士很不理解，想不通。他们当中，有的父母亲人被日本人杀害，有的被日本人的“三光政策”烧了房子，有的受过日本鬼子的毒打。于是，发生过战士打骂战犯，炊事班的同志不洗米、菜就下锅，理发员故意给他们搞点小动作的现象。他们说：“我们的抗战干部吃的还是粗粮，却给这些杀人犯吃小灶。”有的说：“日本鬼子把我们害苦了，我见了他们就有一股压制不住的复仇火焰。”还有人生气地说：“还要我天天侍候他们，我不干了！”坚决要求回部队去。有个干部甚至把枪交给孙所长，坚决要辞职。
孙明斋所长和其他领导就找这些同志一个个地谈心，说明党的政策，以及改造战犯的政治意义。战争犯罪不仅是某个人的原因，更有它的历史社会原因。所领导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中的论述，向大家说明中央实行的是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战略决策，今天大家不理解，日后看到成果的时候就会理解的。后来很多管理所的老同志看到“中归联”为中日友好作出的贡献，都深深体会到了当时中央决策的英明。
将战犯稍事安顿之后，所领导安排俄文翻译曹岩华 （后担任公安部边防局局长）、张梦实 （伪满国务大臣张景惠的儿子，伪满时是我们的情报人员） 把战犯969份档案翻译成中文，每份材料二三页。这些战犯在管理所仍暗中勾结，为了逃避罪责，一致提出他们不是战犯，是战俘。有的口头反映，有的书面报告，甚至搞抗议、绝食，和我们搞“合法斗争”。有的则按帝国主义的逻辑，狂言：“我们到中国来是搞日、满、中共存共荣，是帮助你们反对其他列强。”“我们战败是犯了扩大战线的错误，但无疑日本是个强国，有朝一日还会东山再起。”“大和民族自古就是优秀民族，你们不能随意处理我们。”“国际法规定战俘是遣送回国的，你们违反国际法。”陆军中将藤田茂更是嚣张，他面对孙所长说：“我要见毛泽东，你们给转达一下。”
孙所长说：“你有话和我讲好了。”
他气势汹汹地说：“我不和你谈。你们践踏国际法，战后你们就应该遣送战俘。”
针对这些战犯的嚣张气焰，孙所长义正词严地回答：“这里没有战俘，只有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你不要忘了，你就是战争罪犯的主谋之一。”“中国政府是代表受你们残酷迫害的人民大众的政府，惩办战犯是我们的权利。”
针对战犯和战俘的问题，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一方面要批判他们的罪行和帝国主义的论调，另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国际法，要从法律上批判他们强调是战俘因而逃脱惩罚的幻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最野蛮的战争，几十个国家在战争中死伤5000多万人。1945年8月，苏、美、英、法四国签署了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明文规定了罪行种类：一、反和平罪。策划、准备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视为反和平罪。二、战争罪。违反战争法规定和惯例的战争行为，如杀害平民、奴役平民……杀害战俘……掠夺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破坏城镇、农村……视为战争罪。三、反人道罪。战前或战争中，杀害平民，奴役驱逐和其他非人道主义的战争行为构成反人道罪。
我们将国际法的规定逐条向战犯宣讲，让他们座谈讨论并要求按个人的罪行对照检查自己。经过学习，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官古海忠之最先对自己的罪行有了一定的认识，他比较懂法律。学了国际法后，我们把战犯集合在一起，让古海忠之给他们讲战犯和战俘的区别，动员他们检讨自己的战争罪行。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有了新的变化。每个战胜国有权单独审判任何侵略国的战争罪犯，对我们的处罚权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战犯们的震动很大，自此，战犯们再也不敢任意闹事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犯们又窃窃私语，喜形于色，盼望着美帝国主义来解救他们。有的人甚至在看守员面前大叫“我们强大的日本都打不过美国，你们更别想。美国人不久就会打过来”，等等。当时因为美帝国主义飞机不断袭扰我国丹东、沈阳等地，为了安全起见，东北公安部决定把战犯向黑龙江转移。
为此，我先和省公安厅的同志赴双城、阿城、呼兰和哈尔滨监狱等处查看，报经东北公安部批准，决定把日本战犯押送到哈尔滨监狱，把伪满战犯押送到呼兰监狱。这时战犯更是议论纷纷，幻想日、蒋配合美帝国主义迅速打过来。有一个战犯叫鹿毛繁太，他在监号里大声喊叫：“日本天皇万岁！”监号里的战犯也为他呐喊助威，气焰十分嚣张。我去管理所检查工作时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气愤。由于平时规定，管理人员不经上级批准不能处分他们，我这次经过准备，通过广播对战犯中的反动思想进行了一个多钟头的批判。我讲了朝鲜战场的形势，说明经过几次战役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已俘虏美、李 （承晚） 军一万多人。针对战犯们的出身，我说：“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国也死伤几百万人，绝大多数是工人、农民，这些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可是战争中你们的天皇却搜刮人民的财富60多亿美元，日本的那些财阀和军阀们也大发横财，你们得到的是什么呢？你们幻想和崇拜美帝国主义，你们想想，是美帝国主义用原子弹炸了你们的广岛和长崎，死伤几十万人，美国还占领了你们的国家，日本成了美国的附庸，每年都要从日本人民身上搜刮供给他们多少亿元？日本妇女这几年仅私生子就有上万人。美国人究竟是你们的朋友还是仇敌？”最后，我宣布把鹿毛繁太关禁闭，令其认真反省，并在全体战犯中作检查。战犯们幻想美国人解救他们的美梦彻底破灭了。
1952年，根据朝鲜战场的形势，我们又把战犯转押回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并开始对战犯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材料由金源翻成日文，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学习讨论。主要内容有：“朝鲜战争形势”“满洲事变—— 八一五光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纪实”，以及列寧的 《论帝国主义》 《社会发展史》 等有关论著。经过较长时间的学习，这些课程对战犯很有吸引力，使他们了解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过程和对外侵略的真相，以及统治集团对内镇压人民的罪行、因世界列强的矛盾而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等等。他们也认识到他们的日本天皇不是什么“神仙”，而是镇压人民的军国主义集团的总代表。
1954年，大区公安部撤销，我被调到公安部，战犯管理所的工作移交给了辽宁省公安厅。
（选自《纵横》2016年第6期）
“一个不跑，一个不死”
1950年四五月份的一天，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通知我，中苏议定把苏联在押的日本战犯移交中国，要我找个不在繁华地区、关押条件又比较好的监狱，同时组建战犯管理所。
我和有关同志立即四处察看选择，经过赴沈阳以及周围市县的监狱、看守所考察之后，认为抚顺县城西关原由日本人修建的特殊监狱条件比较好。这个监狱是日本人专门关押其军、警犯罪分子的场所，院子很大，有六个监区的建筑。监狱东临县城几百米，距抚顺市区有一二华里；南面距村庄也有三四华里；北面有一条铁路线，过了铁路是一座山。监狱驻地除有几十户居民外，没有其他机关学校，环境比较好。
经领导批准后，我们立即对监狱进行了突击维修。在围墙四周又建了四个岗楼，院子里清理了垃圾，栽了一些花草树木，这样不仅便于警戒，保证安全，而且环境幽静。
关于管理所的领导班子和监管人员，组织上经过认真研究后决定：调抚顺市公安局副局长孙明斋任战犯管理所所长，调司法部处长曲初任副所长，这两位同志都是“三八式”的抗战老政法干部。另从东北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调配了监管科、教育科、总务科、卫生所等科级干部，以及日文翻译金源，又调东北公安部看守所所长、老红军詹华忠任监狱看守长。至此，接收战犯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
7月初，汪金祥部长找我去，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接收日本战犯的指示。接收当中要保证“一个不跑，一个不死”，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按党的政策处理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并确定由我和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陆曦负责执行这项任务。陆曦俄语很好，由他负责外事工作，我负责监管任务。
东北铁路局为我们预订了专列，我们又通知哈尔滨市公安局预订了几千斤大面包和几百斤香肠。我和陆曦召集参加执行此次任务的公安、公安军干部开会，研究讨论了有关事宜。
7月16日，我们从沈阳出发。除干部、医生、看守等几十个人外，还有公安军一个连的战士。我反复考虑，感到“一个不跑”比较容易做到，但“一个不死”则比较困难。我为此非常担心，因为把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押送到中国来，他们想到自己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必然会想到中国人民惩治他们的下场，路上难保不会发生意外。所以，我让部队从车头到车尾架上电话，以便处理意外情况；又把客车的每个窗户拉下来插死，并用报纸糊上，防止战犯跳窗；规定战犯去厕所不准关门，由看守抓好把手；每个车厢有一名徒手的看守员值班，观察战犯动态；我还组织干部、看守员讨论，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堵上一切漏洞。途经哈尔滨时，除把食品装车以外，还请市公安局增派俄语翻译1人、日语翻译1人。经过两天一夜后，列车抵达绥芬河车站。
到达绥芬河以后，我们和县公安局取得了联系，并拜会了县委的领导，提请他们：一要绝对保密；二要让公安局维护好车站周围的治安；三请他们帮助找个饭店，订一桌比较丰盛的宴会用餐。
7月19日，苏联的一列闷罐车开到绥芬河，停在站台左侧苏式宽轨上。我们的车停在右侧我国列车用的窄轨上，正好并列着。
第二天，我们宴请了苏联拘留管理局负责押送战犯的科留托夫中校和阿斯尼斯上尉。由于當时正是“中苏友好万岁”的时候，席间大家频频举杯，我不胜酒力，但双方一再为“斯大林万岁”干杯，为“毛泽东主席万岁”干杯，又不能不喝。我实在不行了，我们的干部只好偷着给我的酒杯里倒白水，尽管这样，我还是醉倒了。同行的同志们把我架上火车，苏联朋友看到我这么诚挚，高兴极了。后来在火车上听干部们告诉我，苏联人看到我们吃大白面包和香肠，比划着要拿黑列巴（黑面包）换我们的白面包。我让干部们给他们送去几箱面包和香肠，又给他们的队长送去汽水和白酒。他们一再表示感谢，还送了我们半桶大马哈咸鱼。
第二天正式办理移交。当时除了公安局的外围警戒外，我们的战士还在车站两旁面向沿线布好岗哨，一方面防止战犯逃跑，另一方面防止老百姓对罪恶多端的战犯冲击报复。战犯在每个车厢里列队，经点名后从闷罐车下来，然后上了我们的客车。苏方把969名战犯的档案也交给了我们。交接完毕，我和陆曦在文件上代表中国政府签字，双方热烈握手告别。
战犯们走下苏方的闷罐车时，看到我们提供的是客车而不是闷罐车，都感到很意外。吃上白面包和香肠后，大多数战犯脸上都有了笑容，但看到他们犯下严重罪行的中国国土，又露出恐惧的表情。尤其是那些将、佐级军官，虽然仍穿着将校呢军服和大皮靴，努力摆出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但也难掩其复杂的心情。
我们在每节车厢配备了不带武器的看守员，以防出事。开车后看守员向战犯宣布了纪律：不准大声喧哗；不准窃窃私语；不准开窗户和向外窥视；上厕所要报告，每次一人。我们的医生到各车厢巡视，战犯生病均得到及时治疗；干部和翻译也在各车厢轮流检查。每餐除了吃面包、香肠外，我们事先还通知牡丹江、哈尔滨、长春、四平几个大站的公安局准备一餐米饭和炒菜。因人多，在大站停车的地方 （一般在货站） 又搭上临时厕所。因为我们的专列在正点列车通过时都要待避，所以经过两天一夜后才到达沈阳车站。我向在站台上等候的王鉴处长简要地汇报了情况，他听完后指示战犯入监后，一定要和管理所的同志们研究布置好监管工作，并说今后由我来负责与管理所的联系、检查和业务指导。
火车安抵抚顺老城车站，战犯管理所的同志们已经作好接站准备。沿途所经路面实施短时间戒严，除将级战犯和病号坐车以外，其他战犯集体步行押送监区。将、佐级战犯五六个人一间宿舍，尉官以下则12个人一间房子，是大通铺；管理所给战犯们发了被褥、衣服、毛巾和牙具等生活用品；战犯们享受中灶待遇，主食以大米为主，副食每天都有肉、菜；我们还规定看守人员和警卫战士要尊重战犯的人格，不准打骂体罚，看守员如违反规定则由管教干部或所长处理；东北卫生部为管理所配备了比较齐全的药品，甚至连科、处级干部都难以享受的进口药品也配备了一些。有一次，几个战犯患了多发性末梢神经炎，全身麻痹不能走路，中央派医生带着专门药品乘坐飞机紧急前来治疗，充分体现了我们对战犯们的人道主义。
“今天不理解，日后看到成果就理解了”
对战犯的优厚待遇，大部分干部、战士很不理解，想不通。他们当中，有的父母亲人被日本人杀害，有的被日本人的“三光政策”烧了房子，有的受过日本鬼子的毒打。于是，发生过战士打骂战犯，炊事班的同志不洗米、菜就下锅，理发员故意给他们搞点小动作的现象。他们说：“我们的抗战干部吃的还是粗粮，却给这些杀人犯吃小灶。”有的说：“日本鬼子把我们害苦了，我见了他们就有一股压制不住的复仇火焰。”还有人生气地说：“还要我天天侍候他们，我不干了！”坚决要求回部队去。有个干部甚至把枪交给孙所长，坚决要辞职。
孙明斋所长和其他领导就找这些同志一个个地谈心，说明党的政策，以及改造战犯的政治意义。战争犯罪不仅是某个人的原因，更有它的历史社会原因。所领导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中的论述，向大家说明中央实行的是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战略决策，今天大家不理解，日后看到成果的时候就会理解的。后来很多管理所的老同志看到“中归联”为中日友好作出的贡献，都深深体会到了当时中央决策的英明。
“是战犯，不是战俘”
将战犯稍事安顿之后，所领导安排俄文翻译曹岩华 （后担任公安部边防局局长）、张梦实 （伪满国务大臣张景惠的儿子，伪满时是我们的情报人员） 把战犯969份档案翻译成中文，每份材料二三页。这些战犯在管理所仍暗中勾结，为了逃避罪责，一致提出他们不是战犯，是战俘。有的口头反映，有的书面报告，甚至搞抗议、绝食，和我们搞“合法斗争”。有的则按帝国主义的逻辑，狂言：“我们到中国来是搞日、满、中共存共荣，是帮助你们反对其他列强。”“我们战败是犯了扩大战线的错误，但无疑日本是个强国，有朝一日还会东山再起。”“大和民族自古就是优秀民族，你们不能随意处理我们。”“国际法规定战俘是遣送回国的，你们违反国际法。”陆军中将藤田茂更是嚣张，他面对孙所长说：“我要见毛泽东，你们给转达一下。”
孙所长说：“你有话和我讲好了。”
他气势汹汹地说：“我不和你谈。你们践踏国际法，战后你们就应该遣送战俘。”
针对这些战犯的嚣张气焰，孙所长义正词严地回答：“这里没有战俘，只有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你不要忘了，你就是战争罪犯的主谋之一。”“中国政府是代表受你们残酷迫害的人民大众的政府，惩办战犯是我们的权利。”
针对战犯和战俘的问题，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一方面要批判他们的罪行和帝国主义的论调，另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国际法，要从法律上批判他们强调是战俘因而逃脱惩罚的幻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最野蛮的战争，几十个国家在战争中死伤5000多万人。1945年8月，苏、美、英、法四国签署了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明文规定了罪行种类：一、反和平罪。策划、准备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视为反和平罪。二、战争罪。违反战争法规定和惯例的战争行为，如杀害平民、奴役平民……杀害战俘……掠夺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破坏城镇、农村……视为战争罪。三、反人道罪。战前或战争中，杀害平民，奴役驱逐和其他非人道主义的战争行为构成反人道罪。
我们将国际法的规定逐条向战犯宣讲，让他们座谈讨论并要求按个人的罪行对照检查自己。经过学习，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官古海忠之最先对自己的罪行有了一定的认识，他比较懂法律。学了国际法后，我们把战犯集合在一起，让古海忠之给他们讲战犯和战俘的区别，动员他们检讨自己的战争罪行。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有了新的变化。每个战胜国有权单独审判任何侵略国的战争罪犯，对我们的处罚权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战犯们的震动很大，自此，战犯们再也不敢任意闹事了。
“美国人究竟是朋友还是仇敌？”
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犯们又窃窃私语，喜形于色，盼望着美帝国主义来解救他们。有的人甚至在看守员面前大叫“我们强大的日本都打不过美国，你们更别想。美国人不久就会打过来”，等等。当时因为美帝国主义飞机不断袭扰我国丹东、沈阳等地，为了安全起见，东北公安部决定把战犯向黑龙江转移。
为此，我先和省公安厅的同志赴双城、阿城、呼兰和哈尔滨监狱等处查看，报经东北公安部批准，决定把日本战犯押送到哈尔滨监狱，把伪满战犯押送到呼兰监狱。这时战犯更是议论纷纷，幻想日、蒋配合美帝国主义迅速打过来。有一个战犯叫鹿毛繁太，他在监号里大声喊叫：“日本天皇万岁！”监号里的战犯也为他呐喊助威，气焰十分嚣张。我去管理所检查工作时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气愤。由于平时规定，管理人员不经上级批准不能处分他们，我这次经过准备，通过广播对战犯中的反动思想进行了一个多钟头的批判。我讲了朝鲜战场的形势，说明经过几次战役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已俘虏美、李 （承晚） 军一万多人。针对战犯们的出身，我说：“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国也死伤几百万人，绝大多数是工人、农民，这些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可是战争中你们的天皇却搜刮人民的财富60多亿美元，日本的那些财阀和军阀们也大发横财，你们得到的是什么呢？你们幻想和崇拜美帝国主义，你们想想，是美帝国主义用原子弹炸了你们的广岛和长崎，死伤几十万人，美国还占领了你们的国家，日本成了美国的附庸，每年都要从日本人民身上搜刮供给他们多少亿元？日本妇女这几年仅私生子就有上万人。美国人究竟是你们的朋友还是仇敌？”最后，我宣布把鹿毛繁太关禁闭，令其认真反省，并在全体战犯中作检查。战犯们幻想美国人解救他们的美梦彻底破灭了。
1952年，根据朝鲜战场的形势，我们又把战犯转押回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并开始对战犯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材料由金源翻成日文，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学习讨论。主要内容有：“朝鲜战争形势”“满洲事变—— 八一五光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纪实”，以及列寧的 《论帝国主义》 《社会发展史》 等有关论著。经过较长时间的学习，这些课程对战犯很有吸引力，使他们了解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过程和对外侵略的真相，以及统治集团对内镇压人民的罪行、因世界列强的矛盾而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等等。他们也认识到他们的日本天皇不是什么“神仙”，而是镇压人民的军国主义集团的总代表。
1954年，大区公安部撤销，我被调到公安部，战犯管理所的工作移交给了辽宁省公安厅。
（选自《纵横》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