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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前后,日本有贺长雄、小野冢喜平次等人对国民外交思想进行了系统地阐述,这引起了中国留日学生及戊戌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等人的注意,国人在接受这一思想的同时,还将其引入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中国。本文则通过对近代国人接触国民外交思想的历时性考察,借以管窥西方国民外交思想的内涵和特点,厘清中国国民外交思想的渊源脉络。
[关键词]国民外交思想,有贺长雄,外交报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22-0003—05
从所见文献来看,近代“国民外交”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1903年。它的出现受到了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影响。20世纪前后,日本有贺长雄、小野冢喜平次等人对国民外交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这引起了中国留日学生及戊戌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等人的注意,国人在接受这一理论的同时,还将其引入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中国。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国民外交的研究大致有以下两种倾向:一是将“国民外交”拆成“国民”和“外交”两词,并借助工具书对其作词义上的界定,然后从“国民外交”的定义出发,对相关史实做似是而非、削足适履的对比,以判定该史实是否为“国民外交”;另一种研究倾向是,将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国民外交”简单看成是前后一致、一以贯之的对象加以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4年复旦大学举办的“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廖敏淑撰文指出:“目前提及清末民国时期‘国民外交’的研究,常不区分排外运动、革命运动、民族主义运动与‘国民外交’运动之间的差异,只要是涉外事件,全都可以冠上‘国民外交’的头衔。”此外,2008年周斌在《安徽史学》发文指出,清末民初“国民外交”一词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本的影响,将本意为国家外交的"National diplo-macy"译为国民外交。虽然学界对“国民外交”的研究已有所推进,但是中国国民外交思想的渊源脉络仍有待厘清。那么,国民外交思想这一舶来品有何特点?近代国人对其又是如何接受和移植的呢?本文拟对此做一历史考察。
一
在西方书籍中,最早使用外交一词的时间大约是17世纪末。1693年莱布尼兹(Leibniz)刊行Codex Juris Gentium Diplomaticus一书,内有Diplo-maficus一字,1726年都蒙(Dumont)刊行Corps U-niversel Diplomatique du Droitdes Genus一书,内亦有Dipbmafique一字。“两书所用Diplo-maficus与Diplomatique二字,实为外交语应用的开始,不过当时所指的意义,并非对外交涉,而系一种文书档案”。尽管早在17世纪西方国家就出现了有关“外交”的表述,但国民外交思想出现并输入中国却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
1900年2月10日,《清议报》刊载日本法学博士添田寿一撰写的《清国与世界安危》,该文虽未直接出现“国民外交”一词,但对近代欧洲国家国民外交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基本内涵作了简要概括。1900年3月11日,在该报所刊载的《第十九世纪外交一览》中,日本国际关系学者有贺长雄将“国民主义”思想纳入其对“外交”的考察视野之中,强调“国民主义”思想对于19世纪欧洲各国外交的重要联系,并认为19世纪的欧洲堪称“国民主义之时代”。而在《近时外交史》一书中,有贺氏进一步阐述了其对近代西方“国民主义”与“外交”关系的独到见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近代西方各国在对外交往中强调“国民主义”是有其合理性的,这一情况折射出“国民外交”的出现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
时隔近三年,《浙江潮》于1903年2月17日在日本东京创刊。该刊由留日浙江同乡会创办,编辑兼发行者有孙翼中、蒋智由、马君武等人。同年5月16日,该刊一篇署名“筑髓”的文章提到,在近代欧美等国,国民为外交的“原动力”,并且国家外交乃“国民总体之外交”,这些论述实为国民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
从上述简要考察中,可以看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对国民外交思想,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认知和了解,受到了日本的重要影响。事实上,从目前所见到的文献来看,“国民外交”一词最早在中国出现,的确是通过译介日本时人的文章而来。
为了增强日本国民对世界各国的了解,以及提高国民参与外交的经验和能力,1898年2月,日本国际关系学者有贺长雄主持创办了《外交时报》。有贺氏被时人誉为日本“外交史学之始祖”,而其创办的《外交时报》一经发行便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898年3月,有贺长雄在《外交时报》发表《外交秘密论》一文,提出日本正处在由官僚外交(diplomatie bureaucrafique)主义向国民外交(diplomatie nationale)主义过渡的时代,认为:“国民外交是指以国民的精神为原动力的外交,而不是遵从一时的多数政论的外交。”日本的“国民外交”概念由此正式提出。
有意思的是,有贺氏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国《外交报》的注意。1903年9月6日,该报以《论外交不可专主秘密》为题对此文进行了译载:“今世之国民外交,与中古之君主外交,命意迥异。”“国民外交云者,为国家之本旨而谋之,假国家之能力以达之。”此乃目前国内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论及“国民外交”一词的记录,再次有力地证明: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的确受到了日本的影响。而就在该文介绍国民外交概念发其端倪后,中国各类报刊中不断涌现出“国民外交”的字眼。伴随着中国内忧外患局势的日益加剧,国人对国民外交思想的认识亦随着介绍的不断进行而得到深化。
时隔七天,江浙留日学生创办的《政法学报》刊载一篇署名“泷川”的文章,该文着重介绍了欧美各国国民外交思想的特点,指出“国民外交”应当“以国民之精神为原动力,以国家之权利为目的物”。不仅如此,该刊还紧接上一期刊文阐述了国民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涵,同时还强调培养普通国民的“国民外交之智识”的重要性㈣。
继《外交报》出现“国民外交”一词后,1903年11月8日身为《浙江潮》主编之一的孙翼中以“独头”为名发表《国际法上之新国家观》,文章在对18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外交进行考察时,重点介绍了“国民外交”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
1904年3月9日,由袁世凯主持创办的《北洋官报》在译介日本政治学者小野冢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一书时表示:“对外政策当为国民的”,“国民的对外政策者,乃以达其国家之目的者也。夫对于他国而起各种之行动,当以全国国民为原动力,而非徒恃一二外交官左右之、进退之也”。国民立于“外交最终之地位,其监督总在国民,是以有职之外交家务使国论一致,以为后援”。《北洋官报》作为清末创办最早、最有影响的地方政府报纸,其 上述言论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国民外交思想已引起清政府一些官员的关注和重视。
无独有偶,1905年10月8日,《大陆》亦刊登一篇题为《对外政策概论》的时论,提出“对外政策须为国民的”,“对外政策所以须为国民的者,厥有两义:其一在原动力,其二在着眼点。(一)对外政策之原动力,在乎国民。……(二)对外政策之着眼点,亦在乎国民”。颇为有趣的是,查阅日本小野氏的《政治学大纲》第四章第二节,发现与该文的表述完全一致。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判断,《大陆》所刊载的这篇时论当译自《政治学大纲》,只是作者未做说明而已。
此外,《外交报》亦不断对国民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深人探讨。1905年12月11日,该刊登载《论民气之关系于外交》一文,指出:“积民而成国,国有外交,即国民与国民之交涉也。国民不能人人自立于外交之冲,于是有外交当局以代表之。代表者所权之利害,即国民之利害也。所执之政策,亦国民之政策也。”1906年11月11日,《外交报》发表题为《论国民当略知外交》的文章称:“欧西学者,讲求外交有公法私法之分,而皆以国际名之。公法者,国与国相交涉者也,私法者,此国之民与彼国之民相交涉者也。”我国民对此皆茫然不知,故“吾国今日国权扫地尽矣。条约文告,日日言保护,而外人不信,有时至重惩本国人以谢外人,而外人愈不信,今者变政伊始,恢自主之法权,其亟亟矣。顾欲恢国权,非去外人之裁判权不可,欲去外人之裁判权,非更定法律不可,欲法律之众信而有效,非开国民外交之常识不可”㈣。1907年12月9日,该刊一篇题为《论外交之机当伸民气》的文章亦称:“今夫外交之主体何在乎?在国民而已。外交之目的何在乎?将以保民而已。立宪之国,民事而外,无所谓庶政也,保民而外,无所谓外交也。国之所以存者,以有民耳。缔友邦之好,而失万众之心,民之不存,国其奚托?”
1907年10月,为推动立宪、提高国人宪政意识,梁启超、蒋智由等人在日本东京组织政闻社,并创办机关报《政论》。同年11月15日,蒋智由以 “观云”为名在《政论》发表《国民的外交之时代》,对国民外交思想出现的历史过程做了较为详细地论述,称“往古之时,国民无预于一国之外交者,外交之事,皆以国君当之,而近日之国家反是,凡外交无不以国民为其主宰之原动力”。“今后之办外交,其着眼点不可不专视为政府的,而当视为国民的。既视为国民的,不可不以外交之问题,先求得国民之同意,而以国民为外交之后援。夫今世固未有无国民后援之外交,而能成为有力之外交者也”。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文末尾的附识中,蒋毫不讳饰地表示,其上述言论参照了日本政治学者小野氏的《政治学大纲》。
需要补充的是,1909年6月,有贺长雄在《外交时报》发表《国民外交官僚外交》一文时,提出:“政府有实行反映民意的国民外交的义务。”该文刊出后不久亦被中国《外交报》译载,称:“夫我国今日之外交,得力于官吏者,盖已仅见,全恃国民之意志能力以为后盾。……盖行国民外交之主义,非必如美利坚、意大利将未决之事件尽示内容于公众也,但常令公民得监视大体,知其事实,官僚之义务固应尔矣。近以国民外交之故,至于重烦至尊,深劳宸虑,当轴者之所为,与实际之事势,大相扦格,夫亦何贵此外交为也。”
显然,从上述考察中可以发现,在国民外交思想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日本的有贺长雄、小野冢喜平次、添田寿一等人对国民外交思想做了较为系统地总结和阐述,中国留日学生及梁启超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知识人士对此进行了吸收和译介,从而使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涌现出了大量有关“国民外交”的论著。
二
研究和考察国民外交思想进入中国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国人在接受这一概念后的思想状况及其表现。从上述对近代国人接触“国民外交”思想的历时性考察中,可以发现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一是近代西方国家出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需要,往往“注意国民乐利之外交”,并形成了以“乐利主义”为原则的外交观念。随着近代帝国主义国家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他们在向世界扩张的进程中不断开辟出许多殖民地。由于殖民地经济、宗教和文化等事务日益兴盛,到19世纪初期,许多事务帝国政府已无暇顾及,跨国公司、传教士以及各类从事殖民事业的团体便应运而生。早期,这些跨国公司、传教士或团体主要从事与殖民地人民在经济和宗教上的往来。但伴随着列国“维持均势或维持现状”的努力,“限于短促之时期,世事常变化无一刻之停留”而告失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其殖民利益,在对外交往中更加注重国际政治的稳定和避免战争的发生等方面。因此,西方各国“谈外交政策者,莫不知一国之外交,非为君主一姓之安富尊荣计,当为国民之乐利计。而君主者,不过对于外国而代表国民之权利利益而已,遂以此为外交之原则焉”。
在此背景下,西方“各国民生存竞争,不得不盛。各国民生存竞争愈盛,则其所需衣服饮食居处之物愈多,所需之物愈多,则殖产兴业制造贸易之事,不得不兴之俱进。于是乎列国相竞,所谓市场政策,不得不讲焉,所谓殖民政略,不得不务焉”。随着世界殖民政策的不断兴起,“欧罗巴之国民,扩其市场,增其殖民地,殆遍于全世界”。这时“国际上生存之法,惟在外交,外交善者,能使不适之国民,变为适者,能使劣败之国民,变为优胜”。因此,到19世纪中后期,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与殖民地国家的交往中,始终以增进国民之“乐利”为目的,以“乐利主义”为原则的外交观念亦逐渐形成,此乃近代西方国民外交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是近代西方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形成了以“国民主义”为中心的国家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帝国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对于外国而代表国民之权利利益”,国民对政府亦有认同感,并在对外交往中“国民为外交官之后盾”。关于近代西方国家的“国民主义”的出现及其与“外交”的关系,1928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外交ABC》一书对其进行了专门探讨:“在欧洲,言语、人情、风俗、习惯各异的民族,其能造成了国家的基础,是最近三百年史上的事情。……此时的欧洲,遂各以国民的精神而分立。尤其是法国革命,发扬了民权和自由,帮助了国民的自觉的发达,从来战争、政治都是王侯将相的专有物,但自法国革命以来,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政治的感觉发生。”欧洲各国的状况亦随之而改变。随着欧洲各国自由、民权运动风潮迭起,尤其是“德国的统一及意大利的统一,俾士麦和加服尔各以德人及意人的民族的自觉为基础,建立德意志帝国及意大利王国”。在此背景下,以“国民主义”为中心的西方国家思想逐渐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1814至1815年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列强旨在“重整欧洲国际纷纠之局”的外交会议。与会各国纷纷提出当今欧洲各国 外交“不可不定一主义以为标准”,其时“普鲁士宰相斯底因者,独侃侃持正论谓:‘外交之政策不足恃,君权之历史不可据,当以国民固有之资性为标准。所谓国民之资性者,盖一国之民与他国民之所以异者,则其国民之历史、习惯、言语及气禀之为之也。大抵国民之资性相同者团合为一国,而相异者则分离为二邦,此自然之趋势,非可以人力变易也。国之分疆及其对于外国之关系,当一以此为标准。’所谓国民主义也。于是国民主义之呼声乃于国际史上开一新纪元。”在“国民主义”为中心的国家思想影响下,各国人民在对外交往中逐渐认识到:“欲制外交上全局之胜利,必须国论、政策定一,举国一致,国民为外交官之后盾。”
三是日本明治政府仿效帝国主义殖民政策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天皇作为日本国家之代表,国民对其有高度的认同感,故日本“国民外交”形成的原因与历史背景,较欧美等国略同。日本自江户时代起,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促使了日本的官僚外交逐步向民众外交过渡。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现了脱亚人欧,明治政府亦仿效西方帝国主义海外扩张途径,迅速走上了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甲午海战之后,日本将侵略重点放在近在咫尺的中国。对此,日本法学家添田寿一认为:“清国之人口繁多,土地广大,贸易上之大新富源,而列强所垂涎注目之地也,则清国实为外交上之中心点。”由于日本“人口与工业逐年增加,而清国与我最相近,且民俗用品(民人之风俗所好用之物品)之嗜好与我相同,我所制作之品物无一不适彼之用,是则支那者乃我国之最大市场也”,“我国民不可徒甘在已国内互争小利,当与清国人合力经营各种事业、矿山、铁道、航海、制作、银行等,以扶植实益,于无事之时倘逢机会,则借以伸张其利权”。显然,为了谋取日本国民之“乐利”,明治政府对中国、朝鲜展开了殖民侵略,此乃日本“国民外交”形成的重要背景。由于日本国民对其政府的高度认同感,这使得日本“国民外交”出现的历史背景与西方国家略同。认识到日本“国民外交”产生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三
由是观之,近代西方国家自由、民族运动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以“国民主义”为中心的国家思想,在海外的殖民扩张催生了以“乐利主义”为原则的外交观念,在这一背景下近代西方国家的国民外交思想得以形成。日本明治政府实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其“国民外交”形成的原因与历史背景,较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略同。通过对近代国民外交思想进入中国的历时性考察可以发现,国民外交思想这一舶来品的主要特点是:西方列强在与殖民地国家的交往中,往往“注意国民乐利之外交”;帝国政府作为国家之代表,“对于外国而代表国民之权利利益”,同时国民对政府亦有认同感,在对外交往中“国民为外交官之后盾”。
应当指出的是,在国民外交思想输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中,近代国人对此并非是简单地、一成不变地加以接受,而是因应于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局,对其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解释和改造。对此,1928年赴法研习外交的陈耀东在其著作《国民外交常识》中指出:中国居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被侵略者地位,而日本、欧美列强则充当了侵略者的角色。“近代以来,列强向中国侵略,有积极消极之分”,然而“无论何种形式的外交政策”,“其为向中国侵略,则为共同之目标”,且“皆非有利于我国”。总之,由于时空不同、国情各异,中西国民外交思想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内涵还是其外在表现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作者简介】曾荣,男,1983年生,湖南永州人,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参考文献:
[1]金光耀.王建朗.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用斌.清末民初“国民外交”一词的形成及其含义论述.安徽史学.2008-5.
[3]Satow Ernest Mason.A Guide to Diplomatac Practice【M】.Lon-don:Longrnam.Green and Co.1957.
[4]扬振先.外交学原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5]添田寿一.清国与世界之安危.清议报(第35册).1900-2—10.
[6]有贺长雄.第十九世纪外交一览.清议报(第39册).1900-3—21
[7]有贺长雄.近时外交史【M】.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898.
[8]论欧美报章之势力及其组织.浙江潮(第4期).1903-5-16.
[9]伊藤信哉20世纪前半
[关键词]国民外交思想,有贺长雄,外交报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22-0003—05
从所见文献来看,近代“国民外交”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1903年。它的出现受到了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影响。20世纪前后,日本有贺长雄、小野冢喜平次等人对国民外交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这引起了中国留日学生及戊戌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等人的注意,国人在接受这一理论的同时,还将其引入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中国。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国民外交的研究大致有以下两种倾向:一是将“国民外交”拆成“国民”和“外交”两词,并借助工具书对其作词义上的界定,然后从“国民外交”的定义出发,对相关史实做似是而非、削足适履的对比,以判定该史实是否为“国民外交”;另一种研究倾向是,将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国民外交”简单看成是前后一致、一以贯之的对象加以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4年复旦大学举办的“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廖敏淑撰文指出:“目前提及清末民国时期‘国民外交’的研究,常不区分排外运动、革命运动、民族主义运动与‘国民外交’运动之间的差异,只要是涉外事件,全都可以冠上‘国民外交’的头衔。”此外,2008年周斌在《安徽史学》发文指出,清末民初“国民外交”一词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本的影响,将本意为国家外交的"National diplo-macy"译为国民外交。虽然学界对“国民外交”的研究已有所推进,但是中国国民外交思想的渊源脉络仍有待厘清。那么,国民外交思想这一舶来品有何特点?近代国人对其又是如何接受和移植的呢?本文拟对此做一历史考察。
一
在西方书籍中,最早使用外交一词的时间大约是17世纪末。1693年莱布尼兹(Leibniz)刊行Codex Juris Gentium Diplomaticus一书,内有Diplo-maficus一字,1726年都蒙(Dumont)刊行Corps U-niversel Diplomatique du Droitdes Genus一书,内亦有Dipbmafique一字。“两书所用Diplo-maficus与Diplomatique二字,实为外交语应用的开始,不过当时所指的意义,并非对外交涉,而系一种文书档案”。尽管早在17世纪西方国家就出现了有关“外交”的表述,但国民外交思想出现并输入中国却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
1900年2月10日,《清议报》刊载日本法学博士添田寿一撰写的《清国与世界安危》,该文虽未直接出现“国民外交”一词,但对近代欧洲国家国民外交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基本内涵作了简要概括。1900年3月11日,在该报所刊载的《第十九世纪外交一览》中,日本国际关系学者有贺长雄将“国民主义”思想纳入其对“外交”的考察视野之中,强调“国民主义”思想对于19世纪欧洲各国外交的重要联系,并认为19世纪的欧洲堪称“国民主义之时代”。而在《近时外交史》一书中,有贺氏进一步阐述了其对近代西方“国民主义”与“外交”关系的独到见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近代西方各国在对外交往中强调“国民主义”是有其合理性的,这一情况折射出“国民外交”的出现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
时隔近三年,《浙江潮》于1903年2月17日在日本东京创刊。该刊由留日浙江同乡会创办,编辑兼发行者有孙翼中、蒋智由、马君武等人。同年5月16日,该刊一篇署名“筑髓”的文章提到,在近代欧美等国,国民为外交的“原动力”,并且国家外交乃“国民总体之外交”,这些论述实为国民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
从上述简要考察中,可以看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对国民外交思想,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认知和了解,受到了日本的重要影响。事实上,从目前所见到的文献来看,“国民外交”一词最早在中国出现,的确是通过译介日本时人的文章而来。
为了增强日本国民对世界各国的了解,以及提高国民参与外交的经验和能力,1898年2月,日本国际关系学者有贺长雄主持创办了《外交时报》。有贺氏被时人誉为日本“外交史学之始祖”,而其创办的《外交时报》一经发行便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898年3月,有贺长雄在《外交时报》发表《外交秘密论》一文,提出日本正处在由官僚外交(diplomatie bureaucrafique)主义向国民外交(diplomatie nationale)主义过渡的时代,认为:“国民外交是指以国民的精神为原动力的外交,而不是遵从一时的多数政论的外交。”日本的“国民外交”概念由此正式提出。
有意思的是,有贺氏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国《外交报》的注意。1903年9月6日,该报以《论外交不可专主秘密》为题对此文进行了译载:“今世之国民外交,与中古之君主外交,命意迥异。”“国民外交云者,为国家之本旨而谋之,假国家之能力以达之。”此乃目前国内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论及“国民外交”一词的记录,再次有力地证明: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的确受到了日本的影响。而就在该文介绍国民外交概念发其端倪后,中国各类报刊中不断涌现出“国民外交”的字眼。伴随着中国内忧外患局势的日益加剧,国人对国民外交思想的认识亦随着介绍的不断进行而得到深化。
时隔七天,江浙留日学生创办的《政法学报》刊载一篇署名“泷川”的文章,该文着重介绍了欧美各国国民外交思想的特点,指出“国民外交”应当“以国民之精神为原动力,以国家之权利为目的物”。不仅如此,该刊还紧接上一期刊文阐述了国民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涵,同时还强调培养普通国民的“国民外交之智识”的重要性㈣。
继《外交报》出现“国民外交”一词后,1903年11月8日身为《浙江潮》主编之一的孙翼中以“独头”为名发表《国际法上之新国家观》,文章在对18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外交进行考察时,重点介绍了“国民外交”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
1904年3月9日,由袁世凯主持创办的《北洋官报》在译介日本政治学者小野冢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一书时表示:“对外政策当为国民的”,“国民的对外政策者,乃以达其国家之目的者也。夫对于他国而起各种之行动,当以全国国民为原动力,而非徒恃一二外交官左右之、进退之也”。国民立于“外交最终之地位,其监督总在国民,是以有职之外交家务使国论一致,以为后援”。《北洋官报》作为清末创办最早、最有影响的地方政府报纸,其 上述言论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国民外交思想已引起清政府一些官员的关注和重视。
无独有偶,1905年10月8日,《大陆》亦刊登一篇题为《对外政策概论》的时论,提出“对外政策须为国民的”,“对外政策所以须为国民的者,厥有两义:其一在原动力,其二在着眼点。(一)对外政策之原动力,在乎国民。……(二)对外政策之着眼点,亦在乎国民”。颇为有趣的是,查阅日本小野氏的《政治学大纲》第四章第二节,发现与该文的表述完全一致。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判断,《大陆》所刊载的这篇时论当译自《政治学大纲》,只是作者未做说明而已。
此外,《外交报》亦不断对国民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深人探讨。1905年12月11日,该刊登载《论民气之关系于外交》一文,指出:“积民而成国,国有外交,即国民与国民之交涉也。国民不能人人自立于外交之冲,于是有外交当局以代表之。代表者所权之利害,即国民之利害也。所执之政策,亦国民之政策也。”1906年11月11日,《外交报》发表题为《论国民当略知外交》的文章称:“欧西学者,讲求外交有公法私法之分,而皆以国际名之。公法者,国与国相交涉者也,私法者,此国之民与彼国之民相交涉者也。”我国民对此皆茫然不知,故“吾国今日国权扫地尽矣。条约文告,日日言保护,而外人不信,有时至重惩本国人以谢外人,而外人愈不信,今者变政伊始,恢自主之法权,其亟亟矣。顾欲恢国权,非去外人之裁判权不可,欲去外人之裁判权,非更定法律不可,欲法律之众信而有效,非开国民外交之常识不可”㈣。1907年12月9日,该刊一篇题为《论外交之机当伸民气》的文章亦称:“今夫外交之主体何在乎?在国民而已。外交之目的何在乎?将以保民而已。立宪之国,民事而外,无所谓庶政也,保民而外,无所谓外交也。国之所以存者,以有民耳。缔友邦之好,而失万众之心,民之不存,国其奚托?”
1907年10月,为推动立宪、提高国人宪政意识,梁启超、蒋智由等人在日本东京组织政闻社,并创办机关报《政论》。同年11月15日,蒋智由以 “观云”为名在《政论》发表《国民的外交之时代》,对国民外交思想出现的历史过程做了较为详细地论述,称“往古之时,国民无预于一国之外交者,外交之事,皆以国君当之,而近日之国家反是,凡外交无不以国民为其主宰之原动力”。“今后之办外交,其着眼点不可不专视为政府的,而当视为国民的。既视为国民的,不可不以外交之问题,先求得国民之同意,而以国民为外交之后援。夫今世固未有无国民后援之外交,而能成为有力之外交者也”。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文末尾的附识中,蒋毫不讳饰地表示,其上述言论参照了日本政治学者小野氏的《政治学大纲》。
需要补充的是,1909年6月,有贺长雄在《外交时报》发表《国民外交官僚外交》一文时,提出:“政府有实行反映民意的国民外交的义务。”该文刊出后不久亦被中国《外交报》译载,称:“夫我国今日之外交,得力于官吏者,盖已仅见,全恃国民之意志能力以为后盾。……盖行国民外交之主义,非必如美利坚、意大利将未决之事件尽示内容于公众也,但常令公民得监视大体,知其事实,官僚之义务固应尔矣。近以国民外交之故,至于重烦至尊,深劳宸虑,当轴者之所为,与实际之事势,大相扦格,夫亦何贵此外交为也。”
显然,从上述考察中可以发现,在国民外交思想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日本的有贺长雄、小野冢喜平次、添田寿一等人对国民外交思想做了较为系统地总结和阐述,中国留日学生及梁启超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知识人士对此进行了吸收和译介,从而使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涌现出了大量有关“国民外交”的论著。
二
研究和考察国民外交思想进入中国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国人在接受这一概念后的思想状况及其表现。从上述对近代国人接触“国民外交”思想的历时性考察中,可以发现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一是近代西方国家出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需要,往往“注意国民乐利之外交”,并形成了以“乐利主义”为原则的外交观念。随着近代帝国主义国家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他们在向世界扩张的进程中不断开辟出许多殖民地。由于殖民地经济、宗教和文化等事务日益兴盛,到19世纪初期,许多事务帝国政府已无暇顾及,跨国公司、传教士以及各类从事殖民事业的团体便应运而生。早期,这些跨国公司、传教士或团体主要从事与殖民地人民在经济和宗教上的往来。但伴随着列国“维持均势或维持现状”的努力,“限于短促之时期,世事常变化无一刻之停留”而告失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其殖民利益,在对外交往中更加注重国际政治的稳定和避免战争的发生等方面。因此,西方各国“谈外交政策者,莫不知一国之外交,非为君主一姓之安富尊荣计,当为国民之乐利计。而君主者,不过对于外国而代表国民之权利利益而已,遂以此为外交之原则焉”。
在此背景下,西方“各国民生存竞争,不得不盛。各国民生存竞争愈盛,则其所需衣服饮食居处之物愈多,所需之物愈多,则殖产兴业制造贸易之事,不得不兴之俱进。于是乎列国相竞,所谓市场政策,不得不讲焉,所谓殖民政略,不得不务焉”。随着世界殖民政策的不断兴起,“欧罗巴之国民,扩其市场,增其殖民地,殆遍于全世界”。这时“国际上生存之法,惟在外交,外交善者,能使不适之国民,变为适者,能使劣败之国民,变为优胜”。因此,到19世纪中后期,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与殖民地国家的交往中,始终以增进国民之“乐利”为目的,以“乐利主义”为原则的外交观念亦逐渐形成,此乃近代西方国民外交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是近代西方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形成了以“国民主义”为中心的国家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帝国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对于外国而代表国民之权利利益”,国民对政府亦有认同感,并在对外交往中“国民为外交官之后盾”。关于近代西方国家的“国民主义”的出现及其与“外交”的关系,1928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外交ABC》一书对其进行了专门探讨:“在欧洲,言语、人情、风俗、习惯各异的民族,其能造成了国家的基础,是最近三百年史上的事情。……此时的欧洲,遂各以国民的精神而分立。尤其是法国革命,发扬了民权和自由,帮助了国民的自觉的发达,从来战争、政治都是王侯将相的专有物,但自法国革命以来,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政治的感觉发生。”欧洲各国的状况亦随之而改变。随着欧洲各国自由、民权运动风潮迭起,尤其是“德国的统一及意大利的统一,俾士麦和加服尔各以德人及意人的民族的自觉为基础,建立德意志帝国及意大利王国”。在此背景下,以“国民主义”为中心的西方国家思想逐渐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1814至1815年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列强旨在“重整欧洲国际纷纠之局”的外交会议。与会各国纷纷提出当今欧洲各国 外交“不可不定一主义以为标准”,其时“普鲁士宰相斯底因者,独侃侃持正论谓:‘外交之政策不足恃,君权之历史不可据,当以国民固有之资性为标准。所谓国民之资性者,盖一国之民与他国民之所以异者,则其国民之历史、习惯、言语及气禀之为之也。大抵国民之资性相同者团合为一国,而相异者则分离为二邦,此自然之趋势,非可以人力变易也。国之分疆及其对于外国之关系,当一以此为标准。’所谓国民主义也。于是国民主义之呼声乃于国际史上开一新纪元。”在“国民主义”为中心的国家思想影响下,各国人民在对外交往中逐渐认识到:“欲制外交上全局之胜利,必须国论、政策定一,举国一致,国民为外交官之后盾。”
三是日本明治政府仿效帝国主义殖民政策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天皇作为日本国家之代表,国民对其有高度的认同感,故日本“国民外交”形成的原因与历史背景,较欧美等国略同。日本自江户时代起,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促使了日本的官僚外交逐步向民众外交过渡。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现了脱亚人欧,明治政府亦仿效西方帝国主义海外扩张途径,迅速走上了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甲午海战之后,日本将侵略重点放在近在咫尺的中国。对此,日本法学家添田寿一认为:“清国之人口繁多,土地广大,贸易上之大新富源,而列强所垂涎注目之地也,则清国实为外交上之中心点。”由于日本“人口与工业逐年增加,而清国与我最相近,且民俗用品(民人之风俗所好用之物品)之嗜好与我相同,我所制作之品物无一不适彼之用,是则支那者乃我国之最大市场也”,“我国民不可徒甘在已国内互争小利,当与清国人合力经营各种事业、矿山、铁道、航海、制作、银行等,以扶植实益,于无事之时倘逢机会,则借以伸张其利权”。显然,为了谋取日本国民之“乐利”,明治政府对中国、朝鲜展开了殖民侵略,此乃日本“国民外交”形成的重要背景。由于日本国民对其政府的高度认同感,这使得日本“国民外交”出现的历史背景与西方国家略同。认识到日本“国民外交”产生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三
由是观之,近代西方国家自由、民族运动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以“国民主义”为中心的国家思想,在海外的殖民扩张催生了以“乐利主义”为原则的外交观念,在这一背景下近代西方国家的国民外交思想得以形成。日本明治政府实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其“国民外交”形成的原因与历史背景,较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略同。通过对近代国民外交思想进入中国的历时性考察可以发现,国民外交思想这一舶来品的主要特点是:西方列强在与殖民地国家的交往中,往往“注意国民乐利之外交”;帝国政府作为国家之代表,“对于外国而代表国民之权利利益”,同时国民对政府亦有认同感,在对外交往中“国民为外交官之后盾”。
应当指出的是,在国民外交思想输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中,近代国人对此并非是简单地、一成不变地加以接受,而是因应于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局,对其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解释和改造。对此,1928年赴法研习外交的陈耀东在其著作《国民外交常识》中指出:中国居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被侵略者地位,而日本、欧美列强则充当了侵略者的角色。“近代以来,列强向中国侵略,有积极消极之分”,然而“无论何种形式的外交政策”,“其为向中国侵略,则为共同之目标”,且“皆非有利于我国”。总之,由于时空不同、国情各异,中西国民外交思想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内涵还是其外在表现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作者简介】曾荣,男,1983年生,湖南永州人,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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