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清代是河南棉业发展较为迅速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河南棉业发展的原因是多重的，主要包括优越的自然环境，交通条件的改善，棉花集散市场的形成，农民植棉动力的增加，日本棉纺织业与国内棉纺织业兴起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加以及清政府对棉业的鼓励和倡导等。
【关键词】：清代 河南 棉业
清代河南植棉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扩展，从原来的30多个县扩展到近90个县份，接近九成。清代中期种棉区域扩大，产棉区域以安阳、邓县、洛阳、通许、商水、孟县为最多，收数多至300多万公斤，少亦100多万公斤。商丘、虞城、项城、灵宝、阌乡、汝阳、新野、罗山等县次之。清朝末期，安阳、邓县、洛阳等是主要产棉区，常年产量在350万公斤左右。
当时省內外贸易主要以棉花、棉布为主。各种输入品主要用出售的棉花款支付，棉花买卖终年不断，主要输往山西、陕西和甘肃。棉花的商品化趋势明显，棉花种植区域化加快，棉田面积绝对数值增长，棉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比也在不断提高，日后河南的四大产棉区已经初具雏形。影响清代河南植棉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是自然条件方面的优势，更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
一、适宜植棉的自然环境
河南地处北温带亚湿润气候区，这里大部分地区非常适宜棉花的生长。河南大部分棉区棉花生长期总日照时数在1400至2100小时，七、八月棉花开花到吐絮期有500小时的光照，九月亦有200至250小时，十分利于棉株花铃的形成与裂铃吐絮。大部分地区活动积温在3800摄氏度至4500摄氏度之间，持续日数在200天以上，能满足棉花早、中、晚熟品种对热量的要求。棉区年降水量一般在450—500毫米之间，而每亩皮棉需水350—400毫米。中南部地区棉花生产期内（四至十月）正常年份降水量在350毫米以上，棉铃期的雨水过多过少的年份较少，有利于结铃座桃。
棉花为直根系作物，主根人土深度可达6至9尺，侧根分布又广，因此，深厚、疏松的冲积土壤最适宜。黄淮平原地势平坦，多为冲积土，沙质较多，排水良好，土层深厚，保墒性能好。山前冲积扇和低平原中的平缓岗地，广泛分布着黄坊土、潮黄坊土、黄潮土等良好的宜棉土壤。卫河、淮河流域上土壤条件最合适。黄河以北和汜水以东的广大平原地区，有中肥力的潮土分布，也较适宜种棉。
据研究表明，河南省棉花的光合生产潜力均在8000kg·hm以上，远远高于棉花的实际产量。因此光照条件不是河南省棉花生产的限制因素。河南省的温度有效系数在0.54—0.72之间，各地的温度系数关系表现为豫北>豫东（中）>豫南>南阳>豫西。豫南地区尤其是淮河以南属亚热带气候区，热量资源丰富，但由于降雨量较大，使温度系数偏低；豫北地区属暖温带，热量资源也较丰富，且连阴雨的天气较少，温度系数较高，豫西地区山地较多，温度系数最小，在0.6以下。因此，只有豫西地区的温度条件对棉花生长的限制作用较大，基本上不适合种植棉花。豫北大于0.7，能较好的满足棉花生长发育的需要，其他地区均在0.6—0.7之间，基本上能满足棉花生长发育的需要。河南省的水分有效系数在0.58—0.92之间，各地水分系数大小为：豫南>南阳>豫西>豫东（中）>豫北。由南向北水分有效系数逐渐减小，这与降水量由南向北逐渐减少一致，对棉花产量的影响有明显的南北差异性。豫南地区及南阳盆地水分有效系数均在0.7以上，降水量丰富，相对棉花需水量而言，为水分盈余区。豫东、豫中及豫西地区水分有效系数在0.65左右，降水量基本上能满足棉花生长发育的需要。豫北地区水分有效系数在0.6以下，降水量偏低，对棉花需水量而言，为水分亏缺区。因此，有效的灌溉设施是豫北地区提高棉花产量的必要条件。河南省的土壤有效系数在0.49—0.77之间，不同地区土壤有效系数的大小为：豫北>豫东>豫中豫南>南阳>豫西。土壤因素对棉花生长的影响是在8种土壤要素综合评估基础上，加以分类归纳进而得到的分析结果，可以较全面地反映土壤对棉花生产潜力的影响状况。河南省土壤有效系数表明，豫北和豫东地区的综合土壤条件更适合棉花的生长发育，豫西地区和南阳盆地的土壤对棉花生长的适应性较差，尤其是豫西地区，山地居多，不适宜种植棉花；豫中和豫南地区居中。
因此，对于河南的植棉业，要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对各个优势区域进行布局，遵循自然规律、发挥比较优势，可持续地利用农业资源。同时，在豫北等缺水地区，要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土壤地力和灌溉能力。在南阳盆地等地区，由于土壤的特质，要注意棉区及时排涝。
二、铁路对棉花生产的影响
自一九〇五年京汉铁路通车以后，河南各地之货物因集中于汉口，当一九〇四年汉口输出不过七百十四万两，至一九一〇年即增至千七百九十万两。
此后，道清、陇海铁路陆续修建。铁路的开通不仅使商品的长距离大宗向外运输成为可能，而且本身运输速度快，运输效率高，运费低，而且运量大。对传统的水运方式产生了很强的竞争和替代作用。长距离的铁路运输往往还可以规避厘金和其他地方税，降低货物的税负成本，并且铁路开通以后，沿线地区各自为政的度量衡和货币制度逐渐趋向统一，有利于商品的流通。
自京汉、汴落两铁道相继开通后，中原地区和外部的交流日益增多，不止棉花的品种得到改良，棉花向外输送变得便利和快捷，而且类似于棉花，外国的花生种子也得以传入，出产大增，主要的产地有开封、中牟、郑州等处。而河南本土的大宗货物芝麻，借助于京汉铁路的交通便利，输出也大增。民国《灵宝县志》有一段话讲到铁路开通之后社会有识之士对工商的再认识“工可变原料为有用之物，商可移有余于不足之地。交通未开之先，各县皆闭境自封，享用简单。自轮船纵横，铁路如织，以工商为业者，日富。以农为业者日贫，优胜劣败天演公例。灵邑宏农工商，不讲循此，不改经济必至于大困，古云穷则遍，变则通，来日方长，何可膠柱鼓瑟耶。”
京汉铁路开通以后，有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外部的先进事物更容易传入到内陆地区，促进了内陆地区的发展。比如在铁路沿线地区，植棉推广工作更容易开展。美棉、德棉等优势棉种得到推广，有利于与之相配合的新植棉技术的传播，更容易被乡民所掌握。民国《陕县志》记载，“自铁路过境，商业渐兴，工业萌芽，农林提倡，略见端倪。兹兼采新学研究栽培方法以为改进农产之助。”可见铁路开通之后，对于商业包括工业商业农业的促进作用，农业包括棉花种植业得到提倡，并懂得兼采新学研究栽培方法以改进农产产量。 京汉铁路开通后，降低了棉花长距离运送的费用，减少了中间成本，提高了棉花的收购价格，产棉之额数亦随之增，“故栽植者尤多”。陕县向来为产棉地，最多者曰棉花，种之昔倍于五谷。“近自洋种西来，德美各棉其收更丰，故栽植者尤多。而外来巨商在南关建筑打包厂，每年发运于上海，为出产之一大宗。”此时铁路的联通作用已可将地处内陆省份的对外交通不发达的陕县直接和商埠上海相连接，棉花可直接发运至上海。
铁路开通后，由于低廉的运费和便捷的效率，河南各地的棉花输出逐渐改变了以水路为主的运销方式，铁路开始发挥作用，建立了以铁路为主、河运为辅的运销方式。铁路的开通促进了河南铁路沿线地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逐渐向铁路沿线地区靠拢，便于收獲后棉花的输出，这样，越来越多的棉花生产并不是为了自己自给自足的家庭需要，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出贩而进行的生产，棉花的商品率提高了。这种转变在铁路开通以后，速度明显的加快了。
三、较大的棉花集散市场
1861年1月20日，天津开埠。随后天津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第二大商埠，北方的经济中心，各种商品的云集之所。天津为白河与运河之结合点，外临渤海，扼京师之咽喉，东可以通东北几省，南有津浦路与运河可通长江下游各省，交通便利，商务繁盛。
汉口在清朝时，已是全国四大名镇之一，南连湖广，北通豫陕，逆长江而上可到四川重庆，顺流而下可至南京上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号称九省通衢。在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之后，河南输出汉口的货物陡增。在昔，河南的货物只能转方城走南阳顺唐白河汉水顺流而下至汉口，或者经信阳走分水岭—麻城驿翻山越岭车推肩扛至汉口，无论哪种，均耗时耗力，运输成本很高，限制了河南棉花的输出。
天津是华北的经济中心，汉口是华中的经济中心，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高级市场。各种客商南来北往，东贩西运，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啊繁多，规模庞大，是各种商品的总汇之地。
在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交汇处的郑州，也日益发展成为一个商品货物的集散中心，成为新兴的商业城镇，成为本省灵宝、陕县、安阳及山西、陕西等省货物销往汉口、天津、上海等处的中间市场。
河南的棉花在铁路未通之前，大部分向西运输到山西、陕西和甘肃等地。陕西的棉花也是，所产棉花，除供本省用外，大部都由骡车运销甘肃，或经汉中入四川，常有苦力者由陕西关中背棉一二百斤，翻秦岭以往。二十世纪初以来，陕西所产棉花，百分之九十多，多由水路（渭河、黄河）或陆路出潼关到河南郑州集散，然后转道陇海、平汉、津浦等路而运销于上海、汉口、天律等各大市场。
郑州市场上的棉花主要来自陕西关中，豫东太康、通许、尉氏、扶沟等县，豫西灵宝、阌乡、陕县、洛阳、巩县，豫北安阳、新乡等地。先集中于陕县、洛阳、偃师、安阳、小冀镇、许昌等初级市场，再由京汉、陇海火车运至郑州。集中郑州的棉花，除在本埠销售外，多由京汉、陇海铁路转销汉口、上海等地。
豫北的棉花，多以安阳、新乡为集散地，因离高级集散中心天津较近，多部分直接销往天津，也有一部分通过平汉铁路运至郑州，转销他处。彭望恕《调查在天津集散之棉花》一文写到“内地农民，仅以自给为耕种目的，苟敷一家之用，则不愿多种，弃利于地，殊属憾事。至成为商品之棉花，则扬子江一带所产者，咸萃集于上海、汉口两处；直隶、山东及黄河流域一带所产者，恒以天津市场为其中心。”
河南植棉的发展，部分上得益于有郑州、汉口、天津这样的棉花集散中心、中高级市场，可以将大量的棉花转销出去，成为外部需求和内部市场的连接点，使棉花生产能够循环有序可持续的发展下去。
四、农民植棉的动力
在传统时期，河南的经济形态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因而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就极为重要，主要的就是指耕地。
在清朝前期康熙雍正时，每人平均田地面积在8亩以上，乾隆后期及嘉庆时不及3亩，道光后降至2亩以下，不及前期的四分之一。明末清初杨园说：“百亩之土，可养二、三十人”即平均每人3.3至5亩，方能维持生计。乾隆末洪亮吉说：“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十口之家，即须四十亩矣。今日之亩，约凶荒计之，岁不过出一石”。杨、洪二氏的估计大约一致，即每人有土地4亩，得粮米4石，可维持温饱。这一人口与耕地的比例，可称作“饥寒界线”。
根据表2可以看到，清代河南的人均耕地面积长期维持在3亩略多，即长期勉强维持在温饱线上，稍有天灾人祸，即穷困不已，农民的生活根本无法保障。然后到至宣统年间，人口增多，人均耕地更是下降到2.74亩，已不足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寻找种粮之外的出路就变得极为重要。而棉花较高的经济收益，“一亩棉，三亩田”，使得人们迫于生存压力，竞相植棉，追求较高的经济收益。
而国家的赋税征课，更是从原本就不富裕的农民手里拿走了一部分收入，使得农民可支配收入更为减少，在此情况下，农民植棉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康熙《彰德府志》记载“棉花，其尤著名者，武安田，宜木棉。给养贡赋半取诸此。”康熙《兰阳县志》“中州土宜棉花，自有此种，赋税易完，用度易辦，诚为至宝。”康熙《太康县志》“康邑无他奇产所恃，独木绵麦禾二者。凡日用饮食，宫室舆服赋役婚假一切取辦。”乾隆《巩县志》“巩民资生之策，强半以棉花为主。多则贸易他乡，少则自行纺织。上纳公祖，下完婚假，胥于是乎赖焉。寒燠晴雨守土者，所宜关心也。”嘉庆《孟津县志》“津邑不产货财，居民往往有食而无用。而上山一二里，即洛偃境内。凡可种棉，皆洛偃地也。邑民率质其地以种棉，倘棉亦有秋，则食用皆足矣。”
而种植棉花的收益，可以从下表中向前推测。下表中种植美棉的收益为7.90元，种植中棉的收益为3.08元，种植大豆的收益为1.90元，种植高粱的收益为0.80元，种植小麦的收益为-0.80元，即在一般情况下，种植棉花的收益是普通亩产收益的两到三倍。而且当时美棉价贵，每百斤值洋三十三元，本地棉价贱至十七八元。所获之利较土棉直过数倍。因此，种植具有较高经济收益而且易于出售的棉花就成为农民的首选。尤其是美棉，获利更丰。 五、日本棉纺织业的需求
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大政奉还”，开始实行维新政策，史称“明治维新”。在明治维新期间，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废除各地关卡，培育和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和品种，推行“劝农”政策，大力创办各种称为“模范工厂”的新式近代企业，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促进私人企业发展。在此背景下，日本的棉纺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获得迅速发展。
二十世纪以后，国内大型纱厂不断建立，到1911年有十几家纱厂，三十五万枚纱锭。英、美、日等纱厂也迅速增加，英、美、印三国1890年纱锭总量比十年前增加五百五十余万枚。日本1892年有三十九家纱厂，三十八万枚纱锭，年耗棉量八十八万担，耗棉量比十年前增加了三倍。到1902年日本有八十家紗厂，一百三十余万枚纱锭。国内外纱厂发展，使棉花市场至前紧张，亟需开辟新的生产基地。对日本更是当务之急。
棉纺织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原棉，而日本由于国土面积狭小，所出产的棉花根本不足它国内的纱厂所用，因此，日本商人把目光投向华北，华北出产的棉花越来越受到日商的重视，华北逐渐成为日本纱厂的原料供应地，这一带的植棉状况也发生了改变，原来黄河流域及河南省的棉花，在1907年以前几乎未经世人注意，输出海外的数量也很少，仅勉强作日本弹棉之用，其产量亦主要供应省内需要而己。
日本人在华北收购棉花的途径，一是直接从农民手中收购，一是通过花行集中收购。日本人在棉花收获之前，往往深入腹地，趁农民需要资金时，借贷资金给他们，每亩看清况两三元至七八元不等。俗曰买期花。农人受此定银，则棉花到时候必须由日本人收买，而价格往往低于市价，蒙受损失。
在河南表现较多的是通过花行集中收购。郑州是北方棉花的主要集散地之一，因此日商也比较集中。1929年郑州棉花市场上外商“均属日本商，无一欧美商人。且日本商人中，亦无直接用本洋行名义者，大都由我国商人设立之花行代理经营之。”当时在郑州的日商有三井洋行、铃木洋行、阿部洋行、武林洋行和日信洋行五家，其代理店分别为玉庆长、祥记、聚兴恒、怡源、公兴存五家花行。这些日商在设备、经济实力等方面远较一般花商为胜。
日商实力雄厚，在棉花收购中往往处于有利地位。结果一面华棉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纱厂，一面华商不得不从印度大量进口棉花。据十二年华商联合会之稠查，华厂用棉三百四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六担，日厂用棉一百六十四万四千六百七十五担，英厂用棉四十五万八千担；此外输出外洋者，据十二年海关贸易册，总额九十七万四千五百七十四担，而达往日本者，占八十万零三千五百零五担，运往美国者，占十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六担，运往英国者，仅占一万三千二百八十一担耳。由此以观，中国每年所产棉全额六百余万担，日本纺织业共在中国投厂与坛往该国各厂者，合计用棉二百四十四万八千一百八十担，几占全额二分之一而弱。中国棉花与日本纺绩业关系之重要如何，可以想见。
在日本纱厂大量收购棉花的刺激下，各地棉花面积迅速扩张，河南、陕西、山东等省，“因日本人在内地办的纱厂很多，而且棉花出口也很厉害，棉花的需要既多，人民争趋其利，广种棉花，几有每年连麦全不种的。”同时这种扩张也意味着河南的棉花被深深地镶嵌进了世界贸易体系中去，尤其是日商纱厂的影响，并且更多的是作为原材料。
六、政府对植棉的奖励和倡导
清朝统治者自始至终十分重视棉花的种植。清圣祖玄烨在《木棉赋》的序言中写到“木棉之为利，于人溥矣。衣被御寒，实有赖焉。夫既纺以为布。復擘以为光。卒岁之谋。出之陇亩。功不在五谷下。”功不在五谷下，实在是很高的评价，不在之下，说明棉花至少和五谷的地位是相等的。者对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来说，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
其后继者清高宗弘历在《御题棉花图》中说“（棉花）功资耕织燠黎元”。时朝臣方观承在给朝廷的奏折上说“蓋一物而兼耕织之务，亦终岁而集妇子之功。日用尤切于生民，衣被独周乎天下。”说明棉花一物兼而具有耕织之务，为农村最重之副业，农闲时纺纱织布，尤切于民用，是人们的衣被原料，衣被甚广。
不光中央政府、最高统治者重视棉花的生产，而且下至普通的州县长官，亦即努力的劝种棉花，置器械织棉布。清道光时内黄县的行政长官曾出视陇亩，见丰草与田禾相间，拟欲编训农琐言，谕以去草立苗之法。“犂以三覆为率，粪以加倍为准，锄以四次为常，棉花尤不厌多锄，粪多力勤则瘠土可变沃野矣。”而且内黄县“东南两乡多种棉花，收成不为不盛，可以织布，而布价反贵于不产棉花州县。山西客商多来此还局收贩，则本境之不务纺织可知也。应请于保甲章程内，查产棉村庄，令置造纺车机杼，责成甲长经理使习纺织。”劝勉民众置械纺纱，使习纺织，则历历可查。
清道光时，豫北辉县的长官曾藉隶荆州，荆州棉花实为土产，因而深悉棉花之利。“令熟悉其事者，导以播种。如遇旱则勤灌溉，并家喻户晓使知种棉有利产棉，则纺绩之业亦可就理矣。”
同时，棉花在政府的收入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河南很多州县的县志都记载有小民籍棉花出贩的所得用以办赋税，上完国课，下补民用。顺治《仪封县志》“五谷外民赖以办租赋，给衣 食者，惟木棉是资云。”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被卷入了世界市场。开放海禁，五口通商，外国机制棉纺织品，以其物美价廉，如潮水般涌人中国市场，并对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形成冲击。“自清末自有海关统计以来，棉货即居入超之首位”，每年大量的白银因为棉花向外流出。于是一些有识之士，极力主张兴办民族棉纺织业以挽回漏危。而发展本国的棉纺织业，尤其以大兴植棉为要务。
从1867年以后，中国棉花开始出口，特别是日商常常来华购棉，其购买的数量常居中国棉产的很大部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其国内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其国内的棉产有限，常常来华大宗购棉。从1888年至1919年，中国棉花一直居于出超地位，给清政府也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人。因此，清政府推广植棉是不遗余力的。清朝末年，曾由农工商部参考各国棉花种类、种植成法，编集图说，优定奖励种植章程，颁行各省。及民国成立，农林设部，首以整顿土货为政策。民国二年通令各省，调查纺织业贸易趋势，饬各商会整顿纺织，并派员往长江一带调查纺织情形。至农商部改组，以奖励棉业输出，非先推广种棉、增加产额不可，遂于三年四月拟定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呈准公布。七月公布前项奖励条例施行细则，并筹设棉业试验场，以为之倡。 清朝末年，清政府农工商部曾经考察各个产棉国家的棉花种类、种棉成法，加以参考编辑图说，制定优先奖励植棉的章程，颁行通行于各省。民国建元以后，实业救国思潮迭起，政府素有振兴实业之说。成立之初，张謇担任农商总长，他素来推行“棉铁主义”，认为救国之要，以棉铁为其两端，他的主张切合时弊，因而颁布法令，设立机关，大力奖励植棉。1914年4月，农商部公布《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规定“凡扩充植棉者，每亩奖银二角：凡改良植棉者，每亩奖银三角。”并在第三条作出解释，指出优先推广的棉种，“改良植棉，宜选埃及或美洲之棉种。”并在一九一四年七月的施行细则里“暂定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西、河南、陕西等省为植棉区域”。
据天津商务总会详称：“天津工商研究所开会决议，棉花一物，功用最普，尤宜提倡，以收利权。其籽种之採取，尤关重要，应由官家就美棉、印棉、埃及棉各籽種，切实试验，以何处为宜，然后由官家购取，发给农民，取偿于农人；农人得美种所产之棉，自得最高之价，其旧有籽种，可以归轧油之用，农民亦绝不受亏，反得高利。长此由官家督饬办理，则棉花一业，必日兴月异。”等情，转咨到部。查棉花为日用要品，关系甚钜，该总会请採佳种传布民间，自属要图。本部曾于上年三月简，在直隶正定、江苏南通、湖北武昌三处，设立棉业试验场，采购美棉各籽种，比较试验，一俟著有成效，即行分给农民，以广传布。惟中国幅员广袤，交通不便，偏僻地方，容难遍及，应由各省农事试验场，就美、印、埃及等处棉种，採购、试验，分别傅布，以图普及。
我国之输种美棉历有年所。谓南、灵宝推为中国棉产之最良者，即退化美棉也。其输入之时期，已不可考。民国七年，北京农商部自美国输入大批脱字棉及郎字棉种，次年由各省实业厅分给农民种植，九年又自朝鲜输入美国王棉，亦复分发种植。
农商部已经採取措施给棉农免费散发美棉种籽。只有植棉规模较大的棉农才能得到这种免费的美棉种籽，植棉面积不超过十亩者则不予分配。每亩将配给种籽五斤免费数量以一百斤为限。接受美种的棉农在收割之后必须提出产量报告，供给当局以查料。此项种子将由实业厅、各棉花试验场、农业试验场及各地农会散发。
自清朝农工商部以来，除先后颁布各种奖励保育之法规外，并广设中央农业试验场，及直、奉、粤、川、皖、鲁、鄂、浙、赣、吉、豫农事试验场共十二处；并设第一、二、三林业试验场、各省林务局、大林区林务研究所、模范农场苗圃及农林传习所、讲习所、气候观测所等。每岁举行植树，借以引起国民对于农林之兴味。中央又设全国水利局及各省分局，管理全国水利及沿岸垦辟事宜。又筹设农工跟行，以供农民之借贷。通令各省遍设农会，不时开农产品评会，以查观摩。提倡奖护，可谓无微不至矣。
清代河南地区棉花种植面积和地区的迅速扩展，应该来说有清政府从清初到清末，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广和劝种有很大关系，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否认。而且一些地方实权派开明人士，对清末引进美棉、改良棉花品种亦作出宝贵的贡献。
七、国内棉纺织工业的发展
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发生发展的初期，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当时上海有纱厂七家，苏州、汉口、宁波各一家，共计锭子三十七万九千枚。上述各厂所用的棉花，大都出产于江浙两省及湖北运来的一部分。然而出产的棉花运至上海不敷所用，不过当时各大纱厂均认为中国土壤宜于植棉，以后棉花必广为种植、获得较大发展，棉花出产应该能满足原料的需求。自一八九五年起至一九〇〇年，山、陕、豫、鲁、直各省棉产，日益增多。上海各厂所需原料，大半仰给予上述诸省，不足则购诸印度。至一九〇〇年，各地棉花种植业大发展，足供各厂的需求，不必再购印棉；然其时日本棉织业，大为进步，仰给予中国生棉甚巨，致中国各厂，自用不敷，仍需购印棉以资补充。自是以后，上述各省，产棉渐广，不独供给日本人，且足供一九〇〇年后本国各厂锭子之需要。自一八九五至一九〇〇年，曰计锭子共有三十七万九千枚，等到一九一九年，上海一埠，共有锭子八十万六千六百五十六枚，总计中国全国，现有锭子一百四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六枚。棉业进步之速，实为可惊。
近几年来，河南植棉事业，由于华北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和日本及其他地方对原棉的需要，受到很大的刺激。因为植棉获利两倍于种高粱或小麦，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事植棉。自鸦片战争后，洋纱、洋布纷至沓来，土纱、土布成本昂而品质劣，销路大减。中日战后，日人在各埠设立纱厂，同时中国纱厂亦日渐繁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日本人乘机夺取青岛，日本内外棉的青岛纱厂工厂的开设，继续起来的工厂很多，数年间筹设纱厂六处，棉花价格，乘此步步高涨。厂纱充斥于市场，价廉物美，手工业之土纱、土布全被打到。于是鲁省所产棉花，除少数衣被所需外，多供给纱厂，或运往他省及外洋。种棉花，显然比其他农作物的利息雄厚。因为植棉获利两倍于种高粱或小麦，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事植棉。为此，棉花便侵入了其他作物的耕地。
当一九〇四年时候，河南建造铁路，河南内地的农村经济已经有了转变，及世界大战爆发，各列强国无暇东顾，中国和日本的棉纺织业在此期间获得了较快发展。因日本人在内地办的纱厂越来越多，河南的棉花出口也很厉害，棉花的需要既多，人民争趋其利，广种棉花，几有每年连麦全不种的。例如清末民初的新蔡县，物产以棉花为大宗，城南有农业试验场及苗圃栽培森林，颇有成绩。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河南省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是近代河南植棉迅速发展的前提；国际、国内市场对棉花的大量需求是其发展的最根本原因。而铁路的建成，使得运输半径大为扩展，使得外界的需求能够有效的传达到腹地如河南地区。植棉的收益对上有利于减少贸易逆差，对下可以巩固小民的生活。因而，不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民族棉纺业团体都积极倡导和认真推广植棉，日本对中国植棉也加紧干预。而棉花的较高收益，直接推动农民越来越大面积的种植棉花，是清代河南植棉业快速发展的最直接原因。河南棉花种植的迅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以上诸多种因素合理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单独强调哪一个因素的作用，因为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其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可能受到影响。
【参考文献】
[1]周永娟：《基于GIS的河南省棉花生产潜力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河南农业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版，第132页
[3]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版，第134页
[4] [民国]灵宝县志，民国二十四年重修铅印本
[5] [康熙]《彰德府志》，康熙三十五年本（1696）
[6] [康熙]《兰阳县志》，康熙三十四年本（1695）
[7] [乾隆]《巩县志》，乾隆五十四年本（1789）
[8] [嘉庆]《孟津县志》，嘉庆二十年本（1815）
[9]赵连芳：《今后我国棉作育种应取之方针》，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编《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演讲第10页
[10] [民国]《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民国二十一年（1932）
【作者简介】
刘西峰，男，1989年10月生，汉族，河南郑州人，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在读，主要从事作物史及农业文化遗产发面的研究。
【关键词】：清代 河南 棉业
清代河南植棉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扩展，从原来的30多个县扩展到近90个县份，接近九成。清代中期种棉区域扩大，产棉区域以安阳、邓县、洛阳、通许、商水、孟县为最多，收数多至300多万公斤，少亦100多万公斤。商丘、虞城、项城、灵宝、阌乡、汝阳、新野、罗山等县次之。清朝末期，安阳、邓县、洛阳等是主要产棉区，常年产量在350万公斤左右。
当时省內外贸易主要以棉花、棉布为主。各种输入品主要用出售的棉花款支付，棉花买卖终年不断，主要输往山西、陕西和甘肃。棉花的商品化趋势明显，棉花种植区域化加快，棉田面积绝对数值增长，棉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比也在不断提高，日后河南的四大产棉区已经初具雏形。影响清代河南植棉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是自然条件方面的优势，更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
一、适宜植棉的自然环境
河南地处北温带亚湿润气候区，这里大部分地区非常适宜棉花的生长。河南大部分棉区棉花生长期总日照时数在1400至2100小时，七、八月棉花开花到吐絮期有500小时的光照，九月亦有200至250小时，十分利于棉株花铃的形成与裂铃吐絮。大部分地区活动积温在3800摄氏度至4500摄氏度之间，持续日数在200天以上，能满足棉花早、中、晚熟品种对热量的要求。棉区年降水量一般在450—500毫米之间，而每亩皮棉需水350—400毫米。中南部地区棉花生产期内（四至十月）正常年份降水量在350毫米以上，棉铃期的雨水过多过少的年份较少，有利于结铃座桃。
棉花为直根系作物，主根人土深度可达6至9尺，侧根分布又广，因此，深厚、疏松的冲积土壤最适宜。黄淮平原地势平坦，多为冲积土，沙质较多，排水良好，土层深厚，保墒性能好。山前冲积扇和低平原中的平缓岗地，广泛分布着黄坊土、潮黄坊土、黄潮土等良好的宜棉土壤。卫河、淮河流域上土壤条件最合适。黄河以北和汜水以东的广大平原地区，有中肥力的潮土分布，也较适宜种棉。
据研究表明，河南省棉花的光合生产潜力均在8000kg·hm以上，远远高于棉花的实际产量。因此光照条件不是河南省棉花生产的限制因素。河南省的温度有效系数在0.54—0.72之间，各地的温度系数关系表现为豫北>豫东（中）>豫南>南阳>豫西。豫南地区尤其是淮河以南属亚热带气候区，热量资源丰富，但由于降雨量较大，使温度系数偏低；豫北地区属暖温带，热量资源也较丰富，且连阴雨的天气较少，温度系数较高，豫西地区山地较多，温度系数最小，在0.6以下。因此，只有豫西地区的温度条件对棉花生长的限制作用较大，基本上不适合种植棉花。豫北大于0.7，能较好的满足棉花生长发育的需要，其他地区均在0.6—0.7之间，基本上能满足棉花生长发育的需要。河南省的水分有效系数在0.58—0.92之间，各地水分系数大小为：豫南>南阳>豫西>豫东（中）>豫北。由南向北水分有效系数逐渐减小，这与降水量由南向北逐渐减少一致，对棉花产量的影响有明显的南北差异性。豫南地区及南阳盆地水分有效系数均在0.7以上，降水量丰富，相对棉花需水量而言，为水分盈余区。豫东、豫中及豫西地区水分有效系数在0.65左右，降水量基本上能满足棉花生长发育的需要。豫北地区水分有效系数在0.6以下，降水量偏低，对棉花需水量而言，为水分亏缺区。因此，有效的灌溉设施是豫北地区提高棉花产量的必要条件。河南省的土壤有效系数在0.49—0.77之间，不同地区土壤有效系数的大小为：豫北>豫东>豫中豫南>南阳>豫西。土壤因素对棉花生长的影响是在8种土壤要素综合评估基础上，加以分类归纳进而得到的分析结果，可以较全面地反映土壤对棉花生产潜力的影响状况。河南省土壤有效系数表明，豫北和豫东地区的综合土壤条件更适合棉花的生长发育，豫西地区和南阳盆地的土壤对棉花生长的适应性较差，尤其是豫西地区，山地居多，不适宜种植棉花；豫中和豫南地区居中。
因此，对于河南的植棉业，要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对各个优势区域进行布局，遵循自然规律、发挥比较优势，可持续地利用农业资源。同时，在豫北等缺水地区，要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土壤地力和灌溉能力。在南阳盆地等地区，由于土壤的特质，要注意棉区及时排涝。
二、铁路对棉花生产的影响
自一九〇五年京汉铁路通车以后，河南各地之货物因集中于汉口，当一九〇四年汉口输出不过七百十四万两，至一九一〇年即增至千七百九十万两。
此后，道清、陇海铁路陆续修建。铁路的开通不仅使商品的长距离大宗向外运输成为可能，而且本身运输速度快，运输效率高，运费低，而且运量大。对传统的水运方式产生了很强的竞争和替代作用。长距离的铁路运输往往还可以规避厘金和其他地方税，降低货物的税负成本，并且铁路开通以后，沿线地区各自为政的度量衡和货币制度逐渐趋向统一，有利于商品的流通。
自京汉、汴落两铁道相继开通后，中原地区和外部的交流日益增多，不止棉花的品种得到改良，棉花向外输送变得便利和快捷，而且类似于棉花，外国的花生种子也得以传入，出产大增，主要的产地有开封、中牟、郑州等处。而河南本土的大宗货物芝麻，借助于京汉铁路的交通便利，输出也大增。民国《灵宝县志》有一段话讲到铁路开通之后社会有识之士对工商的再认识“工可变原料为有用之物，商可移有余于不足之地。交通未开之先，各县皆闭境自封，享用简单。自轮船纵横，铁路如织，以工商为业者，日富。以农为业者日贫，优胜劣败天演公例。灵邑宏农工商，不讲循此，不改经济必至于大困，古云穷则遍，变则通，来日方长，何可膠柱鼓瑟耶。”
京汉铁路开通以后，有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外部的先进事物更容易传入到内陆地区，促进了内陆地区的发展。比如在铁路沿线地区，植棉推广工作更容易开展。美棉、德棉等优势棉种得到推广，有利于与之相配合的新植棉技术的传播，更容易被乡民所掌握。民国《陕县志》记载，“自铁路过境，商业渐兴，工业萌芽，农林提倡，略见端倪。兹兼采新学研究栽培方法以为改进农产之助。”可见铁路开通之后，对于商业包括工业商业农业的促进作用，农业包括棉花种植业得到提倡，并懂得兼采新学研究栽培方法以改进农产产量。 京汉铁路开通后，降低了棉花长距离运送的费用，减少了中间成本，提高了棉花的收购价格，产棉之额数亦随之增，“故栽植者尤多”。陕县向来为产棉地，最多者曰棉花，种之昔倍于五谷。“近自洋种西来，德美各棉其收更丰，故栽植者尤多。而外来巨商在南关建筑打包厂，每年发运于上海，为出产之一大宗。”此时铁路的联通作用已可将地处内陆省份的对外交通不发达的陕县直接和商埠上海相连接，棉花可直接发运至上海。
铁路开通后，由于低廉的运费和便捷的效率，河南各地的棉花输出逐渐改变了以水路为主的运销方式，铁路开始发挥作用，建立了以铁路为主、河运为辅的运销方式。铁路的开通促进了河南铁路沿线地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逐渐向铁路沿线地区靠拢，便于收獲后棉花的输出，这样，越来越多的棉花生产并不是为了自己自给自足的家庭需要，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出贩而进行的生产，棉花的商品率提高了。这种转变在铁路开通以后，速度明显的加快了。
三、较大的棉花集散市场
1861年1月20日，天津开埠。随后天津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第二大商埠，北方的经济中心，各种商品的云集之所。天津为白河与运河之结合点，外临渤海，扼京师之咽喉，东可以通东北几省，南有津浦路与运河可通长江下游各省，交通便利，商务繁盛。
汉口在清朝时，已是全国四大名镇之一，南连湖广，北通豫陕，逆长江而上可到四川重庆，顺流而下可至南京上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号称九省通衢。在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之后，河南输出汉口的货物陡增。在昔，河南的货物只能转方城走南阳顺唐白河汉水顺流而下至汉口，或者经信阳走分水岭—麻城驿翻山越岭车推肩扛至汉口，无论哪种，均耗时耗力，运输成本很高，限制了河南棉花的输出。
天津是华北的经济中心，汉口是华中的经济中心，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高级市场。各种客商南来北往，东贩西运，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啊繁多，规模庞大，是各种商品的总汇之地。
在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交汇处的郑州，也日益发展成为一个商品货物的集散中心，成为新兴的商业城镇，成为本省灵宝、陕县、安阳及山西、陕西等省货物销往汉口、天津、上海等处的中间市场。
河南的棉花在铁路未通之前，大部分向西运输到山西、陕西和甘肃等地。陕西的棉花也是，所产棉花，除供本省用外，大部都由骡车运销甘肃，或经汉中入四川，常有苦力者由陕西关中背棉一二百斤，翻秦岭以往。二十世纪初以来，陕西所产棉花，百分之九十多，多由水路（渭河、黄河）或陆路出潼关到河南郑州集散，然后转道陇海、平汉、津浦等路而运销于上海、汉口、天律等各大市场。
郑州市场上的棉花主要来自陕西关中，豫东太康、通许、尉氏、扶沟等县，豫西灵宝、阌乡、陕县、洛阳、巩县，豫北安阳、新乡等地。先集中于陕县、洛阳、偃师、安阳、小冀镇、许昌等初级市场，再由京汉、陇海火车运至郑州。集中郑州的棉花，除在本埠销售外，多由京汉、陇海铁路转销汉口、上海等地。
豫北的棉花，多以安阳、新乡为集散地，因离高级集散中心天津较近，多部分直接销往天津，也有一部分通过平汉铁路运至郑州，转销他处。彭望恕《调查在天津集散之棉花》一文写到“内地农民，仅以自给为耕种目的，苟敷一家之用，则不愿多种，弃利于地，殊属憾事。至成为商品之棉花，则扬子江一带所产者，咸萃集于上海、汉口两处；直隶、山东及黄河流域一带所产者，恒以天津市场为其中心。”
河南植棉的发展，部分上得益于有郑州、汉口、天津这样的棉花集散中心、中高级市场，可以将大量的棉花转销出去，成为外部需求和内部市场的连接点，使棉花生产能够循环有序可持续的发展下去。
四、农民植棉的动力
在传统时期，河南的经济形态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因而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就极为重要，主要的就是指耕地。
在清朝前期康熙雍正时，每人平均田地面积在8亩以上，乾隆后期及嘉庆时不及3亩，道光后降至2亩以下，不及前期的四分之一。明末清初杨园说：“百亩之土，可养二、三十人”即平均每人3.3至5亩，方能维持生计。乾隆末洪亮吉说：“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十口之家，即须四十亩矣。今日之亩，约凶荒计之，岁不过出一石”。杨、洪二氏的估计大约一致，即每人有土地4亩，得粮米4石，可维持温饱。这一人口与耕地的比例，可称作“饥寒界线”。
根据表2可以看到，清代河南的人均耕地面积长期维持在3亩略多，即长期勉强维持在温饱线上，稍有天灾人祸，即穷困不已，农民的生活根本无法保障。然后到至宣统年间，人口增多，人均耕地更是下降到2.74亩，已不足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寻找种粮之外的出路就变得极为重要。而棉花较高的经济收益，“一亩棉，三亩田”，使得人们迫于生存压力，竞相植棉，追求较高的经济收益。
而国家的赋税征课，更是从原本就不富裕的农民手里拿走了一部分收入，使得农民可支配收入更为减少，在此情况下，农民植棉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康熙《彰德府志》记载“棉花，其尤著名者，武安田，宜木棉。给养贡赋半取诸此。”康熙《兰阳县志》“中州土宜棉花，自有此种，赋税易完，用度易辦，诚为至宝。”康熙《太康县志》“康邑无他奇产所恃，独木绵麦禾二者。凡日用饮食，宫室舆服赋役婚假一切取辦。”乾隆《巩县志》“巩民资生之策，强半以棉花为主。多则贸易他乡，少则自行纺织。上纳公祖，下完婚假，胥于是乎赖焉。寒燠晴雨守土者，所宜关心也。”嘉庆《孟津县志》“津邑不产货财，居民往往有食而无用。而上山一二里，即洛偃境内。凡可种棉，皆洛偃地也。邑民率质其地以种棉，倘棉亦有秋，则食用皆足矣。”
而种植棉花的收益，可以从下表中向前推测。下表中种植美棉的收益为7.90元，种植中棉的收益为3.08元，种植大豆的收益为1.90元，种植高粱的收益为0.80元，种植小麦的收益为-0.80元，即在一般情况下，种植棉花的收益是普通亩产收益的两到三倍。而且当时美棉价贵，每百斤值洋三十三元，本地棉价贱至十七八元。所获之利较土棉直过数倍。因此，种植具有较高经济收益而且易于出售的棉花就成为农民的首选。尤其是美棉，获利更丰。 五、日本棉纺织业的需求
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大政奉还”，开始实行维新政策，史称“明治维新”。在明治维新期间，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废除各地关卡，培育和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和品种，推行“劝农”政策，大力创办各种称为“模范工厂”的新式近代企业，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促进私人企业发展。在此背景下，日本的棉纺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获得迅速发展。
二十世纪以后，国内大型纱厂不断建立，到1911年有十几家纱厂，三十五万枚纱锭。英、美、日等纱厂也迅速增加，英、美、印三国1890年纱锭总量比十年前增加五百五十余万枚。日本1892年有三十九家纱厂，三十八万枚纱锭，年耗棉量八十八万担，耗棉量比十年前增加了三倍。到1902年日本有八十家紗厂，一百三十余万枚纱锭。国内外纱厂发展，使棉花市场至前紧张，亟需开辟新的生产基地。对日本更是当务之急。
棉纺织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原棉，而日本由于国土面积狭小，所出产的棉花根本不足它国内的纱厂所用，因此，日本商人把目光投向华北，华北出产的棉花越来越受到日商的重视，华北逐渐成为日本纱厂的原料供应地，这一带的植棉状况也发生了改变，原来黄河流域及河南省的棉花，在1907年以前几乎未经世人注意，输出海外的数量也很少，仅勉强作日本弹棉之用，其产量亦主要供应省内需要而己。
日本人在华北收购棉花的途径，一是直接从农民手中收购，一是通过花行集中收购。日本人在棉花收获之前，往往深入腹地，趁农民需要资金时，借贷资金给他们，每亩看清况两三元至七八元不等。俗曰买期花。农人受此定银，则棉花到时候必须由日本人收买，而价格往往低于市价，蒙受损失。
在河南表现较多的是通过花行集中收购。郑州是北方棉花的主要集散地之一，因此日商也比较集中。1929年郑州棉花市场上外商“均属日本商，无一欧美商人。且日本商人中，亦无直接用本洋行名义者，大都由我国商人设立之花行代理经营之。”当时在郑州的日商有三井洋行、铃木洋行、阿部洋行、武林洋行和日信洋行五家，其代理店分别为玉庆长、祥记、聚兴恒、怡源、公兴存五家花行。这些日商在设备、经济实力等方面远较一般花商为胜。
日商实力雄厚，在棉花收购中往往处于有利地位。结果一面华棉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纱厂，一面华商不得不从印度大量进口棉花。据十二年华商联合会之稠查，华厂用棉三百四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六担，日厂用棉一百六十四万四千六百七十五担，英厂用棉四十五万八千担；此外输出外洋者，据十二年海关贸易册，总额九十七万四千五百七十四担，而达往日本者，占八十万零三千五百零五担，运往美国者，占十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六担，运往英国者，仅占一万三千二百八十一担耳。由此以观，中国每年所产棉全额六百余万担，日本纺织业共在中国投厂与坛往该国各厂者，合计用棉二百四十四万八千一百八十担，几占全额二分之一而弱。中国棉花与日本纺绩业关系之重要如何，可以想见。
在日本纱厂大量收购棉花的刺激下，各地棉花面积迅速扩张，河南、陕西、山东等省，“因日本人在内地办的纱厂很多，而且棉花出口也很厉害，棉花的需要既多，人民争趋其利，广种棉花，几有每年连麦全不种的。”同时这种扩张也意味着河南的棉花被深深地镶嵌进了世界贸易体系中去，尤其是日商纱厂的影响，并且更多的是作为原材料。
六、政府对植棉的奖励和倡导
清朝统治者自始至终十分重视棉花的种植。清圣祖玄烨在《木棉赋》的序言中写到“木棉之为利，于人溥矣。衣被御寒，实有赖焉。夫既纺以为布。復擘以为光。卒岁之谋。出之陇亩。功不在五谷下。”功不在五谷下，实在是很高的评价，不在之下，说明棉花至少和五谷的地位是相等的。者对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来说，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
其后继者清高宗弘历在《御题棉花图》中说“（棉花）功资耕织燠黎元”。时朝臣方观承在给朝廷的奏折上说“蓋一物而兼耕织之务，亦终岁而集妇子之功。日用尤切于生民，衣被独周乎天下。”说明棉花一物兼而具有耕织之务，为农村最重之副业，农闲时纺纱织布，尤切于民用，是人们的衣被原料，衣被甚广。
不光中央政府、最高统治者重视棉花的生产，而且下至普通的州县长官，亦即努力的劝种棉花，置器械织棉布。清道光时内黄县的行政长官曾出视陇亩，见丰草与田禾相间，拟欲编训农琐言，谕以去草立苗之法。“犂以三覆为率，粪以加倍为准，锄以四次为常，棉花尤不厌多锄，粪多力勤则瘠土可变沃野矣。”而且内黄县“东南两乡多种棉花，收成不为不盛，可以织布，而布价反贵于不产棉花州县。山西客商多来此还局收贩，则本境之不务纺织可知也。应请于保甲章程内，查产棉村庄，令置造纺车机杼，责成甲长经理使习纺织。”劝勉民众置械纺纱，使习纺织，则历历可查。
清道光时，豫北辉县的长官曾藉隶荆州，荆州棉花实为土产，因而深悉棉花之利。“令熟悉其事者，导以播种。如遇旱则勤灌溉，并家喻户晓使知种棉有利产棉，则纺绩之业亦可就理矣。”
同时，棉花在政府的收入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河南很多州县的县志都记载有小民籍棉花出贩的所得用以办赋税，上完国课，下补民用。顺治《仪封县志》“五谷外民赖以办租赋，给衣 食者，惟木棉是资云。”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被卷入了世界市场。开放海禁，五口通商，外国机制棉纺织品，以其物美价廉，如潮水般涌人中国市场，并对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形成冲击。“自清末自有海关统计以来，棉货即居入超之首位”，每年大量的白银因为棉花向外流出。于是一些有识之士，极力主张兴办民族棉纺织业以挽回漏危。而发展本国的棉纺织业，尤其以大兴植棉为要务。
从1867年以后，中国棉花开始出口，特别是日商常常来华购棉，其购买的数量常居中国棉产的很大部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其国内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其国内的棉产有限，常常来华大宗购棉。从1888年至1919年，中国棉花一直居于出超地位，给清政府也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人。因此，清政府推广植棉是不遗余力的。清朝末年，曾由农工商部参考各国棉花种类、种植成法，编集图说，优定奖励种植章程，颁行各省。及民国成立，农林设部，首以整顿土货为政策。民国二年通令各省，调查纺织业贸易趋势，饬各商会整顿纺织，并派员往长江一带调查纺织情形。至农商部改组，以奖励棉业输出，非先推广种棉、增加产额不可，遂于三年四月拟定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呈准公布。七月公布前项奖励条例施行细则，并筹设棉业试验场，以为之倡。 清朝末年，清政府农工商部曾经考察各个产棉国家的棉花种类、种棉成法，加以参考编辑图说，制定优先奖励植棉的章程，颁行通行于各省。民国建元以后，实业救国思潮迭起，政府素有振兴实业之说。成立之初，张謇担任农商总长，他素来推行“棉铁主义”，认为救国之要，以棉铁为其两端，他的主张切合时弊，因而颁布法令，设立机关，大力奖励植棉。1914年4月，农商部公布《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规定“凡扩充植棉者，每亩奖银二角：凡改良植棉者，每亩奖银三角。”并在第三条作出解释，指出优先推广的棉种，“改良植棉，宜选埃及或美洲之棉种。”并在一九一四年七月的施行细则里“暂定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西、河南、陕西等省为植棉区域”。
据天津商务总会详称：“天津工商研究所开会决议，棉花一物，功用最普，尤宜提倡，以收利权。其籽种之採取，尤关重要，应由官家就美棉、印棉、埃及棉各籽種，切实试验，以何处为宜，然后由官家购取，发给农民，取偿于农人；农人得美种所产之棉，自得最高之价，其旧有籽种，可以归轧油之用，农民亦绝不受亏，反得高利。长此由官家督饬办理，则棉花一业，必日兴月异。”等情，转咨到部。查棉花为日用要品，关系甚钜，该总会请採佳种传布民间，自属要图。本部曾于上年三月简，在直隶正定、江苏南通、湖北武昌三处，设立棉业试验场，采购美棉各籽种，比较试验，一俟著有成效，即行分给农民，以广传布。惟中国幅员广袤，交通不便，偏僻地方，容难遍及，应由各省农事试验场，就美、印、埃及等处棉种，採购、试验，分别傅布，以图普及。
我国之输种美棉历有年所。谓南、灵宝推为中国棉产之最良者，即退化美棉也。其输入之时期，已不可考。民国七年，北京农商部自美国输入大批脱字棉及郎字棉种，次年由各省实业厅分给农民种植，九年又自朝鲜输入美国王棉，亦复分发种植。
农商部已经採取措施给棉农免费散发美棉种籽。只有植棉规模较大的棉农才能得到这种免费的美棉种籽，植棉面积不超过十亩者则不予分配。每亩将配给种籽五斤免费数量以一百斤为限。接受美种的棉农在收割之后必须提出产量报告，供给当局以查料。此项种子将由实业厅、各棉花试验场、农业试验场及各地农会散发。
自清朝农工商部以来，除先后颁布各种奖励保育之法规外，并广设中央农业试验场，及直、奉、粤、川、皖、鲁、鄂、浙、赣、吉、豫农事试验场共十二处；并设第一、二、三林业试验场、各省林务局、大林区林务研究所、模范农场苗圃及农林传习所、讲习所、气候观测所等。每岁举行植树，借以引起国民对于农林之兴味。中央又设全国水利局及各省分局，管理全国水利及沿岸垦辟事宜。又筹设农工跟行，以供农民之借贷。通令各省遍设农会，不时开农产品评会，以查观摩。提倡奖护，可谓无微不至矣。
清代河南地区棉花种植面积和地区的迅速扩展，应该来说有清政府从清初到清末，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广和劝种有很大关系，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否认。而且一些地方实权派开明人士，对清末引进美棉、改良棉花品种亦作出宝贵的贡献。
七、国内棉纺织工业的发展
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发生发展的初期，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当时上海有纱厂七家，苏州、汉口、宁波各一家，共计锭子三十七万九千枚。上述各厂所用的棉花，大都出产于江浙两省及湖北运来的一部分。然而出产的棉花运至上海不敷所用，不过当时各大纱厂均认为中国土壤宜于植棉，以后棉花必广为种植、获得较大发展，棉花出产应该能满足原料的需求。自一八九五年起至一九〇〇年，山、陕、豫、鲁、直各省棉产，日益增多。上海各厂所需原料，大半仰给予上述诸省，不足则购诸印度。至一九〇〇年，各地棉花种植业大发展，足供各厂的需求，不必再购印棉；然其时日本棉织业，大为进步，仰给予中国生棉甚巨，致中国各厂，自用不敷，仍需购印棉以资补充。自是以后，上述各省，产棉渐广，不独供给日本人，且足供一九〇〇年后本国各厂锭子之需要。自一八九五至一九〇〇年，曰计锭子共有三十七万九千枚，等到一九一九年，上海一埠，共有锭子八十万六千六百五十六枚，总计中国全国，现有锭子一百四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六枚。棉业进步之速，实为可惊。
近几年来，河南植棉事业，由于华北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和日本及其他地方对原棉的需要，受到很大的刺激。因为植棉获利两倍于种高粱或小麦，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事植棉。自鸦片战争后，洋纱、洋布纷至沓来，土纱、土布成本昂而品质劣，销路大减。中日战后，日人在各埠设立纱厂，同时中国纱厂亦日渐繁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日本人乘机夺取青岛，日本内外棉的青岛纱厂工厂的开设，继续起来的工厂很多，数年间筹设纱厂六处，棉花价格，乘此步步高涨。厂纱充斥于市场，价廉物美，手工业之土纱、土布全被打到。于是鲁省所产棉花，除少数衣被所需外，多供给纱厂，或运往他省及外洋。种棉花，显然比其他农作物的利息雄厚。因为植棉获利两倍于种高粱或小麦，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事植棉。为此，棉花便侵入了其他作物的耕地。
当一九〇四年时候，河南建造铁路，河南内地的农村经济已经有了转变，及世界大战爆发，各列强国无暇东顾，中国和日本的棉纺织业在此期间获得了较快发展。因日本人在内地办的纱厂越来越多，河南的棉花出口也很厉害，棉花的需要既多，人民争趋其利，广种棉花，几有每年连麦全不种的。例如清末民初的新蔡县，物产以棉花为大宗，城南有农业试验场及苗圃栽培森林，颇有成绩。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河南省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是近代河南植棉迅速发展的前提；国际、国内市场对棉花的大量需求是其发展的最根本原因。而铁路的建成，使得运输半径大为扩展，使得外界的需求能够有效的传达到腹地如河南地区。植棉的收益对上有利于减少贸易逆差，对下可以巩固小民的生活。因而，不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民族棉纺业团体都积极倡导和认真推广植棉，日本对中国植棉也加紧干预。而棉花的较高收益，直接推动农民越来越大面积的种植棉花，是清代河南植棉业快速发展的最直接原因。河南棉花种植的迅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以上诸多种因素合理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单独强调哪一个因素的作用，因为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其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可能受到影响。
【参考文献】
[1]周永娟：《基于GIS的河南省棉花生产潜力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河南农业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版，第132页
[3]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版，第134页
[4] [民国]灵宝县志，民国二十四年重修铅印本
[5] [康熙]《彰德府志》，康熙三十五年本（1696）
[6] [康熙]《兰阳县志》，康熙三十四年本（1695）
[7] [乾隆]《巩县志》，乾隆五十四年本（1789）
[8] [嘉庆]《孟津县志》，嘉庆二十年本（1815）
[9]赵连芳：《今后我国棉作育种应取之方针》，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编《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演讲第10页
[10] [民国]《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民国二十一年（1932）
【作者简介】
刘西峰，男，1989年10月生，汉族，河南郑州人，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在读，主要从事作物史及农业文化遗产发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