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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稀见史料的运用
让我们回到正题。我们应该收集什么样的材料呢？先来看看余欣老师在日本完成博士后时写的《中古异相》。这本书的题目很难，也不容易读，但任何人都会马上发现，余老师使用了大量稀见史料，表现出深厚的学养。这本书的内容与敦煌相关，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是做敦煌学，中外关系史，但一直醉心于‘方伎’，尤喜欢读本草、医籍、农家、小说、阴阳五行、天文心算之书，神游于十洲三岛、怪术艺绝之间，积岁以来，竞略有所得。”文章涵盖范围很广，要把这些资料组织起来写成一部大书，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我们上面说到的长期积累。
我把这篇文章提出来，是因为一是想请大家注意我们上面说到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并非虚言，现在就有很实在的范例；二是要用这个例子说明，稀见史料的运用要有极深的功力和长期的积累，要有考比权衡史料的能力，而这是不容易达到的一个高度。初学者往往觉得用稀见史料是学问大、资料能力强的表现，因此会不顾实际情形，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稀见史料的收集和使用上。这是一个误区。除了上文强调的、稀见史料运用所要求的深厚的基础和长时间的准备以外，研究课题本身对史料的运用也有一系列的要求。
对于余老师所研究的敦煌学，常规史料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稀见史料当然成为支撑论述的主角。作为还在大学本科学习、初涉历史研究的同学，我想主要还是依靠常规史料。稀见史料存在收集、考证等一系列问题，也存在解读、评估的问题，不能随便地抽取，孤立地解释，任意地使用。苏轼在讲写文章时，提到过他的心得：“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果我们可以把苏轼对文章的说法移植到对史料的摭取裁剪，就会发现，对于稀见史料，什么时候用，怎样用，该不该用，很难有一个可以清晰划定的标准，而只存在于历史学者的专业直觉之中。这不容易把握。这里介绍余欣老师的作品，可供观摩而不易模仿。就好像米襄阳的草书，看上去“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但不是给初学者临摹的。学当然要学的，但还要有很多年的修炼。如果你一开始就着意学米，你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鬼画符。
七、再论史料的运用：正史
让我们转过来谈常规史料，例如正史。徐冲老师认为，无视或者不能正视正史，是“十分偏颇的”，但我们也“需要从更多新的角度来对正史文本进行重新解读”。这就提到了常规史料运用的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不能舍弃，一是必须出新。
用正史，徐冲老师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他是真正的正途出身，山东省试的榜眼，进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外放到松江府，到了复旦。他的论文题目是明确定义的——“皇帝权力起源”。他的主要史料来源于正史，除了少数几处如北魏李晖仪等人的墓志铭外，他并没有用多少稀见史料，但是他匠心独具地考察了“群雄传”、“外戚皇后传”等，从纪传体书写方式中的“结构性存在”的变化，设立一个新的角度看皇帝的权力。读正史读出新意的最著名的例子，是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用三句话把《史记》中对孟尝君的称赞全部颠倒过来，畅发“得士”的重要，说孟尝君过不了关找人学鸡叫，不过是“鸡鸣狗盗之雄”。但是，这不是治国理政的办法，而“得一士，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孟尝君不能得士，正是因为他和鸡鸣狗盗之徒沆瀣一气，“此士所以不附也”。王安石不愧是“拗相公”，喜欢唱别调。徐冲老师这篇文章不一样，他并不着力推翻旧说，而是在对纪传体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用的是正史，但读出了别人没有读出的东西，这和他清楚地认识到正史自有其“核心地位”有当然的关系。《史记》是我们最重要的看家本领，通读“上三史”曾经是历史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结合现在资讯数量激增的情形，有时通读原文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势在难行，因此我想起王伯祥编写的《史记选》，从官职到地名到读音到文化常识全都有，或者陈正宏老师的《史记精读》，如果我们每天读一段，当大部分段子都朗朗上口，小部分段子能够背下来，以《史记》为功底的基本功就扎实了。
八、语境
读书、收集资料，下一步好像就是“为我所用”，殊不知史料并不能用来说明既定的结论，正相反，结论只能从实际拥有的史料中阐发出来。过度解释，牵强附会，这在大家也在所难免，而我们要特别警惕的是，对史料作脱离语境的发挥。
张智老师研究的是一位法国思想家，这本书是对于这位思想家的反思，但是这个思想家在当时法国革命的时候，思想极度地变化。如果你要准确把握当时这些人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你一定要知道当时的背景，一定要注意语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历史上的事情和现在的事情作横向比较，或是一种很简单的比较。比如说你跑到美国，看到美国天气这么晴朗，污染这么低，中国污染怎么就那么高，这就是个很愚蠢的说法，因为两个国家发展的阶段不一样，美国工业革命的时候，污染也很严重。污染是要想办法治理没有错，但是不值得你大惊小怪。你如果有机会到匹兹堡，别人很快就会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是一九四五年以前建的，那个地方是一九四五年以后建的，有什么道理呢？因为一九四五年之前的建筑表面是黑的，排放的各种废气已经把石头做的墙熏黑了，而且现在洗都洗不干净了。当时，匹兹堡是美国的钢铁工业中心。你如果读《福尔摩斯探案》，其中有很多篇都讲伦敦雾气沉沉，连马路对面都看不见，就模模糊糊看到一点光线，有一个犯罪的人跑到街上一下就不见了，因为雾太大了，人最多就只能看三米远。你知道《福尔摩斯探案》的创作是在一八九0年，实际的时间背景应该会更早一些，正好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
张智的座师李宏图老师说张智“沉静”，这对于领会史料的语境大概特别重要。在研究这位法国的思想家时，在了解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之后，深思熟虑以后，你才会对他有更准确的认识。这本书所要描述的，就是这么一个看来自相矛盾的转变：起初似乎要摧毁一切的法国人，后来竞开始试图回顾一部分已被遗忘的东西。
我们以为法国革命是很激进、很血腥的，但是后来法国革命一下就转向了，而且完全是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或者说这个就是反动，那反动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个在书中有具体解释。所以恩格斯说，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归根结底，就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我们要以当时的眼光来看，看当时的人、当时的事。就像提到亚里士多德时，很多人用一种很浅薄的态度看待他，觉得亚里士多德说的真是愚蠢到了极点，居然说地球是绕太阳转的。但是你想，你如果找一個三岁、四岁或者五岁的小孩，你跟他讲地球绕太阳转，他不能理解，你说太阳绕地球转，他完全理解。人类早期的认识就是在进化中发展的。你去试试看，你跟一个小孩讲这些东西，讲亚里士多德，他会有亲切的感受，但如果你跟他讲我们现在的哲学分析，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在分析什么，小孩子就更不能理解，这些告诉我们，你做研究必须回到你所谈论的那个时代，读史料必须把它放到它所生成的语境中分析。 九、以大见小
马建标老师的这本书，是根据他写的博士论文《民初外交事务的政治化》所作的拓展，这是对民国外交史的一个研究。可是尽管民初外交有很多有趣的题目可以做，到了现在，经过史学家七八十年的努力，这种局限于政府文件和重要外交事件的研究遭遇了瓶颈，学界遂转向追求更深刻和更丰富的解释，在大的范围内看小的事件。马老师的研究，诚如他的座师金光耀教授说的，在于把外交史和国内政治结合起来，在于把政府决策行为和社会舆论，包括谣言的研究结合起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此书写了十年。马老师做外交史，做中国的北洋时代，十年一剑，依托的是外国列强入侵的大背景，追踪的是中国社会的反应；书名也突出了以“中国”为一方、以“帝国主义”为一方的对立，反映了他研究史学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对北洋时期的历史研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深化。将北洋政府的行为放到更大的背景下，可以看到作者对此命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十、以小见大
“经筵”，是指汉唐以来为帝王讲解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它是为皇帝读书受教育而设置的。虽然由来已久，但到宋代始臻完备。程颐说“君德成就责经筵”，就把为皇帝讲解诗书这么一个看来颇像例行公事的宫廷活动，一下子提升到了“格君心之非”，教化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品行作为的高度，赋予其与国家命运人民幸福攸关的重要性，这就为经筵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广更深的背景。姜老师的文章正是通过经筵这一具体的历史现象来考察宋学这么一个大题目的。
第一章“缘起”，讲历史背景，在全文二百三十页的篇幅中占五十二页。要能巧妙地兼顾“小”和“大”，精确地安排详略特别重要，这是写文章的基础。我们现在写文章，电脑技术可以帮很多忙，它会告诉你写了多少字，供你时时留意。你一定要有清楚的认识，我这段应该是详还是略，要写多少字。有的时候，控制不了字数。敝帚自珍，就是以自己为主，看过的很多材料，一下子都涌了出来，就会写得很多，造成本末倒置，不知道重点是什么。作者侃侃然，下笔不能自休；读者昏昏然，不知其旨趣所在。所以一定要搞清楚，写这部分到底占了多少页，这二百三十页准备分配到哪些论题上。
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讲“经筵”本身，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讲它的影响。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就复杂了，让我用一个小例子来说明姜老师文章的好处。杜牧《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写的是江南风景，“水村山郭酒旗风”，是很具体的，很典型的描写，我们现在早晨起来，往窗外面一看，就是这样的景色。但是如果你只看这个小景色，视野就会受局限，也不值得再看下去。而这首诗的下两句就拓宽了意境，扩大到对整个南朝的描写。我们知道，南朝佛教兴盛，诗人不事斧凿，自然地把读者从眼前的风景引到了对前朝的慨叹。
还是看杜牧的这首诗，如果光写“莺啼”、“水村山郭”以及“酒旗”这些意象的话，你可以想象，用电影的特写镜头是看不出什么的。但是如果你从这些景象向外延伸，镜头拉开，马上就能营造出烟雨江南的感觉，南朝遗留下来的许许多多佛堂寺塔在春风春雨中若隐若现，扑朔迷离。有人说这“四百八十寺”你怎么能够看得见，即便你看见了，那“千里莺啼”你又怎么听得见。但后人认为这两句是佳句，拓宽了意境，读诗不能仅停留在表面，只关注字面上的意思，要深入发掘作者想传达给我们的感觉和理念。
再回到这本书上，如果你专门研究“经筵”这项制度，只介绍皇帝怎么做，老师怎么做，是“坐讲”还是“立讲”，读什么书，书是怎么读，整本书就会变得很枯燥，很单一。但是作者把内容扩大了，扩大到这项制度对宋朝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宋学”以及宋代读书人的自我意识，这本书的优势一下就反映出来了。
十一，小大由之
上文说的“由小见大”“由大见小”有点难。周兵老师的文章提供了一个解决的范例。他要讨论的，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即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洋历史学撰写旨趣的一个大的转向，按他的说法，是“一场国际性的集体运动”。当时欧美的历史学界提出了用文化观念看历史，大量引进了对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和其他文化要素的研究，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政治军事研究和以此解释历史进程的做法。从史学史的角度看，周老师要做的，是“二十世纪西方史学史的一幅全景”。
怎么在有限的篇幅里展示这种“全景”，又见树木，又见森林，这不容易。周兵的论文，分上下两篇，上篇谈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五章，细数这一转向的发生、理论来源、特点，以及稍后形成的流派或做法，确乎有“全景”的气象。下篇取五位在这一转向中领一代风气的历史学者，从彼得·伯克到罗杰·夏蒂埃，逐个分析，既是上文的例子，又是上文的补充；让读者一方面对上文的论述有更具体的领会，另一方面也扩张了视野。其中论娜塔莉·戴维斯，先是简要介绍了她的名著“马丁·盖尔”的故事，分析人物，进而讨论新文化史撰写中常常出现的“史料真实”和“历史真实”，即真假虚实之间的矛盾，最后归到新史观，具体而微；这样就完成了以新文化史的书写方式对新文化史书写方法的介绍。这篇博士论文兼顾大的“全景”和小的“细节”，匠心独具，确乎“小大由之”。他的座师张广智教授说，周老师的这本书同时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的确堪称佳构。
结语：史料和结构
这些论文给我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史料和結构是相依相成的两个要素。就好像要烧一味好菜，当然要有好的材料，当然要有好的烹饪技术，二者不可缺一。其实就是“烧什么”和“怎么烧”两件事，其意甚明。老生常谈，我自不应该赘述。但是真正了然于心，从容应付，却不容易做到。一个学习的方法，就是反复阅读这些范文，揣摩领会，其中的甘苦滋味，慢慢地就品味出来了。
让我们回到正题。我们应该收集什么样的材料呢？先来看看余欣老师在日本完成博士后时写的《中古异相》。这本书的题目很难，也不容易读，但任何人都会马上发现，余老师使用了大量稀见史料，表现出深厚的学养。这本书的内容与敦煌相关，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是做敦煌学，中外关系史，但一直醉心于‘方伎’，尤喜欢读本草、医籍、农家、小说、阴阳五行、天文心算之书，神游于十洲三岛、怪术艺绝之间，积岁以来，竞略有所得。”文章涵盖范围很广，要把这些资料组织起来写成一部大书，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我们上面说到的长期积累。
我把这篇文章提出来，是因为一是想请大家注意我们上面说到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并非虚言，现在就有很实在的范例；二是要用这个例子说明，稀见史料的运用要有极深的功力和长期的积累，要有考比权衡史料的能力，而这是不容易达到的一个高度。初学者往往觉得用稀见史料是学问大、资料能力强的表现，因此会不顾实际情形，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稀见史料的收集和使用上。这是一个误区。除了上文强调的、稀见史料运用所要求的深厚的基础和长时间的准备以外，研究课题本身对史料的运用也有一系列的要求。
对于余老师所研究的敦煌学，常规史料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稀见史料当然成为支撑论述的主角。作为还在大学本科学习、初涉历史研究的同学，我想主要还是依靠常规史料。稀见史料存在收集、考证等一系列问题，也存在解读、评估的问题，不能随便地抽取，孤立地解释，任意地使用。苏轼在讲写文章时，提到过他的心得：“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果我们可以把苏轼对文章的说法移植到对史料的摭取裁剪，就会发现，对于稀见史料，什么时候用，怎样用，该不该用，很难有一个可以清晰划定的标准，而只存在于历史学者的专业直觉之中。这不容易把握。这里介绍余欣老师的作品，可供观摩而不易模仿。就好像米襄阳的草书，看上去“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但不是给初学者临摹的。学当然要学的，但还要有很多年的修炼。如果你一开始就着意学米，你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鬼画符。
七、再论史料的运用：正史
让我们转过来谈常规史料，例如正史。徐冲老师认为，无视或者不能正视正史，是“十分偏颇的”，但我们也“需要从更多新的角度来对正史文本进行重新解读”。这就提到了常规史料运用的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不能舍弃，一是必须出新。
用正史，徐冲老师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他是真正的正途出身，山东省试的榜眼，进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外放到松江府，到了复旦。他的论文题目是明确定义的——“皇帝权力起源”。他的主要史料来源于正史，除了少数几处如北魏李晖仪等人的墓志铭外，他并没有用多少稀见史料，但是他匠心独具地考察了“群雄传”、“外戚皇后传”等，从纪传体书写方式中的“结构性存在”的变化，设立一个新的角度看皇帝的权力。读正史读出新意的最著名的例子，是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用三句话把《史记》中对孟尝君的称赞全部颠倒过来，畅发“得士”的重要，说孟尝君过不了关找人学鸡叫，不过是“鸡鸣狗盗之雄”。但是，这不是治国理政的办法，而“得一士，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孟尝君不能得士，正是因为他和鸡鸣狗盗之徒沆瀣一气，“此士所以不附也”。王安石不愧是“拗相公”，喜欢唱别调。徐冲老师这篇文章不一样，他并不着力推翻旧说，而是在对纪传体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用的是正史，但读出了别人没有读出的东西，这和他清楚地认识到正史自有其“核心地位”有当然的关系。《史记》是我们最重要的看家本领，通读“上三史”曾经是历史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结合现在资讯数量激增的情形，有时通读原文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势在难行，因此我想起王伯祥编写的《史记选》，从官职到地名到读音到文化常识全都有，或者陈正宏老师的《史记精读》，如果我们每天读一段，当大部分段子都朗朗上口，小部分段子能够背下来，以《史记》为功底的基本功就扎实了。
八、语境
读书、收集资料，下一步好像就是“为我所用”，殊不知史料并不能用来说明既定的结论，正相反，结论只能从实际拥有的史料中阐发出来。过度解释，牵强附会，这在大家也在所难免，而我们要特别警惕的是，对史料作脱离语境的发挥。
张智老师研究的是一位法国思想家，这本书是对于这位思想家的反思，但是这个思想家在当时法国革命的时候，思想极度地变化。如果你要准确把握当时这些人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你一定要知道当时的背景，一定要注意语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历史上的事情和现在的事情作横向比较，或是一种很简单的比较。比如说你跑到美国，看到美国天气这么晴朗，污染这么低，中国污染怎么就那么高，这就是个很愚蠢的说法，因为两个国家发展的阶段不一样，美国工业革命的时候，污染也很严重。污染是要想办法治理没有错，但是不值得你大惊小怪。你如果有机会到匹兹堡，别人很快就会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是一九四五年以前建的，那个地方是一九四五年以后建的，有什么道理呢？因为一九四五年之前的建筑表面是黑的，排放的各种废气已经把石头做的墙熏黑了，而且现在洗都洗不干净了。当时，匹兹堡是美国的钢铁工业中心。你如果读《福尔摩斯探案》，其中有很多篇都讲伦敦雾气沉沉，连马路对面都看不见，就模模糊糊看到一点光线，有一个犯罪的人跑到街上一下就不见了，因为雾太大了，人最多就只能看三米远。你知道《福尔摩斯探案》的创作是在一八九0年，实际的时间背景应该会更早一些，正好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
张智的座师李宏图老师说张智“沉静”，这对于领会史料的语境大概特别重要。在研究这位法国的思想家时，在了解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之后，深思熟虑以后，你才会对他有更准确的认识。这本书所要描述的，就是这么一个看来自相矛盾的转变：起初似乎要摧毁一切的法国人，后来竞开始试图回顾一部分已被遗忘的东西。
我们以为法国革命是很激进、很血腥的，但是后来法国革命一下就转向了，而且完全是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或者说这个就是反动，那反动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个在书中有具体解释。所以恩格斯说，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归根结底，就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我们要以当时的眼光来看，看当时的人、当时的事。就像提到亚里士多德时，很多人用一种很浅薄的态度看待他，觉得亚里士多德说的真是愚蠢到了极点，居然说地球是绕太阳转的。但是你想，你如果找一個三岁、四岁或者五岁的小孩，你跟他讲地球绕太阳转，他不能理解，你说太阳绕地球转，他完全理解。人类早期的认识就是在进化中发展的。你去试试看，你跟一个小孩讲这些东西，讲亚里士多德，他会有亲切的感受，但如果你跟他讲我们现在的哲学分析，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在分析什么，小孩子就更不能理解，这些告诉我们，你做研究必须回到你所谈论的那个时代，读史料必须把它放到它所生成的语境中分析。 九、以大见小
马建标老师的这本书，是根据他写的博士论文《民初外交事务的政治化》所作的拓展，这是对民国外交史的一个研究。可是尽管民初外交有很多有趣的题目可以做，到了现在，经过史学家七八十年的努力，这种局限于政府文件和重要外交事件的研究遭遇了瓶颈，学界遂转向追求更深刻和更丰富的解释，在大的范围内看小的事件。马老师的研究，诚如他的座师金光耀教授说的，在于把外交史和国内政治结合起来，在于把政府决策行为和社会舆论，包括谣言的研究结合起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此书写了十年。马老师做外交史，做中国的北洋时代，十年一剑，依托的是外国列强入侵的大背景，追踪的是中国社会的反应；书名也突出了以“中国”为一方、以“帝国主义”为一方的对立，反映了他研究史学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对北洋时期的历史研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深化。将北洋政府的行为放到更大的背景下，可以看到作者对此命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十、以小见大
“经筵”，是指汉唐以来为帝王讲解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它是为皇帝读书受教育而设置的。虽然由来已久，但到宋代始臻完备。程颐说“君德成就责经筵”，就把为皇帝讲解诗书这么一个看来颇像例行公事的宫廷活动，一下子提升到了“格君心之非”，教化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品行作为的高度，赋予其与国家命运人民幸福攸关的重要性，这就为经筵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广更深的背景。姜老师的文章正是通过经筵这一具体的历史现象来考察宋学这么一个大题目的。
第一章“缘起”，讲历史背景，在全文二百三十页的篇幅中占五十二页。要能巧妙地兼顾“小”和“大”，精确地安排详略特别重要，这是写文章的基础。我们现在写文章，电脑技术可以帮很多忙，它会告诉你写了多少字，供你时时留意。你一定要有清楚的认识，我这段应该是详还是略，要写多少字。有的时候，控制不了字数。敝帚自珍，就是以自己为主，看过的很多材料，一下子都涌了出来，就会写得很多，造成本末倒置，不知道重点是什么。作者侃侃然，下笔不能自休；读者昏昏然，不知其旨趣所在。所以一定要搞清楚，写这部分到底占了多少页，这二百三十页准备分配到哪些论题上。
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讲“经筵”本身，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讲它的影响。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就复杂了，让我用一个小例子来说明姜老师文章的好处。杜牧《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写的是江南风景，“水村山郭酒旗风”，是很具体的，很典型的描写，我们现在早晨起来，往窗外面一看，就是这样的景色。但是如果你只看这个小景色，视野就会受局限，也不值得再看下去。而这首诗的下两句就拓宽了意境，扩大到对整个南朝的描写。我们知道，南朝佛教兴盛，诗人不事斧凿，自然地把读者从眼前的风景引到了对前朝的慨叹。
还是看杜牧的这首诗，如果光写“莺啼”、“水村山郭”以及“酒旗”这些意象的话，你可以想象，用电影的特写镜头是看不出什么的。但是如果你从这些景象向外延伸，镜头拉开，马上就能营造出烟雨江南的感觉，南朝遗留下来的许许多多佛堂寺塔在春风春雨中若隐若现，扑朔迷离。有人说这“四百八十寺”你怎么能够看得见，即便你看见了，那“千里莺啼”你又怎么听得见。但后人认为这两句是佳句，拓宽了意境，读诗不能仅停留在表面，只关注字面上的意思，要深入发掘作者想传达给我们的感觉和理念。
再回到这本书上，如果你专门研究“经筵”这项制度，只介绍皇帝怎么做，老师怎么做，是“坐讲”还是“立讲”，读什么书，书是怎么读，整本书就会变得很枯燥，很单一。但是作者把内容扩大了，扩大到这项制度对宋朝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宋学”以及宋代读书人的自我意识，这本书的优势一下就反映出来了。
十一，小大由之
上文说的“由小见大”“由大见小”有点难。周兵老师的文章提供了一个解决的范例。他要讨论的，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即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洋历史学撰写旨趣的一个大的转向，按他的说法，是“一场国际性的集体运动”。当时欧美的历史学界提出了用文化观念看历史，大量引进了对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和其他文化要素的研究，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政治军事研究和以此解释历史进程的做法。从史学史的角度看，周老师要做的，是“二十世纪西方史学史的一幅全景”。
怎么在有限的篇幅里展示这种“全景”，又见树木，又见森林，这不容易。周兵的论文，分上下两篇，上篇谈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五章，细数这一转向的发生、理论来源、特点，以及稍后形成的流派或做法，确乎有“全景”的气象。下篇取五位在这一转向中领一代风气的历史学者，从彼得·伯克到罗杰·夏蒂埃，逐个分析，既是上文的例子，又是上文的补充；让读者一方面对上文的论述有更具体的领会，另一方面也扩张了视野。其中论娜塔莉·戴维斯，先是简要介绍了她的名著“马丁·盖尔”的故事，分析人物，进而讨论新文化史撰写中常常出现的“史料真实”和“历史真实”，即真假虚实之间的矛盾，最后归到新史观，具体而微；这样就完成了以新文化史的书写方式对新文化史书写方法的介绍。这篇博士论文兼顾大的“全景”和小的“细节”，匠心独具，确乎“小大由之”。他的座师张广智教授说，周老师的这本书同时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的确堪称佳构。
结语：史料和结构
这些论文给我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史料和結构是相依相成的两个要素。就好像要烧一味好菜，当然要有好的材料，当然要有好的烹饪技术，二者不可缺一。其实就是“烧什么”和“怎么烧”两件事，其意甚明。老生常谈，我自不应该赘述。但是真正了然于心，从容应付，却不容易做到。一个学习的方法，就是反复阅读这些范文，揣摩领会，其中的甘苦滋味，慢慢地就品味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