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书店里，品性相近的书触手可及，读书人悠然自得地摩挲着每一本书，不着急买，也不着急不买，只是想与书再多一份亲近和喜乐。
　　
　　总是有小书店在消失，这一次，是香港的阿麦书房。
　　2月底的最后一天，阿麦书房的大门上贴出了一纸搬迁启事，“阿麦书房(恩平道)即日起暂停营业”。打开阿麦书房的官方网站，是一段没有过多感情修饰的告别词:“在经营成本高企利润微薄的实际环境下，要维持一家位处于铜锣湾的实体书店实在是太奢侈了。因此，我们决定不再续租恩平道这个单位。”
　　在香港，最近的五年里，阿麦书房可谓是跟文化艺术最贴近的独立代表。2004年春，阿麦书房于铜锣湾恩平道上一座不起眼的唐楼里静悄悄地开业。阿麦的名字来自于书店老板对于剧场演出的热爱。老板年轻的时候是个文化爱好者，出于对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名剧《三分钱歌剧》的喜爱，于是就挑选了剧中一个叫做Mackie的角色，以“MackieStudy”作店名，中文译作阿麦。
　　开业之后，阿麦书房致力于引进当时在香港甚少见的诗歌散文、哲学传记、音乐文学、性别研究等书籍，除此之外，阿麦书房更自资出版音乐CD及杂志，并与其他本地学术团体合办活动，例如曾与牛棚书院合办记录爱书人声音的“身体说明书”活动，又与另一楼上书店阿猫地摊合办原创音乐剧；此外更于书房内策划了以“独立出版”为主题的小型书展。很快，阿麦书房便成为香港爱书及爱乐人的落脚点，2006年更是一举进驻香港艺术中心，名气之响，乃至于不少内地及台湾文艺青年和爱书人每次来到香港，都将其当作香港行的朝圣必访之地，足以见其在香港二楼书店的影响力之大。
　　但是再有独特个性和充满文化味道的书店，也不得不在文化地标和商业场所这两种身份之间寻求平衡、经受考验。惯常的规律是，资本压力的严酷考验之下，文化必然要让位，文化人也必然要妥协，何况这又是曾发生过小书店老板葬身书堆悲剧的香港。阿麦在现代浮华和闹市区高租金的双重挤迫之下悄然退场，或许诚如曾做过书店店员的《字花》编辑邓正健所言那般，“也没什么，该完的时候便要完，一鸡死一鸡鸣，香港就是这样”。不错，香港就是这样，有勇气开小书店的，永远只是一些拥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个体的独立行为，缺乏体制的支持和政策的倾斜，再加之公众阅读欲望的极度缺失，只能曲高和寡，知音寥寥。
　　但是，是否真的就该无奈地接受“该完的时候便要完”的宿命呢？也不尽然。小书店对于城市的意义所在，恰在于它的小而微温——特别是当书店的发展逐渐向大型连锁模式聚拢，动不动就以“城”和“海”之类的“大”词汇相标榜时，小书店于城市的价值才更加凸显出来。小书店里，品性相近的书触手可及，读书人悠然自得地摩挲着每一本书，不着急买，也不着急不买，只是想与书再多一份亲近和喜乐。
　　小书店的主人更是小书店的魅力所在，他将自己的志趣心性全部投入到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他可以是金耀基《剑桥一书贾》里的那个台维先生，1896年，这位小书贾来到剑桥，在周围学院林立的市集上摆了一个小书摊，从此在日后的40年里，每周风雨无阻地往返于伦敦与剑桥的旧书铺，为剑桥传播書香，直到1936年去世。台维的书摊是剑桥文士驻足聚汇之点，它的书香和台维先生早以内化成为了剑桥历史与人情的一部分。他也可以是海莲·汉芙《查令十字街84号》里的那个弗兰克·德尔先生。1949年10月，一位居住于美国纽约的穷困女作家，因为看不起装帧简单文字肤浅的美国书籍，于是只好转向伦敦一家名叫“马可斯与科恩”的旧书店要求邮购。书店老板德尔先生开始不断地给女作家寄去她所需要的书籍，书缘与情缘就此连绵了20年，直到1969年1月逝世为止。即便到了今天，“马可斯与科恩”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查令十字街84号这个门牌号却永远与英国文学、二手书、邮递、纽约、未曾谋面的友谊连接在了一起。
　　阿麦书房的告别让我们唏嘘缅怀，透过阿麦书房那扇已经关闭的大门，我们可以看到，不单单是在香港，在我们身边每一座日益兴旺的城市里，这样的小书店都面临消失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