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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UIS致力于广泛收集数据、提高数据质量，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确立，促进教育决策
《世界教育信息》：首先请您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UIS的主要职责、组织架构、近年所开展的教育统计评估活动等。
西尔维亚·蒙托亚：UIS是联合国组织架构内主管教育、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分支机构。UIS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在国际层面收集并比较数据。我们遵循双重管理系统：既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管理章程，又遵循联合国统计委员会（Statistical Commission）的指导方针和原则，后者对全球范围内的数据收集活动进行指导。我们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依据一定程序收集并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数据。在发布数据之前，我们会与数据来源国沟通，说明什么样的指标和数据将会被发布。鉴于某些数据的政治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理解某些信息的发布无法获得政府批准。作为联合国分支机构，我们充分接受和认同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是唯一有权决定相关事务的主体。UIS也承担某些独特职务。我们掌握全球对教育、科研、研究者投资的数据，并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商等活动，如参与教育方面SDG4最终指标的建立。除了数据收集以外，我们还帮助国家确立教育发展指导方针，加强能力建设、确定相关指标等。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非常愿意与各国协作努力。这也是我们这次来到青岛参加国际教育信息化会议的原因。
当前，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员流动性增强，数据的流动和发展边界不复存在，这在移动设备、云存储的发展等方面可以窥见端倪。UIS充分认识到这一现实，并将更好地应对挑战。我们将与各个国家共享建立更佳数据和指标的可能性，并愿意帮助国家制定自己的发展框架。但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各国自己的事务，而非UIS的核心职能。因此，我们希望与国家和国际社会展开充分合作，但并不会过多干涉各国内部事务。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教育产生了哪些颠覆性的影响？UIS在促进以上目标实现过程中能够提供哪些支持7
西尔维亚·蒙托亚：此次会议期间，很多发言者探讨了ICT发展的不同方面，他们的职业背景各不相同：有的来自产业界；有的来自政府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们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的同事正在致力于为各国制定共同框架的开放平台提供政策建议。在此方面，我认为指导方针是清晰的：框架首先阐明了可获性的问题，即儿童是否能够真正通过电脑学习并获得相关技能。如果儿童不能阅读、理解和识字，他们同样不可能通过电脑阅读网页。此外，框架阐明了这样的电子设备需要在学校安装，而这需要社会多方努力。首先，政府要激励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互联网服务，即学校没有设备和网线，那么ICT的发展进程就很有可能受挫。其次，政府并不是唯一供应商，市场参与者也应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在寻求利益的过程中完成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良好的宽带和软件研发系统，因此科研机构的作用也很重要。
GPS等高科技让我们能够发现过去被排斥在数据统计之外的人群，这说明从前的很多数据都是低质量的。因此，科技是帮助人们精准发现数据对象、提高数据质量的重要工具，并将直接促进教学的改进。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需要学习相关技术，准确识别学习者的需求。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教育技术办公室主任索思的演讲中提到了教师能力建设的相关内容，而这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纲要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需要关注教师、为教师投资，并铭记一个事实：在家长工作缠身的今天，教师往往是与孩子打交道最多的群体。ICT和SDG4在《教育2030行动框架》目标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此外，我认为教师能力建设也应成为其中一项重要指标。我们需要在不同层面上完善各项指标，包括市场指标、区域指标、国家指标等。我认为，容纳更多维度的指标应被提上议程，以帮助各国从更综合的角度制定ICT计划。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个挑战。中国在《教育2030行动框架》中将代表其所在的地区，我相信中国有能力将建设更多指标的需要提上议程。此刻是推动《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对该教育议程的重视对全世界来说都有重要意义，我们欢迎中国向世界各国分享愿景、目标和相应措施。
具有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建设能力的国家都希望推动自身教育发展进程。UIS密切关注各国的建设能力和需求的公布，但这一过程应当是各国自主决定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具有普遍的适用意义，尤其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建设进程中的平等性。《教育2030行动框架》还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一个事实：尽管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社会不稳定，甚至政治危机的状况，但他们在推动教育发展方面做得很好。该教育议程还可以让各个国家对邻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建设状况有更清晰的了解，从而对自身行动和关键目标有更清晰的认识。毕竟，教育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
二、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机遇多于挑战
《世界教育信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教育统计或教育评估带来了哪些机遇及挑战7
西尔维亚·蒙托亚：我认为，机遇肯定是多于挑战的。信息技术确实曾被误用，但即便如此，它确实带来了促进全球沟通的机会，这在过去不可想象。如今，借助移动设备，人们可以在全球层面进行沟通、分享和交流。然而，相当数量的人口没有享受到信息技术发展的成果，这造成了不平等。信息技术也带来了很多其他问题，如在数据方面，很多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收集和发布数据，这可能会对信息透明度和信息隐私带来影响。同时，某些信息收集过程可能会造成对个人、家庭、学校等主体隐私的侵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同层级的机构应协同行动，包括区域层面、国家层面、超国家层面等。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已经开始着手应对这一问题。对于以上挑战，我认为是可以通过管理和协作解决的。信息技术能够帮助教师追踪学生的表现，并与同事在全球层面分享信息。在很多情况下，信息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是一种重要手段，有时甚至是唯一手段。例如，在帮助患有亚斯伯格综合症、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人群以及残障儿童方面，我们能借助的手段往往就是信息技术。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广泛使用信息技术的同时，采取积极的、创造性的方式使用我们的大脑。 三、国际评估项目应审慎发布和使用数据
《世界教育信息》：近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PISA。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西尔维亚·蒙托亚：总体来看，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是国家更好地认识教师的作用、更好地了解不同评估和合作手段的机会。PISA和很多其他国际评估项目一样，展示了对看似显而易见的问题进行认真评估的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很少有机会思考“什么是概念框架”“如何将问题归位”“如何撰写报告”，以及“如何将学生表现与其他指标相联系”等问题。在这一方面，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为教师提供了获取和使用高质量数据的机会。如果想要获取高质量的数据，就要在数据获取过程中严格规范操作，包括建立评估模型、收集数据、处理数据、发布数据等方面。国际层面的数据可以让国家更有效地决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只是国际评估项目很多作用中的一方面。我们理解各国政府的难处，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实状况和语言情况，单纯的比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困难而不切实际的。尽管如此，国际评估项目为国家提供了参考高质量数据并了解学习结果等相关指标的可能性。国际社会对于数据处理过程有严格的程序规则，国际评估项目所获得的数据在质量和获取的规范性方面都是有保障的。同时，数据的发布和应用应当被认真考虑，任何篡改数据、夸大数据作用或在国家之间进行单纯比较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国际评估项目在教与学过程的信息收集、完善提高等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
四、让各教育主体合理参与国际评估
《世界教育信息》：数据收集和统计是教育评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请您举例说明应如何保证数据收集和统计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以及如何根据统计数据进行决策与制定战略规划。
西尔维亚·蒙托亚：在数据准确性方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主要国际评估项目的实施过程，就会发现国际数据质量管理中心在数据准确性的控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对于信息收集过程是否合理、问题的设置是否遵循同一标准、如何处理报告中的数据缺失等问题，都要在数据收集和统计过程中被考虑与控制。UIS作为SDCA制定过程中的领导者之一，为处理相关问题，正在制定数据质量评估框架，以让相关国家在推动这一进程时有更明确的指导规范。
在数据收集过程完成后，数据发布过程也要考虑准确性和科学性的问题，包括考虑“如何将数据向社会公布”“不同利益方将如何使用数据”等问题。在教与学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忘记，数据信息不仅是为专家学者和决策者准备的，也应对家长、学生、校长和教师开放，他们也是这一过程中的主体。事实上，家庭和教师是参与教与学过程最广泛的两个群体，因为孩子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学校度过。但这些群体是目前接收信息量最少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希望社会发布相关信息。“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和“数据管理”（data management）是国家需要努力的两个方面。前者涉及如何让教师和家长更准确地理解数据。例如，在PISA排名中，中国排第4，阿根廷排第59，这意味着什么？对一名教师来说，如果希望改善学生的表现，甚至改善整个国家的教学资源状况，应该怎么做？这时，教师就需要首先了解问题出在哪儿，以及应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可以改善这一局面。同样，如果家长想了解这些数据的含义，以及帮助孩子改善学习，数据素养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数据管理方面，ICT技能教育是必要的。我们需要讨论如何根据收集到的信息采取行动，需要思考如何进行教学改革，需要决定在什么周期内追踪评估结果。数据本身可以作为追踪和监控的管理工具，也可被用于能力建设。PISA在某方面的优势也可能成为弱势，因为事物都有两面性。例如，PISA并非完全基于课程设计，阿根廷在评估中排第59位并不一定意味着其教育体系方面出现了问题。PISA评估的内容包括儿童接收信息的各种渠道，无论是在学校，还是通过看电视学到的内容。因此，在PISA中排名较低是该国社会各个主体的责任，而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责任。尽管人们往往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国家，但仅用PISA来判定国家教育发展情况是不公平的。UIS认为，如果不能合理参与评估进程并被充分告知相关信息，家长和其他社会公民就很难采取合理的行动。数据在制定决策和采取行动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无论是PISA，还是其他国际或国内评估项目，其数据都应能被社会所用，应被传达到能真正改变现实的人手中。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很多决策者对区域实际情况不甚了解。我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推动《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理念，就如同在此次会议中我们所做的。然而，要想真正影响到能够改变现实的人，这还远远不够。在社会的协同努力过程中，政府起着关键性作用，需要明确愿景、制定行动计划，并在全社会寻找合作伙伴，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另外，政府应在向全社会告知和明确问题时扮演关键性作用。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提出了愿景明确、框架清晰的ICT计划，这反映了政府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心和努力。
《世界教育信息》：自2012以来，您一直在阿根廷教育部担任教育质量考核与评估主管。请您介绍一下阿根延的教育发展情况及其评估体制。
西尔维亚·蒙托亚：阿根廷教育是拉丁美洲教育的领头羊之一。阿根廷国内有大量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移民，从19世纪后期开始，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建设就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阿根廷前总统多明戈·阿尔巴拉辛即使在战争时期也十分强调教育的作用；19世纪末期，他带领阿根廷创建了公立学校制度，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基础教育系统。因此，阿根廷儿童小学人读率在后来达到了惊人的92%。然而，在中等教育推广方面，阿根廷遇到了一些困难。到20世纪末，阿根廷已经在基础教育入读率、大学普及率等方面成为拉丁美洲非常领先的国家。我相信阿根廷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阿根廷面临的挑战也很多。例如，阿根廷的中等教育辍学率相对较高，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难题。PISA和其他国际教育评估项目都显示，阿根廷和整个拉美地区的教育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在拉丁美洲，很多ICT跨国合作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教育技术领域的工业发展也十分活跃，如阿根廷的软件工业。阿根廷的教育发展水平其实是较高的，在创新经济方面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尽管如此，使用技术的权利依然被限制在一小部分人手中，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2030行动框架》中推进技术可获得性议程的原因之一。为了促成这一进步，框架的内容需要涉及更多群体。
《世界教育信息》：首先请您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UIS的主要职责、组织架构、近年所开展的教育统计评估活动等。
西尔维亚·蒙托亚：UIS是联合国组织架构内主管教育、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分支机构。UIS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在国际层面收集并比较数据。我们遵循双重管理系统：既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管理章程，又遵循联合国统计委员会（Statistical Commission）的指导方针和原则，后者对全球范围内的数据收集活动进行指导。我们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依据一定程序收集并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数据。在发布数据之前，我们会与数据来源国沟通，说明什么样的指标和数据将会被发布。鉴于某些数据的政治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理解某些信息的发布无法获得政府批准。作为联合国分支机构，我们充分接受和认同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是唯一有权决定相关事务的主体。UIS也承担某些独特职务。我们掌握全球对教育、科研、研究者投资的数据，并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商等活动，如参与教育方面SDG4最终指标的建立。除了数据收集以外，我们还帮助国家确立教育发展指导方针，加强能力建设、确定相关指标等。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非常愿意与各国协作努力。这也是我们这次来到青岛参加国际教育信息化会议的原因。
当前，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员流动性增强，数据的流动和发展边界不复存在，这在移动设备、云存储的发展等方面可以窥见端倪。UIS充分认识到这一现实，并将更好地应对挑战。我们将与各个国家共享建立更佳数据和指标的可能性，并愿意帮助国家制定自己的发展框架。但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各国自己的事务，而非UIS的核心职能。因此，我们希望与国家和国际社会展开充分合作，但并不会过多干涉各国内部事务。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教育产生了哪些颠覆性的影响？UIS在促进以上目标实现过程中能够提供哪些支持7
西尔维亚·蒙托亚：此次会议期间，很多发言者探讨了ICT发展的不同方面，他们的职业背景各不相同：有的来自产业界；有的来自政府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们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的同事正在致力于为各国制定共同框架的开放平台提供政策建议。在此方面，我认为指导方针是清晰的：框架首先阐明了可获性的问题，即儿童是否能够真正通过电脑学习并获得相关技能。如果儿童不能阅读、理解和识字，他们同样不可能通过电脑阅读网页。此外，框架阐明了这样的电子设备需要在学校安装，而这需要社会多方努力。首先，政府要激励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互联网服务，即学校没有设备和网线，那么ICT的发展进程就很有可能受挫。其次，政府并不是唯一供应商，市场参与者也应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在寻求利益的过程中完成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良好的宽带和软件研发系统，因此科研机构的作用也很重要。
GPS等高科技让我们能够发现过去被排斥在数据统计之外的人群，这说明从前的很多数据都是低质量的。因此，科技是帮助人们精准发现数据对象、提高数据质量的重要工具，并将直接促进教学的改进。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需要学习相关技术，准确识别学习者的需求。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教育技术办公室主任索思的演讲中提到了教师能力建设的相关内容，而这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纲要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需要关注教师、为教师投资，并铭记一个事实：在家长工作缠身的今天，教师往往是与孩子打交道最多的群体。ICT和SDG4在《教育2030行动框架》目标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此外，我认为教师能力建设也应成为其中一项重要指标。我们需要在不同层面上完善各项指标，包括市场指标、区域指标、国家指标等。我认为，容纳更多维度的指标应被提上议程，以帮助各国从更综合的角度制定ICT计划。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个挑战。中国在《教育2030行动框架》中将代表其所在的地区，我相信中国有能力将建设更多指标的需要提上议程。此刻是推动《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对该教育议程的重视对全世界来说都有重要意义，我们欢迎中国向世界各国分享愿景、目标和相应措施。
具有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建设能力的国家都希望推动自身教育发展进程。UIS密切关注各国的建设能力和需求的公布，但这一过程应当是各国自主决定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具有普遍的适用意义，尤其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建设进程中的平等性。《教育2030行动框架》还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一个事实：尽管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社会不稳定，甚至政治危机的状况，但他们在推动教育发展方面做得很好。该教育议程还可以让各个国家对邻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建设状况有更清晰的了解，从而对自身行动和关键目标有更清晰的认识。毕竟，教育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
二、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机遇多于挑战
《世界教育信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教育统计或教育评估带来了哪些机遇及挑战7
西尔维亚·蒙托亚：我认为，机遇肯定是多于挑战的。信息技术确实曾被误用，但即便如此，它确实带来了促进全球沟通的机会，这在过去不可想象。如今，借助移动设备，人们可以在全球层面进行沟通、分享和交流。然而，相当数量的人口没有享受到信息技术发展的成果，这造成了不平等。信息技术也带来了很多其他问题，如在数据方面，很多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收集和发布数据，这可能会对信息透明度和信息隐私带来影响。同时，某些信息收集过程可能会造成对个人、家庭、学校等主体隐私的侵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同层级的机构应协同行动，包括区域层面、国家层面、超国家层面等。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已经开始着手应对这一问题。对于以上挑战，我认为是可以通过管理和协作解决的。信息技术能够帮助教师追踪学生的表现，并与同事在全球层面分享信息。在很多情况下，信息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是一种重要手段，有时甚至是唯一手段。例如，在帮助患有亚斯伯格综合症、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人群以及残障儿童方面，我们能借助的手段往往就是信息技术。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广泛使用信息技术的同时，采取积极的、创造性的方式使用我们的大脑。 三、国际评估项目应审慎发布和使用数据
《世界教育信息》：近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PISA。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西尔维亚·蒙托亚：总体来看，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是国家更好地认识教师的作用、更好地了解不同评估和合作手段的机会。PISA和很多其他国际评估项目一样，展示了对看似显而易见的问题进行认真评估的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很少有机会思考“什么是概念框架”“如何将问题归位”“如何撰写报告”，以及“如何将学生表现与其他指标相联系”等问题。在这一方面，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为教师提供了获取和使用高质量数据的机会。如果想要获取高质量的数据，就要在数据获取过程中严格规范操作，包括建立评估模型、收集数据、处理数据、发布数据等方面。国际层面的数据可以让国家更有效地决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只是国际评估项目很多作用中的一方面。我们理解各国政府的难处，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实状况和语言情况，单纯的比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困难而不切实际的。尽管如此，国际评估项目为国家提供了参考高质量数据并了解学习结果等相关指标的可能性。国际社会对于数据处理过程有严格的程序规则，国际评估项目所获得的数据在质量和获取的规范性方面都是有保障的。同时，数据的发布和应用应当被认真考虑，任何篡改数据、夸大数据作用或在国家之间进行单纯比较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国际评估项目在教与学过程的信息收集、完善提高等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
四、让各教育主体合理参与国际评估
《世界教育信息》：数据收集和统计是教育评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请您举例说明应如何保证数据收集和统计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以及如何根据统计数据进行决策与制定战略规划。
西尔维亚·蒙托亚：在数据准确性方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主要国际评估项目的实施过程，就会发现国际数据质量管理中心在数据准确性的控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对于信息收集过程是否合理、问题的设置是否遵循同一标准、如何处理报告中的数据缺失等问题，都要在数据收集和统计过程中被考虑与控制。UIS作为SDCA制定过程中的领导者之一，为处理相关问题，正在制定数据质量评估框架，以让相关国家在推动这一进程时有更明确的指导规范。
在数据收集过程完成后，数据发布过程也要考虑准确性和科学性的问题，包括考虑“如何将数据向社会公布”“不同利益方将如何使用数据”等问题。在教与学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忘记，数据信息不仅是为专家学者和决策者准备的，也应对家长、学生、校长和教师开放，他们也是这一过程中的主体。事实上，家庭和教师是参与教与学过程最广泛的两个群体，因为孩子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学校度过。但这些群体是目前接收信息量最少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希望社会发布相关信息。“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和“数据管理”（data management）是国家需要努力的两个方面。前者涉及如何让教师和家长更准确地理解数据。例如，在PISA排名中，中国排第4，阿根廷排第59，这意味着什么？对一名教师来说，如果希望改善学生的表现，甚至改善整个国家的教学资源状况，应该怎么做？这时，教师就需要首先了解问题出在哪儿，以及应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可以改善这一局面。同样，如果家长想了解这些数据的含义，以及帮助孩子改善学习，数据素养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数据管理方面，ICT技能教育是必要的。我们需要讨论如何根据收集到的信息采取行动，需要思考如何进行教学改革，需要决定在什么周期内追踪评估结果。数据本身可以作为追踪和监控的管理工具，也可被用于能力建设。PISA在某方面的优势也可能成为弱势，因为事物都有两面性。例如，PISA并非完全基于课程设计，阿根廷在评估中排第59位并不一定意味着其教育体系方面出现了问题。PISA评估的内容包括儿童接收信息的各种渠道，无论是在学校，还是通过看电视学到的内容。因此，在PISA中排名较低是该国社会各个主体的责任，而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责任。尽管人们往往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国家，但仅用PISA来判定国家教育发展情况是不公平的。UIS认为，如果不能合理参与评估进程并被充分告知相关信息，家长和其他社会公民就很难采取合理的行动。数据在制定决策和采取行动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无论是PISA，还是其他国际或国内评估项目，其数据都应能被社会所用，应被传达到能真正改变现实的人手中。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很多决策者对区域实际情况不甚了解。我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推动《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理念，就如同在此次会议中我们所做的。然而，要想真正影响到能够改变现实的人，这还远远不够。在社会的协同努力过程中，政府起着关键性作用，需要明确愿景、制定行动计划，并在全社会寻找合作伙伴，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另外，政府应在向全社会告知和明确问题时扮演关键性作用。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提出了愿景明确、框架清晰的ICT计划，这反映了政府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心和努力。
《世界教育信息》：自2012以来，您一直在阿根廷教育部担任教育质量考核与评估主管。请您介绍一下阿根延的教育发展情况及其评估体制。
西尔维亚·蒙托亚：阿根廷教育是拉丁美洲教育的领头羊之一。阿根廷国内有大量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移民，从19世纪后期开始，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建设就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阿根廷前总统多明戈·阿尔巴拉辛即使在战争时期也十分强调教育的作用；19世纪末期，他带领阿根廷创建了公立学校制度，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基础教育系统。因此，阿根廷儿童小学人读率在后来达到了惊人的92%。然而，在中等教育推广方面，阿根廷遇到了一些困难。到20世纪末，阿根廷已经在基础教育入读率、大学普及率等方面成为拉丁美洲非常领先的国家。我相信阿根廷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阿根廷面临的挑战也很多。例如，阿根廷的中等教育辍学率相对较高，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难题。PISA和其他国际教育评估项目都显示，阿根廷和整个拉美地区的教育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在拉丁美洲，很多ICT跨国合作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教育技术领域的工业发展也十分活跃，如阿根廷的软件工业。阿根廷的教育发展水平其实是较高的，在创新经济方面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尽管如此，使用技术的权利依然被限制在一小部分人手中，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2030行动框架》中推进技术可获得性议程的原因之一。为了促成这一进步，框架的内容需要涉及更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