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与中共进行
　　第一次会晤
　　5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黄华进行会晤。4月21日，解放军横渡长江。当时，国民党政权机构早已迁往广州，美国大使馆仍然留在南京。24日，南京解放，司徒雷登耐心等待着与中共接触的机会。当得知昔日燕京大学(司徒雷登长期任校务长)的学生黄华担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后，司徒雷登立即派秘书傅泾波于5月6日前往拜访。13日晚，司徒雷登与黄华第一次会晤，气氛融洽。司徒雷登表示希望中国统一、和平、民主。黄华表示，愿意见到美国承认中共政府，中国需要和外国建立商务及其他关系。司徒雷登则强调，若想获得美国承认，中共必须遵守现行条约。
　　
　　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张轸
　　率部起义
　　5月15日 ，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率部在武汉附近举行起义。在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之时，张轸决心率部起义。他编组了第一二八军和第一二七军作为起义的基干力量，在高级军官中进行起义的宣传和联络工作，并与中共取得联系。张轸原打算在河南信阳起义，后由于白崇禧将其部队调到武汉以南而使计划落空。5月14日，由于泄密，张轸在武昌被白崇禧扣押。逃脱后，在一二八军军部召开军官会议，决定立即起义，并派人渡江迎接解放军进入武汉。5月15日，张轸率部5个师2万余人宣布起义，在贺胜桥西北地区截击白崇禧退却部队，俘获部分人枪。起义部队不久被改编为第四野战军—部。张轸起义对中共顺利解放武汉作出了贡献。
　　
　　蒋介石劫运黄金白银去台湾
　　5月17日，汤恩伯遵蒋介石命令，亲自派人用武力从中央银行劫走了黄金19.8万余两、银元120万元。
　　从1948年12月1日起，蒋介石集团开始劫运大量黄金白银去台湾。共从上海原国民政府所属的中央银行里将黄金277．5万余两、银元1520万元，分三批运往台湾。第一批，也是主要的一批，系当日午夜由上海装运，外滩整个戒严，这批黄金总数为200．4万余两，由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装载，并由海军总部派“美盛”号护送，运至基隆登陆。第二批运走57．3万余两，仍由“海星”号装载，“美盛”号护送。5月17日为第三批。
　　解放军攻占上海
　　5月12日，解放军发动以消灭汤恩伯主力、解放大上海为目的的“上海战役”。解放军4月下旬发动渡江战役后，歼灭汤恩伯大部分有生力量，其剩下的25个师约20万人退守淞沪地区，企图凭借永久工事，继续抵抗。为了解放上海，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分别从浦东、浦西迫近吴淞口，阻敌退路。解放军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发动上海战役。至5月22日，解放军已扫清上海外围之敌，逼近市区，并完成对汤部的合围。解放军于23日晚发起总攻，部队迅速跃进，很快占领了市区及高桥、吴淞口。亲临督战的蒋介石见大势已去，遂命汤恩伯逐次掩护，从海上撤出。上船逃走的仅残兵败将5万余人，其余15万人全部被歼。5月27日，苏州河以北最后一股蒋军被消灭。上海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中共中央要求江南入城部队
　　遵守纪律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指出：“进入江南诸城市时，一切入城部队和接管城市的人员，须仿照我军进入平、津的榜样，切实遵守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与入城守则，严格保护一切原封不动，以等候接收。力戒进入锦、沈时的不守纪律、乱抓物资等不良现象。”
　　
　　毛泽东发出向全国进军部署
　　5月23日，毛泽东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部署：一、三野十兵团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6、7两月解放福建。二、二野应准备向西南进军，进军川、黔、康。二野目前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三、着四野主力于7月达湘乡，8月达永州，11月或12月可能占领两广。一野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进军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进军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放贵州、四川、西康三省。四、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五、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宗南部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解放军铁道兵团成立
　　5月26日，解放军铁道兵团正式成立。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令，对全军进行整编，部队的组织编制、番号都有了统一规定。
　　1949年2月，人民解放军总部直属兵团进行整编时，将原隶属东北野战军建制的铁道兵纵队扩编为总部铁道兵团，司令员为滕代远，副司令员为吕正操。
　　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于5月正式成立，作为解放军的特种兵而存在。■
　　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是一场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并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成为激励全体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本刊特开设专栏，以示纪念。
　　
　　五四运动前，刘少奇是一个追求进步的普通青年。五四运动的大潮，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立志投身人民革命事业。这是他后来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起点。
　　
　　初到长沙
　　
　　1916年夏，17岁的刘少奇从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毕业，带着老师梅冶成写给长沙楚怡学校主任教员何叔衡的推荐信，从炭子冲步行几十里，到长沙求学。这是刘少奇生平第一次到长沙。当时的长沙，受辛亥革命影响巨大，特别是孙中山在民国初年主政南京时实行一系列革新政策，对包括长沙在内的南方一些大城市影响很大。长沙人民的思想比较解放，特别是知识分子，积极反对旧传统，乐于接受新事物，一些人在长沙进步书刊上发表革命言论，还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军阀专制统治。在宁乡读书时就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并且参加过革命斗争的刘少奇，对长沙的革命言论很容易接受。
　　当时长沙的学校正在趁着放暑假期间招生，而招生考试内容，主要是新式小学课程。刘少奇在宁乡读小学时，学习用功，基础好，平时又爱读书，积累知识也多。稍加准备后，他先后投考了当时长沙有名的两所中学——第一中学、长郡中学，结果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两所中学都给他发来了录取通知书。宁乡驻省中学校长黄锡类得知刘少奇的考试成绩后，很为家乡能够出这样的优秀青年而高兴。他出于为同乡青年办点实事的愿望，亲自到刘少奇的住所，动员其进入宁乡驻省中学，并且介绍说，这个中学虽然名气不大，但师资力量很强，有严谨的学风，开的课程不比省城最好的中学差，而且全体师生都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老师教书用心，学生读书刻苦，收费也比省城最好的中学要低。还有一条，如果考试成绩好，可以直接插入二年级学习。刘少奇听后十分满意，便决定进入宁乡驻省中学学习。经过考试，刘少奇以优秀成绩直接插入该校二年级读书。
　　
　　参加“驱汤”斗争
　　
　　刘少奇入宁乡驻省中学读书期间，正是中国处于大变动时期，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军阀统治和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军阀内部的争夺、进步思想与保守思想的矛盾，相互交织，一场革命风暴正在酝酿。长沙也深受影响，学校中的革命知识分子致力于传播新思想，社会上的革命分子则组织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这种情况已经不容许一个进步青年一门心思钻研书本了。
　　


　　当时统治湖南的，是原本属于袁世凯亲信的湖南督军汤芗铭。他在长沙，镇压革命，鱼肉人民，其种种倒行逆施不仅受到湖南人民的反对，也受到护国军程潜部、谭延闿部的讨伐。刘少奇在宁乡读书时就参加过反袁的斗争，对汤芗铭统治湖南自然十分痛恨。
　　刘少奇到长沙后不久，长沙爆发了驱逐汤芗铭的群众运动。人民群众纷纷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汤芗铭滚出湖南。长沙各大中小学的师生几乎都参加了游行示威，每天游行者都达到数万人。此时，袁世凯已经倒台，汤芗铭只是靠武力统治湖南，早已经失去人心，湖南省内有不少倾向革命的军队也对他的统治不满。因此，汤芗铭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刘少奇积极参加到这场斗争中，他和同学一连几天参加游行，每次游行他都走到队伍最前边。有一次，刘少奇参加游行示威，走到汤芗铭将军府前，和大家一齐高呼“驱汤”口号，并且包围了将军府。但汤芗铭的卫队守住将军府大门，与游行群众对峙。在此情况下，刘少奇和几个年轻人异常气愤，他们大喊一声，冲进汤芗铭的将军府，与汤的卫队搏斗。在湖南人民一致斗争下，汤芗铭心惊胆战，终于逃出湖南。“驱汤”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群众“驱汤”运动的胜利使刘少奇看到了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
　　
　　从军未成
　　
　　1916年秋，赶走了汤芗铭后，谭延闿就任湖南督军。他在长沙办了一所陆军讲武堂，目的是吸引一批有文化、懂军事的青年来学习，学成后到麾下担任下级军官，以使他的队伍其更有战斗力。刘少奇从小就希望当一名军人、抵御外侮，报效国家。当他得知进这个讲武堂读书不收学费，生活待遇好，又能学军事时，便立即去报考，想借此机会投笔从戎。可他跑到报考的地方一看才知道，报考是有条件限制的，报考者必须是湘军的下级军官或者退伍军官，其他人不允许报考。刘少奇大失所望。但他又特别想进这个讲武堂，就去找他在湖南军队中的哥哥刘云庭，刘云庭找了他刚刚退伍的朋友刘丰生，借来刘丰生的证件给刘少奇报考。经考试，刘少奇成绩合格，不久便收到了入陆军讲武堂学习的通知。
　　1917年3月，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学，刘少奇立即结束在宁乡驻省中学的学业，进入陆军讲武堂学习。在这里，刘少奇头半年学文化，后半年学军事。头半年学得很顺利，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等各科考试都顺利通过了。可后半年，军事课程就不顺利了。才学了一个多月的课程，谭延闿就在军阀派系斗争中被迫下台，陆军讲武堂失去了权力和经费的支持。恰在这时，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从南向北推进，打到长沙。长沙的北洋军拼死顽抗，双方交战的主战场就在陆军讲武堂校址所在地。战火中，讲武堂受到严重破坏，校舍被炸毁，学生、教师四散逃命，刘少奇也跟着逃了出来。就这样，刘少奇从军救国的希望破灭了。由于自己主动终止了宁乡驻省中学学业，所以他不能再回那里读书了，只好回到家乡。
　　回家后的刘少奇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1918年整整一年，他都在家中读书。除了温习课程外，也练习拳脚，锻炼身体，为以后继续学军事打基础。刘少奇的家人看出他“不安分”，担心他将来跑出去“闹事”，都劝他在家里住下，学点本事，日后以此发家。但刘少奇志向远大，自有主意，在家等待时机，准备报考大学。
　　
　　初识邓中夏
　　
　　到了1919年春，刘少奇不顾家人反对，第二次到长沙寻找机会。为了考取一个中学文凭，以便将来考大学，经同学帮助，他顶替一个叫刘士奇的人直接进入长沙私立育才中学毕业班学习。
　　就在刘少奇在长沙用功读书时，他接到兄长来信，信中称母亲病重。刘少奇一向孝敬母亲，立即放下一切，急忙赶回家中。可回到家里一看，母亲身体健康，并没有得什么病。一问才得知，家里是怕他在外“闹事”，想让他早日结婚，以拴住他的心。于是母亲做主，让他和邻村姓周的姑娘结婚。对家里这种做法，刘少奇十分生气。但迫于母亲的命令，加上家里已经为他操办好了结婚的一切，他只好硬着头皮与姓周的姑娘“拜堂”。“拜堂”之后，他第二天就返回了长沙。后来他多次给家里捎信，表示不同意这门婚事。他还让人捎信给周氏，要和她断绝婚姻关系。而周氏却有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思想，不同意断绝婚姻关系，表示要一直等刘少奇回来。家里的这门包办婚姻，伤透了刘少奇的心，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
　　返回长沙后，刘少奇继续其在育才中学的学业，3个月后，即将考试之际，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当时的中国，交通不便，消息传递不快，加上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把刊登五四运动消息的报纸全部封锁，因此，直到5月9日长沙人民才知道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北京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进步青年支持五四运动。邓中夏到长沙后，介绍了五四运动的情况，串联进步青年行动起来，组织游行示威。在邓中夏和长沙进步青年发动下，长沙各学校立即组织起来，游行示威，举行罢课。邓中夏等人还到工厂、商店串联，发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声援北京爱国学生。
　　在长沙，刘少奇第一次见到了邓中夏，听了他的演讲和介绍，深受鼓舞。特别是他在讲演中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深深吸引了刘少奇。每次邓中夏讲演完毕，刘少奇都要找邓深谈，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在邓中夏的影响下，刘少奇积极参加到五四运动中去，并且成为长沙学生声援五四运动的骨干。
　　在那段日子里，刘少奇每天都和其他学生领袖一起组织罢课、游行。湖南督军张敬尧封锁五四运动的消息，抵制学生运动，刘少奇便率领学生到督军府前示威。刘少奇还多次与学生领袖一起开会，商讨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办法。5月底，长沙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刘少奇立即报名，成为这个联合会的第一批会员和骨干分子。刘少奇除了参与组织同学游行外，还参加了抵制日货的斗争。他和同学一起，到各商家去查抄日货，发现日货，即扔到街上，当场烧毁。
　　育才中学是赞成五四运动的。为了配合运动，也不误学生考大学，育才中学决定提前考试，考试后就放假，让学生有更多时间参加运动。这样，刘少奇顺利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参加五四运动上。
　　6月，由于山东军阀马良镇压学生运动，激起了全国各地学生的愤怒，北京的五四爱国运动又一次掀起高潮。素有爱国心的刘少奇被北京的学生运动所吸引，他把领取毕业证书的事托付给同学，借了一些路费，和几个进步同学一起，乘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到北京
　　
　　刘少奇到北京后，立即与北京大学的同学取得联系，参加到北京的各种学生活动中去。他参加了北京学生代表和天津学生代表组织的天安门、新华门前示威请愿活动，要求北洋政府惩办杀害山东进步学生的凶手，释放被拘捕的天津学生代表。
　　8月，北京再次掀起游行示威的高潮。8月下旬，北京、天津、山东学生在北京示威游行，包围了总统府和国会。刘少奇也加入了游行队伍。
　　此次游行示威，斗争很激烈。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驱散学生，逮捕了学生领袖马骏等人，打伤100多人。为了营救马骏等人，天津学生领袖周恩来想出用露宿办法请愿。刘少奇参加了露宿斗争。这次斗争给军阀政府以很大压力，他们不得不释放马骏等人。此次斗争的胜利，对刘少奇的触动很大，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确实力量强大，但人民群众只有组织起来，开展有组织有策略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刘少奇住在北京，一边参加五四运动，一边准备考大学。当时正是暑假，各大学都在招生。他在简陋的住处，发奋苦读。除复习各科课程外，还经常阅读北京流传的各种进步书刊。考试时，他一连参加了几个大学的招生考试，其中包括军事院校，结果都被录取。
　　拿着各大学的录取书，刘少奇做了比较。有的大学收费太高，他上不起；有的大学学制太长，他不愿意去。最后，他只在北京大学、陆军兽医学校中选择。北京大学的学制长，学费也高。刘少奇虽然非常想去那里读书，但经济上负担不起。陆军兽医学校虽然是军事院校，学费也低，但学兽医不是刘少奇的理想，也只好放弃了。正在刘少奇继续寻找求学之路时，一条新路展现在他面前。那就是赴法勤工俭学。
　　赴法勤工俭学是当时蔡元培等在北京发起的，目的是帮助那些学习成绩优异、但经济上不宽裕的进步学生去法国，通过自己的劳动赚得学习和生活费用，能够在法国学习西方先进知识。他们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华法教育会，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刘少奇得知后，即跑去报名。刘少奇到报名处才得知，赴法勤工俭学是可以的，但赴欧洲的路费需要自理，刘少奇负担不起。但他并不死心，几次提出，请求免去路费或者到欧洲后用工作所得付路费。为了解决问题，他还直接去找华法教育会负责人李石曾，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愿望。李石曾热情接待了刘少奇，对他的上进心十分赞赏，但当时这个规定不能改变，李也没有办法。刘少奇仍然不死心，就直接跑去找当时担任教育总长的范静生。范静生也没有办法解决刘少奇赴法的路费问题。但范静生告诉他，可以先到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那里不收学费，实行半工半读，从劳动所得中还可以有一点收入，并且边学习，边等待赴法的机会。
　　于是，刘少奇决定去保定。
　　
　　半工半读
　　
　　1919年9月，刘少奇到了保定，顺利进入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
　　在这里，刘少奇每天上午学习，下午劳动。学习的课程除主要补习法文外，还教授实用劳动技术。如机械学、木工、钳工等。对这些技术，刘少奇都感兴趣，都认真学，认真干。但他最喜欢的还是木工，他学得最上心，做得也最好。直到后来他当了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还能够到木工棚里熟练地做木工活。
　　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期一年。在一年时间里，学生用做工的收入，作为学费。学生个人不支付任何费用，而且，学生做工做得多，就多挣一些钱。能够既学知识，预备赴法，又不用自己负担各种费用，好符合刘少奇的需要。
　　这段时间，是青年刘少奇心情最愉快的时期。他每天学习、劳动都十分积极，发自内心乐意接受这种学习制度。时隔几十年后，刘少奇回忆起这一段经历，仍然十分留恋：
　　我青年时在保定育德中学上过一年半工半读，有1个技师、2个技术工人教我们。作坊就是3个小房子，1个五马力的发动机，3部车床。我们一班共60个人，上午上4小时课，下午做4小时工，书也读了，身体也很好，还能赚钱。现在清华大学的刘仙洲副校长，那个时候教我们机械学。一年的半工半读，我们就学会了打铁、翻砂、钳工、车床工、模具，五样都学会了，还学了一门法文，准备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后来我没去。
　　在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的一年，是刘少奇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许多新思想，特别是从书刊上进一步了解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了解了苏维埃和列宁，从《新青年》等刊物上更多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知识，从《每周评论》上了解了国内外政治大事，使他初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他对政治更加关注了，心中已经萌生了毕生从事革命斗争的念头。特别是刘少奇在这里每天到工厂里和工人一起劳动，对中国工人的生活状况有了直接了解，对工人阶级有了最直接的认识。这种经历是许多同时代进步青年所没有的。
　　
　　苦苦求索
　　
　　1920年夏季，刘少奇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他马上返回北京，向华法教育会申请赴法勤工俭学。但此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但原来所规定的赴法路费仍然要自理，还比一年前更高了。刘少奇原来就拿不出钱，现在更不行了。他失望至极。
　　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到欧洲求学的机会，刘少奇不想放弃，他决定回湖南老家借钱。可又不巧，由于皖系军阀和直系军阀大战，吴佩孚派兵封锁了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不通了。刘少奇只好滞留北京。
　　等待通车的这一段时间是刘少奇生活最困难的时期。他手中没有多少钱。原来从老家出来时带的钱早已经花光，在保定半工半读的收入也十分少，因此，食宿成了问题。他只好寄住在一个同学家里，吃每月3元钱的包饭。经济上十分窘困的刘少奇，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他每天都要大量阅读各种进步书刊。这些书刊，有的是从同学那里借来的，有的是他到各进步团体中去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得到的。阅读这些进步书刊，使他更多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1920年8月，京汉铁路通车了。刘少奇立即赶回长沙，好不容易凑足了钱，便打点行装，想要立即到北京去。此时，突然从北京传来消息：先期赴法的几百名勤工俭学学生已经被遣送回国，法国不再接收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了。原来，赴法勤工俭学中国学生，在法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特别是从事反对中国国内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压迫的斗争。这使法国政府很不满意。加上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法国军人大批转业，需要就业，而法国的军工生产也开始萎缩，中国学生在法国勤工俭学，就会影响他们国内的劳动力就业。于是，法国政府开始找借口，遣返中国留学生。
　　刘少奇得知这个消息，内心十分失望。但他并没有心灰意冷，而是开始了新追求。
　　
　　《大公报》的启事
　　
　　刘少奇在长沙每天都翻阅报纸，一方面从中了解除国内外政治情况，一方面从中寻找继续求学的消息。同时他继续阅读介绍新思想的书刊。阅读得最多的还是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书刊。
　　当时长沙办了一份《大公报》。这份报纸在湖南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刘少奇每天都要阅读。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长沙成立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凡入会者，可以研究俄罗斯的一切事情，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一定成绩的会员，可以到俄罗斯调查，还可以到俄罗斯勤工俭学，路费和学费等都花费不多。但入会者，必须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其实，这个研究会于1920年8月刚刚成立，牵头人叫贺民范，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一位老先生。实际组织者，是毛泽东、彭璜、何叔衡等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正在为建立一个中国的马列主义政党而努力。研究会的会址设在船山学校，环境也很好。这些都吸引了刘少奇。而且，他从报上那则消息中感觉到，赴俄罗斯勤工俭学，比赴法勤工俭学容易，而且花费较少，可以少支出一些路费。
　　但对刘少奇吸引更大的是到这个研究会去可以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加入进步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刘少奇在北京、保定、长沙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了解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一些情况。他得知，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劳动人民的天堂，没有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还废除了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都使刘少奇非常向往。
　　刘少奇当时并不认识毛泽东等人，也不知道这个研究会实际上是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先期组织，但他同当时追求进步、寻找出路的青年一样，渴望接受进步思想，渴望加入进步组织。于是，他决定加入这个研究会，通过这个研究会，赴俄罗斯勤工俭学。
　　刘少奇立即去船山学校，找到贺民范。贺民范听了刘少奇的求学经历后，对他十分赞赏，决定介绍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但当时湖南还没有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而刘少奇也不懂俄文，贺民范建议刘少奇先到上海，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也参加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学习后，即可赴俄勤工俭学。他还为刘少奇写了一封推荐信，给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杨明斋。刘少奇非常高兴，带着贺民范的推荐信，和几个与他同时报名参加这个研究会的同学一起买了船票，沿长江直下上海。
　　在上海的外国语学社，刘少奇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知识，也学会了俄语。半年后，1921年初夏时节，刘少奇和任弼时、萧劲光等同学一起远赴莫斯科。
　　刘少奇到达莫斯科之际，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中国共产党在苏俄的活动也全面展开。到莫斯科不久，刘少奇即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所大学成立不久，目的是培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在这所大学里，最终确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从思想上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于1921年冬天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