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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面折射的文化光影——中国文艺批评家、作家访谈录》是安裴智长期以来先后对数十位文艺家进行访谈的结集。文化访谈，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一种批评形式，其兴起离不开媒体的推动，这种批评形式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有效地将媒体优势与批评精神沟通了起来。媒体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当代文学批评自然也离不开现代媒体的支持。安裴智的批评实践和学术实践是很特别的，他以自己的努力融洽了媒体与文学的关系，同时又勾连起媒体批评与学院派批评，如今他又将媒体的现实敏锐性和现场感带入了学院派批评之中，这对当前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启示性。
关键词：安裴智；《多面折射的文化光影》；媒体优势；批评精神
认识安裴智有二十多年了。我们的相识是缘于共同的职业，那时候我在《文艺报》社做编辑，安裴智在《太原日报》社做编辑。《太原日报》是一份地方综合类报纸，时政新闻是其重点，但安裴智与报社同仁充分利用这块阵地做文学的文章，他们为报纸办了一个文学副刊“双塔”，由著名作家冰心题写刊名。安裴智负责“双塔”副刊的文学评论版，一干就是十年。20世纪90年代，他经常来北京组稿，我也成为了他的作者对象。没想到后来我们又有了同样的经历：离开媒体进入到大学从事学术研究。我去了沈阳师范大学，安裴智去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他现在是该学院人文学院的副教授。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安裴智现在虽然是大学的教授，但他不会像大多数的大学教授那样乐于将自己的思想关闭在校园里，多年媒体工作的训练，使他有了一颗开放的心，他即使从事学术研究，也能够让现实的风雨飘洒在学术研究的平台上。他的又一部体现他学术特点的著作《多面折射的文化光影——中国文艺批评家、作家访谈录》即将出版了，他希望我为此写一点文字，我欣然答应了，因为我從他的著作里也看到了自己学术经历的痕迹。
学术研究，通俗地说是做学问。做学问是很苦的事，有一个词是形容做学问的，叫作“皓首穷经”，意思是为了学问头发都白了却依然在穷尽对经典的钻研，这就是做学问的境界。真要做到皓首穷经，就不得不摆脱外界的各种干扰和诱惑，两耳不闻窗外事。难怪有人说，只有将自己关在象牙塔里才能做出大学问。“象牙塔”因此也就成了人们指责专家学者脱离现实的词语。然而不得不承认，学术研究的确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纯粹性和科学性。但当代文学比较特殊，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也许需要具有更多的现实热情，因为当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太密切。当代文学本身就是文学现实的构成，处在不断向前延伸的动态发展中，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曾有学者以此得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从一般学术研究的特点出发来思考问题的。在这些学者看来，把当代文学当成学术研究对象的话，就难以摆脱现实的干扰，因此必须等待当代文学在时间的推移中沉淀下来，成为历史，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但学术研究没有必要变得如此谨小慎微，应该有勇气迎接现实的挑战，学术研究为什么不能直接以现实为研究对象呢？事实上，当代文学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如今已经成为了一门重要的学科，当代文学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既是对研究者的极大挑战，也是激活研究者创新精神的主要媒介。这也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些独特的经验和方法。比方说，当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就是当代文学研究的特点之一。一方面，许多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又是当下文学实践中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另一方面，一些在文学实践中磨炼出来的文学批评家转身去做当代文学研究，也做得风生水起，成绩斐然。安裴智就属于后者。
安裴智曾经在文学实践中摸爬滚打，他做媒体副刊编辑，组织并直接参与了许多很有影响的文学活动。比如，1995年2月，他在北京大三元酒家举办京城文化名人“双塔”副刊组稿会，著名作家、艺术家、批评家王蒙、丁聪、方成、黄宗江、唐达成、刘心武、何西来、牧惠、舒展等参加。同时，他又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对文学现实发言。这一切都为他后来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做了充分而又独特的积累和准备。他最早出版的文学评论集《守望与突进》，应该还是他在媒体工作期间的成果，正如已故当代文学学者何西来先生在其序言中所说，从这部评论集中可以看出安裴智的学养。他说：“一般来说，培养一个批评家比培养一个作家需要有更长的周期，其中的学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书读得不多，没有雄厚的知识积累，没有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与鉴别，你就很难对一个作品做出准确的判断和评价。如果说，作家、艺术家可以是学者型，也可以不是学者型，那么，一个好的评论家，就必须是够格的学者，至少也应该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以为，安裴智在这方面的努力是非常自觉的，他的不少文章都体现出程度不同的学理性。”因此，安裴智后来转向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媒体的经验和思维习惯不仅没有成为他职业转向的阻碍，相反倒成了他的一种优势。他曾直接参与文学现实的经验更有助于他在学术研究中有效地处理当代文学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
《多面折射的文化光影——中国文艺批评家、作家访谈录》是安裴智长期以来先后对数十位文艺家进行访谈的结集。文化访谈，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一种批评形式，其兴起离不开媒体的推动，这种批评形式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有效地将媒体优势与批评精神沟通了起来。安裴智1990年代初曾在一家媒体精心打造文学批评园地，出于职业的敏感，他很早就采用了访谈这一新的批评形式，并深谙其特点。访谈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话。我们的时代从对立和对抗走向了对话，这是一种文化的进步。文化访谈的应运而生正说明了文学批评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安裴智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最早掌握了访谈这一新的批评形式，而且还在访谈中深刻体现了对话的精神。当然这得益于他在学养上的充分准备，他具备了对话的能力。从这些访谈中可以看出，安裴智首先能够敏锐地抓住文化热点，确定访谈的主题。同时能够发现热点背后的学术要点，通过对话导引出访谈者的学术见解。因此，安裴智的每一篇访谈都具有文化内涵和学术深度，不少访谈文章在当时就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权威刊物《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等转载。从这部文化访谈集中，可以看出安裴智具有鲜明的媒体人的思维方式。媒体人的思维方式首先突出体现在新闻敏感性上。其次，他能将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吸取各自的长处，并形成自己的学术优势。所以，即使现在安裴智是一名大学教授，从事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但我更愿意将他视为一名文学批评家，一名打通了学院派和实践派之间隔膜的文学批评家。 安裴智的学术实践让我们对中国的媒体有了更准确的了解。媒体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就是建立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媒体兴起的大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媒体是孕育中国新文学的母体。当代文学批评自然也离不开现代媒体的支持。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媒体的，安裴智是在90年代初期进入媒体的。21世纪初，他又南飞岭南，进入深圳特区的另一家更大的媒体。可以说，我们的文学批评都是从媒体上起步的。从20世纪80年代起，媒体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不能低估，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甚至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化处在一个媒体的时代，几乎一切公共或个人的生存活动，都需要通过媒体作为中介。文学更是如此，媒体充当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媒体批评的提法。后来媒体批评受到的攻击和贬斥多于对它的褒奖，究其原因，大概主要在于媒体批评基本上是站在媒体的立场而不是站在文学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媒体立场与文学立场是难以统一协调起来的。但进一步追问下去的话，就发现我们对媒体与文学的关系的判斷是充满偏见的，至少对媒体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所谓媒体批评，是指在大众媒体上发表的对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进行评说的文章。媒体批评成为一种重要的现象大概也就是21世纪前后的事情。媒体也对文学批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它需要文学批评所具有的权威面貌、理论色彩和评判立场，但支撑这一切的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却被阉割掉，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媒体的实际利益。随着国内媒体大战，媒体批评迅速发展起来。媒体批评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使得文学批评变成了公众化的角色，而另一个结果便是造成了社会的普遍误解，以为炒作最厉害的媒体批评就是媒体批评的全部，因此也就对媒体批评持强烈否定的态度。殊不知，中国当代的媒体具有其复杂性。媒体具有信息传播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二者统一在市场法则下。但中国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它影响到媒体的运作机制不仅要服膺于市场法则，而且要服膺于意识形态法则。中国媒体的许多奇怪现象就是由于受制于双重法则而产生的。但在双重法则面前，由于运作机制的区别，不同的媒体就会有偏重于市场法则或偏重于意识形态法则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区别对待中国的媒体。特别需要区别对待大众媒体和小众媒体。大众媒体是文学的敌人，小众媒体则是文学的亲密朋友和合作伙伴。
中国目前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还有专业性的文学报纸，如《文艺报》《文学报》，它们的发行量一般都很小，只能说是小众媒体，但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真正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不是那些大众媒体，而是这些专业性的文学报刊。我们对媒体进行了这样的区分，同时也就会意识到，不同媒体上的批评具有不同的功能。我们不应该以媒体批评的概念笼而统之地抹杀其区别。因此，我将大众媒体上的文学批评称之为时尚化批评，而将文学专业报刊这类小众媒体上的文学批评称之为实质性批评。时尚化批评是建立在消费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它抢人眼球，热闹轰动，但它不触及文学的实质；它会影响到大众的文学兴趣，却不会影响到文学性的消长。实质性批评是建立在精英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它静悄悄地出现，甚至出来就被人遗忘，但它触及文学的实质，它能揭示文学的走向，弘扬文学的精神价值。安裴智可以说是小众媒体批评群体中难得的一员，他曾经工作过的媒体并不处在文化中心城市，要坚守实质性批评更不容易。安裴智不仅坚守了，而且还将一个非中心的小众媒体做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阵地。
安裴智的批评实践和学术实践是很特别的，他以自己的努力融洽了媒体与文学的关系，同时又勾连起媒体批评与学院派批评，如今他又将媒体的现实敏锐性和现场感带入了学院派批评之中。安裴智既然已是大学的教授，按说应该以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主，但我更希望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批评上，因为他做的是不一样的文学批评，他有多方面的优势，如今又站在学术的平台上，一定会给文学批评带来新的动势。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刘小波
关键词：安裴智；《多面折射的文化光影》；媒体优势；批评精神
认识安裴智有二十多年了。我们的相识是缘于共同的职业，那时候我在《文艺报》社做编辑，安裴智在《太原日报》社做编辑。《太原日报》是一份地方综合类报纸，时政新闻是其重点，但安裴智与报社同仁充分利用这块阵地做文学的文章，他们为报纸办了一个文学副刊“双塔”，由著名作家冰心题写刊名。安裴智负责“双塔”副刊的文学评论版，一干就是十年。20世纪90年代，他经常来北京组稿，我也成为了他的作者对象。没想到后来我们又有了同样的经历：离开媒体进入到大学从事学术研究。我去了沈阳师范大学，安裴智去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他现在是该学院人文学院的副教授。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安裴智现在虽然是大学的教授，但他不会像大多数的大学教授那样乐于将自己的思想关闭在校园里，多年媒体工作的训练，使他有了一颗开放的心，他即使从事学术研究，也能够让现实的风雨飘洒在学术研究的平台上。他的又一部体现他学术特点的著作《多面折射的文化光影——中国文艺批评家、作家访谈录》即将出版了，他希望我为此写一点文字，我欣然答应了，因为我從他的著作里也看到了自己学术经历的痕迹。
学术研究，通俗地说是做学问。做学问是很苦的事，有一个词是形容做学问的，叫作“皓首穷经”，意思是为了学问头发都白了却依然在穷尽对经典的钻研，这就是做学问的境界。真要做到皓首穷经，就不得不摆脱外界的各种干扰和诱惑，两耳不闻窗外事。难怪有人说，只有将自己关在象牙塔里才能做出大学问。“象牙塔”因此也就成了人们指责专家学者脱离现实的词语。然而不得不承认，学术研究的确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纯粹性和科学性。但当代文学比较特殊，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也许需要具有更多的现实热情，因为当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太密切。当代文学本身就是文学现实的构成，处在不断向前延伸的动态发展中，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曾有学者以此得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从一般学术研究的特点出发来思考问题的。在这些学者看来，把当代文学当成学术研究对象的话，就难以摆脱现实的干扰，因此必须等待当代文学在时间的推移中沉淀下来，成为历史，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但学术研究没有必要变得如此谨小慎微，应该有勇气迎接现实的挑战，学术研究为什么不能直接以现实为研究对象呢？事实上，当代文学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如今已经成为了一门重要的学科，当代文学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既是对研究者的极大挑战，也是激活研究者创新精神的主要媒介。这也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些独特的经验和方法。比方说，当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就是当代文学研究的特点之一。一方面，许多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又是当下文学实践中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另一方面，一些在文学实践中磨炼出来的文学批评家转身去做当代文学研究，也做得风生水起，成绩斐然。安裴智就属于后者。
安裴智曾经在文学实践中摸爬滚打，他做媒体副刊编辑，组织并直接参与了许多很有影响的文学活动。比如，1995年2月，他在北京大三元酒家举办京城文化名人“双塔”副刊组稿会，著名作家、艺术家、批评家王蒙、丁聪、方成、黄宗江、唐达成、刘心武、何西来、牧惠、舒展等参加。同时，他又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对文学现实发言。这一切都为他后来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做了充分而又独特的积累和准备。他最早出版的文学评论集《守望与突进》，应该还是他在媒体工作期间的成果，正如已故当代文学学者何西来先生在其序言中所说，从这部评论集中可以看出安裴智的学养。他说：“一般来说，培养一个批评家比培养一个作家需要有更长的周期，其中的学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书读得不多，没有雄厚的知识积累，没有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与鉴别，你就很难对一个作品做出准确的判断和评价。如果说，作家、艺术家可以是学者型，也可以不是学者型，那么，一个好的评论家，就必须是够格的学者，至少也应该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以为，安裴智在这方面的努力是非常自觉的，他的不少文章都体现出程度不同的学理性。”因此，安裴智后来转向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媒体的经验和思维习惯不仅没有成为他职业转向的阻碍，相反倒成了他的一种优势。他曾直接参与文学现实的经验更有助于他在学术研究中有效地处理当代文学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
《多面折射的文化光影——中国文艺批评家、作家访谈录》是安裴智长期以来先后对数十位文艺家进行访谈的结集。文化访谈，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一种批评形式，其兴起离不开媒体的推动，这种批评形式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有效地将媒体优势与批评精神沟通了起来。安裴智1990年代初曾在一家媒体精心打造文学批评园地，出于职业的敏感，他很早就采用了访谈这一新的批评形式，并深谙其特点。访谈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话。我们的时代从对立和对抗走向了对话，这是一种文化的进步。文化访谈的应运而生正说明了文学批评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安裴智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最早掌握了访谈这一新的批评形式，而且还在访谈中深刻体现了对话的精神。当然这得益于他在学养上的充分准备，他具备了对话的能力。从这些访谈中可以看出，安裴智首先能够敏锐地抓住文化热点，确定访谈的主题。同时能够发现热点背后的学术要点，通过对话导引出访谈者的学术见解。因此，安裴智的每一篇访谈都具有文化内涵和学术深度，不少访谈文章在当时就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权威刊物《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等转载。从这部文化访谈集中，可以看出安裴智具有鲜明的媒体人的思维方式。媒体人的思维方式首先突出体现在新闻敏感性上。其次，他能将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吸取各自的长处，并形成自己的学术优势。所以，即使现在安裴智是一名大学教授，从事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但我更愿意将他视为一名文学批评家，一名打通了学院派和实践派之间隔膜的文学批评家。 安裴智的学术实践让我们对中国的媒体有了更准确的了解。媒体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就是建立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媒体兴起的大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媒体是孕育中国新文学的母体。当代文学批评自然也离不开现代媒体的支持。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媒体的，安裴智是在90年代初期进入媒体的。21世纪初，他又南飞岭南，进入深圳特区的另一家更大的媒体。可以说，我们的文学批评都是从媒体上起步的。从20世纪80年代起，媒体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不能低估，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甚至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化处在一个媒体的时代，几乎一切公共或个人的生存活动，都需要通过媒体作为中介。文学更是如此，媒体充当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媒体批评的提法。后来媒体批评受到的攻击和贬斥多于对它的褒奖，究其原因，大概主要在于媒体批评基本上是站在媒体的立场而不是站在文学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媒体立场与文学立场是难以统一协调起来的。但进一步追问下去的话，就发现我们对媒体与文学的关系的判斷是充满偏见的，至少对媒体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所谓媒体批评，是指在大众媒体上发表的对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进行评说的文章。媒体批评成为一种重要的现象大概也就是21世纪前后的事情。媒体也对文学批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它需要文学批评所具有的权威面貌、理论色彩和评判立场，但支撑这一切的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却被阉割掉，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媒体的实际利益。随着国内媒体大战，媒体批评迅速发展起来。媒体批评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使得文学批评变成了公众化的角色，而另一个结果便是造成了社会的普遍误解，以为炒作最厉害的媒体批评就是媒体批评的全部，因此也就对媒体批评持强烈否定的态度。殊不知，中国当代的媒体具有其复杂性。媒体具有信息传播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二者统一在市场法则下。但中国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它影响到媒体的运作机制不仅要服膺于市场法则，而且要服膺于意识形态法则。中国媒体的许多奇怪现象就是由于受制于双重法则而产生的。但在双重法则面前，由于运作机制的区别，不同的媒体就会有偏重于市场法则或偏重于意识形态法则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区别对待中国的媒体。特别需要区别对待大众媒体和小众媒体。大众媒体是文学的敌人，小众媒体则是文学的亲密朋友和合作伙伴。
中国目前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还有专业性的文学报纸，如《文艺报》《文学报》，它们的发行量一般都很小，只能说是小众媒体，但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真正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不是那些大众媒体，而是这些专业性的文学报刊。我们对媒体进行了这样的区分，同时也就会意识到，不同媒体上的批评具有不同的功能。我们不应该以媒体批评的概念笼而统之地抹杀其区别。因此，我将大众媒体上的文学批评称之为时尚化批评，而将文学专业报刊这类小众媒体上的文学批评称之为实质性批评。时尚化批评是建立在消费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它抢人眼球，热闹轰动，但它不触及文学的实质；它会影响到大众的文学兴趣，却不会影响到文学性的消长。实质性批评是建立在精英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它静悄悄地出现，甚至出来就被人遗忘，但它触及文学的实质，它能揭示文学的走向，弘扬文学的精神价值。安裴智可以说是小众媒体批评群体中难得的一员，他曾经工作过的媒体并不处在文化中心城市，要坚守实质性批评更不容易。安裴智不仅坚守了，而且还将一个非中心的小众媒体做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阵地。
安裴智的批评实践和学术实践是很特别的，他以自己的努力融洽了媒体与文学的关系，同时又勾连起媒体批评与学院派批评，如今他又将媒体的现实敏锐性和现场感带入了学院派批评之中。安裴智既然已是大学的教授，按说应该以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主，但我更希望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批评上，因为他做的是不一样的文学批评，他有多方面的优势，如今又站在学术的平台上，一定会给文学批评带来新的动势。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