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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4年6月，我赴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几个月后，便有了这部日记体访学笔记。它详细地记录了我日本旅居期间的所见与所思，这是我在写作上的又一次尝试。
初到东京，我准备探讨有关中、日和解的主题，这是我的一个心结。早些年在法国，我时常惊讶于法、德之间的和解，而东亚尤其中、日之间的纷争，让我不得不为这两个所谓“同文同种”的国家叹息。
我清晰地记得五年前第一次到日本时的感受。当时天空中飘着细雨，我走在东京的大街上，仿佛并没有走出中国。这里有太多和中国相似或相关的东西，比如人的肤色、体型以及随处可见的汉字，不同的是日本人喜欢打躬。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到了近代才丢掉的礼节。在以前，中国人不仅有打躬，还要作揖。刘半农曾写过一本《作揖主义》，大意是说不管有什么天大的事，不与别人争论，多作几个揖，送走了好忙自己的事——“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
然而明治维新以后，就是这个具有中国古代文化特质的日本（春秋人格 儒家思想 天子崇拜），渐渐与中国结下冤仇。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日本曾是东亚最好的学生。谁知他竟以弑师之礼毕业——不仅攻击了中国，也攻击了美国。此“和魂”者，亦变异为“不和之魂”也。
百余年前，亨利·朗费罗（Henry W.Long？鄄fellow）说：“如果我们能读懂每个人秘藏的历史，在每个人的生命里发现他的哀伤和痛苦，所有的仇视也就放下了（disarm all hostility）。”我相信了解是和解的前提。在此背景下，我准备了不少有关日本的问题。比如，媒体与知识分子在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起了怎样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日本出现了怎样的变质，日本能否守住和平宪法第九条等等。与此对应的是中国该怎样应对目前中日关系恶化的局面。此外，日本普通的国民，甚至包括当年挑起战争的狂热分子以及今天的极右势力，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等等，也都是我想了解的。
无论是聊天还是在一些书上，我接触到一种非常流行的辩解。有人会说，帝国主义化和法西斯化是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向西方学坏了。言下之意，东土原本和谐，怪只怪“西风吹裂东土”。我当然不能认同这种寻找替罪羊的解释。我并不否定对西方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日本走上了邪恶的道路，但它只是无数稻草中的一根而已。虚荣的天皇、试图以侵略谋求发展的失意武士、鼓噪战争的无良媒体人以及脑壳小得只装得下天皇的农民，他们哪一个又是西方教出来的？
这可真是找对了尺子量错了对象。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最注重的是强弱对比。没有学习西方之前，日本也曾试图吞并琉球。就算向西方学来的器物之变将日本带到了某个“tippingpoint”（引爆点），但最终影响日本国策的，仍是日本自身与周边国家强弱关系。试想如果当年日本确信在军事上将输于中国，它就一定会收起尖牙利爪。至于后来自不量力袭击美国，那是日本在陷入战争泥潭之后的完全疯狂的举动。
以“西风东土”统括此书，与上述争论有关。西风是流动的，它像是一种观念的潮流，四处飘荡。而东土是固定的，包含人与附着其上的古老的传统与习俗。风可以帮助花蕊孕育，也可以吹落花蕾，但风不会让一粒樱桃的种子长成一颗土豆。土地里有什么样的种子，孕育什么果实，终究都是土地自己的事。
在这里，西风的内涵也会随着东土的意义发生变化。当东土仅指日本时，西风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欧美），也包括日本以西的中国，这也印证了日本由“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的转变。而当东土指现代意义上的东方时，它既包括日本、中国，还包括亚洲其他许多国家，西风则仅指现代意义的西方。但正如萨义德所说，东方只是一个被发达国家制造出来的概念。所谓“近东”、“远东”等体现的都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如果考虑“地球是圆的”这一因素，除了南北极，地球上其他任何一点的西行都可以回到自身。换言之，在这颗星球上，凡位于我西边的土地必然同时位于我的东方。那东、西还有什么区别？人们在地理上区分东方与西方，是为了确定方位。人类在政治上划分东方与西方，只能说明人类尚处于分裂之中。
如果省去“东”、“西”二字，书名就只剩下了“风土”。往深层次说，我这里所谓的东土，亦可指人性本身。在人性广袤的大地深处，长满了难以计数的欲望与恐惧的种子。风可以吹落它们结下的善或恶的果实，但风不能吹走深藏种子里的欲望与恐惧，那是人类善恶的源泉。没有欲望与恐惧，人就不复存在了。
人有欲望与恐惧，并不必然为恶。而真正的自由，不过是要求你的欲望以他人的恐惧为界。当然，有一点是日本在近现代化过程中改变了的，即国民对个体与国家的理解。这是意义层面的事情，我在后面会谈到。
这是一本主题日记，它历时性地记载了我在日本几个月的生活。书中不仅贯穿了几个固有的思考主题，而且详细地记录了我在日本的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主题渐渐增多，就像流瀑从山上的峡谷飞出、散开，至潭底而浪花四起。
右翼抬头让日本重新回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我很幸运，刚到日本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对石桥湛山的寻访。我试图以他为契机寻找日本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原本想以石桥湛山为中心写一本关于小日本主义的书，但随着寻访的深入我很快发现还有更多内容需要记录，比如新宿自焚案、西山案、守卫和平宪法第九条、右翼人士等等。有关石桥湛山的追问，因此退而成为本书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但不是全部。
我喜欢文森特·梵高的绘画，这源于一种审美上的需要和心灵上的激情。我的写作也因此不时浸透着这种绘画风格。我用文字画出若干轮廓并涂上异彩纷呈的色块，只求它们热烈、具体却又不令人窒息。我每写一篇序言，通常都会花很长的时间。有时候我会停下来放几天，像是画家等待油彩风干了以后再画。
读者会注意到，对石桥湛山的历史访问接续了我过去寻访罗曼·罗兰、宋教仁、胡适和董时进时的所有热忱。历史有如迷宫，对那些被淹没的人物的寻访常常让我豁然开朗。石桥湛山让我明白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一直有两种思潮对决：一是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和皇权主义，一是以札幌农学校（今北海道大学）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当后者被前者压制，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滑入十五年战争（1931—1945），这时候的日本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无个人”的结构。当战争结束，后者开始占上风，生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日本将其经济版图扩张到全世界。如果没有石桥湛山及其背后的小日本主义传统，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以及日本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就不会那么顺理成章。 不得不承认，我心目中的石桥湛山把自由主义与中庸之道做到了尽乎完美的结合。在日本对外扩张领土时，他说日本应该放弃满洲，努力开发日本的本土资源和国民的脑力。当日本深深地卷入了太平洋战争时，他祈祷日本赶紧战败，好让时间重新开始。当美国占领了日本时，他希望日本不丢掉其根本，不当美国的附庸。当别人认为他道义讲得少而功利主义讲得多时，他承认这种功利主义是双向的——做生意不能只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对方是否得到益处，否则任何功利都不可能长远。他和涩泽荣一所追求的那样“一手《论语》，一手算盘”，二者相得益彰。
二
很多初到日本的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国家，甚至会有一种“utopia achieved”（可实现的乌托邦）的印象。时间久了，慢慢地就会发现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亲情淡漠、格差社会、媒体丢失新闻理想、没有实质意义的违宪审查、三权分立但随时三权合谋，甚至可能与媒体一起完成四权合谋。
在过去，日本媒体曾经和军国主义者一起将这个国家拖入战争的深渊。今天的日本媒体同样为了趋利避害而不断夸大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制造了两国的分歧与对立。当各方媒体像政客一样在寻找敌人、唱衰两国关系时，现实却给出了另外的答案。2014年上半年来自中国大陆的访日人数首次突破百万，在这样的数据面前，你不得不承认国家是国家、社会是社会。
以上并非重点。我对日本之了解，除对政治走向的观察外，更多仍集中于社会与个人之关系层面。今日日本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的社会。一方面，国民有选举权可以塑造政府；另一方面，每个人包括官员都不得不存在于社会“空气”（空気）之中。
我和加藤嘉一曾经交流过这个问题。如果说中国仍保留着人治社会的特征（有大量的官员），美国是法治社会（有大量的律师），那么日本就是“（空）气治社会”（每个人都是空气，每个人都参与对人的治理）。这种空气会驯化人，使人人显得有教养，但也会像“村八分”一样令人压抑。所以加藤嘉一愤懑地对我说——“社会是魔鬼”。
也许是由于两国社会不同的缘故，关于社会的作用我并不像加藤那样悲观。那些天我甚至在想，如果能早几年了解日本，我会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中着重分析日本社会及其可能对中国社会建设带来的启示性价值。
所以我说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至于药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如果认真学习日本的社会建设，日本将是一味良药。它可以医治中国“弱社会”与“强个人（政治权利之外的极端个人主义与‘自由过度’）”的病灶。如果只是看到日本在向右转、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在街头举起旗帜，从而继续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强化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则可能适得其反。如此良药未成反自制苦果，自是一味毒药。
当然，我在这里讨论日本建立了责任社会，仅限于日本内部。就外部来说，日本对战争责任的推卸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可饶恕的。日本战败后，除了石原莞尔“敢作敢当”，更多人都在装疯卖傻，仿佛整个国家上至天皇下至农夫都是“一群不明真相的人”。几十年后，一位战后从中国返回日本的老兵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他对天皇的愤怒——“这个叫天皇的家伙究竟是谁？这个王八蛋让我们去卖命和吃苦头，到头来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而这个老兵自己呢，他当真忏悔了吗？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凶手，在不该扣动扳机时没有管住自己的手指，而在应该忏悔时却又缩回了自己的舌头！事实上，让这些加害者讲述战争本来就是一种吊诡的冒险。如詹姆斯·道斯（James Dawes）在《恶人》一书里谈到他让日本老兵讲述真相与罪行时的困惑——“这些人在战争期间拥有神般的力量。他们单凭说一句话便可以予生予死，而受害者命如草芥。现在，事隔多年以后，你却把同样大的权力重新赋予他们”。
和法、德历史性和解相比，中、日无疑错过了战后的黄金时期。时至今日，双方甚至进入了某种“和解疲劳”。历史问题通常被理解为阻碍两国和解的绊脚石。表面上的分歧是，日本担心中国没有解决“未来的问题”——中国崛起将会对日本构成威胁；而中国担心日本没有解决“过去的问题”——历史问题不解决，军国主义就会卷土重来。
但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归根到底都是当代史”，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从本质上说也都是现实问题。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日关系何以有蜜月期。历史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它无法改变，会改变的是当代人对历史的诠释与态度。而这些变化中的诠释与态度，都是现实问题，而非历史问题。如果我们不以法、德和解为标准答案，八十年代的中日和睦可以说初步完成了中日之间的“历史和解”。
变化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中日历史问题的背后，更多是现实利益的纠葛。民族主义至今魅力不减，在于它能给人带来某种心理上的安慰，并发泄心中的不满。政客鼓吹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报纸在经营压力下迎合民意向右转，出版社印刷hate speech（仇恨言论）类书籍，这些都不是历史问题，而是什么生意好做。
其实，对于“历史遗留问题”，中国也需要达成某种和解。日本投降后，许多日本军人都对中国人感恩戴德。一个日本战犯，如果同时住过前苏联的西伯利亚战俘营和中国的抚顺战俘营，他就知道中国人有多么宽宏大量。这些历史细节让我看到中国人“礼外”时的“以德报怨”（这些也是中日之间的和解基础）。
我喜欢金子美玲的《积雪》。人不能相互理解，与各自所处的位置有关。几个月来，我试图从书本和日常生活去了解普通日本人的所思所想与喜怒哀乐。即使是和一位极右翼图书的出版人坐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像熟人一样交谈。我理解他如何为生活所迫，也看到了他人性中善的一面。我要强调的是，尽管我一遍遍提到中日和解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原谅了日本这个民族曾经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须知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恨：一种恨是有仇必报，另一种恨是明辨是非。我属于后一种。 三
好的观念将人带上康庄大道，坏的观念让人万劫不复。当一个国家被一种坏的观念所笼罩，这个国家也就开始了它的灭顶之灾。日本当年就是这样一步步从明治维新滑向“一亿总玉碎”之疯狂的。
1943年，日本政府曾经发表报告，将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粉饰为一种人道主义介入：“我大和民族现今正流着‘血’，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达成我们在世界史的使命。为实现亚洲十亿人民的解放，更为维持我们在大东亚共荣圈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把大和民族的血植入这些‘土壤’。”而日本的宗教领袖甚至也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慈悲战争”。他们要么隐藏了人性中的欲望，要么活在“人义”的乌托邦里不能自拔。
鉴于日本当局和日本社会对侵华战争的种种掩饰，詹姆斯·道斯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和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的战争不是发生在中国的战场上，而是发生在两国的记忆领域。而这场战争注定持久，甚至可能从历史烧进现实。
究竟要从历史问题入手解决现实问题，还是要从现实问题入手解决历史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回到人的境遇本身。生而为人，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一个日本人，我们都会计较现实中的利益，那就就事论事考虑双方的利益。
所谓历史和解，归根到底是要重新回到人的命运本身，对人类苦难历史抱以广泛的同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可靠可行的文化与制度，避免苦难再次降临。所谓永久和平，不只是两国不开战，更包括人与人之间不再互相杀戮。
人类不仅有自私的基因（道金斯语），而且有残忍的基因。反观人类历史，极端主义的最大罪恶往往不在于主义本身，而在于它借着人们对正义与天堂的激情不断释放出人性中的残忍，使信仰它的人自此“人性大发”，无恶不作。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如何对待他者，他者就会如何对待我们，因为我们同为他者之他者。我们如何对待自然，我们就如何对待自身，因为我们身处自然之中。
世人总在谈论人性，而我认为比人性更深不可测的是“人义”。人性是自然属性，它让人类有着相同的优点和缺陷，而“人义”包含自我属性和社会属性，它给了人类赋予意义的自由，却没有指出必然或相应的责任。我希望这个世界保持其丰富性，那是我们幸福的源泉。但我又不得不时常痛心于各种“伪物种”（比如以国家、宗教和鼻梁的高度划分人种）流行。当人可以肆无忌惮的虐杀动物，并将他者等同于动物，人就有理由杀人。
想起前不久，我去韩、朝交界的板门店参观，为防止被误杀，导游要求我们签署了“生死状”。回国后不久，极端组织ISIS又在巴黎发动了几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这一切，和当年日本兵为了建立所谓伟大国家而去杀戮，殊无二致。经济学家洛蕾塔·拿波里奥尼（Loretta Napoleoni）在《这才是伊斯兰国》一书中对比“阿拉伯之春”的失败和伊斯兰国的成功，警告奉行民主主义的国家应该对新一波的威权主义浪潮严阵以待。二战真的结束了吗？有人甚至说，全球化的恐怖主义使人类正在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巴黎遭遇恐怖袭击后，我发了一条微信：“那些手握刀枪的人，幻想浮着异教徒的血浮上天堂。没有诱惑，就没有杀害。天堂不死，地狱不止。”吊诡的是，那些信奉天堂的人，以“逃避自由”（弗洛姆语）的方式追求自由。
几年前，我在美国寻找非暴力思想资源时读到一本书，作者通过分析从1900—2006年间的若干抵抗运动案例后得出结论，非暴力运动的成功几率比暴力运动高出一倍。而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也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宣称，得益于人道主义的发展，暴力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在衰退。过去也许是这样，但未来一定会尊崇这个趋势吗？我并不十分确定，因为人性与“人义”都不确定。
人类尚未形成，残忍依旧广泛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是时间停下我敲键盘的手指了。寂静的夜晚，当我想起白日里法槌与人心的互相审判与对决，想起人世间层出不穷的灾难、隔阂以及人类针对世界的残忍，我忍不住在心里默诵起我喜欢的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的《箴言》：
你应同万事万物
结为姊妹兄弟
让它们贯穿你全身
让你不再能区别哪些是我的
哪些属于你
没有哪颗星、哪片叶应该陨落
你该同他们一起逝去！
这样你才会同万事万物
复活于每一刻。
2014年6月，我赴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几个月后，便有了这部日记体访学笔记。它详细地记录了我日本旅居期间的所见与所思，这是我在写作上的又一次尝试。
初到东京，我准备探讨有关中、日和解的主题，这是我的一个心结。早些年在法国，我时常惊讶于法、德之间的和解，而东亚尤其中、日之间的纷争，让我不得不为这两个所谓“同文同种”的国家叹息。
我清晰地记得五年前第一次到日本时的感受。当时天空中飘着细雨，我走在东京的大街上，仿佛并没有走出中国。这里有太多和中国相似或相关的东西，比如人的肤色、体型以及随处可见的汉字，不同的是日本人喜欢打躬。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到了近代才丢掉的礼节。在以前，中国人不仅有打躬，还要作揖。刘半农曾写过一本《作揖主义》，大意是说不管有什么天大的事，不与别人争论，多作几个揖，送走了好忙自己的事——“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
然而明治维新以后，就是这个具有中国古代文化特质的日本（春秋人格 儒家思想 天子崇拜），渐渐与中国结下冤仇。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日本曾是东亚最好的学生。谁知他竟以弑师之礼毕业——不仅攻击了中国，也攻击了美国。此“和魂”者，亦变异为“不和之魂”也。
百余年前，亨利·朗费罗（Henry W.Long？鄄fellow）说：“如果我们能读懂每个人秘藏的历史，在每个人的生命里发现他的哀伤和痛苦，所有的仇视也就放下了（disarm all hostility）。”我相信了解是和解的前提。在此背景下，我准备了不少有关日本的问题。比如，媒体与知识分子在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起了怎样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日本出现了怎样的变质，日本能否守住和平宪法第九条等等。与此对应的是中国该怎样应对目前中日关系恶化的局面。此外，日本普通的国民，甚至包括当年挑起战争的狂热分子以及今天的极右势力，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等等，也都是我想了解的。
无论是聊天还是在一些书上，我接触到一种非常流行的辩解。有人会说，帝国主义化和法西斯化是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向西方学坏了。言下之意，东土原本和谐，怪只怪“西风吹裂东土”。我当然不能认同这种寻找替罪羊的解释。我并不否定对西方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日本走上了邪恶的道路，但它只是无数稻草中的一根而已。虚荣的天皇、试图以侵略谋求发展的失意武士、鼓噪战争的无良媒体人以及脑壳小得只装得下天皇的农民，他们哪一个又是西方教出来的？
这可真是找对了尺子量错了对象。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最注重的是强弱对比。没有学习西方之前，日本也曾试图吞并琉球。就算向西方学来的器物之变将日本带到了某个“tippingpoint”（引爆点），但最终影响日本国策的，仍是日本自身与周边国家强弱关系。试想如果当年日本确信在军事上将输于中国，它就一定会收起尖牙利爪。至于后来自不量力袭击美国，那是日本在陷入战争泥潭之后的完全疯狂的举动。
以“西风东土”统括此书，与上述争论有关。西风是流动的，它像是一种观念的潮流，四处飘荡。而东土是固定的，包含人与附着其上的古老的传统与习俗。风可以帮助花蕊孕育，也可以吹落花蕾，但风不会让一粒樱桃的种子长成一颗土豆。土地里有什么样的种子，孕育什么果实，终究都是土地自己的事。
在这里，西风的内涵也会随着东土的意义发生变化。当东土仅指日本时，西风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欧美），也包括日本以西的中国，这也印证了日本由“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的转变。而当东土指现代意义上的东方时，它既包括日本、中国，还包括亚洲其他许多国家，西风则仅指现代意义的西方。但正如萨义德所说，东方只是一个被发达国家制造出来的概念。所谓“近东”、“远东”等体现的都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如果考虑“地球是圆的”这一因素，除了南北极，地球上其他任何一点的西行都可以回到自身。换言之，在这颗星球上，凡位于我西边的土地必然同时位于我的东方。那东、西还有什么区别？人们在地理上区分东方与西方，是为了确定方位。人类在政治上划分东方与西方，只能说明人类尚处于分裂之中。
如果省去“东”、“西”二字，书名就只剩下了“风土”。往深层次说，我这里所谓的东土，亦可指人性本身。在人性广袤的大地深处，长满了难以计数的欲望与恐惧的种子。风可以吹落它们结下的善或恶的果实，但风不能吹走深藏种子里的欲望与恐惧，那是人类善恶的源泉。没有欲望与恐惧，人就不复存在了。
人有欲望与恐惧，并不必然为恶。而真正的自由，不过是要求你的欲望以他人的恐惧为界。当然，有一点是日本在近现代化过程中改变了的，即国民对个体与国家的理解。这是意义层面的事情，我在后面会谈到。
这是一本主题日记，它历时性地记载了我在日本几个月的生活。书中不仅贯穿了几个固有的思考主题，而且详细地记录了我在日本的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主题渐渐增多，就像流瀑从山上的峡谷飞出、散开，至潭底而浪花四起。
右翼抬头让日本重新回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我很幸运，刚到日本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对石桥湛山的寻访。我试图以他为契机寻找日本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原本想以石桥湛山为中心写一本关于小日本主义的书，但随着寻访的深入我很快发现还有更多内容需要记录，比如新宿自焚案、西山案、守卫和平宪法第九条、右翼人士等等。有关石桥湛山的追问，因此退而成为本书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但不是全部。
我喜欢文森特·梵高的绘画，这源于一种审美上的需要和心灵上的激情。我的写作也因此不时浸透着这种绘画风格。我用文字画出若干轮廓并涂上异彩纷呈的色块，只求它们热烈、具体却又不令人窒息。我每写一篇序言，通常都会花很长的时间。有时候我会停下来放几天，像是画家等待油彩风干了以后再画。
读者会注意到，对石桥湛山的历史访问接续了我过去寻访罗曼·罗兰、宋教仁、胡适和董时进时的所有热忱。历史有如迷宫，对那些被淹没的人物的寻访常常让我豁然开朗。石桥湛山让我明白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一直有两种思潮对决：一是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和皇权主义，一是以札幌农学校（今北海道大学）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当后者被前者压制，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滑入十五年战争（1931—1945），这时候的日本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无个人”的结构。当战争结束，后者开始占上风，生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日本将其经济版图扩张到全世界。如果没有石桥湛山及其背后的小日本主义传统，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以及日本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就不会那么顺理成章。 不得不承认，我心目中的石桥湛山把自由主义与中庸之道做到了尽乎完美的结合。在日本对外扩张领土时，他说日本应该放弃满洲，努力开发日本的本土资源和国民的脑力。当日本深深地卷入了太平洋战争时，他祈祷日本赶紧战败，好让时间重新开始。当美国占领了日本时，他希望日本不丢掉其根本，不当美国的附庸。当别人认为他道义讲得少而功利主义讲得多时，他承认这种功利主义是双向的——做生意不能只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对方是否得到益处，否则任何功利都不可能长远。他和涩泽荣一所追求的那样“一手《论语》，一手算盘”，二者相得益彰。
二
很多初到日本的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国家，甚至会有一种“utopia achieved”（可实现的乌托邦）的印象。时间久了，慢慢地就会发现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亲情淡漠、格差社会、媒体丢失新闻理想、没有实质意义的违宪审查、三权分立但随时三权合谋，甚至可能与媒体一起完成四权合谋。
在过去，日本媒体曾经和军国主义者一起将这个国家拖入战争的深渊。今天的日本媒体同样为了趋利避害而不断夸大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制造了两国的分歧与对立。当各方媒体像政客一样在寻找敌人、唱衰两国关系时，现实却给出了另外的答案。2014年上半年来自中国大陆的访日人数首次突破百万，在这样的数据面前，你不得不承认国家是国家、社会是社会。
以上并非重点。我对日本之了解，除对政治走向的观察外，更多仍集中于社会与个人之关系层面。今日日本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的社会。一方面，国民有选举权可以塑造政府；另一方面，每个人包括官员都不得不存在于社会“空气”（空気）之中。
我和加藤嘉一曾经交流过这个问题。如果说中国仍保留着人治社会的特征（有大量的官员），美国是法治社会（有大量的律师），那么日本就是“（空）气治社会”（每个人都是空气，每个人都参与对人的治理）。这种空气会驯化人，使人人显得有教养，但也会像“村八分”一样令人压抑。所以加藤嘉一愤懑地对我说——“社会是魔鬼”。
也许是由于两国社会不同的缘故，关于社会的作用我并不像加藤那样悲观。那些天我甚至在想，如果能早几年了解日本，我会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中着重分析日本社会及其可能对中国社会建设带来的启示性价值。
所以我说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至于药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如果认真学习日本的社会建设，日本将是一味良药。它可以医治中国“弱社会”与“强个人（政治权利之外的极端个人主义与‘自由过度’）”的病灶。如果只是看到日本在向右转、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在街头举起旗帜，从而继续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强化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则可能适得其反。如此良药未成反自制苦果，自是一味毒药。
当然，我在这里讨论日本建立了责任社会，仅限于日本内部。就外部来说，日本对战争责任的推卸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可饶恕的。日本战败后，除了石原莞尔“敢作敢当”，更多人都在装疯卖傻，仿佛整个国家上至天皇下至农夫都是“一群不明真相的人”。几十年后，一位战后从中国返回日本的老兵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他对天皇的愤怒——“这个叫天皇的家伙究竟是谁？这个王八蛋让我们去卖命和吃苦头，到头来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而这个老兵自己呢，他当真忏悔了吗？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凶手，在不该扣动扳机时没有管住自己的手指，而在应该忏悔时却又缩回了自己的舌头！事实上，让这些加害者讲述战争本来就是一种吊诡的冒险。如詹姆斯·道斯（James Dawes）在《恶人》一书里谈到他让日本老兵讲述真相与罪行时的困惑——“这些人在战争期间拥有神般的力量。他们单凭说一句话便可以予生予死，而受害者命如草芥。现在，事隔多年以后，你却把同样大的权力重新赋予他们”。
和法、德历史性和解相比，中、日无疑错过了战后的黄金时期。时至今日，双方甚至进入了某种“和解疲劳”。历史问题通常被理解为阻碍两国和解的绊脚石。表面上的分歧是，日本担心中国没有解决“未来的问题”——中国崛起将会对日本构成威胁；而中国担心日本没有解决“过去的问题”——历史问题不解决，军国主义就会卷土重来。
但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归根到底都是当代史”，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从本质上说也都是现实问题。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日关系何以有蜜月期。历史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它无法改变，会改变的是当代人对历史的诠释与态度。而这些变化中的诠释与态度，都是现实问题，而非历史问题。如果我们不以法、德和解为标准答案，八十年代的中日和睦可以说初步完成了中日之间的“历史和解”。
变化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中日历史问题的背后，更多是现实利益的纠葛。民族主义至今魅力不减，在于它能给人带来某种心理上的安慰，并发泄心中的不满。政客鼓吹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报纸在经营压力下迎合民意向右转，出版社印刷hate speech（仇恨言论）类书籍，这些都不是历史问题，而是什么生意好做。
其实，对于“历史遗留问题”，中国也需要达成某种和解。日本投降后，许多日本军人都对中国人感恩戴德。一个日本战犯，如果同时住过前苏联的西伯利亚战俘营和中国的抚顺战俘营，他就知道中国人有多么宽宏大量。这些历史细节让我看到中国人“礼外”时的“以德报怨”（这些也是中日之间的和解基础）。
我喜欢金子美玲的《积雪》。人不能相互理解，与各自所处的位置有关。几个月来，我试图从书本和日常生活去了解普通日本人的所思所想与喜怒哀乐。即使是和一位极右翼图书的出版人坐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像熟人一样交谈。我理解他如何为生活所迫，也看到了他人性中善的一面。我要强调的是，尽管我一遍遍提到中日和解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原谅了日本这个民族曾经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须知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恨：一种恨是有仇必报，另一种恨是明辨是非。我属于后一种。 三
好的观念将人带上康庄大道，坏的观念让人万劫不复。当一个国家被一种坏的观念所笼罩，这个国家也就开始了它的灭顶之灾。日本当年就是这样一步步从明治维新滑向“一亿总玉碎”之疯狂的。
1943年，日本政府曾经发表报告，将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粉饰为一种人道主义介入：“我大和民族现今正流着‘血’，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达成我们在世界史的使命。为实现亚洲十亿人民的解放，更为维持我们在大东亚共荣圈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把大和民族的血植入这些‘土壤’。”而日本的宗教领袖甚至也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慈悲战争”。他们要么隐藏了人性中的欲望，要么活在“人义”的乌托邦里不能自拔。
鉴于日本当局和日本社会对侵华战争的种种掩饰，詹姆斯·道斯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和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的战争不是发生在中国的战场上，而是发生在两国的记忆领域。而这场战争注定持久，甚至可能从历史烧进现实。
究竟要从历史问题入手解决现实问题，还是要从现实问题入手解决历史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回到人的境遇本身。生而为人，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一个日本人，我们都会计较现实中的利益，那就就事论事考虑双方的利益。
所谓历史和解，归根到底是要重新回到人的命运本身，对人类苦难历史抱以广泛的同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可靠可行的文化与制度，避免苦难再次降临。所谓永久和平，不只是两国不开战，更包括人与人之间不再互相杀戮。
人类不仅有自私的基因（道金斯语），而且有残忍的基因。反观人类历史，极端主义的最大罪恶往往不在于主义本身，而在于它借着人们对正义与天堂的激情不断释放出人性中的残忍，使信仰它的人自此“人性大发”，无恶不作。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如何对待他者，他者就会如何对待我们，因为我们同为他者之他者。我们如何对待自然，我们就如何对待自身，因为我们身处自然之中。
世人总在谈论人性，而我认为比人性更深不可测的是“人义”。人性是自然属性，它让人类有着相同的优点和缺陷，而“人义”包含自我属性和社会属性，它给了人类赋予意义的自由，却没有指出必然或相应的责任。我希望这个世界保持其丰富性，那是我们幸福的源泉。但我又不得不时常痛心于各种“伪物种”（比如以国家、宗教和鼻梁的高度划分人种）流行。当人可以肆无忌惮的虐杀动物，并将他者等同于动物，人就有理由杀人。
想起前不久，我去韩、朝交界的板门店参观，为防止被误杀，导游要求我们签署了“生死状”。回国后不久，极端组织ISIS又在巴黎发动了几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这一切，和当年日本兵为了建立所谓伟大国家而去杀戮，殊无二致。经济学家洛蕾塔·拿波里奥尼（Loretta Napoleoni）在《这才是伊斯兰国》一书中对比“阿拉伯之春”的失败和伊斯兰国的成功，警告奉行民主主义的国家应该对新一波的威权主义浪潮严阵以待。二战真的结束了吗？有人甚至说，全球化的恐怖主义使人类正在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巴黎遭遇恐怖袭击后，我发了一条微信：“那些手握刀枪的人，幻想浮着异教徒的血浮上天堂。没有诱惑，就没有杀害。天堂不死，地狱不止。”吊诡的是，那些信奉天堂的人，以“逃避自由”（弗洛姆语）的方式追求自由。
几年前，我在美国寻找非暴力思想资源时读到一本书，作者通过分析从1900—2006年间的若干抵抗运动案例后得出结论，非暴力运动的成功几率比暴力运动高出一倍。而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也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宣称，得益于人道主义的发展，暴力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在衰退。过去也许是这样，但未来一定会尊崇这个趋势吗？我并不十分确定，因为人性与“人义”都不确定。
人类尚未形成，残忍依旧广泛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是时间停下我敲键盘的手指了。寂静的夜晚，当我想起白日里法槌与人心的互相审判与对决，想起人世间层出不穷的灾难、隔阂以及人类针对世界的残忍，我忍不住在心里默诵起我喜欢的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的《箴言》：
你应同万事万物
结为姊妹兄弟
让它们贯穿你全身
让你不再能区别哪些是我的
哪些属于你
没有哪颗星、哪片叶应该陨落
你该同他们一起逝去！
这样你才会同万事万物
复活于每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