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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努特王的传说讲述了盎格鲁-萨克逊先王如何向臣民展现皇室权力的极限。克努特将王座设在海边，命令上涨的海潮退去。海水和往常一样上涨并浸透了克努特，这时他对朝臣们说：“现在，让所有人知道国王的权力是多么空虚。”
以“英国脱欧就意味着英国退出欧盟”为口号的首相梅似乎认为克努特给人们的教训是关于民主而不是天文的：他应该举行公投。尽管梅反对英国从欧盟退出，但现在她有了新的口号：“我们将让英国脱欧成为一场成功，因为英国人民投票选择了它。”
这毫无意义。如果英国成为除俄罗斯之外仅有的自绝于欧盟单一市场的欧洲国家，它就不可能获得经济成功，不管人民怎么投票。
企业对此心知肚明。因此，英国现在面临着经济学家所谓的“极端不确定性”，即风险无法合理量化，导致利率、税收和货币价值的变动基本无效。英格兰银行指出，许多投资和招聘决定会被推迟，直到英国贸易条件形势明朗。如果英国进入脱欧程序，这将耗时多年。
随着英国经济陷入衰退，以及政府的快速“成功脱欧”承诺被证伪，公共观点将很快发生变化。梅的议会微弱多数将承受压力，包括来自因为她迫使所有前首相卡梅伦的盟友去职而树的诸多对头的压力。因此，英国脱欧事宜的主要决定不会在伦敦做出，而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做出。
在做出这些决定时，欧洲领导人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如果英国拒绝欧盟规则和机构，它是否应该继续获得欧盟成员国的主要好处？是否应该改革一些规则和机构，以使欧盟对选民更具吸引力（不仅是英国，而是整个欧洲）？
两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第一个是“否”，第二个是“是”。
欧盟领导人应该给出明确的选择：要么英国在进行了一些满足公共意见的附加改革谈判后保留欧盟成员资格；要么完全脱离欧盟，以与“从阿富汗到津巴布韦在内的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一样的标准与欧盟谈判。这是英国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所描述的除了完全成员地位之外最可靠的替代方案。
表明脱欧条件不可谈判，同时为保留成员资格条件提供操作空间，这样一来欧洲可以把注意力引向第二个建设性问题：能否说服选民，让他们对欧盟持积极态度？
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欧盟成员地位的除了对单一市场之外的诸多有形好处上：环境改善、农业补贴、科研资金、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以及在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自由。
欧盟应该排除“挪威”或“瑞士”模式等虚幻的中间道路选项—而梅拒绝了这些选项，因为它们隐含人的自由迁徙—从而让英国脱欧的经济影响明确化。伦敦将不再是欧洲金融首都，因为监管将有意识地做出改变，让商业活动转移到欧盟司法辖区。出于同样的理由，许多位于英国的出口产业也将无法维持。
面临这一前景，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企业将有动力公开支持英国保留完全欧盟成员地位，而不是静悄悄地游说自身所在部门的特殊协议。媒体甚至会指出代议制民主将狭义公投多数视为议会决定的永久性约束，这样的宪政安排是荒谬的。
强硬派民族主义者也许不会关注，但足够多的边缘疑欧派可能会重新思考他们的立场，从而扭转52%～48%的脱欧公投多数。
如果欧洲领导人不是为英国脱欧提供便利，而是认识到脱欧公投是欧盟改革的“集结号”，以此真正重视英国选民释放的信号，那么公共观点的逆转几乎是肯定的。
假设欧盟领导人邀请英国政府就主导公投并且仍在继续助长其他欧洲国家怨念的政策进行谈判。这些政策包括本国失去对移民的控制；权力从国家议会转移到布鲁塞尔；依赖公民权与慷慨的福利国家之间的强联系的社会模式的破坏等。
比如，想象一下欧盟领导人认可丹麦的最新方案，允许国家政府区别对待本国公民和新近移民的福利支付，或者，想象一下将瑞士“紧急叫停”移民激增的计划推广到全欧洲。想象它们放松扼杀南欧的反生产性预算和银行规则。最后，再想象一下欧盟承认权力的集中有些过度，并正式停止推动“更加紧密的联盟”。
这些改革在布鲁塞尔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们需要更改条约，并且可能被选民拒绝。但反对此前集中权力的欧盟条约的选民几乎肯定会援引让国家议会重获权威的改革。改革的真正障碍不在于更改条约的困难性，而在于官僚对让渡权力的抵制。
欧盟委员会仍沉迷于捍卫欧盟既有成果，即联盟所“收集”的权力。欧盟的原则禁止将这些权力还给民族国家。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及其幕僚长马丁·塞梅尔（Martin Selmayr）甚至欢迎英国脱欧，视之为通过进一步集中权力“强化既有成果”的机会。
和梅一样，容克也应该想一想克努特王。国家民主的潮流正在整个欧洲兴起，“更加紧密的联盟”的口号无法逆转这一潮流。欧洲领导人必须认识现实，否则将目睹欧洲沉没。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安纳托尔·凯勒茨基是龙洲经讯首席经济学家、联职主席，著有《资本主义4.0》。
以“英国脱欧就意味着英国退出欧盟”为口号的首相梅似乎认为克努特给人们的教训是关于民主而不是天文的：他应该举行公投。尽管梅反对英国从欧盟退出，但现在她有了新的口号：“我们将让英国脱欧成为一场成功，因为英国人民投票选择了它。”
这毫无意义。如果英国成为除俄罗斯之外仅有的自绝于欧盟单一市场的欧洲国家，它就不可能获得经济成功，不管人民怎么投票。
企业对此心知肚明。因此，英国现在面临着经济学家所谓的“极端不确定性”，即风险无法合理量化，导致利率、税收和货币价值的变动基本无效。英格兰银行指出，许多投资和招聘决定会被推迟，直到英国贸易条件形势明朗。如果英国进入脱欧程序，这将耗时多年。
随着英国经济陷入衰退，以及政府的快速“成功脱欧”承诺被证伪，公共观点将很快发生变化。梅的议会微弱多数将承受压力，包括来自因为她迫使所有前首相卡梅伦的盟友去职而树的诸多对头的压力。因此，英国脱欧事宜的主要决定不会在伦敦做出，而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做出。
在做出这些决定时，欧洲领导人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如果英国拒绝欧盟规则和机构，它是否应该继续获得欧盟成员国的主要好处？是否应该改革一些规则和机构，以使欧盟对选民更具吸引力（不仅是英国，而是整个欧洲）？
两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第一个是“否”，第二个是“是”。
欧盟领导人应该给出明确的选择：要么英国在进行了一些满足公共意见的附加改革谈判后保留欧盟成员资格；要么完全脱离欧盟，以与“从阿富汗到津巴布韦在内的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一样的标准与欧盟谈判。这是英国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所描述的除了完全成员地位之外最可靠的替代方案。
表明脱欧条件不可谈判，同时为保留成员资格条件提供操作空间，这样一来欧洲可以把注意力引向第二个建设性问题：能否说服选民，让他们对欧盟持积极态度？
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欧盟成员地位的除了对单一市场之外的诸多有形好处上：环境改善、农业补贴、科研资金、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以及在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自由。
欧盟应该排除“挪威”或“瑞士”模式等虚幻的中间道路选项—而梅拒绝了这些选项，因为它们隐含人的自由迁徙—从而让英国脱欧的经济影响明确化。伦敦将不再是欧洲金融首都，因为监管将有意识地做出改变，让商业活动转移到欧盟司法辖区。出于同样的理由，许多位于英国的出口产业也将无法维持。
面临这一前景，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企业将有动力公开支持英国保留完全欧盟成员地位，而不是静悄悄地游说自身所在部门的特殊协议。媒体甚至会指出代议制民主将狭义公投多数视为议会决定的永久性约束，这样的宪政安排是荒谬的。
强硬派民族主义者也许不会关注，但足够多的边缘疑欧派可能会重新思考他们的立场，从而扭转52%～48%的脱欧公投多数。
如果欧洲领导人不是为英国脱欧提供便利，而是认识到脱欧公投是欧盟改革的“集结号”，以此真正重视英国选民释放的信号，那么公共观点的逆转几乎是肯定的。
假设欧盟领导人邀请英国政府就主导公投并且仍在继续助长其他欧洲国家怨念的政策进行谈判。这些政策包括本国失去对移民的控制；权力从国家议会转移到布鲁塞尔；依赖公民权与慷慨的福利国家之间的强联系的社会模式的破坏等。
比如，想象一下欧盟领导人认可丹麦的最新方案，允许国家政府区别对待本国公民和新近移民的福利支付，或者，想象一下将瑞士“紧急叫停”移民激增的计划推广到全欧洲。想象它们放松扼杀南欧的反生产性预算和银行规则。最后，再想象一下欧盟承认权力的集中有些过度，并正式停止推动“更加紧密的联盟”。
这些改革在布鲁塞尔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们需要更改条约，并且可能被选民拒绝。但反对此前集中权力的欧盟条约的选民几乎肯定会援引让国家议会重获权威的改革。改革的真正障碍不在于更改条约的困难性，而在于官僚对让渡权力的抵制。
欧盟委员会仍沉迷于捍卫欧盟既有成果，即联盟所“收集”的权力。欧盟的原则禁止将这些权力还给民族国家。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及其幕僚长马丁·塞梅尔（Martin Selmayr）甚至欢迎英国脱欧，视之为通过进一步集中权力“强化既有成果”的机会。
和梅一样，容克也应该想一想克努特王。国家民主的潮流正在整个欧洲兴起，“更加紧密的联盟”的口号无法逆转这一潮流。欧洲领导人必须认识现实，否则将目睹欧洲沉没。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安纳托尔·凯勒茨基是龙洲经讯首席经济学家、联职主席，著有《资本主义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