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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一书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不仅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在开发和保护生物资源方面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和措施。挖掘这些内容对今天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借鉴意义。
《淮南子》是由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79-122年）主持、众宾客集体撰写而成的。这是一部以道为主兼采众说的体系完整的鸿篇巨著，被称为“集道家的大成”，对汉以后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仅就《淮南子》中蕴涵的生态思想做一论述。
一、万物同源
《淮南子》对老子的“道”化生天地万物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更为具体地描述了宇宙万物生成过程：
“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 ，故曰太昭。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
在《淮南子》看来，宇宙天地万物最初都是从“道”化生而来，因此具有共同的源头。不仅如此，天地万物还具有共同的结构，并且相互感应：
“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介鳞者，蛰伏之类也，故属于阴。日者，阳之主也，是故春夏则群兽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阴之宗也，是以月虚而鱼脑减，月死而蠃蚌。火上荨，水下流，故鸟飞而高，鱼动而下。物类相动，本标相应，故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虎啸而谷风至，龙举而景云属。麒麟斗而日月食，鲸鱼死而彗星出，蚕珥丝而商弦绝，贲星坠而渤海决”。
在《淮南子》看来，自然万物具有相同的阴阳结构，并根据阴阳的相互关系而相互感应，就是所谓“物类相动”。 《淮南子》把自然万物看作同源、同构，并且相互感应，实际上就是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
二、 天人合一
《淮南子》认为人与自然是一致的，不仅把自然万物看作同源同构、相互感应，而且认为，人与自然物属于同类，具有同样的结构，并有相互感应：
“蚑行喙息，莫贵于人，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
这里认为人的结构与天的结构一一吻合，显然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是，其目的在于说明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说明人与天同属一类，并且要求“举事以顺天”，这又是具有生态学意义的。由于天与人同属一类，所以在《淮南子》看来“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这就是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从这一点推广出去，《淮南子》还明确认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其中说到：
“土地各认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喑，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伛，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
《淮南子》认为，人的身体状况，甚至生男生女，都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而且，自然环境还会影响到人的性格乃至伦理道德。这里虽然有夸大自然环境对人的作用方面，但其中也不乏合理之处。
三、顺其自然
《淮南子》认为，自然万物的生成和变化是自然而然的，其中说到：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昼，阴阳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阴阳四时，非生万物也；雨露时降，非养草木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为飞鸟也；源流千里，渊深百仞，非为蛟龙也。
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木，鸟排虚而飞，兽蹠实而走，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两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员者常转，窾者主浮，自然之势也”。
在《淮南子》看来，自然万物的生成和变化并非有某种目的和安排，而完全是“天地之性”、“自然之势”，因而是自然而然的。既然自然万物的生成和变化是自然而然的，那么，人对待自然万物也应当采取自然无为的方式。所谓“万物同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
对于“无为”， 《淮南子》有较多的解释：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三相然也。
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
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
在《淮南子》看来，“无为”是“不先物为也”，是“循理而举事”，不是“凝滞不动”，可见，“无为”并不是不为，而是要遵循自然规律、顺自然之势而为，就是要排除主观的目的和欲望，就是不要人为。
四、保护生态资源
《淮南子》不仅强调要自然无为地对待自然事物，而且在开发和保护自然资源方面也提出合理的建议和具体的措施。
（一）顺天应时，以时禁发。古代农耕社会，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根据寒暑气候更易的规律和农事耕作的要求，创制出指导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时令节气。《淮南子》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一年四季时令节气及各种禁忌的认识更加深刻。其《时则训》篇根据自然界生物的生长、发育的规律，阐发了一年十二个月保护生态的主张。从一月至十二月顺次是：
“禁伐木。毋覆巢杀胎夭，毋麛毋卵，毋聚众置城郭”;“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农工”; “修利堤防，导通沟渎，达路除道，从国始，至境止。田猎毕戈、置罘罗网，餧毒之药，毋出九门。乃禁野虞，“毋伐桑柘”; 毋兴土功，毋伐大树，令野虞，行田原，劝农事，驱兽畜，毋令害谷; 禁民无刈蓝以染，毋烧灰”; “树木方盛，勿敢斩伐”; “完堤防，谨障塞，以备水潦”; “乃命有司，趣民收敛畜采，多积聚，劝种宿麦，若或失时，行罪无疑”; “乃命冡宰，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是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 “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 “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是月也，荔挺出，蚯蚓结，角解，水泉动。则伐树木，取竹箭”）; “命渔师始渔”，“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这种认识和主张来源于长期的观察和生产实践的总结，其核心是严令伐杀，以保护生物的正常孕育与生长。可见，《淮南子》已注意到生产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关联，故要求发展生产必须和保护生态相结合。只有顺应天时，严守时禁，爱惜生命，做到“以时禁发”，才会取得良好的生产效益和生态效应，促成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
（二）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淮南子》论及保护野生动物的种类繁多，既有陆上走兽，又有空中飞禽，还有水中的鱼鳖。 其具体的保护措施既推崇“先王之法”的法治作用，又重视道德规范的德治效能。其中说到：
“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置罦不得布于野; 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 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谿谷……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觳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不期年不食”。
在这里，《淮南子》主张取法“先王之法”，实行“时禁”，反对“竭泽而渔、焚林而猎”的灭绝生物种群式的猎捕方式，提出保护幼兽、母兽，建立合理、有度的田猎制度。否则，将出现“焚林而猎，得兽愈多，后必无兽”的恶果。作为人们日常生活所遵循的行为规范，道德有时可以弥补法律规章的某些缺陷与不足，起到法律难以起到的作用。因此，《淮南子》在提出效仿“先王之法”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教育，强调发挥道德规范在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中的作用，并用“密子治禀父，巫马期往观化焉，见夜渔者得小即释之，非刑之所能禁也”的具体事例，加以说明。不仅如此，《淮南子》还提出了“食其食者，不毁其器；食其实者，不折其枝”和“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的保持生态平衡的主张。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对其生存的环境也应注意保护，其中说到：
“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只有这样才会出现“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的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美好局面。
（三）以农为本，培植植物资源。在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由此促使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意识的形成。汉代农业生产技术发展迅猛，人们在如何保护自然资源、积极发展农林畜牧渔等方面，观念更加深刻、正确，措施更具有操作性。如《主术篇》认为农业中的粮食生产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决定性作用：“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而《诠言训》则把山林的完好，看作是百姓生活之资、财富之源，“地有财，不忧民之贫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为使森林资源不枯竭，得以永续利用，《淮南子》主张应按季节采伐森林：“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不仅如此，《淮南子》还注重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要求统治者根据天时地利，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积极养殖、植树，为民众造福：
“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
教民养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硗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蔬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为持久利用自然资源，富国富民，《淮南子》积极提倡以时种树，培植自然资源。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植树造林已有明确的认识。汉代，已能依照自然生态规律植树造林。《淮南子.时则训》篇中所载的依月令种植杨、杏、李、桃、榆、樟、楝、柘、槐、檀、栆、栎等树，即是很好的例证。而上文中所引《主术训》也表明，种树要修整好土地，讲究时节; 要根据土壤肥力的差异，选择不同的树种加以栽种，在丘陵山地上可广种树木。这些有关植树造林的正确主张与做法，至今仍在林业生产中应用。
《淮南子》中蕴含的这些生态思想，较为正确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至今日，仍不失其现代意义，为当今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1]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篇[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汉]刘安.《淮南子》,二十二子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杜宗才（1969-）男，河南南乐人，鹤壁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传统文化。)
《淮南子》是由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79-122年）主持、众宾客集体撰写而成的。这是一部以道为主兼采众说的体系完整的鸿篇巨著，被称为“集道家的大成”，对汉以后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仅就《淮南子》中蕴涵的生态思想做一论述。
一、万物同源
《淮南子》对老子的“道”化生天地万物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更为具体地描述了宇宙万物生成过程：
“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 ，故曰太昭。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
在《淮南子》看来，宇宙天地万物最初都是从“道”化生而来，因此具有共同的源头。不仅如此，天地万物还具有共同的结构，并且相互感应：
“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介鳞者，蛰伏之类也，故属于阴。日者，阳之主也，是故春夏则群兽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阴之宗也，是以月虚而鱼脑减，月死而蠃蚌。火上荨，水下流，故鸟飞而高，鱼动而下。物类相动，本标相应，故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虎啸而谷风至，龙举而景云属。麒麟斗而日月食，鲸鱼死而彗星出，蚕珥丝而商弦绝，贲星坠而渤海决”。
在《淮南子》看来，自然万物具有相同的阴阳结构，并根据阴阳的相互关系而相互感应，就是所谓“物类相动”。 《淮南子》把自然万物看作同源、同构，并且相互感应，实际上就是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
二、 天人合一
《淮南子》认为人与自然是一致的，不仅把自然万物看作同源同构、相互感应，而且认为，人与自然物属于同类，具有同样的结构，并有相互感应：
“蚑行喙息，莫贵于人，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
这里认为人的结构与天的结构一一吻合，显然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是，其目的在于说明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说明人与天同属一类，并且要求“举事以顺天”，这又是具有生态学意义的。由于天与人同属一类，所以在《淮南子》看来“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这就是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从这一点推广出去，《淮南子》还明确认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其中说到：
“土地各认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喑，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伛，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
《淮南子》认为，人的身体状况，甚至生男生女，都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而且，自然环境还会影响到人的性格乃至伦理道德。这里虽然有夸大自然环境对人的作用方面，但其中也不乏合理之处。
三、顺其自然
《淮南子》认为，自然万物的生成和变化是自然而然的，其中说到：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昼，阴阳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阴阳四时，非生万物也；雨露时降，非养草木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为飞鸟也；源流千里，渊深百仞，非为蛟龙也。
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木，鸟排虚而飞，兽蹠实而走，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两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员者常转，窾者主浮，自然之势也”。
在《淮南子》看来，自然万物的生成和变化并非有某种目的和安排，而完全是“天地之性”、“自然之势”，因而是自然而然的。既然自然万物的生成和变化是自然而然的，那么，人对待自然万物也应当采取自然无为的方式。所谓“万物同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
对于“无为”， 《淮南子》有较多的解释：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三相然也。
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
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
在《淮南子》看来，“无为”是“不先物为也”，是“循理而举事”，不是“凝滞不动”，可见，“无为”并不是不为，而是要遵循自然规律、顺自然之势而为，就是要排除主观的目的和欲望，就是不要人为。
四、保护生态资源
《淮南子》不仅强调要自然无为地对待自然事物，而且在开发和保护自然资源方面也提出合理的建议和具体的措施。
（一）顺天应时，以时禁发。古代农耕社会，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根据寒暑气候更易的规律和农事耕作的要求，创制出指导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时令节气。《淮南子》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一年四季时令节气及各种禁忌的认识更加深刻。其《时则训》篇根据自然界生物的生长、发育的规律，阐发了一年十二个月保护生态的主张。从一月至十二月顺次是：
“禁伐木。毋覆巢杀胎夭，毋麛毋卵，毋聚众置城郭”;“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农工”; “修利堤防，导通沟渎，达路除道，从国始，至境止。田猎毕戈、置罘罗网，餧毒之药，毋出九门。乃禁野虞，“毋伐桑柘”; 毋兴土功，毋伐大树，令野虞，行田原，劝农事，驱兽畜，毋令害谷; 禁民无刈蓝以染，毋烧灰”; “树木方盛，勿敢斩伐”; “完堤防，谨障塞，以备水潦”; “乃命有司，趣民收敛畜采，多积聚，劝种宿麦，若或失时，行罪无疑”; “乃命冡宰，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是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 “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 “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是月也，荔挺出，蚯蚓结，角解，水泉动。则伐树木，取竹箭”）; “命渔师始渔”，“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这种认识和主张来源于长期的观察和生产实践的总结，其核心是严令伐杀，以保护生物的正常孕育与生长。可见，《淮南子》已注意到生产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关联，故要求发展生产必须和保护生态相结合。只有顺应天时，严守时禁，爱惜生命，做到“以时禁发”，才会取得良好的生产效益和生态效应，促成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
（二）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淮南子》论及保护野生动物的种类繁多，既有陆上走兽，又有空中飞禽，还有水中的鱼鳖。 其具体的保护措施既推崇“先王之法”的法治作用，又重视道德规范的德治效能。其中说到：
“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置罦不得布于野; 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 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谿谷……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觳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不期年不食”。
在这里，《淮南子》主张取法“先王之法”，实行“时禁”，反对“竭泽而渔、焚林而猎”的灭绝生物种群式的猎捕方式，提出保护幼兽、母兽，建立合理、有度的田猎制度。否则，将出现“焚林而猎，得兽愈多，后必无兽”的恶果。作为人们日常生活所遵循的行为规范，道德有时可以弥补法律规章的某些缺陷与不足，起到法律难以起到的作用。因此，《淮南子》在提出效仿“先王之法”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教育，强调发挥道德规范在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中的作用，并用“密子治禀父，巫马期往观化焉，见夜渔者得小即释之，非刑之所能禁也”的具体事例，加以说明。不仅如此，《淮南子》还提出了“食其食者，不毁其器；食其实者，不折其枝”和“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的保持生态平衡的主张。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对其生存的环境也应注意保护，其中说到：
“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只有这样才会出现“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的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美好局面。
（三）以农为本，培植植物资源。在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由此促使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意识的形成。汉代农业生产技术发展迅猛，人们在如何保护自然资源、积极发展农林畜牧渔等方面，观念更加深刻、正确，措施更具有操作性。如《主术篇》认为农业中的粮食生产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决定性作用：“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而《诠言训》则把山林的完好，看作是百姓生活之资、财富之源，“地有财，不忧民之贫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为使森林资源不枯竭，得以永续利用，《淮南子》主张应按季节采伐森林：“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不仅如此，《淮南子》还注重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要求统治者根据天时地利，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积极养殖、植树，为民众造福：
“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
教民养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硗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蔬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为持久利用自然资源，富国富民，《淮南子》积极提倡以时种树，培植自然资源。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植树造林已有明确的认识。汉代，已能依照自然生态规律植树造林。《淮南子.时则训》篇中所载的依月令种植杨、杏、李、桃、榆、樟、楝、柘、槐、檀、栆、栎等树，即是很好的例证。而上文中所引《主术训》也表明，种树要修整好土地，讲究时节; 要根据土壤肥力的差异，选择不同的树种加以栽种，在丘陵山地上可广种树木。这些有关植树造林的正确主张与做法，至今仍在林业生产中应用。
《淮南子》中蕴含的这些生态思想，较为正确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至今日，仍不失其现代意义，为当今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1]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篇[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汉]刘安.《淮南子》,二十二子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杜宗才（1969-）男，河南南乐人，鹤壁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