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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初期，自行车产业在天津得到迅速发展。这个行业本钱投入少、设备简陋、人手也少，大部分是父子作坊、夫妻店。
由于自行车零部件加工工艺比较复杂，生产操作技术水平要求较高，即便是一个小钢珠也要经过断料、捣坯、渗碳、磨光等多道工序才能完成，因此小作坊之间的合作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成为产业链的雏形。尽管当时还不能大批量生产，但在生产过程中，这些手工业户之间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协作关系。
1953年，党中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这种形势下，經天津市联社和区联社领导的帮助，自行车手工业者纷纷组织起来，形成了很多车具生产小组。1954年10月，由5户33位手工业者组成了第二车具生产小组。经过不到1年的发展，车圈产量由每人日产1副，提高到3副半，产品质量、规格完全符合国有企业规定的标准。由于推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成本也降低了22.12%，生产资金由最初的600元增加到了3万多元。因为小组遵守合同，重视和及时完成国家生产任务，受到国有企业的好评，成为信誉好、质量高的合作生产小组。社员的生活水平也因生产的发展而提高了。国家还从供销和技术设备上给予大力扶持。
国有企业与第二车具生产小组签订了1955年下半年订货合同，上级联社将一批国家清仓物资（车床、刨床、冲床等）拨给小组，作为给小组的长期贷款。小组出现了新面貌。当时小组已拥有车床2台、牛头刨床1台、钻床5台、车圈机和捣子机等g台，固定资产已达到2100元。车圈产量由原来的每人每天生产3副半提高到6副。轴辊产量也提高了2倍，产成品的正品率平均高达98%，消除了退货返修现象。由于生产发展，小组自有资金增至42000元，购置厂房5间，由原来的分散生产改为集中、半机械化生产。1955年9月，小组被正式批准过渡为天津市第四车具生产合作社。1956年初，在天津手工业者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第四车具生产合作社由38人一下发展到228人，增加了5倍。同时，3人和3人以下手工业作坊（天津有400多家）组织的合作社纷纷诞生，如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六车具生产合作社，基本结束了过去一家一户的父子作坊和夫妻店。
1958，市联社改为天津市手工业管理局。若干车具生产合作社合并改名为天津市手工业管理局第一车具厂，全厂职工达到1106名（当时天津共有400多家自行车手工作坊，如果按400家计算，每家作坊不足3人）。1959年6月，天津市手工业管理局第一车具厂改名为地方国营第六车具厂，归天津市轻工业局车具工业公司领导。1962年，第六车具厂与天津公私合营自行车厂合并，改名为天津市公私合营第二自行车厂，厂址仍在河北区雁门路1号。
1956年，在中共天津市委的领导下，天津市工商联组织工商界掀起了全行业申请合营的高潮。在天津市第一批全行业合营的行业中就有私营自行车工业。当时所谓自行车工业的私营工厂，是指4人和4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在这些厂中，绝大部分是15人以下的中小型私营工厂”。包括先公私合营的9家工厂，全行业以301家这种规模的小厂为主合并成36个企业，组建了天津市车具工业公司（当时不合天津自行车厂），职工达到5043人（合营后的人数除以301家，平均每家仍不足17人，可见当时私营工厂的规模），隶属于天津市机电工业局领导。这些企业除了车链之外，其他自行车零件都能够制造。
就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当年，由车具工业公司组织协作配套，由天津公私合营自行车厂与自行车车架厂、自行车车叉厂合并在河西区佟楼附近的围堤道信济里，开始生产整车。
那时厂房十分简陋，许多设备都是手工操作，自行车装配作业在院内露天进行，真是晴天一层土，雨天一院泥。以公私合营和整车生产的两大喜事为历史背景，生产的整车定名为“双喜”牌自行车。整车除有英国凤头、日本富士男车和英国汉堡女车的结构特征外，又融进了自己的特点，自行车车叉和前管等处都进行了工艺改型。
“双喜”牌自行车堪称美观大方，质量过关，尤其烤漆漆膜饱满、光亮、平整、均匀。1956年生产“双喜”牌自行车23060辆。1962年，车具工业公司组建了天津市公私合营第二自行车厂，继续生产“双喜”牌自行车，年产自行车5.8万辆。
1963年，天津自行车厂划入车具工业公司，大大增强了车具工业公司的实力，使公司年产自行车达36万余辆。截至1964年，车具工业公司已形成拥有2个整车厂、2个品牌（飞鸽、双喜）、11个零件厂，并有比较完备的生产规范和生产能力的自行车工业公司，在全国首屈一指。
集中、统一于车具工业公司的天津自行车工业是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实例。尽管集中、统一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天津自行车工业的组织形式、名称逐步调整变化，但其计划经济体制的经营特征是鲜明的。那时，企业内部生产的产品品种、数量均按年度、月度计划安排，企业需要的原材料、辅料及配套，由国家计划调配，企业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可以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仅仅是完成指令计划的生产车间，企业不直接与市场发生联系。
20世纪60年代，为了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国家给企业下放了一定的产品自销数。利用这个政策，企业可以与市场直接发生联系，建立一些企业自己的销售网络。但由于自销量所占比重很小，使企业与市场的联系受到很大的限制。
从新中国建立，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天津自行车工业统于车具工业公司，可以说天津自行车工业得到了有史以来的全面快速发展，并完整地纳入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中。究其原因大体如下：
首先，新中国的建立和当时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与历史上连年战争给天津自行车行业带来的境遇相比，无疑天津自行车行业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好机遇。“飞鸽”牌自行车的诞生就是这种历史机遇的证明。
其次，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建设工业化强国的理想，给天津自行车行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第三，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对自行车的迫切需求成为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市场上出现了自行车供不应求的局面。
第四，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指导下，自行车工业的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无论是新中国建立后的3年恢复的经济政策，还是后来的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逐步实施，都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当时国有企业、私营工厂、手工作坊的生产品种、生产规模都得到了迅猛的扩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天津自行车行业呈现高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双喜”牌自行车在公私合营高潮中诞生并大量生产，就是当时天津自行车人心态和能力的真实体现。
第五，政府对天津自行车行业的投资和技术改造是天津自行车行业高速发展的物质基础。如1956年在制管加工中采用了电阻焊工艺;同年，车架盐浴浸焊工艺的使用，提高功效10倍以上，适于大批量生产;1957年开始采用氰化钠液体渗碳工艺，显著提高了热处理工艺水平，其工效和质量明显提高;1958年单镀种机械式电镀自动生产线在天津诞生，实现了机械化连续生产，生产效率成倍提高。1960年3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到天津自行车厂视察，详细察看了电镀自动化车间、螺钉生产线自动盐炉铜焊等先进生产线，勉励职工努力在技术上争创第一。
第六，中国历史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的发展模式成为重要的体制资源和学习样板。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了天津自行车行业都统于天津车具工业公司的历史现象，当时这种学习并没有妨碍天津自行车行业的高速发展，也为以后的改革埋下了伏笔。1965年，车具工业公司更名为自行车工业公司，隶属于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局。此后的2年内，公司先后组建了天津市链条厂、天津市飞轮厂、天津市鞍座厂、天津市钢材改制厂，使自行车零部件配套更加完善。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以“扫四旧”的名义，把“双喜”牌自行车改成了“红旗”牌自行车。1970年，天津自行车产量11243万辆，首次突破百万辆，产业职工人数也达到12482人。到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天津自行车年产量达195.8349万辆，是1949年天津自行车产量的280多倍。
由于自行车零部件加工工艺比较复杂，生产操作技术水平要求较高，即便是一个小钢珠也要经过断料、捣坯、渗碳、磨光等多道工序才能完成，因此小作坊之间的合作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成为产业链的雏形。尽管当时还不能大批量生产，但在生产过程中，这些手工业户之间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协作关系。
1953年，党中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这种形势下，經天津市联社和区联社领导的帮助，自行车手工业者纷纷组织起来，形成了很多车具生产小组。1954年10月，由5户33位手工业者组成了第二车具生产小组。经过不到1年的发展，车圈产量由每人日产1副，提高到3副半，产品质量、规格完全符合国有企业规定的标准。由于推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成本也降低了22.12%，生产资金由最初的600元增加到了3万多元。因为小组遵守合同，重视和及时完成国家生产任务，受到国有企业的好评，成为信誉好、质量高的合作生产小组。社员的生活水平也因生产的发展而提高了。国家还从供销和技术设备上给予大力扶持。
国有企业与第二车具生产小组签订了1955年下半年订货合同，上级联社将一批国家清仓物资（车床、刨床、冲床等）拨给小组，作为给小组的长期贷款。小组出现了新面貌。当时小组已拥有车床2台、牛头刨床1台、钻床5台、车圈机和捣子机等g台，固定资产已达到2100元。车圈产量由原来的每人每天生产3副半提高到6副。轴辊产量也提高了2倍，产成品的正品率平均高达98%，消除了退货返修现象。由于生产发展，小组自有资金增至42000元，购置厂房5间，由原来的分散生产改为集中、半机械化生产。1955年9月，小组被正式批准过渡为天津市第四车具生产合作社。1956年初，在天津手工业者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第四车具生产合作社由38人一下发展到228人，增加了5倍。同时，3人和3人以下手工业作坊（天津有400多家）组织的合作社纷纷诞生，如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六车具生产合作社，基本结束了过去一家一户的父子作坊和夫妻店。
1958，市联社改为天津市手工业管理局。若干车具生产合作社合并改名为天津市手工业管理局第一车具厂，全厂职工达到1106名（当时天津共有400多家自行车手工作坊，如果按400家计算，每家作坊不足3人）。1959年6月，天津市手工业管理局第一车具厂改名为地方国营第六车具厂，归天津市轻工业局车具工业公司领导。1962年，第六车具厂与天津公私合营自行车厂合并，改名为天津市公私合营第二自行车厂，厂址仍在河北区雁门路1号。
1956年，在中共天津市委的领导下，天津市工商联组织工商界掀起了全行业申请合营的高潮。在天津市第一批全行业合营的行业中就有私营自行车工业。当时所谓自行车工业的私营工厂，是指4人和4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在这些厂中，绝大部分是15人以下的中小型私营工厂”。包括先公私合营的9家工厂，全行业以301家这种规模的小厂为主合并成36个企业，组建了天津市车具工业公司（当时不合天津自行车厂），职工达到5043人（合营后的人数除以301家，平均每家仍不足17人，可见当时私营工厂的规模），隶属于天津市机电工业局领导。这些企业除了车链之外，其他自行车零件都能够制造。
就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当年，由车具工业公司组织协作配套，由天津公私合营自行车厂与自行车车架厂、自行车车叉厂合并在河西区佟楼附近的围堤道信济里，开始生产整车。
那时厂房十分简陋，许多设备都是手工操作，自行车装配作业在院内露天进行，真是晴天一层土，雨天一院泥。以公私合营和整车生产的两大喜事为历史背景，生产的整车定名为“双喜”牌自行车。整车除有英国凤头、日本富士男车和英国汉堡女车的结构特征外，又融进了自己的特点，自行车车叉和前管等处都进行了工艺改型。
“双喜”牌自行车堪称美观大方，质量过关，尤其烤漆漆膜饱满、光亮、平整、均匀。1956年生产“双喜”牌自行车23060辆。1962年，车具工业公司组建了天津市公私合营第二自行车厂，继续生产“双喜”牌自行车，年产自行车5.8万辆。
1963年，天津自行车厂划入车具工业公司，大大增强了车具工业公司的实力，使公司年产自行车达36万余辆。截至1964年，车具工业公司已形成拥有2个整车厂、2个品牌（飞鸽、双喜）、11个零件厂，并有比较完备的生产规范和生产能力的自行车工业公司，在全国首屈一指。
集中、统一于车具工业公司的天津自行车工业是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实例。尽管集中、统一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天津自行车工业的组织形式、名称逐步调整变化，但其计划经济体制的经营特征是鲜明的。那时，企业内部生产的产品品种、数量均按年度、月度计划安排，企业需要的原材料、辅料及配套，由国家计划调配，企业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可以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仅仅是完成指令计划的生产车间，企业不直接与市场发生联系。
20世纪60年代，为了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国家给企业下放了一定的产品自销数。利用这个政策，企业可以与市场直接发生联系，建立一些企业自己的销售网络。但由于自销量所占比重很小，使企业与市场的联系受到很大的限制。
从新中国建立，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天津自行车工业统于车具工业公司，可以说天津自行车工业得到了有史以来的全面快速发展，并完整地纳入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中。究其原因大体如下：
首先，新中国的建立和当时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与历史上连年战争给天津自行车行业带来的境遇相比，无疑天津自行车行业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好机遇。“飞鸽”牌自行车的诞生就是这种历史机遇的证明。
其次，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建设工业化强国的理想，给天津自行车行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第三，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对自行车的迫切需求成为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市场上出现了自行车供不应求的局面。
第四，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指导下，自行车工业的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无论是新中国建立后的3年恢复的经济政策，还是后来的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逐步实施，都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当时国有企业、私营工厂、手工作坊的生产品种、生产规模都得到了迅猛的扩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天津自行车行业呈现高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双喜”牌自行车在公私合营高潮中诞生并大量生产，就是当时天津自行车人心态和能力的真实体现。
第五，政府对天津自行车行业的投资和技术改造是天津自行车行业高速发展的物质基础。如1956年在制管加工中采用了电阻焊工艺;同年，车架盐浴浸焊工艺的使用，提高功效10倍以上，适于大批量生产;1957年开始采用氰化钠液体渗碳工艺，显著提高了热处理工艺水平，其工效和质量明显提高;1958年单镀种机械式电镀自动生产线在天津诞生，实现了机械化连续生产，生产效率成倍提高。1960年3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到天津自行车厂视察，详细察看了电镀自动化车间、螺钉生产线自动盐炉铜焊等先进生产线，勉励职工努力在技术上争创第一。
第六，中国历史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的发展模式成为重要的体制资源和学习样板。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了天津自行车行业都统于天津车具工业公司的历史现象，当时这种学习并没有妨碍天津自行车行业的高速发展，也为以后的改革埋下了伏笔。1965年，车具工业公司更名为自行车工业公司，隶属于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局。此后的2年内，公司先后组建了天津市链条厂、天津市飞轮厂、天津市鞍座厂、天津市钢材改制厂，使自行车零部件配套更加完善。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以“扫四旧”的名义，把“双喜”牌自行车改成了“红旗”牌自行车。1970年，天津自行车产量11243万辆，首次突破百万辆，产业职工人数也达到12482人。到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天津自行车年产量达195.8349万辆，是1949年天津自行车产量的280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