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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旅游业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但增长方式属于粗放型。旅游业应发挥“保增长、扩内容、调结构、惠民生”功能，实现包容性增长。关注国民福利的改善和提升，实现旅游业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旅游业；包容性增长；公平；聚类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5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1-0087-07
中国旅游业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已跃居亚洲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国和世界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并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旅游业增长过程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从由外事接待服务转向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由单纯式经济增长转向重视生态维护与提升的增长以及21世纪开始关注旅游业在惠及民生、保护环境、构建和谐等方面综合功能。而与此同时，旅游业增长中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暴露。旅游业增长依赖资本和劳动，技术进步贡献率低，还属于粗放型增长[1，2]；旅游业增长的收益分配不合理，社区居民旅游收入比例较低[3]，分配不公平现象突显[4]；旅游权利意识淡薄[5，6]，旅游公共服务覆盖面有限，旅游机会不均等[7]等诸多与包容性增长相背离的现象[8]，与真正意义上“人人可游，人人能游”的大众旅游目标尚有较大差距。因此，如何使得旅游业发挥持续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功能，成为我国旅游业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要求。因此，探讨旅游业的包容性增长理论是行业发展的新命题，也是国家宏观发展理念客观要求。文章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梳理包容性增长理论及旅游业增长效率与公平问题的研究视角，提出包容性视域下旅游业增长的研究问题；第二部分依据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内涵框架，以增长前提、增长过程和增长结果为出发点，构建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分析框架和评价体系；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采用聚类分析法，对除西藏以外的30省市的2010年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并给出了对策建议。
一、理论回顾与文献启示
（一）包容性增长理论回顾
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从“先增长后再分配”的单纯强调增长，到“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growth）”、“益贫式增长（pro-poor-growth）”以及“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演进脉络[9]。其提出是基于全球经济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并没有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不平等状况却在持续恶化的这一现实。从亚行发布的解释来看，“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倡导的是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10]。它倡导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均等；既要通过保持经济的高速与持续的增长，又要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均等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包容性。亚行首席经济学家Ifzal Ali和Hyun Son（2007）认为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结果是可持续的和平等的增长、社会包容、赋予权能以及安全[11]。郭晗，任保平（2011）归纳比较了包容性增长与排斥性增长的区别，从增长目标、方式、过程以及成果等方面回答了包容性增长的特征要求（如表1）。
（二）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研究回顾
旅游业有关包容性增长的研究已经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李炳义（2011）从旅游业与国民经济增长关系出发，侧重探讨了旅游业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18]。王京传（2011）从旅游业的功能出发，指出旅游业有条件成为包容性增长的先行者，并分析了目前阻碍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因素以及应对的具体战略[8]。另一方面，旅游经济增长的效率与公平、旅游可持续发展、和谐旅游以及旅游权利、旅游公平等研究与包容性增长理论紧密关联。首先，旅游业增长质量方面，从经济增长角度构建评价体系；如陈秀琼和黄福才（2006）从产品质量、环境质量、要素质量、业增长方式和业运行质量等五个方面对中国旅游业发展质量进行综合定量评价，并且认为1994年以来中国旅游业发展质量总体上呈下降趋势[19]。该研究针对旅游业运行特点，突破了以往对旅游业的定性评价模式，对旅游业质量研究做了开拓性工作。王细芳和陶婷芳（2011）从旅游外贸实得指数出发，通过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横向比较，得出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旅游业的外贸竞争力呈下降趋势，旅游业发展质量不容乐观的观点[20]。其次，可持续旅游测量和评价方面，“可持续旅游指数”和“生态足迹”的综合评价指标得到广泛使用。但前者的缺点是缺乏公众参与性，后者对贸易因素、污染影响等方面有所缺失[21-23]。比较来看，国外可持续旅游评价研究已从目标定位转化成旅游目的地系统质量持续改进的定位，而国内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加之实践发展速度迅猛，使得公众参与性以及对旅游发展利益分享的相对忽视，真正反映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还未完全建立[23]。第三，旅游业公平研究方面，经历了库恩最早的国与国之间的不公平到后来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环境公平，到旅游资源利用中人与自然、当代人之间以及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旅游环境的公平、可持续旅游发展观中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以及旅游利益分配公平、旅游价格公平等旅游产业运行中各要素公平，但一定程度忽视了增长效率的要求，使得其应用价值受到影响。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旅游业增长的有效性、稳定性、协调性以及创新性等更高层面的增长质量问题尚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对旅游业效益研究更多关注旅游业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而对增长过程中的公平性、共享性研究更多限于社会学视角，把其纳入区域旅游业增长效益或质量评价的研究尚未有深入的研究成果。因此，基于包容性视域下构建旅游业增长的科学内涵和评价框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理论分析框架
（一）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理论内涵
增长效率与增长公平孰先孰后，一直是理论争论的焦点，包容性增长理论重新描述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相互依据和良性互动的内在包容性。相比较传统的排斥性增长，包容性增长在增长目标、方式、过程等方面都更重视“以人为本”。本文采用任保平（2011）方法，从增长前提、增长过程和增长结果三个维度去解读包容性视角下的效率与公平，构成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理论基础。 1. 对旅游业增长前提条件的包容。包容性增长首先是增长前提条件上的包容，需要包容权利和人的发展[12]。旅游业具有显著的民生功能，现阶段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大众旅游，但离“人人可游，人人能游”诉求尚有巨大差距。旅游业增长应重视除了旅游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增长等之外的旅游权利增长要素，即旅游业增长如何完成对旅游权利与公平的包容增长。本文认为，旅游业要遵从的机会平等是必须赋予所有旅游业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旅游地社区居民主体权利，使所有旅游业利益主体在参与旅游开发经营和享有旅游权利都具有平等的介入机会，这是旅游业增长的前提条件。所以，对增长前提条件的包容程度，即公平性指数，构成了旅游包容性增长的第一维度的评价，即考察旅游业的增长是否在旅游资源利用、旅游公共服务、旅游出游机会等方面给予公平的机会，是否保证包含社区居民、旅游者、旅游经营者和政府都有参与旅游业发展的权利和平等机会。
2. 对旅游业增长过程要素的包容。旅游经济增长率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旅游资源禀赋、技术进步速度、人力资本高低、价格水平以及地方环境质量都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24]，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旅游业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而不是通过追求技术进步来获得增长的[2]，这不利于业增长效率的改善。因此，在增长过程中，要实现对业要素的包容，即旅游业走集约型可持续增长道路，改变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旅游业增长模式，重视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改进，增加旅游消费对旅游业增长的贡献，实现产出效率和环境质量等都提升的增长。具体包括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旅游创新包容，对旅游劳动要素的包容以及与其他业在要素、产品、服务、信息等方面与旅游业融合的包容增长。
3. 对旅游业增长结果的包容。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应关注经济增长成果分享中的利益共享问题。旅游业包容性增长包括对增长结果的包容，主要表现为增长对旅游民生的包容。旅游业增长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民生、让民众实现基本生存保障到社会融入，再到生活质量提升的跨越[25]。而现实情况是旅游业虽实现了总量和一定效率的增长，但外来投资者和政府侵占社区居民利益的现象不断凸显，不同区域和旅游行业内部在收入和机会等方面的差距也越来越大[3][26]。因此，考察旅游业增长结果的包容程度主要是评估业增长是否提升当地社区的收入水平，改善了旅游地民众的生活质量。
（二）旅游业包容性测度及指标体系的建立
由于包容性增长概念较为广泛，反映的因素很多，所以需要通过细化其内涵，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并选择合适的数学模型来对中国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根据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内涵，从公平性、有效性和分享性三个维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1. 公平性指数：前提条件的包容度。（1）旅游资源享有公平性。国际旅游公约“马尼拉宣言”中明确了“人人有直接拥有发现和享受旅游资源的权利”。门票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全民享受历史遗产和大好河山的权利。各地景区数量众多，性质各异，价格也因季节有淡旺季之分，直接计算比较价格操作难度大，通过比较各地旅游景区人均门票支出较为客观反映区域门票价格的高低。同时，公共游憩区是居民近郊休闲旅游的主要场所，是国家社会福利的重要内容和实现公民游憩权的主要途径之一[27]。因此，通过比较人均公共游憩面积反映了民众对区域旅游资源享有水平的差异。
（2）旅游公共服务均等化。旅游公共服务涉及旅游公共信息、旅游安全保障、旅游交通便捷、旅游便民惠民、旅游行政等内容[28]。旅游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旅游公共服务对所有民众的开发程度，即民众不因性别、肤色、身体的差别都能有机会获得旅游公共服务。本文主要通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和公共服务覆盖面来体现服务的均等化。对于旅游公共服务水平评价，李爽、叶全良等有相关研究[29，30]，但指标采样量大，可操作性弱。本文采用旅游公共服务投入占公共服务投入的比。旅游公共服务覆盖面通过人均旅游者占有便民服务设施网点的数量来反映，测算公式是便民服务设施数量与区域旅游人数之比。
（3）居民出游机会公平性。居民出游机会的公平是指每位居民都有旅游出行的权利，人人有机会参与旅游，它反映旅游业惠民性的重要指标。评价区域内居民出游机会的公平性可以通过居民出游率和旅游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居民出游率是指区域所有居民出游次数占其总人口数的比重。旅游消费价格指数反映区域居民相比上年度旅游消费价格的上涨速度，指数越高说明上涨速度越快，越不利于居民出游。
2. 有效性指数：增长过程的包容度。有效性是经济增长质量优劣的集中体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31]。任何业的投入要素主要包括人、财、物三方面，旅游业也不例外。鉴于旅游业投入要素“物”中核心的部分——旅游吸引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目前对其价值评估争议较大，无法进行准确定量。所以要素质量评价时仅对“人”、“财”（即劳动和资本）进行，同时由于旅游业的综合性决定评价有效性又不能简单套用一般评价国民经济增长的指标。对于旅游业增长的有效性主要通过产出效率、产出质量、产出消耗、运行质量和环境效应等五方面综合测评。
（1）产出效率。经济学涵义上的产出效率是指单位要素投入所获得的产出的多少，一般通过考察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劳动力技术装备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遵循一般标准并结合旅游业实际，选取旅游劳动生产率、旅游资本产出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等三个指标来衡量。旅游劳动生产率通过旅游总收入/旅游直接从业人员总数来衡量；旅游资本产出率通过旅游总收入/全社会旅游固定资产投资（存量）衡量；
（2）产出质量。发展经济学认为“相同的产出数量情况下，产出质量越高，经济增长质量越高”。由于旅游产品的无形性，无法对其进行直观检验，但旅游者是旅游产品的消费主体，其评价旅游产品质量的方式可以通过购买的重复频率来间接反映。因此，本文通过采用入境旅游者（含台湾、香港、澳门以及外国人）到区域旅游消费的次数来评价。旅游产品的不可储存性决定旅游产品质量的衡量还必须重视产品的利用率，衡量资源使用的效率。本文沿用陈秀琼（2006）方法，采用星级饭店平均客房出租率（HO）来测度旅游产品的利用率指数[19]。 （3）产出消耗。经济增长是否有效，不仅体现在产出效率，而且也体现为产出消耗。衡量指标主要通过投入弹性系数，是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反映出旅游业增长方式集约型还是粗放型增长。要素投入弹性系数越大，说明消耗越大，要素投入效率越低，旅游业发展质量越低。通过旅游劳动产出弹性系数（旅游直接从业人员总数增长率/旅游总收入增长率）和旅游资本产出弹性系数来衡量（全社会旅游固定资产投资（存量）增长率/旅游总收入增长率）。
（4）环境包容。旅游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远远超过其他行业，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由于环境包容评价具有时空上的模糊性和业之间的交叉性，无法从单一角度对其做出评价。本文沿用左冰（2011）的方法，采用环境保护投资指数测度[2]，即环境保护投资指数=环境保护投资/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
3.用率指数分享性指数：增长结果的包容度。旅游业增长结果体现为旅游收入的增长。因此，旅游经济增长结果包容程度表现为旅游活动对当地居民收入和就业增长的贡献程度。
（1）旅游收入。收入分配好比蛋糕，一是总量要大，二是如何切分。人均旅游收入反映区域旅游发展水平。而旅游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结构，反映了“蛋糕切分比例”。居民旅游收入分配比例越高，说明旅游对民生改善的贡献越大。受数据采集限制，无法直接统计居民旅游收入，本文用居民收入增长弹性系数来衡量。即居民收入增长量与旅游收入增长量的比值，并分城镇和农村两部分核算。
（2）旅游就业。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居民就业有巨大吸纳作用。因此，旅游业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的高低能够反映区域旅游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另外，行业就业水平通过就业乘数来衡量，旅游就业乘数表示某一特定数量的旅游消费所创造的就业人数。考虑到旅游间接就业数据无法获得，本文采用旅游直接就业乘数。
基于上述分析，汇总旅游业包容性增长评价指标的结构框图（如表2）。
三、实证分析
（一）评价方法的选择
由于研究的目标是分析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区域差异，进而对引起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因此需要独立地对各个省市进行包容性分析，但由于样本量数量以及区域差异的客观条件，如果对任意两个地区进行比较可能无法真正找出导致区域旅游业包容性增长差异的因素做出判断。另一方面，由于包容性评价涉及的因素较多，且各因素性质和作用不同，计算旅游业增长包容性就涉及对各指标的赋权问题。而目前的方法多数是从主观出发的赋权方式，这种权值选择的差异对结论产生不同影响，使得评价结果客观性不够。因此，本文选用聚类分析方法（cluster analysis）。它能将一批样本数据（或变量） 按照它们在性质上的亲疏程度在没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自动进行分类。
（二）旅游业包容性增长测度过程及结果
1. 数据收集及处理。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国家旅游局所属网站的2010年的统计资料。考虑到西藏数据缺失较多，文章主要考察30个省市自治区。同时，为了最终能够给出旅游业包容度衡量的数据结果，由于上述18个分类变量量纲不同，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以及指标性质之间的差异。处理方法为：
其中，max{xj}和min{xj}分别为x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E（xj）为xj的数学期望。显然，经过上述处理，，且三种标准化后的指标值与旅游业的包容性呈正相关关系。
2. 变量聚类结果及选择。表1中有18个变量对旅游包容性增长区域差异进行分类，是否有必要都纳入分类变量中。因此，先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中的系统聚类（Hierarchical Cluster）中的R型聚类对变量进行降维处理。度量标准选用Pearson系数，聚类方法选最远邻元素（Furthest neighbor）。如果有某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接近1或-1，说明两个变量可互相替代。从输出的近似矩阵（proximity matrix）旅游劳动产出弹性和旅游直接就业乘数相关系数为0.849，说明两个变量可相互替代，故采用旅游劳动产出弹性。另外，旅游业从业人数占比和旅游劳动生产率相关系数为0.762，剔除后者。其他各项相关系数都在0.6及以下。用“树状图（Dendrogram）”输出如下图1所示。至此，确定出用于聚类的变量为16个，即图1中左边不带星号的变量。
3. 样本聚类结果及检验。运用上述确立的指标和收集的相关数据，运用“Q型聚类”方法对中国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样本进行聚类分析，经过反复对照分析，对于类型数量的确定根据区域包容性增长的相关研究经验确立为5类（如图2）。
类别确定后，还有需要确定上述16个分类变量对聚类结果是否都有作用进行检验，一般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判断。因子变量选择聚为5类的结果，而将16个聚类变量作为因变量处理。方差分析结果显示，16个聚类变量p值均小于均准值0.05，说明用于分类的16个变量对聚类结果有作用，作为聚类变量可以使用。
（三）对30省市聚类结果的分析
根据图2聚类分析的结果，中国各省市的旅游业包容性增长5类列表（如3）。
聚类结果显示：2010年旅游产业包容性较好的省区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区，所有西部省份以及靠近西部的中部省份包容性较差。进一步看，第三类和第四类之间距离最近，其次第二类和第三类，最后是京沪和其他省市距离最远。
结合各变量的数据，上海和北京旅游产业包容性的条件、过程及结果的大部分指标都较高。而天津和重庆则在旅游资源享有、居民旅游出游率、旅游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公平性方面都较突出，位列第二类。以近年来饱受批评的旅游景区门票价格为例，从2010年人均单个景区门票支出来看，天津和重庆都相对较低，说明景区对所有参观者的包容性更好，而数据显示江苏和海南的在全国是最高，宁夏、青海、四川等地也较高，反映这些区域景区价格较高，对民众旅游资源享有权包容度低。（见图3）。同样，从居民旅游出游率这一指标也体现出同样的特点（见图4）。前几位的都是京沪等直辖市和江浙区域。从政策分析来看，上海、北京、天津和重庆作为直辖市，享有国家政策的扶持，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而江苏、广东和浙江拥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在旅游资源利用、旅游收入以及居民出游能力等方面优于内陆省份。 旅游产业包容性一般的省份包括辽宁、海南、云南、福建、山东等12省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京沪江浙等地比较优势明显，不管是旅游收入，还是接待总量和服务水平都明显高于其他部分省市，但另一方面从旅游业增长的公平性和分享性看，部分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山东省，2010年旅游收入位列全国第四位，但旅游从业人数占比、入境游客重复旅游率等指标都处于中间水平，影响了整体评价。中西部省份由于区位环境和观念更新等因素影响，大部分指标都偏低。
（四）提升区域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对策建议
中国旅游业单纯依赖“数量型”的增长道路所暴露出来的困境证明了旅游业走包容性增长道路的必要性。未来旅游业增长模式统筹考虑旅游经济增长、游客体验感受、资源集约利用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寻求共赢的最优状态，实现旅游产业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协调发展。在追求旅游经济“量增”的基础上，要同时追求旅游经济的“质增”，不仅仅是旅游总收入、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创汇的增长，而是要关注旅游业增长对国民福利的改善和提升作用[32-33]。
第一，更新发展观念，破除单纯追求旅游GDP增长；旅游业是幸福产业，旅游产业的增长不能走凌驾民众福利和幸福感之上的排斥式增长，要注重和拓展旅游业对当地就业和收入的促进作用，积极引导社区参与旅游业开发增长，避免单纯依赖外来大资本、大项目而引发漏损效应、负外部效应，走旅游业增长改善国民福利的模式，促进当地社区更多分享旅游业增长成果，实现可持续增长。
第二，完善公共服务，注重全过程与均等化的结合；旅游公共服务的建设既要考虑服务覆盖旅游者活动的所有环节，包括旅游安全服务、旅游信息服务、旅游交通服务、旅游惠民便民服务等体系的完善，同时也要注意服务能够面向所有层次的旅游者，为“全民旅游”提供支持服务，而不是追求一味的“高端化、贵族化”，保障旅游者的旅游权利。
第三，重视机会平等，建立旅游公平的长效机制；在旅游投资主体参与、旅游者活动参与以及社区居民参与决策等各环节，减少行政限制与干预，保障各利益相关者表达自身诉求。如居民带薪假期的自主安排、准公共景区门票的免费享有、旅游资源开发的社区决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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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艾 岚
关键词：旅游业；包容性增长；公平；聚类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5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1-0087-07
中国旅游业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已跃居亚洲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国和世界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并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旅游业增长过程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从由外事接待服务转向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由单纯式经济增长转向重视生态维护与提升的增长以及21世纪开始关注旅游业在惠及民生、保护环境、构建和谐等方面综合功能。而与此同时，旅游业增长中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暴露。旅游业增长依赖资本和劳动，技术进步贡献率低，还属于粗放型增长[1，2]；旅游业增长的收益分配不合理，社区居民旅游收入比例较低[3]，分配不公平现象突显[4]；旅游权利意识淡薄[5，6]，旅游公共服务覆盖面有限，旅游机会不均等[7]等诸多与包容性增长相背离的现象[8]，与真正意义上“人人可游，人人能游”的大众旅游目标尚有较大差距。因此，如何使得旅游业发挥持续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功能，成为我国旅游业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要求。因此，探讨旅游业的包容性增长理论是行业发展的新命题，也是国家宏观发展理念客观要求。文章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梳理包容性增长理论及旅游业增长效率与公平问题的研究视角，提出包容性视域下旅游业增长的研究问题；第二部分依据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内涵框架，以增长前提、增长过程和增长结果为出发点，构建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分析框架和评价体系；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采用聚类分析法，对除西藏以外的30省市的2010年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并给出了对策建议。
一、理论回顾与文献启示
（一）包容性增长理论回顾
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从“先增长后再分配”的单纯强调增长，到“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growth）”、“益贫式增长（pro-poor-growth）”以及“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演进脉络[9]。其提出是基于全球经济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并没有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不平等状况却在持续恶化的这一现实。从亚行发布的解释来看，“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倡导的是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10]。它倡导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均等；既要通过保持经济的高速与持续的增长，又要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均等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包容性。亚行首席经济学家Ifzal Ali和Hyun Son（2007）认为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结果是可持续的和平等的增长、社会包容、赋予权能以及安全[11]。郭晗，任保平（2011）归纳比较了包容性增长与排斥性增长的区别，从增长目标、方式、过程以及成果等方面回答了包容性增长的特征要求（如表1）。
（二）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研究回顾
旅游业有关包容性增长的研究已经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李炳义（2011）从旅游业与国民经济增长关系出发，侧重探讨了旅游业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18]。王京传（2011）从旅游业的功能出发，指出旅游业有条件成为包容性增长的先行者，并分析了目前阻碍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因素以及应对的具体战略[8]。另一方面，旅游经济增长的效率与公平、旅游可持续发展、和谐旅游以及旅游权利、旅游公平等研究与包容性增长理论紧密关联。首先，旅游业增长质量方面，从经济增长角度构建评价体系；如陈秀琼和黄福才（2006）从产品质量、环境质量、要素质量、业增长方式和业运行质量等五个方面对中国旅游业发展质量进行综合定量评价，并且认为1994年以来中国旅游业发展质量总体上呈下降趋势[19]。该研究针对旅游业运行特点，突破了以往对旅游业的定性评价模式，对旅游业质量研究做了开拓性工作。王细芳和陶婷芳（2011）从旅游外贸实得指数出发，通过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横向比较，得出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旅游业的外贸竞争力呈下降趋势，旅游业发展质量不容乐观的观点[20]。其次，可持续旅游测量和评价方面，“可持续旅游指数”和“生态足迹”的综合评价指标得到广泛使用。但前者的缺点是缺乏公众参与性，后者对贸易因素、污染影响等方面有所缺失[21-23]。比较来看，国外可持续旅游评价研究已从目标定位转化成旅游目的地系统质量持续改进的定位，而国内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加之实践发展速度迅猛，使得公众参与性以及对旅游发展利益分享的相对忽视，真正反映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还未完全建立[23]。第三，旅游业公平研究方面，经历了库恩最早的国与国之间的不公平到后来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环境公平，到旅游资源利用中人与自然、当代人之间以及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旅游环境的公平、可持续旅游发展观中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以及旅游利益分配公平、旅游价格公平等旅游产业运行中各要素公平，但一定程度忽视了增长效率的要求，使得其应用价值受到影响。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旅游业增长的有效性、稳定性、协调性以及创新性等更高层面的增长质量问题尚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对旅游业效益研究更多关注旅游业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而对增长过程中的公平性、共享性研究更多限于社会学视角，把其纳入区域旅游业增长效益或质量评价的研究尚未有深入的研究成果。因此，基于包容性视域下构建旅游业增长的科学内涵和评价框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理论分析框架
（一）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理论内涵
增长效率与增长公平孰先孰后，一直是理论争论的焦点，包容性增长理论重新描述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相互依据和良性互动的内在包容性。相比较传统的排斥性增长，包容性增长在增长目标、方式、过程等方面都更重视“以人为本”。本文采用任保平（2011）方法，从增长前提、增长过程和增长结果三个维度去解读包容性视角下的效率与公平，构成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理论基础。 1. 对旅游业增长前提条件的包容。包容性增长首先是增长前提条件上的包容，需要包容权利和人的发展[12]。旅游业具有显著的民生功能，现阶段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大众旅游，但离“人人可游，人人能游”诉求尚有巨大差距。旅游业增长应重视除了旅游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增长等之外的旅游权利增长要素，即旅游业增长如何完成对旅游权利与公平的包容增长。本文认为，旅游业要遵从的机会平等是必须赋予所有旅游业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旅游地社区居民主体权利，使所有旅游业利益主体在参与旅游开发经营和享有旅游权利都具有平等的介入机会，这是旅游业增长的前提条件。所以，对增长前提条件的包容程度，即公平性指数，构成了旅游包容性增长的第一维度的评价，即考察旅游业的增长是否在旅游资源利用、旅游公共服务、旅游出游机会等方面给予公平的机会，是否保证包含社区居民、旅游者、旅游经营者和政府都有参与旅游业发展的权利和平等机会。
2. 对旅游业增长过程要素的包容。旅游经济增长率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旅游资源禀赋、技术进步速度、人力资本高低、价格水平以及地方环境质量都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24]，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旅游业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而不是通过追求技术进步来获得增长的[2]，这不利于业增长效率的改善。因此，在增长过程中，要实现对业要素的包容，即旅游业走集约型可持续增长道路，改变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旅游业增长模式，重视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改进，增加旅游消费对旅游业增长的贡献，实现产出效率和环境质量等都提升的增长。具体包括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旅游创新包容，对旅游劳动要素的包容以及与其他业在要素、产品、服务、信息等方面与旅游业融合的包容增长。
3. 对旅游业增长结果的包容。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应关注经济增长成果分享中的利益共享问题。旅游业包容性增长包括对增长结果的包容，主要表现为增长对旅游民生的包容。旅游业增长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民生、让民众实现基本生存保障到社会融入，再到生活质量提升的跨越[25]。而现实情况是旅游业虽实现了总量和一定效率的增长，但外来投资者和政府侵占社区居民利益的现象不断凸显，不同区域和旅游行业内部在收入和机会等方面的差距也越来越大[3][26]。因此，考察旅游业增长结果的包容程度主要是评估业增长是否提升当地社区的收入水平，改善了旅游地民众的生活质量。
（二）旅游业包容性测度及指标体系的建立
由于包容性增长概念较为广泛，反映的因素很多，所以需要通过细化其内涵，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并选择合适的数学模型来对中国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根据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内涵，从公平性、有效性和分享性三个维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1. 公平性指数：前提条件的包容度。（1）旅游资源享有公平性。国际旅游公约“马尼拉宣言”中明确了“人人有直接拥有发现和享受旅游资源的权利”。门票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全民享受历史遗产和大好河山的权利。各地景区数量众多，性质各异，价格也因季节有淡旺季之分，直接计算比较价格操作难度大，通过比较各地旅游景区人均门票支出较为客观反映区域门票价格的高低。同时，公共游憩区是居民近郊休闲旅游的主要场所，是国家社会福利的重要内容和实现公民游憩权的主要途径之一[27]。因此，通过比较人均公共游憩面积反映了民众对区域旅游资源享有水平的差异。
（2）旅游公共服务均等化。旅游公共服务涉及旅游公共信息、旅游安全保障、旅游交通便捷、旅游便民惠民、旅游行政等内容[28]。旅游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旅游公共服务对所有民众的开发程度，即民众不因性别、肤色、身体的差别都能有机会获得旅游公共服务。本文主要通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和公共服务覆盖面来体现服务的均等化。对于旅游公共服务水平评价，李爽、叶全良等有相关研究[29，30]，但指标采样量大，可操作性弱。本文采用旅游公共服务投入占公共服务投入的比。旅游公共服务覆盖面通过人均旅游者占有便民服务设施网点的数量来反映，测算公式是便民服务设施数量与区域旅游人数之比。
（3）居民出游机会公平性。居民出游机会的公平是指每位居民都有旅游出行的权利，人人有机会参与旅游，它反映旅游业惠民性的重要指标。评价区域内居民出游机会的公平性可以通过居民出游率和旅游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居民出游率是指区域所有居民出游次数占其总人口数的比重。旅游消费价格指数反映区域居民相比上年度旅游消费价格的上涨速度，指数越高说明上涨速度越快，越不利于居民出游。
2. 有效性指数：增长过程的包容度。有效性是经济增长质量优劣的集中体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31]。任何业的投入要素主要包括人、财、物三方面，旅游业也不例外。鉴于旅游业投入要素“物”中核心的部分——旅游吸引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目前对其价值评估争议较大，无法进行准确定量。所以要素质量评价时仅对“人”、“财”（即劳动和资本）进行，同时由于旅游业的综合性决定评价有效性又不能简单套用一般评价国民经济增长的指标。对于旅游业增长的有效性主要通过产出效率、产出质量、产出消耗、运行质量和环境效应等五方面综合测评。
（1）产出效率。经济学涵义上的产出效率是指单位要素投入所获得的产出的多少，一般通过考察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劳动力技术装备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遵循一般标准并结合旅游业实际，选取旅游劳动生产率、旅游资本产出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等三个指标来衡量。旅游劳动生产率通过旅游总收入/旅游直接从业人员总数来衡量；旅游资本产出率通过旅游总收入/全社会旅游固定资产投资（存量）衡量；
（2）产出质量。发展经济学认为“相同的产出数量情况下，产出质量越高，经济增长质量越高”。由于旅游产品的无形性，无法对其进行直观检验，但旅游者是旅游产品的消费主体，其评价旅游产品质量的方式可以通过购买的重复频率来间接反映。因此，本文通过采用入境旅游者（含台湾、香港、澳门以及外国人）到区域旅游消费的次数来评价。旅游产品的不可储存性决定旅游产品质量的衡量还必须重视产品的利用率，衡量资源使用的效率。本文沿用陈秀琼（2006）方法，采用星级饭店平均客房出租率（HO）来测度旅游产品的利用率指数[19]。 （3）产出消耗。经济增长是否有效，不仅体现在产出效率，而且也体现为产出消耗。衡量指标主要通过投入弹性系数，是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反映出旅游业增长方式集约型还是粗放型增长。要素投入弹性系数越大，说明消耗越大，要素投入效率越低，旅游业发展质量越低。通过旅游劳动产出弹性系数（旅游直接从业人员总数增长率/旅游总收入增长率）和旅游资本产出弹性系数来衡量（全社会旅游固定资产投资（存量）增长率/旅游总收入增长率）。
（4）环境包容。旅游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远远超过其他行业，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由于环境包容评价具有时空上的模糊性和业之间的交叉性，无法从单一角度对其做出评价。本文沿用左冰（2011）的方法，采用环境保护投资指数测度[2]，即环境保护投资指数=环境保护投资/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
3.用率指数分享性指数：增长结果的包容度。旅游业增长结果体现为旅游收入的增长。因此，旅游经济增长结果包容程度表现为旅游活动对当地居民收入和就业增长的贡献程度。
（1）旅游收入。收入分配好比蛋糕，一是总量要大，二是如何切分。人均旅游收入反映区域旅游发展水平。而旅游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结构，反映了“蛋糕切分比例”。居民旅游收入分配比例越高，说明旅游对民生改善的贡献越大。受数据采集限制，无法直接统计居民旅游收入，本文用居民收入增长弹性系数来衡量。即居民收入增长量与旅游收入增长量的比值，并分城镇和农村两部分核算。
（2）旅游就业。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居民就业有巨大吸纳作用。因此，旅游业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的高低能够反映区域旅游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另外，行业就业水平通过就业乘数来衡量，旅游就业乘数表示某一特定数量的旅游消费所创造的就业人数。考虑到旅游间接就业数据无法获得，本文采用旅游直接就业乘数。
基于上述分析，汇总旅游业包容性增长评价指标的结构框图（如表2）。
三、实证分析
（一）评价方法的选择
由于研究的目标是分析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区域差异，进而对引起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因此需要独立地对各个省市进行包容性分析，但由于样本量数量以及区域差异的客观条件，如果对任意两个地区进行比较可能无法真正找出导致区域旅游业包容性增长差异的因素做出判断。另一方面，由于包容性评价涉及的因素较多，且各因素性质和作用不同，计算旅游业增长包容性就涉及对各指标的赋权问题。而目前的方法多数是从主观出发的赋权方式，这种权值选择的差异对结论产生不同影响，使得评价结果客观性不够。因此，本文选用聚类分析方法（cluster analysis）。它能将一批样本数据（或变量） 按照它们在性质上的亲疏程度在没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自动进行分类。
（二）旅游业包容性增长测度过程及结果
1. 数据收集及处理。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国家旅游局所属网站的2010年的统计资料。考虑到西藏数据缺失较多，文章主要考察30个省市自治区。同时，为了最终能够给出旅游业包容度衡量的数据结果，由于上述18个分类变量量纲不同，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以及指标性质之间的差异。处理方法为：
其中，max{xj}和min{xj}分别为x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E（xj）为xj的数学期望。显然，经过上述处理，，且三种标准化后的指标值与旅游业的包容性呈正相关关系。
2. 变量聚类结果及选择。表1中有18个变量对旅游包容性增长区域差异进行分类，是否有必要都纳入分类变量中。因此，先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中的系统聚类（Hierarchical Cluster）中的R型聚类对变量进行降维处理。度量标准选用Pearson系数，聚类方法选最远邻元素（Furthest neighbor）。如果有某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接近1或-1，说明两个变量可互相替代。从输出的近似矩阵（proximity matrix）旅游劳动产出弹性和旅游直接就业乘数相关系数为0.849，说明两个变量可相互替代，故采用旅游劳动产出弹性。另外，旅游业从业人数占比和旅游劳动生产率相关系数为0.762，剔除后者。其他各项相关系数都在0.6及以下。用“树状图（Dendrogram）”输出如下图1所示。至此，确定出用于聚类的变量为16个，即图1中左边不带星号的变量。
3. 样本聚类结果及检验。运用上述确立的指标和收集的相关数据，运用“Q型聚类”方法对中国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样本进行聚类分析，经过反复对照分析，对于类型数量的确定根据区域包容性增长的相关研究经验确立为5类（如图2）。
类别确定后，还有需要确定上述16个分类变量对聚类结果是否都有作用进行检验，一般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判断。因子变量选择聚为5类的结果，而将16个聚类变量作为因变量处理。方差分析结果显示，16个聚类变量p值均小于均准值0.05，说明用于分类的16个变量对聚类结果有作用，作为聚类变量可以使用。
（三）对30省市聚类结果的分析
根据图2聚类分析的结果，中国各省市的旅游业包容性增长5类列表（如3）。
聚类结果显示：2010年旅游产业包容性较好的省区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区，所有西部省份以及靠近西部的中部省份包容性较差。进一步看，第三类和第四类之间距离最近，其次第二类和第三类，最后是京沪和其他省市距离最远。
结合各变量的数据，上海和北京旅游产业包容性的条件、过程及结果的大部分指标都较高。而天津和重庆则在旅游资源享有、居民旅游出游率、旅游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公平性方面都较突出，位列第二类。以近年来饱受批评的旅游景区门票价格为例，从2010年人均单个景区门票支出来看，天津和重庆都相对较低，说明景区对所有参观者的包容性更好，而数据显示江苏和海南的在全国是最高，宁夏、青海、四川等地也较高，反映这些区域景区价格较高，对民众旅游资源享有权包容度低。（见图3）。同样，从居民旅游出游率这一指标也体现出同样的特点（见图4）。前几位的都是京沪等直辖市和江浙区域。从政策分析来看，上海、北京、天津和重庆作为直辖市，享有国家政策的扶持，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而江苏、广东和浙江拥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在旅游资源利用、旅游收入以及居民出游能力等方面优于内陆省份。 旅游产业包容性一般的省份包括辽宁、海南、云南、福建、山东等12省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京沪江浙等地比较优势明显，不管是旅游收入，还是接待总量和服务水平都明显高于其他部分省市，但另一方面从旅游业增长的公平性和分享性看，部分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山东省，2010年旅游收入位列全国第四位，但旅游从业人数占比、入境游客重复旅游率等指标都处于中间水平，影响了整体评价。中西部省份由于区位环境和观念更新等因素影响，大部分指标都偏低。
（四）提升区域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对策建议
中国旅游业单纯依赖“数量型”的增长道路所暴露出来的困境证明了旅游业走包容性增长道路的必要性。未来旅游业增长模式统筹考虑旅游经济增长、游客体验感受、资源集约利用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寻求共赢的最优状态，实现旅游产业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协调发展。在追求旅游经济“量增”的基础上，要同时追求旅游经济的“质增”，不仅仅是旅游总收入、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创汇的增长，而是要关注旅游业增长对国民福利的改善和提升作用[32-33]。
第一，更新发展观念，破除单纯追求旅游GDP增长；旅游业是幸福产业，旅游产业的增长不能走凌驾民众福利和幸福感之上的排斥式增长，要注重和拓展旅游业对当地就业和收入的促进作用，积极引导社区参与旅游业开发增长，避免单纯依赖外来大资本、大项目而引发漏损效应、负外部效应，走旅游业增长改善国民福利的模式，促进当地社区更多分享旅游业增长成果，实现可持续增长。
第二，完善公共服务，注重全过程与均等化的结合；旅游公共服务的建设既要考虑服务覆盖旅游者活动的所有环节，包括旅游安全服务、旅游信息服务、旅游交通服务、旅游惠民便民服务等体系的完善，同时也要注意服务能够面向所有层次的旅游者，为“全民旅游”提供支持服务，而不是追求一味的“高端化、贵族化”，保障旅游者的旅游权利。
第三，重视机会平等，建立旅游公平的长效机制；在旅游投资主体参与、旅游者活动参与以及社区居民参与决策等各环节，减少行政限制与干预，保障各利益相关者表达自身诉求。如居民带薪假期的自主安排、准公共景区门票的免费享有、旅游资源开发的社区决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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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艾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