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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對從古至今的青銅器上的龍紋分類研究文獻進行梳理和闡釋。
關鍵詞：青銅器；龍紋；綜述
[中圖分類號]：K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1--01
關於青銅器紋飾的文獻記載，最早見於《呂氏春秋》。但對青銅器紋飾的專門的研究，遲至宋朝才正式開始。代表作為《考古圖》[1]和《宣和博古圖》。[2]《考古圖》該書最大的貢獻是為青銅器紋飾定名。後代研究多沿用呂氏所用之名稱，可見其影響深遠。但宋代的青銅器研究依然重點在於銘文而不在於紋飾。元明清時期更甚，直至20世紀，青銅器紋飾研究才逐漸興起並進入穩步發展階段。
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3]是國內較早的嘗試對青銅器紋飾進行系統的分類整理和規範命名的著作。容氏將龍紋分為夔紋、兩頭夔紋、三角夔紋、兩尾夔紋、蟠龍紋、龍紋、虯紋七類，附有圖版和詳細描述，並註明通行時代。其後，他在《商周青銅器通論》[4]中進一步歸納總結，將原來的龍紋拆分為夔紋和龍紋兩類進行討論。後世學者對紋飾分類的研究中，多少都受到他的體系的影響。
馬承源的《商周青銅器文飾》[5]以圖案整體結構狀態分類，龍紋不再分為“夔紋”、“夔龍紋”，統一以龍紋的形象做討論，并按特徵分為十三大類，二十九小類。紋飾圖版按時代前後排比。此書出版四年之後，作者又撰《中國青銅器》[6]一書，該書分類情況相較前書更為簡明概括。
高本漢是較早對中國青銅器給予關注的外國學者。他在《中國青銅器的新研究》（1937）一文中，用統計學的研究方法對一千二百多件青銅器進行類型學分析，將青銅器花紋分為A、B、C三個群類，並對各群之間的關係做了討論研究。高氏曾對自己的觀點做過多次修正，但因其過分重視數據，且研究對象的來源較為複雜（傳世材料和出土材料混雜），其學說長期以來不斷地遭到批判。
德國學者羅越在批評了高氏的觀點之後，運用“風格分析”法，將安陽青銅器劃分為五個時期，提出了著名的“青銅器五種風格模式”。他的分析因在其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印證，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
華裔學者張光直的《商周青銅器與銘文的綜合研究》[7]共搜集了商周兩代有銘文的青銅器四千零三十二件，并將每一件青銅器都製作成了IBM卡片，實現了通過對分析編號復原這些青銅器樣貌的嘗試。張書上下兩冊，上冊為統計數據，已出版。下冊為研究成果，至今仍未出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撰的《殷墟青銅器》一書載張孝光《殷墟青銅器的裝飾藝術》[8]一文，從紋飾的題材、類型、組織、部局、構成方法、表現方法、製作方法等角度，對殷墟青銅器紋飾的總體情況做了深入詳細的探討。在夔龍紋的討論上，作者將龍紋單列一類，對夔紋的局部形象也做了類型學分析。
朱鳳瀚的《中國青銅器綜論》[9]第五章從類型學的角度對青銅器紋飾做了系統的研究。是書將龍紋分成夔紋，顧龍文、蟠龍紋、團龍紋、蛟龍紋、曲龍紋六大類，最後附第七類其他形式龍紋，結構清晰，系統性強。
近年來，在青銅器龍紋的類型學研究方面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
殷俊的《商周青銅器饕餮紋與龍紋比較研究》[10]，結合考古資料，從分期和分類兩個角度對饕餮紋和龍紋的形式關係做了比較分析。
段勇的《商周青銅器幻想動物紋研究》[11]以龍身的形體狀態作為主要區別特徵和命名根據。
臺灣學者陳麗年的《商周青銅器龍紋形式與分期研究》[12]的分類以形體分析為主，對龍的目、唇、首、身、足、翼等進行分析，並輔以對龍紋細部特徵的分析研究，最終將龍紋分為四大類十五小類四十三式。
注釋：
[1]【宋】呂大臨. 泊如齊重修考古圖.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年10月1版.
[2]【宋】王黼. 重修宣和博古圖. 揚州：廣陵書社. 2010年11月1版.
[3]容庚. 商周彝器通考.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8月1版.
[4]容庚 ，張維持. 商周青銅器通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0月1版.
[5]馬承源 .商周青銅器文飾.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年5月1版.
[6]馬承源. 中國青銅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7月1版.
[7]張光直、李光周、李卉、張充和，《商周青銅器與銘文的綜合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年6月1版。
[8]張孝光，《商周青銅器的裝飾藝術》，《殷墟青銅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文物出版社，1985年2月1版。
[9]朱鳳瀚 ，《中國青銅器綜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12月1版。
[10]殷俊，《商周青銅器饕餮紋與龍紋比較研究》。 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2年5月。
[11]段勇，《商周青銅器幻想動物紋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9月1版。
[12]陳麗年，《商周青銅禮器龍紋形式與分期研究》，《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七編·第23冊》。花木蘭文化出版，2012年3月初版 。
參考文獻：
[1]容庚.商周彝器通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08年8月1版.
[2]容庚.張維持.商周青銅器通論[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4年10月1版.
[3]馬承源.商周青銅器紋飾[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1版.
[4]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1版.
[5]段勇.商周青銅器幻想動物紋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1版.
[6]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11月1版.
[7]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2.
[8]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M].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9月1版.
[9]李濟.殷墟青銅器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1版.
[10]郭寶鈞.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出版社，1981年12月1版.
[11]杭春曉.商周青銅器之饕餮紋研究[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9月1版.
[12]張孝光.殷墟青銅年代綜合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
關鍵詞：青銅器；龍紋；綜述
[中圖分類號]：K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1--01
關於青銅器紋飾的文獻記載，最早見於《呂氏春秋》。但對青銅器紋飾的專門的研究，遲至宋朝才正式開始。代表作為《考古圖》[1]和《宣和博古圖》。[2]《考古圖》該書最大的貢獻是為青銅器紋飾定名。後代研究多沿用呂氏所用之名稱，可見其影響深遠。但宋代的青銅器研究依然重點在於銘文而不在於紋飾。元明清時期更甚，直至20世紀，青銅器紋飾研究才逐漸興起並進入穩步發展階段。
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3]是國內較早的嘗試對青銅器紋飾進行系統的分類整理和規範命名的著作。容氏將龍紋分為夔紋、兩頭夔紋、三角夔紋、兩尾夔紋、蟠龍紋、龍紋、虯紋七類，附有圖版和詳細描述，並註明通行時代。其後，他在《商周青銅器通論》[4]中進一步歸納總結，將原來的龍紋拆分為夔紋和龍紋兩類進行討論。後世學者對紋飾分類的研究中，多少都受到他的體系的影響。
馬承源的《商周青銅器文飾》[5]以圖案整體結構狀態分類，龍紋不再分為“夔紋”、“夔龍紋”，統一以龍紋的形象做討論，并按特徵分為十三大類，二十九小類。紋飾圖版按時代前後排比。此書出版四年之後，作者又撰《中國青銅器》[6]一書，該書分類情況相較前書更為簡明概括。
高本漢是較早對中國青銅器給予關注的外國學者。他在《中國青銅器的新研究》（1937）一文中，用統計學的研究方法對一千二百多件青銅器進行類型學分析，將青銅器花紋分為A、B、C三個群類，並對各群之間的關係做了討論研究。高氏曾對自己的觀點做過多次修正，但因其過分重視數據，且研究對象的來源較為複雜（傳世材料和出土材料混雜），其學說長期以來不斷地遭到批判。
德國學者羅越在批評了高氏的觀點之後，運用“風格分析”法，將安陽青銅器劃分為五個時期，提出了著名的“青銅器五種風格模式”。他的分析因在其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印證，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
華裔學者張光直的《商周青銅器與銘文的綜合研究》[7]共搜集了商周兩代有銘文的青銅器四千零三十二件，并將每一件青銅器都製作成了IBM卡片，實現了通過對分析編號復原這些青銅器樣貌的嘗試。張書上下兩冊，上冊為統計數據，已出版。下冊為研究成果，至今仍未出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撰的《殷墟青銅器》一書載張孝光《殷墟青銅器的裝飾藝術》[8]一文，從紋飾的題材、類型、組織、部局、構成方法、表現方法、製作方法等角度，對殷墟青銅器紋飾的總體情況做了深入詳細的探討。在夔龍紋的討論上，作者將龍紋單列一類，對夔紋的局部形象也做了類型學分析。
朱鳳瀚的《中國青銅器綜論》[9]第五章從類型學的角度對青銅器紋飾做了系統的研究。是書將龍紋分成夔紋，顧龍文、蟠龍紋、團龍紋、蛟龍紋、曲龍紋六大類，最後附第七類其他形式龍紋，結構清晰，系統性強。
近年來，在青銅器龍紋的類型學研究方面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
殷俊的《商周青銅器饕餮紋與龍紋比較研究》[10]，結合考古資料，從分期和分類兩個角度對饕餮紋和龍紋的形式關係做了比較分析。
段勇的《商周青銅器幻想動物紋研究》[11]以龍身的形體狀態作為主要區別特徵和命名根據。
臺灣學者陳麗年的《商周青銅器龍紋形式與分期研究》[12]的分類以形體分析為主，對龍的目、唇、首、身、足、翼等進行分析，並輔以對龍紋細部特徵的分析研究，最終將龍紋分為四大類十五小類四十三式。
注釋：
[1]【宋】呂大臨. 泊如齊重修考古圖.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年10月1版.
[2]【宋】王黼. 重修宣和博古圖. 揚州：廣陵書社. 2010年11月1版.
[3]容庚. 商周彝器通考.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8月1版.
[4]容庚 ，張維持. 商周青銅器通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0月1版.
[5]馬承源 .商周青銅器文飾.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年5月1版.
[6]馬承源. 中國青銅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7月1版.
[7]張光直、李光周、李卉、張充和，《商周青銅器與銘文的綜合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年6月1版。
[8]張孝光，《商周青銅器的裝飾藝術》，《殷墟青銅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文物出版社，1985年2月1版。
[9]朱鳳瀚 ，《中國青銅器綜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12月1版。
[10]殷俊，《商周青銅器饕餮紋與龍紋比較研究》。 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2年5月。
[11]段勇，《商周青銅器幻想動物紋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9月1版。
[12]陳麗年，《商周青銅禮器龍紋形式與分期研究》，《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七編·第23冊》。花木蘭文化出版，2012年3月初版 。
參考文獻：
[1]容庚.商周彝器通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08年8月1版.
[2]容庚.張維持.商周青銅器通論[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4年10月1版.
[3]馬承源.商周青銅器紋飾[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1版.
[4]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1版.
[5]段勇.商周青銅器幻想動物紋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1版.
[6]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11月1版.
[7]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2.
[8]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M].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9月1版.
[9]李濟.殷墟青銅器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1版.
[10]郭寶鈞.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出版社，1981年12月1版.
[11]杭春曉.商周青銅器之饕餮紋研究[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9月1版.
[12]張孝光.殷墟青銅年代綜合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