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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太伯出走，朱子讲学，第二层次概念，问题思考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1457-624l（2016）05-0013-04
一
太伯，太王的长子，仲雍与季历的长兄，由于季历的儿子昌（后来的文王）有圣德，太王想季历继位，再传给昌。于是太伯就与仲雍出走，到了南方的荆蛮之地，即后来的吴国，太伯就是吴太伯。这件事《史记》载于“世家”的第一篇，《论语·泰伯篇》亦载孔子的话：“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盛赞泰伯的逊让之德。略读中国旧书的人，无有不知，就是今天的中学生，也有知道的。
现代历史学者尊重这样的记载，但不相信它是事实。事实应该是怎样呢？太伯不是为了逊让而出走，他负有向外发展的重大使命。徐中舒，这位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师承王国维的著名学者就说：“所谓让国的说法，是后来的解释，其实乃是太王派年长的儿子去开拓殖民。后来的楚国以及蒙古，常传位于幼子而不传长子，因为幼子成长较晚，他总是和父亲住在一起，往往继承父业。而他的兄长则在成年后即分出去自谋发展了。太王之世周为初兴的小国，同殷商相比国力极其悬殊，当时绝不能与殷商正面冲突。太王选择抵抗力小而又与商关系较疏远的地方进行殖民，以逐步培植国力，实为上策，所以他派太伯、仲雍沿江汉而至吴。”（《先秦史论稿》，第123页）我的老师许倬云基本赞成徐氏的意见，略加讨论后，说道：“泰伯、仲雍由渭河流域出来，经过汉水上游的河谷，进入湖北，其势不难，在湖北立足就未必容易。商人势力，可远到江西吴城。这支远征军也只有远趋长江下游，方可立足，后来周人克商之后，句吴这一着闲棋，没有发挥功用，但徐氏之说如果诚然，太王翦商的策略，实由泰伯仲雍南征为始。”（《先秦史》，第84页）另一位先秦史名家杨宽，也认为太伯的出走是为了周的发展布局，但方向有异，不是往南，而是朝北。杨氏说：“《史记》的传说，春秋时代已经存在，但是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太伯、仲雍是虞的始祖（‘虞’字从吴，古‘虞’‘吴’读音相同，实为一字分化。）所以，仲雍又称虞仲。《左传》僖公五年，记虞的开国历史：‘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嗣。’足以证明虞的始祖是太伯、虞仲。至于吴国，应该是虞的分支。从当时商周关系以及周对戎狄部族战斗形势来看，太王传位给季历，而让长子太伯、次子仲雍统率部分周族迁到今山西平陆以北，创建虞国，是一项很重要的战略措施。从虞国既可以向北开拓，向东又可以进人商朝京畿地区，向南越过黄河可以进入洛水流域，这样，就可以成为周向东方开拓的重要据点。”（《西周史》，第65～66页）
我们怎么教这件史事呢？依据春秋以来即有，太史公记入《史记》的说法讲述，还是认为那不是事实，不可再这么讲，改采现代学者的研究，加以介绍。个人以为，这不是我们教历史的重点，因为太伯出走不是一件大事，是否值得一讲都须考虑。重点在于怎样教历史，怎样在课堂处理历史这门知识，以便学生学习，且让我们观看八百年前朱熹怎么谈这个问题，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
二
朱熹讲《论语·泰伯篇》，阐释泰伯的至德，而“出走”就是讨论的重点。朱老师的讲述，以及师生之间的讨论，见于《朱子语类》，即学生上课所抄录的笔记。以下略作改写，原文请读该书的第三十五卷。
学生问：“泰伯的让，是因为知道文王将有天下，就让了呢？还是知道太王想要传位给季历才让呢？”朱老师答：“泰伯的意思都不是像你说的，泰伯只是见到父亲想要灭商，自己不能认同，也不愿这么做，只有出走。《左传》说‘泰伯不从，是以不嗣’，你看，‘不从’就是不肯听从太王灭商这件事。由于泰伯出走，只有传给季历，季历再传给了文王。这原来不是泰伯的意思，而后来周得天下，正是相反而相成。周国内有泰伯、虞仲，国外有伯夷、叔齐，都是持有异见，不肯去灭商。”
有学生问：“泰伯知道太王有取天下的大计；再说，季历的儿子有圣德，只有让位出走，是吗？”朱老师答：“泰伯只是不要太王有天下。”
又有学生问：“太王真的有灭商的大计吗？”朱老师答：“《诗经》里分明写道‘实始翦商’，很清楚了。”（按：“实始翦商”见于《诗经·鲁颂·闷宫》：“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文句非常清楚，朱子的《诗集传》未作任何注释）学生接着说：“恐怕是从结果推论原因吧。”朱老师说：“如果是由结果推原因，不应该用‘实始翦商’这么明白肯定的字句，你去看《左传》，‘泰伯不从，是以不嗣’也是说得很清楚明白。不过，这件事也难说，证据就是这一些，只是把孔子对泰伯的推崇，说得与推崇文王一样，还有伯夷、叔齐，都是展现了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都不为的大道理；太王与商汤、周武王，做的都是吊民伐罪，为天下除残贼的道理。常是道理，是天地的常经；变也是道理，是古今的变通。像太王见到商朝政事一天天败坏，知道商朝即将灭亡，有了把商朝灭掉的心志；泰伯则认为君臣上下，有其义理，不容侵犯，所以不从。二人各自依照自己的信念去做，只求心之所安，就是圣人也不能说一边对，另一边不对。”
三
朱熹的教学目标是泰伯为什么要出走，至于出走之后做了什么，成效如何，则不在讲述与讨论的范围。朱老师的论点是泰伯基于君臣之义，反对太王的翦商壮志。其实，这也不是历史课的教学重点，那么，重点何在呢？个人以为，重点在于朱熹如何展示他的论点，这是一个教学方法的运用，既充分显示自己对问题的主张，带领学生深入讨论，也可以让学生对于认识史事的过程，也就是如何取得“历史知识”的过程，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看到，朱老师的论点有其资料的证据，那就是《诗经》与《左传》上的有关记载，但朱老师也明白提醒学生，证据就这么一点，我们也只能尽量加以利用，作出解释。例如“实始翦商”，是一句非常肯定，而又清楚明白的话，自有其力量。《左传》的“泰伯不从，是以不嗣”也可以做同样的理解。泰伯的态度，在朱老师心中，就是孔子称颂的“至德”，是与文王一样。另一方面，朱老师并未因为肯定泰伯就否定太王，而是认为两者各有其理，一是正道，一是权变；没有何者对，何者错的疑虑；也就是说，从不同的角度观看，可以得出相同的评价。至于为什么太王、泰伯各有其理呢？那是因为二人都求心之所安。所以，探求人们心中的想法与信念，就成为深入理解历史的重要工作了。 埃利奥特强调统治者才能的培养，注意批判继承古典思想：
埃利奥特的公意是在遵循英国传统的基础上修改柏拉图理想公意。
三、英国统治阶层教育思想的来源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统治教育与欧洲大陆的学者保持着紧密联系：
15世纪意大利已经形成的教育理想被下一个世纪的伟大尼德兰人文主义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接受着、提高着和传播着。
英国的学者也与欧洲大陆有不少学习交流。埃利奥特对教育的的许多观点的形成是从阅读这些作品中形成的，他阅读了《论理性教育》《基督教君主的教育》《论儿童的教育》等。其他伊拉斯谟的作品某种程度启发了他，如《成语集》《基督徒军事手册》《论丰富》《日常用语》《反驳异教徒》《论基督教婚姻教育》《西塞罗主义》《论儿童的教养》和《格言》等。对于埃利奥特和伊拉斯谟：
在他们之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明确语法和修辞的基本原则超越所有其他研究。
意大利教育家弗吉里奥第一次系统地阐述文艺复兴教育思想，还有维多里诺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建立了第一个新式学校，西尔维乌斯也创办了几所大学，后来成为教皇庇护二世。更为人熟知的卡斯蒂利奥内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都直接和间接地传播到了英国，在统治阶层广为流传。
英国学者与意大利也有交流：
意大利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提供给了英国16世纪的绅士适当方式和训练的思想。
埃利奥特熟悉意大利文学和《廷臣论》：
毫无疑问，他是熟悉卡斯蒂利奥内的作品，并采用了一些他对谦虚绅士的观点作为与其他观点协解，有时候他自己作为英国绅士的实际作用的对立观点必须承担都铎政府的日常行政。
被埃利奥特融合了完美廷臣的特性与传统骑士美德精神——这些仍旧存活在英格兰且被接受为新人文主义——形成了理想英国绅士的肖像，具有美德、学问和良好举止的人担任公职。
马基雅维利和伊拉斯谟提出了统治者所需品质的非常不同的版本。马基雅维利强调了现实的权力和机会主义，而伊拉斯谟完全是传统的政治理想主义者并强调了君主教育的重要性：
正像文艺复兴后期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埃利奥特有时候运用“策略”这个词去提及那种道德法之外起作用的治国之才，并且与马基雅维利的名字慢慢地相联系。
他在一个地方讽刺性地评论诈骗和欺骗是有害的方式：
目前这样公共的实践，以致如果是小型的，被叫做政策，以及如果是大型的且看起来很重要，这就被称作为智慧。
在英格兰，莫尔的《乌托邦》强烈地重复了伊拉斯谟的语句。而埃利奥特汲取了两者的优点。
埃利奥特发表的《统治者》主要提供公民统治者的教育，某种程度上它是“英国统治阶级的教育和道德的手册”。埃利奥特认为统治者应当出身良好，并且接受的教育应当强调道德行为和自制能力。正如杰费里·班拓科认为这个影响是“一个精英守护人在柏拉图模式之后把知识和行动结合起来”，通过相关思想学科训练是美德行为的前提条件。在理论上至少“骑士”的教育因此结合在一起，“学者”的教育允许生产哲学统治者的可能性。斯金纳认为：
正是人文主义者首次将一种影响十分深远的信念引进到意大利以北的欧洲地区……正是他们首次成功地打破了统治阶级的教育与“学者的教育”之间存在已久的界限——在意大利已经消除了界限。
古典作家也是埃利奥特思想的重要来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普鲁塔克、昆体良、塞涅卡和伊索克拉底是《统治者》和埃利奥特其他作品的最为重要观点的首要来源：
它们对他的吸引不仅建立在对教育、道德和统治艺术等伟大问题看法的智慧上，而且也以一种崇高的口吻调和了这些观点并使得他们被真诚的基督徒接受。
在政治治国理念上，《统治者》指出：
更多人在最近的几年描述了理想社会作为一种融合了这种民主特征的成为公民的平等等级社会，作为所有法律中最必要的法律而言，一种“宪政”的社会主权，以及公众选举，以及这假想了私人财富的废除。作为反驳，埃利奥特认为有必要有等级区分，一个强大的君主，以及统治者阶层有特权，这种特权体现在一种来自他们所统治的人们的那种实质的支持和荣耀中。
《统治者》还揭露了研究埃利奥特的部分宗教观点：
埃利奥特精准的思索将证明他的一种认知功能，作为一个作家他正扮演着一种反牧师的角色。
宗教改革激发了埃利奥特的思考，认为宗教世俗化表现在这些人物如伊拉斯谟、路德和廷代尔所努力传播宗教文本所具有的重要宗教比喻意义。
四、英国统治阶层教育学说的影响
埃利奥特是一个关注英国命运的人：
㈣隐藏了对亨利八世离婚和国王顾问们的批评，在“柏拉图”对话中借助古代人物之口来表达自己观点。
这样间接的方式以咨统治者参考：
不管怎样，《统治者之书》中对君主制的赞扬代表了一个最早期英国革命间接论证之一。
埃利奥特写作目的是公众教育，事实上埃利奥特希望自己像弥尔顿，成为英国民族的导师。
与伊拉斯谟有些不同：
埃利奥特是更为民族主义，而伊拉斯谟可能是所有时代人中最具世界性眼光的人。埃利奥特也比伊拉斯谟对身体锻炼更为感兴趣。伊拉斯谟的理想是基督教君主，埃利奥特由于把古人理想化了，观点中从不脱离某种异教因素。
但两人共同受到古典思想的影響，都强调德行是统治者阶层所具备的品德。
埃利奥特为官之途并不顺利：
以1536年埃利奥特与莫尔的友谊情况可以来分析同一年埃利奥特写给克伦威尔的一封信。这封信不仅关于友谊的问题，也洗清了他被怀疑支持亨利宗教改革反对派的嫌疑。
可见他与莫尔交情未被提及：
在莫尔被判绞刑的时候，埃利奥特很小心保持自己与莫尔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莫尔的广泛通信中并没有提到埃利奥特。 伊拉斯谟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作为古典思想的主要解释者和异端和基督徒的生活观点的劝慰者，激发了埃利奥特的思想发展。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贵族的学校比固定的语法学校更为先进”，不断出现了一批统治治理著作。匿名者1555年出版《绅士培养教育》、詹姆士·克莱兰德于1603年出版《年轻贵族培养教育》中重申卡斯蒂利奥内和埃利奥特的教育观。阿什姆死后，1570年《学者》出版。亨利·皮卡姆1622年发表《完美绅士》，杜瑞发表《关于贵族和绅士的教育》。简·盖哈特1678年也出版《完美绅士》。埃利奥特之后英国君主教育著作之盛和之深可见一斑。
在《统治者》的影响下，英国的很多宫廷礼仪和教育的书籍在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斯一世时代涌现并且非常流行：
大多数作者重复了大量的埃利奥特的观点。许多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和詹姆斯一世时代的作者对于教育、政治理论和宫廷美德的认识通过阅读《统治者之书》已经得到了自我提升，不管他们是否直接借用了它。
埃利奥特认为德行是统治者所具备的重要品质：
它在1531年展现了受卡斯蒂利奥内类似概念的影响，并且在1531年和1580间存在七个版本。
而且实际上马基雅维利都没有放弃美德：
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的中心因此有一个纯粹古典信息，我们想要确保我们的自由和有利于公意，那答案就是根据美德。
埃利奥特在近代作出的思索受到欢迎，有利于政治与道德的进一步分离：
16世纪后期欧洲思想生活中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在一种学术道德科学即大学课程内容和人们真正参与在政府事业中的伦理和政治态度的分离。
总之，埃利奥特作为当时英格兰最有学识的人和最明智的人之一：
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开始为国王和国家在大使馆和公共事务方面服务。他的后半生致力于推崇真理和美德的写作。
埃利奥特做出了许多成就：
是在16世纪很流行而在接下来的世纪里是英国绅士的典范在位的真正贵族，拥有美德和接受了全套自由研究训练的良好行为和运用才智为他们国家谋福利。
美德是统治者的必备条件，也是伊拉斯谟和埃利奥特共同遵守的：
像伊拉斯謨，埃利奥特是与道德的“应该”而不是政治的“必须”来定义“统治者”的角色和特征。
通篇都可以看到他的理论的德行基石，这是以后英国统治教育的传统和重要借鉴内容。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1457-624l（2016）05-0013-04
一
太伯，太王的长子，仲雍与季历的长兄，由于季历的儿子昌（后来的文王）有圣德，太王想季历继位，再传给昌。于是太伯就与仲雍出走，到了南方的荆蛮之地，即后来的吴国，太伯就是吴太伯。这件事《史记》载于“世家”的第一篇，《论语·泰伯篇》亦载孔子的话：“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盛赞泰伯的逊让之德。略读中国旧书的人，无有不知，就是今天的中学生，也有知道的。
现代历史学者尊重这样的记载，但不相信它是事实。事实应该是怎样呢？太伯不是为了逊让而出走，他负有向外发展的重大使命。徐中舒，这位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师承王国维的著名学者就说：“所谓让国的说法，是后来的解释，其实乃是太王派年长的儿子去开拓殖民。后来的楚国以及蒙古，常传位于幼子而不传长子，因为幼子成长较晚，他总是和父亲住在一起，往往继承父业。而他的兄长则在成年后即分出去自谋发展了。太王之世周为初兴的小国，同殷商相比国力极其悬殊，当时绝不能与殷商正面冲突。太王选择抵抗力小而又与商关系较疏远的地方进行殖民，以逐步培植国力，实为上策，所以他派太伯、仲雍沿江汉而至吴。”（《先秦史论稿》，第123页）我的老师许倬云基本赞成徐氏的意见，略加讨论后，说道：“泰伯、仲雍由渭河流域出来，经过汉水上游的河谷，进入湖北，其势不难，在湖北立足就未必容易。商人势力，可远到江西吴城。这支远征军也只有远趋长江下游，方可立足，后来周人克商之后，句吴这一着闲棋，没有发挥功用，但徐氏之说如果诚然，太王翦商的策略，实由泰伯仲雍南征为始。”（《先秦史》，第84页）另一位先秦史名家杨宽，也认为太伯的出走是为了周的发展布局，但方向有异，不是往南，而是朝北。杨氏说：“《史记》的传说，春秋时代已经存在，但是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太伯、仲雍是虞的始祖（‘虞’字从吴，古‘虞’‘吴’读音相同，实为一字分化。）所以，仲雍又称虞仲。《左传》僖公五年，记虞的开国历史：‘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嗣。’足以证明虞的始祖是太伯、虞仲。至于吴国，应该是虞的分支。从当时商周关系以及周对戎狄部族战斗形势来看，太王传位给季历，而让长子太伯、次子仲雍统率部分周族迁到今山西平陆以北，创建虞国，是一项很重要的战略措施。从虞国既可以向北开拓，向东又可以进人商朝京畿地区，向南越过黄河可以进入洛水流域，这样，就可以成为周向东方开拓的重要据点。”（《西周史》，第65～66页）
我们怎么教这件史事呢？依据春秋以来即有，太史公记入《史记》的说法讲述，还是认为那不是事实，不可再这么讲，改采现代学者的研究，加以介绍。个人以为，这不是我们教历史的重点，因为太伯出走不是一件大事，是否值得一讲都须考虑。重点在于怎样教历史，怎样在课堂处理历史这门知识，以便学生学习，且让我们观看八百年前朱熹怎么谈这个问题，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
二
朱熹讲《论语·泰伯篇》，阐释泰伯的至德，而“出走”就是讨论的重点。朱老师的讲述，以及师生之间的讨论，见于《朱子语类》，即学生上课所抄录的笔记。以下略作改写，原文请读该书的第三十五卷。
学生问：“泰伯的让，是因为知道文王将有天下，就让了呢？还是知道太王想要传位给季历才让呢？”朱老师答：“泰伯的意思都不是像你说的，泰伯只是见到父亲想要灭商，自己不能认同，也不愿这么做，只有出走。《左传》说‘泰伯不从，是以不嗣’，你看，‘不从’就是不肯听从太王灭商这件事。由于泰伯出走，只有传给季历，季历再传给了文王。这原来不是泰伯的意思，而后来周得天下，正是相反而相成。周国内有泰伯、虞仲，国外有伯夷、叔齐，都是持有异见，不肯去灭商。”
有学生问：“泰伯知道太王有取天下的大计；再说，季历的儿子有圣德，只有让位出走，是吗？”朱老师答：“泰伯只是不要太王有天下。”
又有学生问：“太王真的有灭商的大计吗？”朱老师答：“《诗经》里分明写道‘实始翦商’，很清楚了。”（按：“实始翦商”见于《诗经·鲁颂·闷宫》：“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文句非常清楚，朱子的《诗集传》未作任何注释）学生接着说：“恐怕是从结果推论原因吧。”朱老师说：“如果是由结果推原因，不应该用‘实始翦商’这么明白肯定的字句，你去看《左传》，‘泰伯不从，是以不嗣’也是说得很清楚明白。不过，这件事也难说，证据就是这一些，只是把孔子对泰伯的推崇，说得与推崇文王一样，还有伯夷、叔齐，都是展现了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都不为的大道理；太王与商汤、周武王，做的都是吊民伐罪，为天下除残贼的道理。常是道理，是天地的常经；变也是道理，是古今的变通。像太王见到商朝政事一天天败坏，知道商朝即将灭亡，有了把商朝灭掉的心志；泰伯则认为君臣上下，有其义理，不容侵犯，所以不从。二人各自依照自己的信念去做，只求心之所安，就是圣人也不能说一边对，另一边不对。”
三
朱熹的教学目标是泰伯为什么要出走，至于出走之后做了什么，成效如何，则不在讲述与讨论的范围。朱老师的论点是泰伯基于君臣之义，反对太王的翦商壮志。其实，这也不是历史课的教学重点，那么，重点何在呢？个人以为，重点在于朱熹如何展示他的论点，这是一个教学方法的运用，既充分显示自己对问题的主张，带领学生深入讨论，也可以让学生对于认识史事的过程，也就是如何取得“历史知识”的过程，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看到，朱老师的论点有其资料的证据，那就是《诗经》与《左传》上的有关记载，但朱老师也明白提醒学生，证据就这么一点，我们也只能尽量加以利用，作出解释。例如“实始翦商”，是一句非常肯定，而又清楚明白的话，自有其力量。《左传》的“泰伯不从，是以不嗣”也可以做同样的理解。泰伯的态度，在朱老师心中，就是孔子称颂的“至德”，是与文王一样。另一方面，朱老师并未因为肯定泰伯就否定太王，而是认为两者各有其理，一是正道，一是权变；没有何者对，何者错的疑虑；也就是说，从不同的角度观看，可以得出相同的评价。至于为什么太王、泰伯各有其理呢？那是因为二人都求心之所安。所以，探求人们心中的想法与信念，就成为深入理解历史的重要工作了。 埃利奥特强调统治者才能的培养，注意批判继承古典思想：
埃利奥特的公意是在遵循英国传统的基础上修改柏拉图理想公意。
三、英国统治阶层教育思想的来源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统治教育与欧洲大陆的学者保持着紧密联系：
15世纪意大利已经形成的教育理想被下一个世纪的伟大尼德兰人文主义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接受着、提高着和传播着。
英国的学者也与欧洲大陆有不少学习交流。埃利奥特对教育的的许多观点的形成是从阅读这些作品中形成的，他阅读了《论理性教育》《基督教君主的教育》《论儿童的教育》等。其他伊拉斯谟的作品某种程度启发了他，如《成语集》《基督徒军事手册》《论丰富》《日常用语》《反驳异教徒》《论基督教婚姻教育》《西塞罗主义》《论儿童的教养》和《格言》等。对于埃利奥特和伊拉斯谟：
在他们之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明确语法和修辞的基本原则超越所有其他研究。
意大利教育家弗吉里奥第一次系统地阐述文艺复兴教育思想，还有维多里诺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建立了第一个新式学校，西尔维乌斯也创办了几所大学，后来成为教皇庇护二世。更为人熟知的卡斯蒂利奥内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都直接和间接地传播到了英国，在统治阶层广为流传。
英国学者与意大利也有交流：
意大利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提供给了英国16世纪的绅士适当方式和训练的思想。
埃利奥特熟悉意大利文学和《廷臣论》：
毫无疑问，他是熟悉卡斯蒂利奥内的作品，并采用了一些他对谦虚绅士的观点作为与其他观点协解，有时候他自己作为英国绅士的实际作用的对立观点必须承担都铎政府的日常行政。
被埃利奥特融合了完美廷臣的特性与传统骑士美德精神——这些仍旧存活在英格兰且被接受为新人文主义——形成了理想英国绅士的肖像，具有美德、学问和良好举止的人担任公职。
马基雅维利和伊拉斯谟提出了统治者所需品质的非常不同的版本。马基雅维利强调了现实的权力和机会主义，而伊拉斯谟完全是传统的政治理想主义者并强调了君主教育的重要性：
正像文艺复兴后期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埃利奥特有时候运用“策略”这个词去提及那种道德法之外起作用的治国之才，并且与马基雅维利的名字慢慢地相联系。
他在一个地方讽刺性地评论诈骗和欺骗是有害的方式：
目前这样公共的实践，以致如果是小型的，被叫做政策，以及如果是大型的且看起来很重要，这就被称作为智慧。
在英格兰，莫尔的《乌托邦》强烈地重复了伊拉斯谟的语句。而埃利奥特汲取了两者的优点。
埃利奥特发表的《统治者》主要提供公民统治者的教育，某种程度上它是“英国统治阶级的教育和道德的手册”。埃利奥特认为统治者应当出身良好，并且接受的教育应当强调道德行为和自制能力。正如杰费里·班拓科认为这个影响是“一个精英守护人在柏拉图模式之后把知识和行动结合起来”，通过相关思想学科训练是美德行为的前提条件。在理论上至少“骑士”的教育因此结合在一起，“学者”的教育允许生产哲学统治者的可能性。斯金纳认为：
正是人文主义者首次将一种影响十分深远的信念引进到意大利以北的欧洲地区……正是他们首次成功地打破了统治阶级的教育与“学者的教育”之间存在已久的界限——在意大利已经消除了界限。
古典作家也是埃利奥特思想的重要来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普鲁塔克、昆体良、塞涅卡和伊索克拉底是《统治者》和埃利奥特其他作品的最为重要观点的首要来源：
它们对他的吸引不仅建立在对教育、道德和统治艺术等伟大问题看法的智慧上，而且也以一种崇高的口吻调和了这些观点并使得他们被真诚的基督徒接受。
在政治治国理念上，《统治者》指出：
更多人在最近的几年描述了理想社会作为一种融合了这种民主特征的成为公民的平等等级社会，作为所有法律中最必要的法律而言，一种“宪政”的社会主权，以及公众选举，以及这假想了私人财富的废除。作为反驳，埃利奥特认为有必要有等级区分，一个强大的君主，以及统治者阶层有特权，这种特权体现在一种来自他们所统治的人们的那种实质的支持和荣耀中。
《统治者》还揭露了研究埃利奥特的部分宗教观点：
埃利奥特精准的思索将证明他的一种认知功能，作为一个作家他正扮演着一种反牧师的角色。
宗教改革激发了埃利奥特的思考，认为宗教世俗化表现在这些人物如伊拉斯谟、路德和廷代尔所努力传播宗教文本所具有的重要宗教比喻意义。
四、英国统治阶层教育学说的影响
埃利奥特是一个关注英国命运的人：
㈣隐藏了对亨利八世离婚和国王顾问们的批评，在“柏拉图”对话中借助古代人物之口来表达自己观点。
这样间接的方式以咨统治者参考：
不管怎样，《统治者之书》中对君主制的赞扬代表了一个最早期英国革命间接论证之一。
埃利奥特写作目的是公众教育，事实上埃利奥特希望自己像弥尔顿，成为英国民族的导师。
与伊拉斯谟有些不同：
埃利奥特是更为民族主义，而伊拉斯谟可能是所有时代人中最具世界性眼光的人。埃利奥特也比伊拉斯谟对身体锻炼更为感兴趣。伊拉斯谟的理想是基督教君主，埃利奥特由于把古人理想化了，观点中从不脱离某种异教因素。
但两人共同受到古典思想的影響，都强调德行是统治者阶层所具备的品德。
埃利奥特为官之途并不顺利：
以1536年埃利奥特与莫尔的友谊情况可以来分析同一年埃利奥特写给克伦威尔的一封信。这封信不仅关于友谊的问题，也洗清了他被怀疑支持亨利宗教改革反对派的嫌疑。
可见他与莫尔交情未被提及：
在莫尔被判绞刑的时候，埃利奥特很小心保持自己与莫尔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莫尔的广泛通信中并没有提到埃利奥特。 伊拉斯谟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作为古典思想的主要解释者和异端和基督徒的生活观点的劝慰者，激发了埃利奥特的思想发展。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贵族的学校比固定的语法学校更为先进”，不断出现了一批统治治理著作。匿名者1555年出版《绅士培养教育》、詹姆士·克莱兰德于1603年出版《年轻贵族培养教育》中重申卡斯蒂利奥内和埃利奥特的教育观。阿什姆死后，1570年《学者》出版。亨利·皮卡姆1622年发表《完美绅士》，杜瑞发表《关于贵族和绅士的教育》。简·盖哈特1678年也出版《完美绅士》。埃利奥特之后英国君主教育著作之盛和之深可见一斑。
在《统治者》的影响下，英国的很多宫廷礼仪和教育的书籍在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斯一世时代涌现并且非常流行：
大多数作者重复了大量的埃利奥特的观点。许多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和詹姆斯一世时代的作者对于教育、政治理论和宫廷美德的认识通过阅读《统治者之书》已经得到了自我提升，不管他们是否直接借用了它。
埃利奥特认为德行是统治者所具备的重要品质：
它在1531年展现了受卡斯蒂利奥内类似概念的影响，并且在1531年和1580间存在七个版本。
而且实际上马基雅维利都没有放弃美德：
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的中心因此有一个纯粹古典信息，我们想要确保我们的自由和有利于公意，那答案就是根据美德。
埃利奥特在近代作出的思索受到欢迎，有利于政治与道德的进一步分离：
16世纪后期欧洲思想生活中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在一种学术道德科学即大学课程内容和人们真正参与在政府事业中的伦理和政治态度的分离。
总之，埃利奥特作为当时英格兰最有学识的人和最明智的人之一：
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开始为国王和国家在大使馆和公共事务方面服务。他的后半生致力于推崇真理和美德的写作。
埃利奥特做出了许多成就：
是在16世纪很流行而在接下来的世纪里是英国绅士的典范在位的真正贵族，拥有美德和接受了全套自由研究训练的良好行为和运用才智为他们国家谋福利。
美德是统治者的必备条件，也是伊拉斯谟和埃利奥特共同遵守的：
像伊拉斯謨，埃利奥特是与道德的“应该”而不是政治的“必须”来定义“统治者”的角色和特征。
通篇都可以看到他的理论的德行基石，这是以后英国统治教育的传统和重要借鉴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