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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一个老朋友也是好朋友，就是《江苏教育》。她陪伴着我的阅读与写作，既给我提供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最新资讯，也为我提供教育教学研究的前沿话题。更重要的是，在我所发表的300多篇文章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发表在《江苏教育》上。
1986年11月，我接到《江苏教育》中学版朱爱华老师的电话，约我就“教育评价”写一组文章，可先列一提纲交给她。接到这样的约稿“大单”，对我来说可真是受宠若惊。当时，我在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不到三年，也就是一毛头小伙子，忽然接到像《江苏教育》这样的大牌杂志约稿，自然不敢懈怠，很快列出12个专题的提纲交给了朱爱华老师。自此，我常常在下班之后，认真阅读和学习收集到的文献，参考大量资料，反复推敲每篇文章的写作主题、内容表述。最终我和同事汪仁合作，顺利完成了12期的约稿。这样的一次约稿经历，为我建立了起步阶段的学术自信，并影响了我一生的职业生涯。从那时起，我就对《江苏教育》有了特别的亲近之感和深深的感恩之心。
《江苏教育》是专题策划的高手，几乎每年都会推出几个根据时代发展、教育变革所产生的新鲜话题。同时，为了使话题能够充分展开，《江苏教育》会故意选择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表述，或相同立场的不同实践形成的话语。一般都设一个“点评专家”，以扩展视野、增强理论或理性含量。我有幸被选中几次，印象比较深的有“南通教育现象”“学校管理企业化”“名校发展”“校长发展专业化”“表现性评价”等专题的研讨。说实在话，很多选题并不是我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掌握大量的背景知识，现场梳理和概括不同的实践探索和表达方式，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并明确表达自己的想法。每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都在经历一次“微型”研究过程，需要把自已从日常琐碎的工作和生活中抽离出来，调整思考的焦距以全神贯注于一个问题，或将一种不起眼的观点用“放大镜”放大，或将一个实践片段用“显微镜”看细，或通过比较和鉴别发现新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尽可能地洞悉教育的真义和本质。每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我的情绪和状态似乎完全被激活了，思想和情感处于一种亢奋中。
更多的时候，《江苏教育》以专题的形式推出基层县区和学校改革实践，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探索典型或样态进行推荐和宣传，而我也有幸成为点评专家之一。这样的专题范围可大可小，大的可以是一种区域推进，小的可以是一所学校或一群人的实践和作为；可远可近，有的探索經历了多年甚至几十年，有的探索则是近期忽然涌现出来；可虚可实，有的侧重于思想、观念和理想的构建，有的则是一种实体和实践的重构。作为点评专家，我以特定的方式先一步接触到这些鲜活的富有激情和创造的实践案例，并常常感到束手无策，无法动笔。这可是个高度“烧脑”的活：既要弄清和把握实践本身，又要能分离出具有普适意义的亮点和新意；既要发现实践的合理性，又要揭示出实践的原创性；既要发现实践的局限性，还得在特定的框架下进一步阐明发展和提升的可能性。因而，每一次点评都是一次向实践学习、向他人学习、向典型学习的机会，每一次点评也是激活我的思考并将自己融入他地、他人实践中的过程，还是我不断扩展自己的思考容量、思考空间、思考水平的结果。在我的内心深处，特别感谢《江苏教育》给了我很多的机会，让我有可能通过点评感受和欣赏到江苏各地丰富多彩的改革实践，以点评专家这样一种独特的身份，不断打磨和训练自身的思维，让我保持与时代基本同步，保持着一种对现实的敏感性和理论解释的有效性。
《江苏教育》还以“特稿”或“特约”的方式，发表了我撰写的一系列研究性论文和报告，如结合“十一五”“十二五”，我对江苏基础教育发展与改革进行预测和回顾，以及和教育现代化与素质教育有关的研究论文，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江苏素质教育调研报告》。我很明白，之所以选择我来执笔，是因为我在职时曾参与了省里、厅里相关政策的设计和策划，具有重大事件知情人与见证人的身份。然而，有很多文章则是作为一个研究者的自主选择，如自2002年开始，我先在《江苏教育》上发表了关于学校文化建设的研究文章，接着又连续在《江苏教育》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多数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又如，在我退休后，《江苏教育》又专门发表了我撰写的四篇关于“学校教育专业化”的文章。最令我感动的是，我于2013年读完存在主义哲学家尼尔斯·托马森的著作《幸福与不幸》一书后，十分激动，立即结合教育实际写下一篇长文《幸福教育的可能性》，闷在电脑里长达半年之久。后来朱从卫老师打我电话索稿，我就把这篇文章给了他，果真在《江苏教育》发表了。我一直以为这是我写的好文章之一，除这一篇外，还有《教育的布波族》《想象的异邦》《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判断力》《享受自由而欢乐的教学》《“好玩”可以是一种教育追求吗》等。正因为《江苏教育》的大度和宽容，接纳并认可了很多我具有个性化表达的思考。
在纪念《江苏教育》创刊七十周年的日子里，仅用“激活”这个词来形容这本杂志的功效是不够全面和充分的。我们可以用很多词来描述：可以说“见证”，《江苏教育》“见证”了江苏教育发展与改革的七十年风雨历程；可以说“记录”，《江苏教育》“记录”了江苏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可以说“推动”，《江苏教育》以大众媒体的特有方式“推动”了江苏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可以说“汇聚”，《江苏教育》“汇聚”了官方与民间、行政与学校、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智慧与能力……而我更愿意从个人职业生涯的角度，更偏爱用“激活”这个词来形容省内外许许多多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的一种“共通”感受：因阅读、写文、发文于《江苏教育》而处于思想和情感的高度激发状态，从而使自己的教育生活和职业生涯变得更有情趣、更有品位、更有意义。
（作者系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1986年11月，我接到《江苏教育》中学版朱爱华老师的电话，约我就“教育评价”写一组文章，可先列一提纲交给她。接到这样的约稿“大单”，对我来说可真是受宠若惊。当时，我在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不到三年，也就是一毛头小伙子，忽然接到像《江苏教育》这样的大牌杂志约稿，自然不敢懈怠，很快列出12个专题的提纲交给了朱爱华老师。自此，我常常在下班之后，认真阅读和学习收集到的文献，参考大量资料，反复推敲每篇文章的写作主题、内容表述。最终我和同事汪仁合作，顺利完成了12期的约稿。这样的一次约稿经历，为我建立了起步阶段的学术自信，并影响了我一生的职业生涯。从那时起，我就对《江苏教育》有了特别的亲近之感和深深的感恩之心。
《江苏教育》是专题策划的高手，几乎每年都会推出几个根据时代发展、教育变革所产生的新鲜话题。同时，为了使话题能够充分展开，《江苏教育》会故意选择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表述，或相同立场的不同实践形成的话语。一般都设一个“点评专家”，以扩展视野、增强理论或理性含量。我有幸被选中几次，印象比较深的有“南通教育现象”“学校管理企业化”“名校发展”“校长发展专业化”“表现性评价”等专题的研讨。说实在话，很多选题并不是我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掌握大量的背景知识，现场梳理和概括不同的实践探索和表达方式，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并明确表达自己的想法。每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都在经历一次“微型”研究过程，需要把自已从日常琐碎的工作和生活中抽离出来，调整思考的焦距以全神贯注于一个问题，或将一种不起眼的观点用“放大镜”放大，或将一个实践片段用“显微镜”看细，或通过比较和鉴别发现新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尽可能地洞悉教育的真义和本质。每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我的情绪和状态似乎完全被激活了，思想和情感处于一种亢奋中。
更多的时候，《江苏教育》以专题的形式推出基层县区和学校改革实践，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探索典型或样态进行推荐和宣传，而我也有幸成为点评专家之一。这样的专题范围可大可小，大的可以是一种区域推进，小的可以是一所学校或一群人的实践和作为；可远可近，有的探索經历了多年甚至几十年，有的探索则是近期忽然涌现出来；可虚可实，有的侧重于思想、观念和理想的构建，有的则是一种实体和实践的重构。作为点评专家，我以特定的方式先一步接触到这些鲜活的富有激情和创造的实践案例，并常常感到束手无策，无法动笔。这可是个高度“烧脑”的活：既要弄清和把握实践本身，又要能分离出具有普适意义的亮点和新意；既要发现实践的合理性，又要揭示出实践的原创性；既要发现实践的局限性，还得在特定的框架下进一步阐明发展和提升的可能性。因而，每一次点评都是一次向实践学习、向他人学习、向典型学习的机会，每一次点评也是激活我的思考并将自己融入他地、他人实践中的过程，还是我不断扩展自己的思考容量、思考空间、思考水平的结果。在我的内心深处，特别感谢《江苏教育》给了我很多的机会，让我有可能通过点评感受和欣赏到江苏各地丰富多彩的改革实践，以点评专家这样一种独特的身份，不断打磨和训练自身的思维，让我保持与时代基本同步，保持着一种对现实的敏感性和理论解释的有效性。
《江苏教育》还以“特稿”或“特约”的方式，发表了我撰写的一系列研究性论文和报告，如结合“十一五”“十二五”，我对江苏基础教育发展与改革进行预测和回顾，以及和教育现代化与素质教育有关的研究论文，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江苏素质教育调研报告》。我很明白，之所以选择我来执笔，是因为我在职时曾参与了省里、厅里相关政策的设计和策划，具有重大事件知情人与见证人的身份。然而，有很多文章则是作为一个研究者的自主选择，如自2002年开始，我先在《江苏教育》上发表了关于学校文化建设的研究文章，接着又连续在《江苏教育》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多数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又如，在我退休后，《江苏教育》又专门发表了我撰写的四篇关于“学校教育专业化”的文章。最令我感动的是，我于2013年读完存在主义哲学家尼尔斯·托马森的著作《幸福与不幸》一书后，十分激动，立即结合教育实际写下一篇长文《幸福教育的可能性》，闷在电脑里长达半年之久。后来朱从卫老师打我电话索稿，我就把这篇文章给了他，果真在《江苏教育》发表了。我一直以为这是我写的好文章之一，除这一篇外，还有《教育的布波族》《想象的异邦》《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判断力》《享受自由而欢乐的教学》《“好玩”可以是一种教育追求吗》等。正因为《江苏教育》的大度和宽容，接纳并认可了很多我具有个性化表达的思考。
在纪念《江苏教育》创刊七十周年的日子里，仅用“激活”这个词来形容这本杂志的功效是不够全面和充分的。我们可以用很多词来描述：可以说“见证”，《江苏教育》“见证”了江苏教育发展与改革的七十年风雨历程；可以说“记录”，《江苏教育》“记录”了江苏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可以说“推动”，《江苏教育》以大众媒体的特有方式“推动”了江苏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可以说“汇聚”，《江苏教育》“汇聚”了官方与民间、行政与学校、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智慧与能力……而我更愿意从个人职业生涯的角度，更偏爱用“激活”这个词来形容省内外许许多多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的一种“共通”感受：因阅读、写文、发文于《江苏教育》而处于思想和情感的高度激发状态，从而使自己的教育生活和职业生涯变得更有情趣、更有品位、更有意义。
（作者系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