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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脚城市》
  最后的人类大迁徙与我们的未来
  [加] 道格·桑德斯 著
  陈信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在实现城市化的进程上,2030年之前全世界还要再增加15-20个百分点,也就是在未来不到15年的时间里,还有2-2.5个亿以上的农村人口(不考虑人口的自然增长)要成为城市居民,相当于3个德国的人口数(德国是欧盟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如何实现这样庞大的人口迁徙,正考验着我们的城市治理者。
  1995年,桑德斯加入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al and Mail),现任《环球邮报》国际事务专栏作家。本书是他从2004年起担任《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以后,利用工作上的机会,走遍5大洲20几个城市,针对人口迁徙所做的观察分析。报道文学式的文字可读性极高,曾获得唐纳奖(Donner Prize)、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肖内西奖(Shaughnessy Cohen Prize for Political Writing)等加拿大国际关系与全球事务领域的新闻著作奖项。
  值得一提的是,桑德斯是在对《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所做的专访之后,受其城市内在多样性的主张极大的启发,才萌生了撰写《落脚城市》的念头。在接受《法治周末》的专访里,桑德斯曾经说到,雅各布斯认为城市的治理者应该让城市各种功能夹杂其中,由其中的人们来决定怎么分布、怎么发展,而不是强行抹掉。他告诉记者:“人们应该意识到,这样的地方也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在里面。这点我深受雅各布斯的影响,和她是一致的。”
  《落脚城市》这本书你可以当它是一本传记文学,也可以当它是一本社会学、人口学、城市治理、社会福利、公共政策等各种方面的书来看。
  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的应该对这本书的叙事方式不陌生。作者以第三人称的观察者角度,带领读者跟着文字所描绘出来的镜头,进入分布在地球上的二十几个城市与农村,甚至跨越时空回到近代欧洲的几个关键历史场景,归纳出几个概念与结论:
  1.落脚城市自古有之;2.落脚城市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3.落脚城市是把双刃剑,可促进城市的良性发展也可能成为城市的问题所在;4.正面解读落脚城市,可以帮助治理者更好地推进城市的发展。
  开篇第一章就从重庆的六公里说起,让中国的读者倍感亲切,作者也是用这一篇带出所谓“落脚城市”的概念。六公里,这个地名源自抗战时期为了打通大后方到中南半岛的运输路线所建的中缅公路,起点零公里在重庆海棠溪。到了1995年,六公里从一个前后不着的荒村摇身一变成为农村居民迁徙进城的一个目的地。
  桑德斯所研究的落脚城市就是这样一个连接着农村与城市,连接着贫穷与富裕、落后与进步的地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会以为城市里的贫民窟就是落脚城市,其实是有区别的。有的落脚城市可能会像贫民窟一样很脏、很乱,卫生很差,但不是所有的贫民窟都是落脚城市。生活在落脚城市当中的人,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从底层到中产阶级”。他们可以牺牲整整一代人的幸福,就是要让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就是要把下一代推上中产阶级的地位。
  就如同桑德斯所总结的各种形态的落脚城市都有一个共性,落脚城市的居民一脚踩进了城市,另一脚还在老家的农村里。踩进城市的一只脚要为在城里开创更好的明天努力,要为孩子的教育以及未来努力;留在农村的那一只脚,一方面是往老家输送钱粮,一方面是为将来留下一条退路。从这个角度进入之后,就很容易理解落脚城市的积极面作用,以及研究它的必要性。
  桑德斯认为,城市化是人类最终的解决方案。而落脚城市是最符合自然生态韵律的城市化途径。
  从书中所提供的几十个落脚城市个案,读者可以自己对照每个落脚城市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甚至于也可以自己做延伸研究,职业属性相关的读者更可深入研究归纳相关个案,有兴趣的可以跟桑德斯写邮件进行对话交流,这是他公布在网上的工作邮箱:dsaunders@globeandmail.com。
  中国读者除了重庆六公里案例之外,也可以很快地从目录中找到另外一个中国的案例——深圳,只是这个案例是另一种案例:无法落脚的城市。从这些或者正面或者反面的案例当中,读者可以很容易地领略落脚城市的治理关键在哪里,从而得到一些启发,对于城市治理者来说是相当有意义的。
  在约翰·史坦贝克的史诗级文学巨作《愤怒的葡萄》里,主人公一家被迫背井离乡前往应许之地盛产水果的加州,沿途被当成难民、流民驱赶,活脱脱讲了一个数千年的贫民窟的故事。城市治理者不要他们,因为他们给城市带来不好的形象,还给他们带来很多治理的难题;城市居民不接受他们,除了认为他们有碍观瞻之外,更主要的是社会底层会因为他们的存在直接影响他们的工作,因为这群流民象征着更低的工资要求。
  但在最近的一部电影《布鲁克林》里面,远从爱尔兰横渡大西洋来到纽约布鲁克林区落脚的一波又一波的爱尔兰后裔,他们有一块接受他们的土地,有一群互相帮助的乡亲,就像几百年来遍布南洋数千万从大陆沿海过去的华裔侨民,他们接力赛似的移民运动,凭借着移民者本身的努力与乡亲的团结协助,不仅在新生地落了户养活了自己,照顾了家庭,更有富裕的经济能力资助了原乡的父老。同时,城市治理者应该关注的,这群人为城市提供了殷实的服务。看看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城市里快递没人送了,馆子里没人端盘子了,电脑坏了没人修了。这就是桑德斯书里很主要的一个观点:衡量一座落脚城市的标准——只要其中的人口有进有出,而且居民不论选择离开或是留下,都经过这里的滋养而资历成熟,并且为都市生活作出贡献,那么这座落脚城市就确实发挥了作用。
  2011年另有两本探讨人口迁徙的著作同时出版,分别是罗伦斯·史密斯的《2050人类大迁徙》和爱德华·格莱泽的《城市的胜利》,他们两位一个从科学报道的角度,一个从人口学、社会学、城市规划者的角度,都分别提出人口往城市迁徙的结论。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从乡村往城市迁徙是一个必然的大趋势。导致迁徙的原因,过去与未来的不尽相同,对城市治理者所赋予的压力则一样越来越艰巨;从微观的角度来说,落脚城市的机能与如何治理,答案似乎比执行要明确得多,端看城市治理者本身的着眼点以及治世的眼光而定。城市跟人一样,是活的有机体,有它内部的逻辑。城镇化能不能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胜着,主要在于如何审慎推动人口流动,把更多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让他们享有更多的福利与便利,以回应他们为城市所作出的贡献。
  1968年台东红叶国小少棒队以7∶0的悬殊比数击败由日本关西地方选拔出来的日本少棒明星队的时候,跟所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农村家庭一样,笔者的家正忙着从台湾中部的农村迁到台北淡水河的沙洲岛-社子岛上,展开我们家的城市化之旅。住在这沙洲岛上的百姓,靠着较低的房租、较低的物价水平,才得以顺利养活自己、教育孩子、间或反馈乡下老家。笔者亲眼看到这里辛勤的人们脱贫致富搬到城里较好的住宅区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也看到隔壁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孩子击败家境较好的城里同学考取前三志愿的学校。
  落脚城市的百姓从生存的动机上就比家境好的城里人要迫切,也因此更容易激发向上的驱动力。反过来如果将他们推到生死存亡的边缘,所可能引发的反弹也会是很不好收拾的。
  桑德斯在本书的序文里就说道“落脚城市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暴力冲突的爆发地。”城市治理者若能认知落脚城市所具备的这种属性,应该创造更好的机会给居住在这里面的较贫困人口,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实现他们对所处城市的贡献。如果一座城市能够持续地吸引比较贫困的人口迁徙到它的落脚城市来,帮助他们实现更美好的生活,他们离开的同时还继续有新的贫困人口移入,这说明这座城市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为全体市民提供了更好的公共服务,以及生活的美好。那么这就是一座成功的城市了。
  (责任编辑: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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