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深圳报业集团发起了“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评选活动。在103条海选口号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最终全票当选十大观念之首。但鲜少有人知道，这条如今家喻户晓的口号，在最早被提出时经历的一波三折。
　　1981年春，蛇口工业区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展了一年半的时间。总指挥袁庚此时除了忙着工地进度、预算等的事务性工作，还琢磨着精神层面的事情。他想提炼出一个最能体现当下蛇口人精神风貌的警句或格言，捕捉蛇口改革开放的精魂，起一点凝聚力和号召力的作用。
　　那年的3月下旬，在一次从香港到蛇口的日常行程途中，他灵光乍现，写下了24字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
　　一星期后，口号前两句“上墙”了：一块用红漆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三合板，竖立在了指挥部几栋楼房前面。这，是这句日后全国上下耳熟能详的口号第一次公开亮相。但木板问世后不过两三天，很多人还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就被当地的农民拆下来当柴火烧了。
　　大半年后，在蛇口最热闹的商业街，再次竖起了一块一人多高的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理！”这次，牌子被更多人注意到了，议论随之而来。
　　80年代早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走得还有些反复。第二年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视察蛇口时，乘车看到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便一边看一边念，一旁的袁庚说，“写这标语时，我就准备戴帽子了，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口号。”谷牧听后没说话，笑了笑。
　　此时，正值有关特区的争议再起之时，出于对形势的顾虑，也为了避免牵连他人，袁庚再三考虑之后，还是私下授意让人把这块牌子拆掉。
　　这是作家涂俏在其所著传记《袁庚传奇》一书中，提到的一则往事。
　　改革开放，因为它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显著成效，而在人们的认知中被增添了很多让人心潮澎湃的亮丽色彩。但改革的曲折过程，特别是初始阶段的筚路蓝缕，却很少得到集中的细致书写。
　　一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现在听起來稀松平常的口号，在最初提出时，经历了意识形态层面的种种质疑，也因为改革初期政治探索的来回反复，几度被撤下。最后在1984年，邓小平视察蛇口工业区，对口号表示肯定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

　　一个口号尚且如此，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的蛇口工业区，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从正式确立到投入建设的历程，只会比一个口号的推广经历更加曲折，也充满更多来自各方的阻力。
　　工业区总指挥袁庚当时经受的压力，可能超出现在人们所想。《袁庚传奇》还原了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
　　蛇口工业区最初诞生于香港招商局一次大胆的冒险。1978年6月，刚过了“耳顺”之年的袁庚，受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委派，前往香港招商局进行调研。8月返京，他“带回”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
　　这份请示，提出了历史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洋务运动的招商局的改革方针：“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并同时首次提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的对外开放建议。
　　为了重新激活招商局，袁庚做出的重要一步，就是为招商局寻找一块可以施展拳脚的基地。这块招商局原来的“后勤基地”，后来换了个名头成为了“工业区”。“工业区”最终选址与香港一水之隔的宝安县蛇口，因为这里有比港澳更加丰富的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
　　招商局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意图和计划，得到了当时国家领导层的支持。1979年1月31日，时任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对着等待批复的袁庚，在一张地图上划下了两根线，圈出了当时还属于宝安县的南头半岛的根部，“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考虑到资金压力，袁庚最终只要了南头半岛南端的蛇口，面积300亩。
　　此后，关于深圳改革开放的故事，在这300亩的土地上，开始谱写。
　　关于特区起飞的故事，现在看起来波澜壮阔，激动人心。但对于改革的先行者、推动者而言，在改革的开始，经历到的便只有艰险的“波澜”。
　　70年代末的蛇口还只是个一穷二白的海滨小镇，袁庚和那些来到蛇口的建设者们，需要在一片荒郊野岭开凿出一个未来引擎轰隆的工业区，这其中可能存在的困难和艰苦可想而知。
　　但更大的困难来自于改革在当时带来的政治风险。蛇口工业区开始建设快4月，1979年5月1日，交通部当时有一位副部长前往香港招商局视察，袁庚邀请他到蛇口看看。但这位副部长似乎对蛇口不太感兴趣，只看了15分钟，便急切赶回香港，突击检查袁庚的住处。
　　原来，在北京，交通部机关关于袁庚被资本主义腐蚀的流言，已经在内部疯传，一些传闻称袁庚在香港拥有豪华别墅。 　　这只是袁庚当时经历的一些政治风波的一个小章节。除了被扣上“腐化堕落”的帽子外，袁庚还曾因引进境外资金、技术和管理发展生产，而被人检举“里通外国”。
　　但袁庚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建设蛇口工业区的坚持。这种强烈的使命感，有一部分来自于蛇口海边的“骷髅头”。
　　80年代初，逃港潮余波未息。不少人从蛇口下海，冒死游向海湾对岸的香港，寻找更好的生活条件。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抵达，一些逃港者不幸葬身大海，尸首被海潮又送回到起点处蛇口海滩。
　　有一次，袁庚在一处海湾看到，一群大学毕业刚分配到蛇口的年轻建设者，把从海边捡来的骷髅头堆在一起，围着骨头嬉笑打闹。袁庚当即对着这群年轻人怒吼，“我命令你们，把这堆骨头给我埋掉！深深地埋掉！”

　　中国要走向世界，首先要做到的是以广阔的胸怀去接纳讯息，善于接受一切有用的外来事物，不以片面意识自我束缚。“大锅饭”是使懒惰的人剥削了勤奋的人，愚昧者剥削了聪明人，没有知识的人剥削了有知识的人。现在我们掌权了，倘若不能严于律己，就有可能被权力所腐蚀。我们把蛇口这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地方作为一个实验场所，看看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看此路通不通。我想，蛇口的希望就在于，在光明中能够揭露黑暗，在前进中能够看到落后。我们评价历史，历史也会评价我们的。我们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暴露自己的弱点，因为如果不改善，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袁庚语录节选

　　当晚，袁庚紧急召集指挥部全体成员开会。他再次讲到了当天下午发生的事情，眼含泪水，神情忧戚：
　　“你们知道那些尸骨是什么人吗？他们都是你的同龄人。只是为了生存，冒死渡向对岸……我年轻时，率领炮兵部队解放这个地方的时候，这里好像比现在还富。现在，怎么比那个时候还穷？我们怎么能对得起我们的老百姓？”
　　袁庚最终改变了蛇口。到他在90年代初从蛇口离职，蛇口工业区人均GDP已经比肩“亚洲四小龙”的5000美元。没有人再从这里冒死逃离，而是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享受特区发展带来的都市繁荣。
　　从2005年开始，涂俏辞去了在新闻媒体的记者工作，花了超过10年时间，采访共计400多人，写下了《袁庚传奇》一书，详细记录了“改革先锋”袁庚的人生历程，同时以宏观的视野，再现了时代的变迁。
　　涂俏为袁庚写传记的想法，萌生于2003年6月一次对袁庚的采访。当时，涂俏还在香港《文汇报》当记者，她向编辑报了个题，要写袁庚与香港的连结。通过各种途径找到袁庚的联系方式后，涂俏对他进行了當面采访。
　　在采访过程中，涂俏请袁庚总结说自己过往为蛇口建设上做过的贡献。袁庚的回答却让涂俏很意外。“袁庚这么一个人物，没有说自己过去做了哪些哪些大事，而是给我讲了‘三大遗憾’”
　　涂俏后来把这“三大遗憾”也写进了《袁庚传奇》里：第一个遗憾，是没有接受时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当时的划定，将整个南头半岛作为工业区用地;第二个遗憾，是拒绝了港资北上参加蛇口的投资建设;第三个遗憾，是没有抓住时机给蛇口立法。
　　涂俏觉得，作为一位功成名就的长者，袁庚选择了谈论错误和不足，而非像常规做法一样给自己添加传奇油彩，这本身就体现了他的高尚情操和特别之处。她当即决定，要了解更多袁庚生平的故事，为其写传。
　　当涂俏提出这一想法时，袁庚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的第一人，晚年的袁庚决意要淡化自己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靠某一个人的脑袋，而是要靠群体的指挥和群体的力量，千万不要夸大个人的作用。”
　　对于打响“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的蛇口工业区，袁庚也保持了同样的低调。“不要老是强调蛇口，一说到蛇口，好像什么都从这里开始，这是不客观的。我们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从蛇口这个地方打开了国门，在过去来讲，这是犯了天条大罪。”
　　在那场采访的最后，袁庚告诉涂俏，可以来找自己聊天，但是传记就不要写了。此后，涂俏便日日开车往返于福田家中和袁庚在蛇口的住处，与袁庚、袁庚儿子还有袁庚的护工打麻将聊天。
　　此时的蛇口，已经卸下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袁庚也已经卸任蛇口工业区总指挥十年有余了。1993年春，75岁的袁庚第三次申请离休，获得批准，从管理了15年之久的招商局及其“后勤基地”蛇口工业区退了下来。
　　十年后的2004年，蛇口工业区被撤销，成为深圳市南山区行政版图上的一个普通社区。
　　涂俏开始为袁庚写传时，袁庚已经将近90岁。涂俏回忆，那时的袁庚就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头。“他打牌时很爱偷牌，非常喜欢吃冰淇淋，有时下午4点多采访完我要走了，他就捧着一箱冰淇淋送我下楼，一到楼下，小区的小孩就开始围过来，因为他们都知道，到点了，袁庚爷爷要下来派冰淇淋了。”
　　《袁庚传奇》一书中，除了有重要历史时刻下的严肃刻画，也充满了日常生活趣事和鲜活生动的情感，比如袁庚人生中的三段感情、1978年袁庚到香港招商局调研期间请办公室副主任梁鸿坤带他看香港特色电影，在宏大叙事之余，还原了一个立体丰满的袁庚形象。
　　涂俏透露，袁庚本人此前对传记内容从未审稿，哪怕涉及他的个人隐私，而他的家人也未对传记内容做出任何干预。涂俏坦言，这让她在采访和写作中更加力求做到全面客观、真实公正。
　　《袁庚传奇》一书的最后，收录了袁庚所写的《记忆·理想与爱迪生的灯》一文，文章结尾写道：“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八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暂的八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的纤弱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确确留给了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
　　40年后的蛇口，海风依旧，而模样已不是工业区当年。“袁庚传奇”接续，但改革仍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