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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几番叩关，始终未能唤醒天朝，谁又能说，1840年后的种种苦难，只是历史的偶然？
看到本文标题，可能不少人会怒发冲冠—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此为常识，岂能不知？但读过这本《海上冒险回忆录》便会感到，曾经的“常识”已有刷新的必要。
1618年至1648年期间，德国爆发三十年战争，大量德国难民涌入瑞士，无以维生，遂成雇佣兵，他们忠诚勇敢，但价格亦昂贵，所谓“无钱难雇瑞士兵”，直到今天，梵蒂冈教皇仍以瑞士兵看家护院。
本书作者艾利·利邦可能就是这些瑞士兵中的一个，他跑到荷兰，先在捕鲸船上谋生，但捕鲸的血腥让他无法忍受，故转投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到东方。
利邦曾参与围攻澳门的战斗，并差点死在那里，后又在中国沿海胡作非为，他还是最早在台湾修建城堡的西方人。
利邦有时慈悲，比如赦免了被劫商船上的全体人员，因为他们没有反抗；有时又很残忍，对不肯投降的商船，他会把所有人都杀掉。在书中，利邦坦言喜欢战争，可对深受陋习残害的土著，又常有悲悯之辞。
当时欧洲出版了不少东方游记，出版商为了盈利，逼迫作者编造离奇故事，而利邦从没想过出版这本书，其手稿直到19世纪才被人发现，因其内容平实、不避琐碎，被认为是一份忠实的历史记录。
令人惊讶的是：本书所述之事，多不见于中国史料。
从中国史视野看去，明末清初南洋堪称海晏河清，无人敢冒犯天朝神威，可在利邦笔下，中方水军不堪一击——“从广东省到漳州省……这样历时两年半，毁了他们很多村庄、堡垒和大量的船，包括他们口中的‘帆船’。”“我们再度发动攻势，所到之处无一幸免，一整年在中国沿海和附近岛屿，尽情烧杀、掠夺。”“我们追赶敌人，也总是能逮住不少人，有时远超我们想要的人数，那就送他们去喂鱼。”
利邦在澎湖岛上建了堡垒，因缺乏航海知识，前来剿灭他们的300艘明军战船遭狂风袭击，“据说，船上约有5万人罹难”。
利邦的军舰曾搁浅在中方炮台下6小时，可明军未发一炮，利邦逃跑时，他们却在背后大喊：“你们胆小鬼，别再靠近了！”
利邦抢劫商船乃至明军的补给船，还常深入内陆抢劫，可在同时期中国史料中，只有“料罗湾大胜”被反复提起，言外之意：我们仍领先于世界，只要愿意，天朝随时可恢复南洋的秩序。
可这个“秩序”又是什么？无非是各酋长互相杀伐，商业难以维继，海外中国商人被欺凌、被屠杀，却无处为他们主持正义。
因持续动荡，土地无法充分开发，基础设施、社会资本几近于零。于是，拥有绝对权力的苏丹们肆意妄为，甚至将俘虏来的女性交给大象去强奸……
正如被利邦称为“海盗船长”的那位明朝官员，他外表和善，甚至还有点幽默感，可他内心所想，无非是把洋鬼子们赶快打发走，只要不给他惹事，再屈辱的条件他也会接受，可奇妙的是，他居然能成功地骗过皇帝监督的眼睛。
利邦写道：“中国人很会欺骗人，一不小心就会上当，也很无赖，可以把黑的说成是白的。虽然如此，当他们意识到人们对他们的谎言小心提防时，立刻变得谦卑且诚实。”不能怪利邦刻薄，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私民社会的悲哀—由于缺乏最基本的保障，导致人人极端自私，所谓信仰，只是用来安慰内心恐惧，完全丧失了其本应有的无形而上的高度，更别说用它去批判现实、改变社会了。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后来鸦片战争时的场景：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清军炮台的指挥官却私下找英军协商，要求各开几发空炮，好让他堂而皇之退走，他甚至愤怒地质问：我们彼此有什么矛盾？干吗要为别人互相厮杀？
同样的惶惑与不解，相信在200多年前那位“海盗船长”的脑海中，也同样在盘旋着。由此可证，东西方文明间的落差绝不是1840年才出现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前史，至少在利邦所处的时代，差距便已凸显，可遗憾的是，西人几番叩关，始终未能唤醒天朝，谁又能说，1840年后的种种苦难，只是历史的偶然？而作为后来者，我们是否真的想明白了—这么大的差距，究竟是怎么出现的？
或者，近代史应从“漫长的16世纪”的起点算起，应从全球史的角度来审视，这才能使我们收获更深的感悟，而这，也正是利邦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作者：（瑞士）艾利·利邦
译者： 赖慧芸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3月1日
定价：68元
看到本文标题，可能不少人会怒发冲冠—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此为常识，岂能不知？但读过这本《海上冒险回忆录》便会感到，曾经的“常识”已有刷新的必要。
1618年至1648年期间，德国爆发三十年战争，大量德国难民涌入瑞士，无以维生，遂成雇佣兵，他们忠诚勇敢，但价格亦昂贵，所谓“无钱难雇瑞士兵”，直到今天，梵蒂冈教皇仍以瑞士兵看家护院。
本书作者艾利·利邦可能就是这些瑞士兵中的一个，他跑到荷兰，先在捕鲸船上谋生，但捕鲸的血腥让他无法忍受，故转投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到东方。
利邦曾参与围攻澳门的战斗，并差点死在那里，后又在中国沿海胡作非为，他还是最早在台湾修建城堡的西方人。
利邦有时慈悲，比如赦免了被劫商船上的全体人员，因为他们没有反抗；有时又很残忍，对不肯投降的商船，他会把所有人都杀掉。在书中，利邦坦言喜欢战争，可对深受陋习残害的土著，又常有悲悯之辞。
当时欧洲出版了不少东方游记，出版商为了盈利，逼迫作者编造离奇故事，而利邦从没想过出版这本书，其手稿直到19世纪才被人发现，因其内容平实、不避琐碎，被认为是一份忠实的历史记录。
令人惊讶的是：本书所述之事，多不见于中国史料。
从中国史视野看去，明末清初南洋堪称海晏河清，无人敢冒犯天朝神威，可在利邦笔下，中方水军不堪一击——“从广东省到漳州省……这样历时两年半，毁了他们很多村庄、堡垒和大量的船，包括他们口中的‘帆船’。”“我们再度发动攻势，所到之处无一幸免，一整年在中国沿海和附近岛屿，尽情烧杀、掠夺。”“我们追赶敌人，也总是能逮住不少人，有时远超我们想要的人数，那就送他们去喂鱼。”
利邦在澎湖岛上建了堡垒，因缺乏航海知识，前来剿灭他们的300艘明军战船遭狂风袭击，“据说，船上约有5万人罹难”。
利邦的军舰曾搁浅在中方炮台下6小时，可明军未发一炮，利邦逃跑时，他们却在背后大喊：“你们胆小鬼，别再靠近了！”
利邦抢劫商船乃至明军的补给船，还常深入内陆抢劫，可在同时期中国史料中，只有“料罗湾大胜”被反复提起，言外之意：我们仍领先于世界，只要愿意，天朝随时可恢复南洋的秩序。
可这个“秩序”又是什么？无非是各酋长互相杀伐，商业难以维继，海外中国商人被欺凌、被屠杀，却无处为他们主持正义。
因持续动荡，土地无法充分开发，基础设施、社会资本几近于零。于是，拥有绝对权力的苏丹们肆意妄为，甚至将俘虏来的女性交给大象去强奸……
正如被利邦称为“海盗船长”的那位明朝官员，他外表和善，甚至还有点幽默感，可他内心所想，无非是把洋鬼子们赶快打发走，只要不给他惹事，再屈辱的条件他也会接受，可奇妙的是，他居然能成功地骗过皇帝监督的眼睛。
利邦写道：“中国人很会欺骗人，一不小心就会上当，也很无赖，可以把黑的说成是白的。虽然如此，当他们意识到人们对他们的谎言小心提防时，立刻变得谦卑且诚实。”不能怪利邦刻薄，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私民社会的悲哀—由于缺乏最基本的保障，导致人人极端自私，所谓信仰，只是用来安慰内心恐惧，完全丧失了其本应有的无形而上的高度，更别说用它去批判现实、改变社会了。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后来鸦片战争时的场景：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清军炮台的指挥官却私下找英军协商，要求各开几发空炮，好让他堂而皇之退走，他甚至愤怒地质问：我们彼此有什么矛盾？干吗要为别人互相厮杀？
同样的惶惑与不解，相信在200多年前那位“海盗船长”的脑海中，也同样在盘旋着。由此可证，东西方文明间的落差绝不是1840年才出现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前史，至少在利邦所处的时代，差距便已凸显，可遗憾的是，西人几番叩关，始终未能唤醒天朝，谁又能说，1840年后的种种苦难，只是历史的偶然？而作为后来者，我们是否真的想明白了—这么大的差距，究竟是怎么出现的？
或者，近代史应从“漫长的16世纪”的起点算起，应从全球史的角度来审视，这才能使我们收获更深的感悟，而这，也正是利邦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海上冒险回忆录—一位雇佣兵的日志（1617—1627）》
作者：（瑞士）艾利·利邦
译者： 赖慧芸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3月1日
定价：6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