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历来是全民关心的问题，在中国，为了让孩子将来有更好的的前途，就要让他们能够进入较好的大学，而要进入较好的大学，就要从小培养，加码加压，因为在人口众多的国度里，竞争着实激烈。这是一个当今被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逻辑。在竞争中要显得优秀，就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因此，对孩子进行适当的课外辅导，对帮助他们在某些有所欠缺的学科上增强知识，变得更加全面，为参加全国统考时做长远的准备，的确有一定的好处。而在美国，因为大学的录取不仅需要学业成绩还需要看重综合素质，为了进行名校，有心者也要提早对孩子进行某些“打包”，同样可以理解。

偏见1：不擅考试就无法出人头地

　　上名校真是一步到位的人生选择吗？这个过程也真的是干净公平的选拔机制在操作吗？恐怕未必。谈论中美两国家长因为对孩子培养的焦虑而导致过分拔高甚至不当包装的问题，首先要从两国大学招考学生的标准和鉴定学生的方法说起。长期以来，中国通过全国统考的办法录取大学生，而且考试是一次性的。对此，学术界和有关部门曾经多次讨论，确实是存在一些不足的。不过，这样的考试总的来说，仍然是一种比较公平的办法。在成绩面前，人人平等，尤其是对于弱势群体和边远地区的考生，考试就成为一种改变命运的机会。在中国，通过高考进大学，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手段，那么为了将来能够进入好的大学就必须从小培养。
　　在北京，送一个高中生上一节辅导课（以一小时计）的费用从数百到一千多人民币不等，平均一千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你每周只让孩子上一节一小时的课，一个月共上四至五节课，那么费用就是四千到五千元之间，占大多数中产阶级人士月工资的一半左右。挤进海淀区的家长们，即使孩子在北京最好的中学上学，如清华、北大、北师大、人大附中读高中，每到寒暑假，仍然要把孩子送到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去上课，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要做到强上更强。
　　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便变成习惯。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去补习，自己家只要经济条件许可，绝不落人后。慢慢地，习惯又变成攀比，而且用攀比的思维去教育孩子。90分不够好，要变成95分;95分还不够好，要变成99分甚至100分。在笔者看来，90分也许比100分好，理由是，孩子们的脑子，被某个学科的知识充填90%就够了，其余的10%，让他们去思维该学科之外的问题，去培养创造力，去融会贯通，去挑战现有的知识体系。但是当大家都在追求最高分时，谁都不会觉得90分足够好。前些年有人主张“欢乐教育”，结果被很多家长嗤之以鼻。
　　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体系十分繁复，丰富而多彩。通过学习，了解前人的知识和思想，是十分重要的。但这这种学习一旦注入太多填鸭式的教育，也会带来很多不利的后果，比如让孩子对所学的内容感到索然无味，学习成了应付性的，考完试即抛之脑后，其实是浪费了他们的青春。又比如过多地占用了孩子的时间和空间，使他们失去独立思考的机会，难以发展自己的兴趣，更谈不上追求自己的梦想，只是被动地在大人们设计好的笼子里挣扎。我们讲“博学慎思”，可是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又何谈学而思，学而致用？这限制了部分天才的发展，最终是浪费了他们的才情。
　　笔者认识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张惠雯，她在已出版的散文集《惘然少年时》中，专门有一篇文章回顾自己小时逃学的经历。在这篇非常精彩的散文开头段落里，她就开宗明义地说，“小学、初中、高中，学生时代的每个阶段仿佛有着不同的色调和明暗度。而在这三个不同的时期，我唯一‘沿袭’下来的习惯就是逃学。即便是在督教最严的高中时期，我也坚持每月必逃一次学，哪怕只能逃半天。当我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坐在教室里、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就必须从牢笼里挣脱出去，随便到哪里透透气。回忆起来，在整个求学时期，我不曾动过逃学邪念的就是大学时期，这反而是没有人监视、管束我的时期。在那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中，我根本不会想到要‘逃’到什么地方去。”她的逃学和游荡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动态的游荡就是走街串巷，到菜市场看小贩儿们卖菜，看买菜的人砍价，看双方如何争执得仿佛要吵起来最后却做成了买卖;看那些在菜市场里溜达的狗。静态的则是停留在一个地方，譬如到河岸边看那些钓鱼的人们，共同享受着那里的空气、光线和风景，或者躲在废弃的小房子里，望着透过屋顶破洞的天空出神，做着属于她自己的白日梦。
　　到大了些，她会骑单车了。她的逃学变成“在气息清新的田野里一个人骑着车，累了就把车停到一个地方，通常在某棵茂盛美丽的大树下，或是一条青草和野花生意烂漫的沟渠边，在那儿读我喜爱的文学书籍”。书籍变成一种气息、一股暗流，进入少年的内里，滋育出一种新的东西。在这种时候，她“感到生活就是一条阳光灿烂的、在我面前铺展开的大路，充满着忠贞、具有活力而美丽的事物，而它们彼此之间都有着联系，就像我周围美好的景物和我正在读的东西暗自相通一样。”
　　她描写到，慢慢地，大人们包括学校的老师们一方面拿她没办法，一方面也不太担心她的逃学，因为每次逃学回来，她总是心灵更加清新，学习成绩也反而更好。在她年幼的心里，她似乎一直要向“反对者”们证明， 她逃学，却不影响成绩;而要念好这些书，并不需要遵守那些“严苛而愚蠢”的纪律。当她开始喜爱阅读之后，而且真正开始阅读好书后，她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这时候，她拥有了两个世界：生活的世界和阅读时进入的世界。
　　在以蒙太奇一样的笔法描写了小时的“逃学”经历后，张惠雯说，“正如我要逃学的意志始终没有动摇一样，我要读书的意志如果不是同样坚定，则无疑更加坚定。我从未奉劝过任何人不要上学，不要考试，不要读大学……我想我永远也不会给出这么一个愚蠢而且自以为是的建议。只要有可能，一个人就应该尽力受到教育，因为无论对于一个有追求的个人还是一个社会，最悲惨的事莫过于沉沦在混沌无知的黑暗中。参杂了谎言的教育甚至方式愚蠢、野蛮的教育胜过没有任何教育，参杂了谎言的思想和知识总好过全然的无知。”

　　后来，张惠雯获得奖学金在新加坡大学留学，再后来移居美国。在中国极具影响的一流文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优秀的小说，如《爱》《岁暮》《华屋》《欢乐》《十年》《寻找少红》《二人世界》《天使》……等， 已成为很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可以说，没有她少年时代的“逃学”，没有她在那些日子自我培育出来的阅读兴趣和独立思考，就没有她后来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成就。
　　木不琢不以成器，但是如果雕琢过分，只能成为摆设的盆景，难以长成参天大树，成为栋梁之才。

偏见2：为留学砸钱上私立教育机构

　　在“强化教育”的思维模式中，有一些私人的教育机构应运而生，而且身价不凡。他们一般请来外教，学费昂贵，要进去还不容易，必须通过严格的笔试和面试。 不仅对学生面试，还要对其家长进行面试。曾经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去面试，考官要求与跟家长有单独喝咖啡，用英语谈上一个小时，最后的结果是告诉家长，对不起，你的孩子我们不能接受，因为你的英语不够好，我们以后没办法与你沟通，所以不能接受你的孩子。这样的逻辑，貌似合理，其实十分荒唐。中国历史上有多少目不识丁的农民家庭，培育出叱咤风云的大学者、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先不说这种私立家教是否极有其用，难道连受教育的权利也是要因为父母的文化水准而受歧视吗？
　　这样的补习，最大的目的是取得好成绩，高分数，却忽视了孩子在情商、智商和体能的全面发展。必须让全民都认识到，教育的目的，除了给于学子应有的科学和社会学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培育年青一代的崇高理想，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关心人类前途的良知。

偏见3：美国大学录取体系最科学公平

　　美国大学录取的标准和方式，确实有很多优长之处。首先是，有如上述所说，重视了综合素质的培养，不会一锤定音;其次是，对新生不止看考试成绩，重视多元化;再者是，有些综合素质特别强，家庭经济条件却不够好的孩子，不会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被拒于大学校门之外。很多学校在录取时，对学费是个性化处理的，家庭收入低于一定门槛的学生，一旦被录取，校方通常会对其该交学费进行减免处理，使这些孩子照样可以上一流的大学。
　　但是任何体系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因为大学录取要综合考虑几方面素质，就给人为拔高甚至造假留下空间。于是，一些专门为高中生升学“打包”的私人服务应运而生。我记得我小女儿申请大学时，在作文中介绍自己课余学习舞蹈的经历时，就如实地描写她小时如何怕苦怕累，不肯学舞，是爸爸妈妈如何逼着她去上课，她后来是如何爱上舞蹈的。但我一个朋友的儿子是哈佛大学的学生，帮她看了她的文章之后就指出，大学想要的，你如何自己从小就坚定志向，爱上某种运动，而不是在家长影响下才喜欢的。女儿非常倔，她不让我们雇用专门为考生誊写申请文章的咨询人，甚至不让我们改动她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如果经由“打包”服务商的手，必是另一种写法。他们会揣摩大学录取委员会的喜爱，又按照考生的情况，替你写出命中率更高的文字出来。

　　私人升学服务的另一个能耐，就是从高中阶段就开始打包，可能把课外活动的意义打造到相当高大上的水平，把学生的小小活动，联系到诸如能够与联合国一级的组织和活动有关，塑造到具有国际性慈善成就那样的级别，在贡献和影响方面上下大功夫，以期把考生送进一流大学。
　　最后一个可以打包的，就是所谓特殊才能。很多大学招生时，会着意寻找一些运动的尖子，以充实其学生运动队。于是，近年来，就出现了一些焦虑的家长聘用不法的咨询人，通过与大学的某些运动队教练或主管新生录取的人员串通，假造考生的运动才能，以骗得一纸录取通知书。
　　2019年3月，媒体曝出美国高校史上最大招生舞弊案。 美国联邦调查局抄动用200名探员，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取证，发现了一名新加坡籍华人富商，出手650万美元，通过一位摩根士丹利财务顾问的牵线，联系上一家名为The Key的大学入学咨询公司，通过这家公司的运作，把女儿以帆船特长生的身份进入斯坦福大学就读。在事实面前，该公司的总裁威廉·辛格面对四项指控，供认不讳。他承认，通过贿赂斯坦福运动队个别教练，而获得富商女儿的录取资格。水落石出之后，2019年3月末，当事人的女儿被斯坦福开除。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着手处置这桩最大的高校招生舞弊案，到目前为止，共起诉51人，包括 The Key公司招生顾问威廉·辛格等4名骗局操作人、9名大学体育教练以及多名以行贿方式把孩子送进名校的家长，涉及耶鲁、斯坦福、南加州大学等名校，所涉赃款合计数千万美元。
　　被起诉的家长多为演艺明星、企业高级主管，他们向招生顾问行贿，让他们帮助子女考试作弊、冒充体育特长生进入知名高等学府。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联邦检察官安德鲁·莱林痛斥这些家长身处“权贵阶层”。他指出，“每年数以万计勤奋、有天分的学生力争进入精英学校”，“不能对有钱人另设一套大学招生系统……同样，不能有另一套刑事犯罪审理系统。” 　　被指控的家长包括好莱坞女演员、美剧《绝望主妇》主角之一费莉西蒂·赫夫曼，她向辛格付费1.5万美元。那个厚颜无耻的辛格，一方面向监考员行贿，一方面安排第三方秘密混入考场，代替学生参加考试或提供自己的答卷。每场考试，辛格可获利1.5万至7.5万美元。
　　辛格的另一项行骗伎俩是收买大学体育教练和行政人员，通过行贿，帮这些家长把孩子伪造成具有特殊运动才能的人才，而达到入学的目的。 通常，美国大学的体育教练不能决定录取哪些学生，但可以向招生办公室推荐运动队看上的体育特长生。重金之下，有些教练守不住底线，结果触犯法律。
　　以这种方式，好莱坞另一名女演员洛丽·洛克林帮助两个从来没有参加赛艇比赛的女儿以舵手身份加入南加州大学赛艇队。她给了辛格50万美元“好处费”。
　　造假材料的可笑程度，包含那些学生参与某项运动时的摆拍照，或者借助图像合成技术把申请人脸部安到某些运动员身体上的照片。如果获录取，一些冒牌“体育生”便以受伤为由退出运动队，另一些人“完全不参加活动”。
　　这个辛格，竟然还设立所谓的慈善团体“关键全球基金会”，作为门面，以筹集善款名义掩盖向家长收受贿赂的事实。
　　甚至到了2019年的7月，这起大规模高校舞弊案仍然有新被告出现。一位叫杰弗里·比扎克的加利福尼亚州居民，向该舞弊案核心的招生顾问开办的虚假慈善机构支付了20万美元，并向南加州大学的体育场馆“加伦中心”寄出了5万美元支票，以让他的儿子被指定为该校排球队准备招募的队员。他的儿子在2018年3月被正式录取。比扎克因此被建议判处9个月监禁， 施行7.5万美元罚款，并在服刑期间作出其他赔偿决定。
　　辛格的骗局之所以得逞，一定程度是涉案家长期盼望子女上名校，深陷焦虑之中。与这桩案件无关的独立教育顾问协会首席执行官马克·斯科拉罗说，这桩丑闻“显然说明一个事实，即（大学）招生过程出故障”。“（升学）充盈焦虑，尤其是精英学府……那些百万富翁可能从来没有对孩子说过‘不’，试图操纵（招生）系统录取自己的孩子，这不足为奇。”对掌握各种资源且渴望孩子获得成功的家长而言，上名校如同“买名牌”商品，“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文化的差别造成了中美两国教育体制的差别，以及两国家长对自己孩子期望值的差别。在中国，从古时候的孟母三迁到今天中国人踊跃挤入所谓的学区房，都反映了中國人重视教育的民族习惯和良好风格。实践也证明，通过这个方法，多年来为国家的建设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但是填鸭式的补习、过于激烈的竞争，确实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扼杀了青少年的创造力，以及自由想象的空间，也造成了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乱象。一次性的高考，又有可能让一些优秀的学生因为发挥失常而痛失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而美国以综合素质为依据录取考生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但是由此也发现了可以操作、打包，甚至伪造的空间，正如近年来发生的高校舞弊案。总体来看，美国大学综合考察考生素质的方法是有可取之处的，目前揭发出来的舞弊案仍然是个别的，但是美国的有识之士也指出，大学招生过程已出现故障。孩子被造假进入名校，一旦被发现，被开除，一生也留下污点。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些焦虑的家长们，不仅是在拔苗助长，而且实在是在“坑”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