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叶，政治局势波谲云诡、文化思潮风起云涌。中国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沟通中外、通览古今、上下求索，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提倡科学和民主，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角。1919年5月4日，在北大红楼长期目睹并亲自参与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如傅斯年、罗家伦、邓中夏等人，则成为五四运动政治抗争的引领者。学界通常认为，五四运动既可以理解为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前的反日游行及其后续引发的爱国群众运动，也可以理解为以《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二者互相交融，共同推进了现代中国的转型。

壹

　　2002年4月28日新文化运纪念馆的落成，是纪念五四的标志性事件。此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以当年的北大红楼旧址为依托，是全国唯一一家全面展示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的综合性博物馆。走进斑驳的纪念馆大门，宛若走入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曾在书本中无数次触摸过的历史，瞬间变得鲜活起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北大红楼。这座五层建筑，呈工字形，因整座大楼用红砖红瓦砌成而得名。1918年落成后，红楼成为北京大学校部、图书馆和文科教室所在地。
　　眼前的红楼，虽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典雅古朴，散发出厚重沧桑的历史感。
　　步入一楼大厅，正中间矗立的蔡元培雕像映入眼帘。先生似乎一直深情凝视着百年来进出这栋大楼的人们。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他实行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把传统、沉闷的旧北大改造成了思想活跃的现代大学。也正是因为他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派人物执教北大，北京大学才快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据史料记载，当时红楼内的格局主要是：地下一层是印刷室、一层为北大图书馆、二层为校部机关；三四层是教室和研究所所在地。目前，只有第一层对外开放，分为三个展区，复原再现了当时重要的历史旧址：西区有蔡元培专题展览、学生大教室、第二阅览室、第十四书库。东区有陈独秀专题展览、临时展览区，南北区有图书馆主任室、登录室、新潮社。
　　在蔡元培雕像前矗立片刻，左拐走入西区的蔡元培专题展览室。在展览室内的墙上挂着蔡元培的照片，展厅里陈列了先生的殿试考卷，试卷上有红色朱批，二甲三十四名。展览室的另外一角再现了他当年的办公室：靠墙放着两个立体书柜，窗户边是办公桌，桌上放着文房四宝和一个绿顶台灯。蔡元培“一生而历二世”，国学、西学功底都极为深厚，后人景仰蔡先生的学识和气度，写下诸多追忆文字。如李济先生说：
　　元培先生在清朝时候做到翰林的官，国学根基之好，自然不必提了。而且又到欧洲德、法等国留学，对于西方的科学和学术大势，了如指掌，中西学术的造诣，使他的学问既博大，又精深。
　　蔡先生执掌北大时，冯友兰也曾在这里读书。他曾说：
　　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蔡元培在政治、学术、教育等领域均有建树，但他最为人称道的身份还是教育家。梁漱溟所言：
　　今天的新中国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其造端，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肇启于五四运动。但若没有当时的北京大学，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出现；而若非蔡先生长校，亦即不可能有当时的北京大学。
　　正是因为兼具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胸襟、兼容并包的气度和知行合一的才干，先生方能成就如此辉煌的一番事业。今天来到这里，对蔡元培其人、其事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和了解，不禁也沉浸在这满屋子“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的“气象”里了。

贰

　　沿着西区的走廊，再往前走，便是学生大教室，这间教室复原了鲁迅先生曾经在这里授课的情景。鲁迅先生于1920年受聘于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正式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便是在此授课讲义的基础上修补增订而成。从最初的17篇扩大到26篇，分为上下两卷，题目也正式定为《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中，鲁迅自己指出：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十一，故于小说仍不详。
　　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地位卑微，历来被视为小道末流，正是鲁迅在北大的授课讲义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结束了中国古典小说无“史”的情况。
　　那么，这部被人称道的《中国小说史略》到底有哪些方面的贡献呢？这是第一部论述中国小说发展历史的专著，勾勒出了中国小说从醞酿、发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评介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主要的小说作家和作品，阐明了小说的源流和演变，即“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因此具有学术上的开拓性。同为小说学“开山祖师”的胡适充分肯定了这部著作的学术成就，他在1928年所著的《白话文学史》自序说：
　　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诚如胡适先生所言，《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富有开创性的文学史巨著，是值得所有中国小说研究者认真研读的经典，影响了几代学人。在文学创作方面，鲁迅也是五四时期最成熟和最深刻的作家，他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狂人日记》被认为是第一篇白话小说。这篇《狂人日记》和先生的其他短篇小说一道，推动着“五四”早期文学在思想深度和艺术表现力上达到了新的高度。董炳月在《鲁迅形影》一书的题词中说： 　　鲁迅体弱多病、身材瘦小，却在人世间留下了巨大的影子，作为明与暗的符号。而且，许多生命在其巨影的笼罩之中，呐喊或彷徨，欣喜或悲哀，挣扎或惊悚，以证明其巨影的真实与充实。

　　1918年底，北京大学傅斯年、罗家伦等青年学生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发起成立了学生社团新潮社，随后并创办《新潮》杂志。该杂志以“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字”为宗旨，反对封建旧文化、鼓吹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刊物。俞平伯1979年撰写的《“五四”六十周年纪念忆往事十章》，其中说道：“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这三种刊物便是指《国民》《国故》和《新潮》。
　　五四前夕，以新潮社社员为首的北大学生，在这里制作了3000多面旗帜。罗家伦用白话文起草了《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发出了“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的呐喊。
　　站在新潮社门口，向里望去，房间四周散落着白底黑字的旗帜，隐约可以看出“还我青岛”“誓死力争”等字样。房间中央的桌子上放着笔筒、墨盒，笔筒里放着毛笔和剪刀。桌子上、椅子上都散落着白底黑字的旗帜。白色的窗帘将窗户遮挡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丝阳光，整个房间以黑白两色为主，营造出一种肃穆的气氛，使人倍感沉重。即便过了百年，1919年5月4日那天的群情激愤、舍身救国的氛围似乎依然笼罩着整个房间。那天，正是在学潮社成员为首的北大学生，带领15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这里出发进行游行示威。他们举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标语，走过五四大街、走过天安门、走过东交民巷、走过赵家楼。随后，这场运动波及各大城市，引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这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将三名亲日的内阁总长撤职，并答应学生，拒绝在和约文本上签字。陈平原在《“少年意气”和“家国情怀”——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一文中认为，“谈思想启蒙，师长们确实占据中心位置；论文学革命，则师生各有专擅；至于政治抗争，唱主角的乃是大学生。”确实，五四运动，青年学生是主角，但不可否认的是，指引方向并提供思想原动力的依然是导师们。这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群众爱国运动，影响极为深远，既加速了国民党的改组，也为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和组织上的基础。
　　五四当天被捕学生之一的杨振声，日后追忆五四时候写道：“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我参观红楼这一天也是晴天，外面的阳光灼热刺眼，没有一丝风，可站在新潮社的门口，望着室内到处散落的标语，脊梁开始发冷，心底升腾起无限的感慨和敬意。心里飘荡着些什么东西，久久不能散去。那不能散去的，大概便是百年前，无风的晴天里的那“一天风云”吧。

肆

　　红楼前院的西侧，是“新时代的先声”新文化运动陈列馆。该馆分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三个展览板块。其中的90多张图片和60余件实物，生动地再现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风貌。
　　进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玻璃展柜里袁世凯的祭天官服。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国的诞生。1914年，袁世凯在天坛祭天，为复辟帝制造势。袁世凯的复辟活动遭到了举国反对，只当了83天的皇帝，便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眼前袁世凯的祭天官服，在众多有关新思潮、新道德、新文学、新信仰等方面的资料中，显得极为扎眼。
　　中心展柜展示的是《新青年》杂志。学界一般认为，这份杂志是点燃新文化运动的星星之火。《新青年》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任主编，杂志原名为《青年杂志》，第二期才改为《新青年》。1917年，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故《新青年》亦迁往北京，第3卷其便改在北京编辑，但出版发行依然由上海群益书社负责。1922年7月出满九卷后停止出版。墙上的一张图片，展示了那个时代15种重要的期刊。在如此众多的杂志报刊中，《新青年》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名刊，主要得益于众多一流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其中最为关键的转折性事件是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编辑部亦随其迁往北京，北京大学的师生旋即成为该刊的主要作者群体。《新青年》几乎深入探讨了当时社会上所有重要的议题，并成为各种思潮交汇和激荡的重要平台。今天，看着玻璃展柜中那一页页泛黄的图片和纸张，仍然能感受到先辈们救国救民、激扬文字的睿智和力量。
　　沿着展厅继续往前走，抬头便看到《北大钟声》油画，作品中的人物是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站在中间位置的是蔡元培先生，拿着《新青年》杂志的是陈独秀，右上方拿着北大校徽的则是鲁迅先生，站在前方位置留着辫子、穿长袍的便是辜鸿铭，油画中还有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人。这幅油画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和大师云集、群星璀璨的盛景。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的板块，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红楼的建立和发展的脉络。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在北大红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学会。此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同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又在此成立。北大红楼成为中国最早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五四运动是新旧转折時期的里程碑。五四运动的历史和记忆，不仅仅存于五四同人的激扬文字、千秋文章中，也存在于后辈学者的钩沉思想、研究著述中。不仅存在于政治家宣传演讲、纪念活动中，也存在于当事者事后追忆，个案文本中。尽管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但正是这些不同方式的追忆、纪念、阐释、对话，使得作为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新文化运动，散发出巨大的历史魅力和思想光芒。正如陈平原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导言中所说：
　　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今天，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里陈列的那些大量文献、历史照片、艺术作品、珍贵实物和复原的历史场景，使我身临其境，感受到百年前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激情、思考和前瞻、学养和情怀、立场和胸襟、呐喊和痛苦。正是这些珍贵的品质，不断砥砺后人的思想、学术和品格，不断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朝着光明前进。“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仅从思想解放和精神独立的意义而言，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也足以光耀千秋、泽被后世了。
　　（作者系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