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一次偶然机会笔者见到湖北恩施藏友的一张“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壹角券”。该券系1949年解放前夕湖北省银行在恩施发行的加盖“恩施”字样地名券。民国时期，湖北省银行曾多次发行过以“湖北省银行”为名称的纸币，其中有银元券和辅币券等多个品种，但很少有称作“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的纸币。
　　据查，该券在國内诸多近代纸币或银行专著中均无记载，甚至在《湖北省志·金融》中也未见介绍。目前已知，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有伍分（棕色）、壹角（蓝色）、贰角和伍角（绿色）四种面额。据说贰角券有实物，可惜未见实物或图片，从而留下遗憾。
　　在恩施地名券发行前不久，恩施还发行过鲜有人知的“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银元辅币券”。笔者认为，就这两种币券发行的历史背景资料等有必要做一些介绍与考证。
　　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有四种面额，其图案结构，除对应面额文字、数字、尺寸以及颜色不同外，其余基本相同。四种面额符合国民党政府1949年7月3日公布、7月4日起施行的《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中的规定：“银元辅币券之面额，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四种。”
　　这里仅以壹角券为例加以介绍。恩施地名壹角券为横式，长106毫米、宽48毫米。从黄鹤楼图案、文字、颜色等诸多方面来看，该券与湖北省银行以往发行的多种辅币风格相近。不同的是，湖北省银行的两种壹角券均为竖式，而本券却与贰角券一样为横式。
　　纸币正面文字与图案均为蓝色。在长方形边框内部空间明显分成两部分：左为同治时期的黄鹤楼图案，右为面额数值“壹角”。图案与面额的上部印有“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诸字，其中“湖北省银行”五字与湖北省银行发行的其他纸币上的文字字体大体相近。
　　在黄鹤楼图案之下印有一排小字“积成拾角，向恩施总行，兑银币壹元”，指明了为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发行。面额数值之上印有红色编号“AC19843”，下方为钱票印制时间“民国三十八年印”，即1949年印制。时间两侧有两枚红色印章，边框四角分别印有四个“壹角”文字。底部边框之下，标明印刷厂家：“重庆建业印刷厂”。
　　纸币背面文字与图案也为蓝色。中心图案为三个并列的阿拉伯数字“10”，中间数字“10”较大。中心图案上部印有英文“HuPENPROVINOIA BANK”，即“湖北省银行”。其下部为英文面额数值“TEN CENTS”，即十分（壹角）。其两边分别有英文签名。中心图案右部盖有“湖北省财政厅厅长”黑色印章，据考当时的厅长是“许季珂”。中心图案左部盖有“范煦如”黑色人名章。当时范煦如为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副经理。边框左右内侧，分别加盖黑色“恩施”两字。边框四角，分别印有四个阿拉伯数字“10”，底部边框中部，印有“1949”字样。
　　由此可知，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为面额壹角的加盖“恩施”券。该券系经湖北省财政厅同意，由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于解放前夕在湖北恩施发行。
　　自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开始发行金圆券，到1949年6月时已完全崩溃。1949年7月金圆券停止流通，只使用了十个月左右，贬值却超过两万倍。
　　解放前夕随着金圆券不断贬值，湖北省银行总行已无法运转，职工的工资也难照发。为了进一步搜刮民财，国民党政府又变换新法，开始考虑发行银圆券以代替金圆券。银圆券自1949年7月开始发行，用意是以旧有银本位的银元取代价值已近废纸的金圆券，但流通范围仅限于局部地区，且时间极其短暂。实际上，当时诸多省份和地区早在7月之前已自行发行银圆券。就湖北而言，宜昌县银行就曾在1949年7月之前发行过银元辅币券。
　　而在湖北省银行恩施辅币券发行前不久，在恩施新成立了一家“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该行也发行了几种面额银元辅币券，为湖北省银行最后时刻发行的纸币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品种。
　　1949年2月，华中剿匪司令白崇禧为了掌控第九补给区军用物资，保荐原第九补给区司令朱鼎卿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49年4月，朱鼎卿正式上任，为了应变即将到来的时局变化，决定设立鄂西、鄂北、鄂东南三个行署，重点在鄂西行署，任命朱怀冰为鄂西行署主任，朱怀冰系朱鼎卿堂兄。朱怀冰率鄂西行署人员到达恩施后，即宣布鄂西行署成立，假抗战时期修建的“中正堂”办公。随行的湖北省银行人员随即组建了“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
　　1949年6月，鉴于经费紧张，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曾利用湖北省银金圆券本票改制成银元辅币券发行，这是以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名义发行的唯一一种纸币。此券的发行鲜有介绍和报道，但确有地方文献记载：“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六月，‘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也曾印发银元辅币券，面额有壹角（用金元券壹万元票面改印）、贰角（用金元券壹仟元票面改印）及伍角（用金元券伍仟元票面改印），在巴东县内市面流通。”（《巴东县志》）鄂西行署成立后不久，1949年5月16日武汉即解放。
　　1949年7月，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逃到恩施。提出“一切从头来，一切为大众”的口号，以图振奋人心，并将由武汉逃出的人员与鄂西行署人员合并，重新组建湖北省政府。
　　7月上旬，各厅处人员已就绪。其中，任命许季珂为省委委员兼任财政厅长。朱鼎卿在任命人员时，有意重用熟悉鄂西民情之人，破格提拔鄂西人。当时建始人范煦如就得到了朱鼎卿的任命。
　　此时，在恩施又组建了湖北省银行，因此时武汉已解放，该行就不能称作原武汉的“湖北省银行总行”名称，而是称作“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
　　有文献介绍，由于经费资金匮乏，此时政府各级职员只能暂发八元（银元）以维持生活。因此，组建“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的主要任务，就是发行银元辅币券。据说，当时朱怀冰建议财政厅厅长许季珂在大会上向朱鼎卿请求发行银元辅币券，朱鼎卿甚为满意此提案。但当时政府官员以为金圆券已倒台，银元辅币券也不过蹈其后尘而已。民政厅长彭旷高当即舌战群儒，最终发行银元辅币券得到通过，由省银行副经理范熙如负责联系印刷，由季伯龄负责发行。 　　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银元辅币券的发行时间票面已标明，在民国三十八年六月。湖北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的发行时间没有明确记载，不过，其发行时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應在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组建之后。
　　其次，应在范煦如任湖北省银行副经理之后。
　　再次，据《恩施市志》记载，“1949年7月，恩施开始发行银元券”。这里没有指明发行的银元券是中央银行发行银元券，还是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发行的银元券。不过。从国民党政府发行银元券的历史过程分析，为中央银行银元券的可能性不大。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发行银元券的大致情况为：1949年4月、5月间，南京、武汉、上海相继被解放军攻占。国民党政府被迫于5月4日迁往广州，此时开始商讨发行银元券之事。7月7日，国民党广州市政府宣布，暂改以银元征税。当时金元券价值已接近废纸，民间一般交易多以银元或外币进行，小额交易亦有以物易物。7月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在广州宣布实行《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恢复使用银本位的银元货币，政府交易以银元或新发行的银元券进行。银元券之面额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等五种。银元辅币券面额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四种。自公布之日施行。
　　7月8日，中央银行代电称：“指定兑换行的发行及兑换日期：广州为（7月）4日，重庆为8日，桂林、贵阳、衡阳、福州为9日，成都为11日”，“非指定兑换行：梧州、柳州、赣县、长沙、汕头、厦门、海口、南郑为9日，万县、自流井、南宁为12日”。实际上，由于国民党军队急速溃败，许多地方在银元券未运到之前早已解放。加之该计划中也并不包括恩施，因此1949年7月恩施开始发行银元券，很可能指的是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发行的银元券。不过，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还需进一步确认。
　　最后，据《咸丰县志》记载，1949年8月8日咸丰县政府训令各级公务员要率先使用省银行银元辅币券，这说明在1949年8月8日之前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已经发行。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发行于1949年7月下旬。
　　恩施地名券印刷厂家远在重庆，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组建于7月上旬，7月下旬发行恩施地名券，是否有此可能也需确认。
　　如前所述，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的组建主要目的是发行银元辅币券。1949年7月初组建时，刚好此时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正经理朱绍翼常驻在湖北省银行重庆办事处，由朱负责辅币券的印刷理所当然，他选择重庆建业印刷厂印刷辅币券也是举手之劳。加之银元辅币券选用图案与湖北省银行以往纸币基本相似，便于制版印刷。因此，大约在7月下旬将银元辅币券运回恩施并发行，这是完全可能之事。同时，也很好解释该券为何不在恩施本地而在重庆印刷的原因。
　　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银元辅币券和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的发现，为湖北银行纸币增加了一个新品种，而且填补了湖北省银行纸币发行史上的一项空白，同时为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出笼银圆券的短暂历史中增添了一家地方银行发行银元辅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