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圣公是孔子的后裔，歷代朝廷为显示自己尊儒重道，都对衍圣公府礼遇有加。而到第72代衍圣公孔宪培时，这个“天下第一家”竟闹出了激烈的婆媳矛盾。
　　孔宪培的妻子是乾隆年间大学士、户部尚书于敏中的女儿，坊间传言她其实是乾隆的骨肉——公主生来脸上就有一颗黑痣，相士说这是凶兆，若想避祸，必须将她嫁给最尊荣的人家。这样的人家除了皇室只有孔府了，但满汉不得通婚，乾隆只好让公主做了于敏中的女儿，然后名正言顺地嫁给孔宪培。
　　这个传言并无史料佐证，但于夫人的地位确实非同凡响。当初为娶她，孔府特意扩建了后花园;她的嫁妆也格外丰厚，除了绫罗绸缎及各色首饰，还有珊瑚、玛瑙、灵芝等奇珍异宝，此外还有田庄收益专供她日常零花;成亲之日，乾隆和太后还亲自召见这对夫妻，赏赐颇丰。
　　于夫人先后生了两个女儿，但都夭折了，此后再无所出，孔宪培也不曾另娶，因此无嗣。后来为了继承爵位，将孔宪培的侄子孔庆镕过继到于夫人膝下，他年仅八岁，不能管理事务，孔府大权自然落到于夫人手里。
　　而于夫人在曲阜无亲无故，能依靠的只有娘家的侄子于公著，所以孔府大权也就变相地被于家人把持了。于公著私自倒卖孔府祭祀用的田地，还与奴仆勾结牟利，孔宪培的继母程夫人不满，于是强行夺走印信，让孔庆镕的父亲孔宪增管理事务。于公著很是气恼，撺掇于夫人带着孔庆镕离开孔府、回京城娘家居住。
　　嘉庆三年（1798年），于夫人又带孔庆镕回到孔府，不但不向程夫人请安，反而听从心腹的建议，去巡抚衙门控告程夫人，要求拿回印信、重掌孔府大权。山东巡抚接到控告后不敢怠慢，判定印信归于夫人保管，并指出以后若有不能决断的公事应向于夫人禀告，孔府其余人等不得干预。
　　于公著大喜过望，重新起用之前因倒卖祀田、侵吞祀银而被革除的百户，同时拉出程夫人重用的一个家奴顶锅。孔庆镕不愿追究，于公著便强行抓着他的手在文书上签字。程夫人彻底被惹怒了，派人去巡抚衙门控告于夫人。此时山东巡抚已换人，面对两位一品诰命夫人的婆媳矛盾，又牵扯到衍圣公的家事，不敢自专，直接上疏，将这块烫手山芋抛给嘉庆。
　　嘉庆也没等闲视之，立刻命刑部、都察院和山东巡抚联合查证，亲自批示：暂由孔宪增管理孔府事务，孔庆镕年长后再接管，于夫人则交由程夫人管束。一场历时数年的婆媳大战终于告一段落。
　　经过两场官司，于夫人和程夫人的矛盾愈演愈烈，于夫人更是不肯就此低头服软。三年后，程夫人直接向嘉庆上疏，再次控告于夫人的多处不端：逢年过节不给自己请安;孔庆镕数月不进家塾，孔宪增训斥他，于夫人认为这是欺负孤儿寡母，在院中高悬孔宪培的遗像，昼夜焚香祭拜。孔宪增无奈，只好将孔庆镕关入内室，还将他的书籍一并没收，叹道：“日后你不读书也罢。”
　　面对这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婆媳矛盾，嘉庆表示爱莫能助。五年后，程夫人去世，于夫人终于“熬出头了”。
　　为维护自己的地位，于夫人不但敢与婆婆、小叔子叫板，还与长辈斗法。当年于夫人的公公也是幼年袭爵，孔府事务曾由叔祖孔继涑管理，于夫人对他干预孔府事务非常不满，设法给他安了诸多罪名，最后将他赶出孔府，因此孔继涑去世后竟没能葬入家族墓地。
　　1823年，于夫人终于走完了“被嫌弃的泼妇的一生”，她的故事却流传下来。孔庆镕专门在孔府为她建了穆恩堂，请来能工巧匠在堂内绘制她日常生活的场景，每日由仆从专职打扫、祭拜;道光特意遣官致祭，下令在她的墓前建立牌坊，上刻“鸾音褒德”四个金字，她的墓被后人称为“皇姑坟”。于夫人的这种待遇在历代衍圣公夫人中绝无仅有，因为她的身份、地位并不是最高的，所以这很有可能是乾隆为笼络衍圣公府而刻意为之。
　　在古代，尤其在家规森严的孔府中，女眷的言行受到诸多限制，于夫人却能打破束缚、拼命争取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也算“女权先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