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书院独立于官方文化教育体制之外，以民间方式表达着对这个世界和文化的关注，具备鲜明的民间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传统文化书院一脉相承，是中国文化人一个历史和文化的标识。现代书院的创办，是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以书院这种形式来实践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对接”。书院，就像传统中国留给现代的一个背影，让人们不禁打量起它们的现代命运。
　　
　　大师匮乏，书院缺失灵魂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自福建抵长沙，与岳麓书院主教张栻在院内同台会讲，论辩“中和”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影响盛况空前。而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院因人重，人因院名，书院因之成为“朱张过化之地”，而获后世学者敬慕。
　　朱张会讲，开创了书院不同学派“会讲”先河，体现了书院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特色，使书院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具备了强劲的动力。岳麓书院在此会讲之后，逐渐成为了湖湘学派的重地和湖湘文化的中心。
　　岳麓书院和湖湘学派合为一体，而且结合一直非常稳定。既推崇理学，又注重实践，强调经世济用，这种学风沉淀下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最突出，既有个人修养，又能经世治国。他们崇尚军事，往往文人也能带兵打仗。追求政治功利与个人修养是两个方面，而湖湘学派却能把它们凝结在一起。
　　从1999年开始，在当年朱张会讲的地方，岳麓书院效仿当年的讲学形式，创建了“千年讲坛”，并由湖南电视台直播。几乎每周，明伦堂都会迎来一位举足轻重的知名人士：余秋雨、杜维明、李学勤、金庸、樊纲、张朝阳、傅聪、星云大师……一直延续到今天。
　　讲座向社会开放，听众除了湖大学生，也有其他各校老师学生、文化爱好者、地方政府官员、企业家。每有名人来讲座，都将这个千年学府挤得水泄不通，听众的热衷，让这座古老的书院笑称“防不胜防”。
　　当年朱张会讲，使岳麓书院名声大噪。古代的每个书院都需要这样的灵魂人物，才能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可现在的中国，是个缺乏大师的时代，既没有古代如朱熹一样影响千年的思想巨匠，也没有民国初年那样一批学贯中西的人物。现在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时代。
　　
　　现代学科建制，古老书院不适应
　　
　　书院自从唐代中叶到清末，历经了千年的办学历史，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育模式，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
　　古代书院与现代教育体制最为不同之处在于，师生同居于书院内，相处时间长，关系融洽，教学方式以教师讲授或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有机会一对一地指导学生，因材施教，而非千篇一律、整齐划一式的教学。学习的内容，则主要集中于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经典教材。
　　“书院的教育形式，有其独特的优势所在，但无法适应现代学科建制。如果一味地以书院式的教育模式代替现代教育体制，代替中小学教育，一则不现实，二则会引起更大范围的疑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表示，以书院作为现代教育形式的补充，以达到修身养性、陶冶心灵的目的，作为青少年培养国学修养的辅助形式未尝不可，但在全球化的剧烈竞争下，如果不接受现代学术训练，不谙学科前沿，不通学科历史，仍试图以书院模式培养一流的学者，无异于天方夜谭。
　　上世纪50年代初，由著名学者钱穆在香港创办的新亚书院，可谓坊间极有名气的书院。钱穆当年，不是选择台湾或大陆，而是香港，因为那里是殖民地，更提携传统文化，他想以宋朝的书院来体现，有强烈的文化担当和使命感。但现在的新亚书院，几乎全套使用的都是现代西式教育体系的授课方式。与此同时，时下在全国各地兴起的各种书院，讲授形式、授课模式不一，有些即使连营建者本身，心里也没有一个标准的概念。也许只是挂了一个“书院”的名字，但与真正的书院精神相去甚远。更多由书院而起的，对现代学术、现代教育制度的针砭，可能也只是借“书院”之名，借古喻今的一种形式罢了。
　　
　　书院，何时走近寻常百姓家？
　　
　　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东林书院迎来了一批5到12岁的小朋友，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念起了《论语》等经典古诗文，依庸堂内书声琅琅。东林书院的儿童诵读学堂已经坚持了8年，孩子们在这里接受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和教育。此时，北大校园里，中国文化书院与一批热衷于建构中国企业文化的企业家合作发起的三智道商国学院，已成立一年。
　　现在很多书院都在尝试商业化运作，在三智道商国学院对外宣布的课表中，为企业家量身定做的课程持续一年左右，每个月有3天时间集中授课，讲师中不乏明星教授。书院在为学员定制的课程体系中，除了名师传道讲授道德理念之外，还传授养生养心的概念。据了解，三智道商国学院目前受众只限于企业家，一年课程收费就需8.1万元，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三智道商国学院院长王守常曾公开表示，“我不反对用商业化手段来推广国学，文化传播一定是和经济活动连在一起的。”
　　当被问及为何只面对高端受众，招生人员表示：“这些社会上的成功人士，本身资历较深，与一般的大学教育不一样，我们的课程大多以讲座形式举行，提供一些政策法规、传统经营管理的理念，可以帮他们开拓眼界。”对于学费过于昂贵的问题，则没有回答。而在太湖大学堂，了解情况的当地人说，听南怀瑾大师亲自授课的门槛很高，太湖大学堂明文表示不接受私人报名听课的请求，只接受学术机构的团体预订，一般的平民百姓听不到。而太湖大学堂小学部的招生网站上，赫然地写着：要入学必须先提交申请，经学校面谈审核后才能进入，一个班一般不超过15人，收费每学期8～10万元。
　　不少人在太湖大学堂的论坛上质疑昂贵的学费，相关人员的解释是，“太湖大学堂没有普及教育的义务，要长久运作下去，只有先走高端精致的商业模式。”张颐武教授则说：“书院经营做成培训的形式，代表它有社会需求，它们有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发展的自主性，也可以选择自己受众的空间。如果有更多的社会服务项目，那就更好了。”
　　
　　现代书院，与历史渐行渐远
　　
　　少数知名书院有着另一种发展轨迹，岳麓书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作为湖南大学下属学院的岳麓书院，行政体制已纳入湖南大学，它恢复了书院传统的讲学形式。而与岳麓书院同为北宋四大书院的应天书院，在历史上劫难重重，原貌遭到严重破坏，2003年始，河南省政府着手开始修复，目前是商丘市古文化的著名景点，而其曾在历史上辉煌一时的讲学作用，却已不复存在。
　　在国外，书院则以另一种面貌呈现。中国研究书院的学者在去韩国考察时，都有一个惊讶的发现：韩国的千元纸币上，印的是一所书院，而不是国家领导人。中国的书院明代传入朝鲜半岛，现在整个半岛上还有1000多所书院，而韩国千元纸币上的书院是韩国最有名的书院——陶山书院，为韩国儒家代表人物李退溪讲学之所。从韩国回来的学者感慨“韩国保留的书院传统比中国好”，现在，韩国仍然有儒林，即儒家学者的协会，颇有势力，时常组织社会活动，称为“儒林大会”，相当于中国的“学术论坛”。
　　讲学、藏书、祭祀，是古代书院的三大功能。韩国书院主要保留了祭祀功能，书院家族的祭祀都保留得非常完整。比如陶山书院主要祭祀李氏家族（儒家），谱系是：孔子、孟子、朱熹、李退溪……
　　而中国书院的祭祀传统则完全中断了，即使在仍然教学的岳麓书院的文庙，也只作旅游观光之用。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打算恢复院内文庙祭祀，但为难的是，仪式的尺度不好把握，“以前的祭祀仪式非常复杂，现在不可能做到了。现在一般的做法又太简化，献一个花圈，然后鞠躬，何谈文化传承。”
　　韩潮的流行激起了储藏在我们民族心灵中的传统文化记忆，那些看似“婆婆妈妈”的琐碎情节中，有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到日本，学者们也惊讶地发现，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上流社会的文集皆为纯正的文言文。日本境内现存书院有100多所，有几家还在教学。日本有些书院，还遵循白鹿洞书院学规，每次升旗仪式的时候，唱的是白鹿洞书院学规。礼失而求诸野，当我们的书院几乎都变成了文物单位，我们只能到国外寻求研究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