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孙子周令飞曾经在台北卖爆米花——这是鲁迅的儿子、周令飞的父亲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的。
　　八十年代初，曾发生了一件给国人带来不小震撼的事：鲁迅的孙子周令飞竟然从日本跟一个“身份可疑”的台湾姑娘去台北结婚。一时间，境外媒体大肆炒作，港台报刊称周令飞是“海峡两岸第一个闯关者”。周令飞的出走，让周海婴夫妇伤透了脑筋。周海婴说：“最让我们担心的，还是儿子在那边的言行举止，即政治表现。我们估计国民党当局很可能要利用他，各种政治色彩的媒体，也不会轻易将他放过，台湾社会又是如此复杂，因此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心中默祷着：要头脑清醒，千万不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成为人家的反共工具啊!”
　　周令飞在“那边”的言行举止怎样呢?
　　在从日本飞往台湾前，周令飞向媒体发表了三点声明，其中第一条是：此举纯粹为了爱情，而没有任何别的企图。时过境迁，现在回头看，我以为，周令飞确实如他所说，“纯粹是为了爱情”。周海婴在书中写道，周令飞刚到台北那阵，有人企图利用他。媒体一片喧哗，有的将他赴台的行动干脆名之为“投奔自由”。加之“美国之音”一类外电竞相渲染，他似乎真的成了个“叛逃者”。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势，他虽然孑然一身，仍能从容自如地应对各种诱惑和“围攻”。面对记者们别有用心的诱导，他绝不授予任何他们想要得到的片言只语。有的媒体企图邀他去为其工作，他立即警惕地意识到有可能被利用而予婉拒。他一向热衷于摄影艺术，宁愿改行学习经营之道。当起他岳父开办的百货公司的协理，也不做“出格”的事。
　　我们试想，当年，卓长仁这样一个劫机犯，都可以成为“投奔自由”的“战士”。都可以成为一个关于大陆的什么研究所的研究员。鲁迅的孙子要想谋个体面的工作，应是绝无问题的，不是还有“媒体企图邀他去为其工作”吗?可是，周令飞毅然放弃了。
　　周夸飞在他岳父开的百货公司做事。后来，因为修地铁，百货门口临时搭起了围栏，交通受到妨碍，顾客随之大减，生意每况愈下，资金滞搁，只好关门了事。周令飞的岳父为了躲债逃去日本，只能靠周令飞这个外来的女婿料理一切后事。
　　便是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周令飞也没有做“出格”的事。他们买了一台爆米花机，将爆好的米花批发给摊贩，以此度日。鲁迅的孙子竟然落到了卖爆米花的地步，这当然是一大新闻!周海婴写道：“这事给那些无聊记者获悉，写文章拿我儿子当笑话，说什么想不到鲁迅的孙子竟落到在台北卖爆米花过日子的地步。但我儿子不以为然，心想我本分做生意，靠劳动吃饭，这给祖父丢什么脸?照样他干他的。”其实，周令飞卖爆米花，不仅没有给鲁迅丢脸，实际上正是遵从了鲁迅的遗愿，是照鲁迅的遗嘱办事。
　　我们知道，鲁迅临去世前，留下了一个著名的遗言，这就是收在《且介亭杂文末篇》中叫《死》的那篇文章。对于孩子的未来，鲁迅自然是希望“后来居上”的。他说过希望他儿子做父亲做得比他还好。但是，对子嗣未来谋生的手段，鲁迅却写下了这样的遗嘱：“孩子长大，倘元才能，可寻，最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的意思很明白。宁可做一个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不要做那种徒有虚名、华而不实之徒。周令飞的卖爆米花，不正是鲁迅说的“寻点小事情过活”吗?仅凭这点，我认为，周夸飞是不愧为鲁迅的后人的，如果他“出格”，在台湾当个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应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里，不仅是有无才能的问题，更是有无操守的问题。
　　王得后先生在《“两地书”研究》中对这一条遗嘱有过很深刻的评论，他说：“这条遗嘱在文艺界是非常有名的。循名责实，人们相约不要做‘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着重在‘空头’二字。”他深入地分析到：“我相信，鲁迅多半是想到了自己在文学艺术界的影响吧?这种影响是有可能给予子嗣以某种荫庇的。这种荫庇，不来自世袭的权势，而来自‘父荣子贵’的封建主义传统，彻底否定这个传统，依靠自己。像千千万万劳动者及其子嗣一样，依靠自己谋生存，求发展。”
　　依靠自己谋生存，求发展，正是鲁迅这条遗嘱的实质内容。周令飞客观上实践了鲁迅的遗嘱。后来，他夫妇俩完全靠自己的双手，“终于创造了这样一个虽不算富裕、却也舒适安逸的家”!周令飞对舞台艺术情有独钟，摄影又是他的专长，经过几年努力，一本沉甸甸的长达五十万字的著作《梦幻狂想奏鸣曲——大陆舞台四十年》问世，并在台北《中国时报》连载。周令飞有一个愿望，他不愿意被人加上“鲁迅的孙子”这种定语。他不愿靠祖上“庇萌”生活。他要创造自己的事业，走自己的路，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此，周海婴不无欣慰地说：“我想，这也是父亲所愿意看到的。”是的，这确实是鲁迅所愿意看到的。
　　宁可卖爆米花，也不愿做“出格”的事。这有鲁迅的遗风在，这有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在，有如此风骨，我相信周令飞会有更美好的未来——不过，话说回来，哪怕他永远卖爆米花吧，哪怕他永远生活在人间的底层吧，他在人格上也比那些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来得更健全，他的生活也比病态者更接近真实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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