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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北京市海淀區实诚培训学校门口，七八位家长们围在一起，讨论着要不要给自己孩子报名上这所学校的“占坑班”。
这些家长的孩子正在读小学四年级至六年级，有的仅为三年级，但是“小升初”的压力逼迫他们未雨绸缪。
“最关键的就是现在到寒假之前这段时间。”学生家长陈曦（化名）告诉《财经》记者。陈曦为儿子锁定的目标是北京十一学校，一所著名的示范中学。想选择这样的学校，“战斗”早已打响，为抢占先机，同时躲避媒体关注，北京各重点中学把原定于明年四五月份举行的考试，提前到了这个学期。
对于陈曦来说，让孩子进入“占坑班”是进入这种名校的必经之路。
所谓“占坑班”，是指公办名校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可从中选拔优秀学生升入本校初中。事实上，北京的各名校都有自己对应的培训学校，对普通家庭的孩子而言，一般必须进入该培训学校学习，才可能被“点招”进入该名校，是为“占坑”。
实诚培训学校就是十一学校的“占坑班”。“占坑班”只是北京“小升初”择校的一种形式。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小升初”的择校途径多达十余种，除“占坑”外，还有条子生、共建生、特长生、推荐派位等入学方式。其背后体现出“以权择校、以钱择校、以优择校”三大特点，与义务教育制度严重相悖。
按照中国的义务教育制度，初中遵循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然而，在择校热之下，各名校纷纷推出自己的招生制度。同时，符合就近入学的电脑派位制度日渐削弱。北京优质教育资源最集中的东城、西城、海淀三个区，通过电脑派位方式入学的学生比例分别只有44％、33％和40％，均不足半数。而在十年前，这个比例约为80％左右。
“小升初”的异化虽与家长们盲目追求名校的心态密不可分，但归根到底体现的仍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实。在特权和金钱的魅影之下，“小升初”演化为一场激烈的“暗战”。
权钱择校
在“小升初”的种种异态中，“以权择校”最为人所诟病，最直接的形式就是“条子生”。
“条子生”大部分由市、区领导直接安排，各区每年都会在几所“重点学校”给“条子生”预留名额。“条子生”的家长大部分来自对本区域内的要害部门，如工商、税务、规划、纪检等，还有一些是中央部委官员。
一般而言，招收“条子生”的工作从每年春节前后就开始了，学校会采用各种灵活手段招收这些特殊学生。如果学生本身有推优、特长生测试资格，那么就可占用这些名额；如果学生不具有这些资格，则占用共建名额。有些热门学校的“条子生”太多，还暗中采取单独出题考试的办法。
每逢升学季节，各名校校长都能收到众多条子而难以处置。有的学校甚至每年设立一个临时机构，叫“条子办”。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有的名校一到招生季节，校长的手上竟接到千余个条子，最终只能根据批条子官员的职位高低处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显示，重点学校的“条子生”一般占当年招生人数的8％－10％左右。
除了“条子生”，共建制度是另一种“以权择校”，其形式更为公开化和组织化。这是一种具有北京特色的“小升初”政策，即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单位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据清华园教育集团副校长闻风介绍，共建模式中又有“小共建”和“大共建”之分。“小共建”是录取比例很高的共建，“甚至1∶1录取”。“大共建”则录取比例较低，比如给共建单位10个名额，但报名者可能有100人，这样只能通过内部考试的办法择优录取。
一般而言，一所重点学校的共建单位都不止一个。比如北京一六一中学，其共建单位除了新华社之外还有中国银行、供电局等。而一些大型单位的共建学校也往往不止一所。因此，若非学校披露，共建生的招生比例外界无从得知。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调查，2011年北京八中招收共建生的比例高达17％。
与“以权择校”相对的，是一个更为隐蔽“以钱择校”。知情人士透露，成绩不佳的学生如果想进入海淀区一所著名大学附中，运作费用在30万元以上。其中一部分钱用于“打点”学校相关人员，另一部分由中介机构或者中间人收取。而这还只是获得了录取资格，学生正式入学前还需要缴纳捐资助学费，费用多少根据学生的考分而定，分数高的少交，低的多交，至少6万元。前后相加，总费用为四五十万元。
特长生与推优生
“以优择校”典型地体现为特长生和推优生两种类型。特长生是北京市“小升初”最名正言顺的择校渠道。全市“小升初”特长生测试时间统一安排在5月21日和22日两天举行，考生最多可报考两所至三所学校，被录取后不能再选择其他入学方式。
特长生包括体育特长、艺术特长、科技特长三类。根据公开资料，海淀区特长生招生计划共计2147人，占总招生数1.9万人的11％。西城区招收特长生的比例也在12％左右。
因此，为获取升学捷径，不少家长们让孩子从三四岁就开始参与各种培训，不断参加各种比赛，进入录取阶段，竞争更为激烈，一般学校只招20人，报名者高达数百人。
“极低的录取率杀伤了学生的自信心和对艺术、体育本身的兴趣，有违少年儿童个性发展的正常规律，偏离了义务教育人才培养的应有价值。”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
另一种在北京各区通行的招生政策为“推优”，又叫做推荐派位。一般而言，优质的小学会分配到几个至几十个名额，学生按成绩排队，入围学生将被推荐到优质中学。
各区县推优的标准大同小异。以2010年西城区的标准为例，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包括两方面：一是参考三好生等荣誉称号，顺序为市区十佳少年、市区红领巾奖章、市三好、三年连续区三好、两年区三好，依此类推；二是要看五年级第二学期和六年级第一学期的学业水平，全区统一监控成绩总分在540分以上。2011年海淀区的“小升初”推优，按照“打分排队”原则，其中五年级统测成绩占70分、各类荣誉称号占20分、文艺体育特长奖项占8分、班干部占2分。
推优政策的目的是让“品学兼优”学生能有进入优质中学的机会，但杨东平认为，由于这一做法人为地给学生贴标签、分等级，极易造成歧视，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而且推优入学政策是一种选拔性机制，违反了义务教育免试的原则。
尽管如此，北京各区推优的比例都在不断提高，如东城区推优比例由2010年的15％上升为2011年的20％，西城区为30％，海淀区为13％。
推优比例的逐步扩大，与“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亦有内在关系，因为通过后两者途径入学的学生家长往往会提前操作，占用推优和特长生的名额。“通过各种培训机构，学生该拿的证书基本上都能拿到，当很多人拿到推优资格的时候，这个资格也就形同虚设。关键仍在示范学校，他们认为你有潜力就可以通过推优录取。”一位培训机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这意味着，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即便符合推优资格，也很难以此方式入读优质中学。
“占坑班”独木桥
陈曦的儿子成绩在年级中名列前茅，已经连续两年获区红领巾奖章，并从三年级开始就是三好学生，按规定有机会推优，却被老师告知：“孩子很优秀，但别指望推优，该你们家长使劲儿。”
原本指望推优的陈曦被老师“一语点破梦中人”，开始面对现实。既无特殊关系，又无雄厚财力的陈曦只能选择让孩子去上“占坑班”，这也是大多数普通家长的选择。
“占坑班”起源于1998年，由于当时“小升初”由统一考试改为“电脑派位”。一些家长不愿意孩子进入普通学校就读，而重点学校为争优秀生源也不愿意接收“电脑派位生”，择校成为家长和学校共同的需求。
此时，那些以奥数培训为主的学校就有了新角色，承担起替重点中学选拔学生的功能，成为重点中学的预科班。
此格局延续至今并愈演愈烈，各名校均有自己的“占坑班”。据了解，北京市重点学校具有“点招”资格的有人大附中、北大附中、101中学、十一学校、北京四中、三帆中学等学校。全市点招人数约1700人－1800人。
根据“点招”录取的几率，“坑班”还被分成“金坑”“银坑”“土坑”几种。所谓“金坑”，是与最顶尖的中学关联性最大的培训班，不上该培训班就不可能通过“点招”被录取。“银坑”学校的知名度、录取几率次之。“土坑”指的是一般重点校的培训班。
根据清华园教育集团副校长闻风的统计，通过“点招”录取学生，仅占“占坑班”学生的20％以下，这意味着至少80％的孩子是在做无用功。
为了这10％－20％的机会，家长和孩子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陈曦称其中的痛苦“罄竹难书”。通常而言，小学生从三四年级就要开始入读“占坑班”，为了增加命中率，孩子一般要上一个以上的“占坑班”，多的要占四五个“坑”。
“占坑班”普遍设立奥数、英语、语文三门课程，“只有奥数才是真正的王牌，通杀。”陈曦说。三门功课中，英语、语文的比重因坑班各异，但奥数在所有坑班中都占最大的权重，这就是北京市小学生几乎人人学奥数的原因所在。
另外，一些“占坑班”每年都进行考试、筛选、排位，优胜劣汰，因为只有在六年级时排名靠前的一部分学生才可能被“点招”进重点中学。为了在“占坑班”中排名靠前，学生们又需参加另外一些培训机构的课程。
这种培训之外的培训意味着更大的负担。9月5日，在海淀区实诚培训学校的报名现场，一位家长告诉《财经》记者，她为孩子报了三个“占坑班”，同时还在学而思学校学习奥数和英语，一年花费两三万元。21世纪研究院调研组的调查显示，从三年级孩子进入“坑班”起，至六年级面临“小升初”，期间的花费可达10多万元。
除金钱之外，在“占坑”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都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家长几乎不再拥有业余时间。“考试的时候，正常的睡眠都难以保证。”陈曦说。而孩子则每天上完课后，在家长带领下奔赴各个“占坑班”，周末和假期亦然。
隐蔽利益链
择校热的背后是利益的驱动。
据《财经》记者了解，围绕着“小升初”，已衍生出一个隐蔽而完整的利益链条。“在这个链条中，教育主管部门与重点学校结成联盟，造就居高不下的择校收费市场并分享利益；重点学校则与培训机构结盟，规避风险，制造课外培训的巨大商机并分享利润。”杨东平说。
中国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之后，严令禁止、大力整治学校乱收费的活动不断。但是，中小学择校费从未真正消失，甚至得到相关部门的许可，只是美其名曰“捐资助学费”。按照北京市的政策，中小学捐资助学费的“法定”标准约为3万元，但是一些名校价码远高于此。
具体操作上，家长将捐资助学费存到区教委指定的银行账户或教育基金会账户上，但无任何正式单据和凭条。区教委一般从这笔钱中提留20％左右，70％－80％返还给学校，主要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
西城检察院今年6月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教育系统的职务犯罪近几年呈上升趋势，且多集中在中小学校长身上。利用负责招生的权力，私自招收编外学生，侵吞单位账外款，是该类案件的主要特点。
2008年8曰，海淀区中关村三小原校长王翠娟腐败案发，爆出中关村三小的账外资金超过了1亿元，而这部分账外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于“片外”学生入学缴纳的赞助费。
“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收费处于无从规范的状态，收取、管理、使用从不公开，成为特别混乱、问题特别严重的‘黑洞’。”杨东平说。
依托择校热，各种从事奥数、英语和语文等课程辅导的培训机构也挣得盆满钵满。其利润一部分来自于公开的培训，好的培训机构一般每一门课程费用约每期2000元－3000元，每年四期共8000元－12000元。如果学生语、数、英三门都上，则每年要超过3万元。
培训机构的另一部分收益则来自于私相授受。北京一家培训机构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部分培训机构与中小学校长建立起关系后，家长如果希望“以钱择校”，培训机构会收取高额中介费，将学生介绍给学校。“每年都有十几个二十个，利润多少取决于与学校领导的关系亲疏，一般可达十几万至二十几万元。”他说，由于这种方式获利简单，不少培训机构选择了掮客之路。
甚至重点中学的教师也参与分一杯羹，将有择校需求的学生介绍给校长，收取介绍费。
教育均衡路漫漫
是什么引发如此疯狂的择校热？家长是择校的主体，他们名校情结浓厚，希望孩子接受优质的教育，表面看是他们推动了择校浪潮。
一位家长表示，他家附近有四五所中学，最好的是北京理工大学附中，是区重点，其他均是普通学校，如果接受电脑派位，最多能进北理工附中，而且无法进入实验班，因为实验班一般都提前“点招”完毕了。
1998年，北京市取消了“小升初”入学考试，以“电脑派位”取而代之，即通过学区划片、以电脑随机摇号的方法分配学位，从而实现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然而经过大约三年的实践后，电脑派位作用越来越小。一些名校为了保证自己的升学率，很少接受甚至根本不接受派位生。
比如，海淀区人大附中不接收电脑派位生；海淀实验中学17个班中，仅有4个班为派位生，比例约24％。
当家长们意识到，依靠派位，只能进入普通学校后，择校热潮再起。派位到薄弱校的学生出现了较大面积的二次流动，不少薄弱校甚至出现“一开学班里少了一半人”的现象。
而实际上，择校热的背后是教育资源的不均等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
长期以来，名校在各方面都享有政策倾斜，与普通学校差距颇大。在择校竞争最为激烈的海淀区，11所示范中学无论在教育事业费支出，教学仪器设备值、中级以上职务教师等方面的平均水平，至少是另外45所普通中学的2倍。
目前，教育資源不均衡的局面愈加严重。2011年，在实施“校安工程”（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的过程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又“锦上添花”。人大附中拆除逸夫楼，建设近2万平方米的初中教学楼；北大附中建设规模数万平方米的教学楼和体育馆；西城区同样投巨资7.3亿元，开展西城外国语学校、三帆中学、育民小学共九所优质学校的改扩建工程，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1998年，北京市按照教育部要求，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实行初高中分离。当时，人大附中等六校以教育实验的名义得以保留初中部。眼见这些学校可以通过初中在小学阶段选拔生源，在升学率竞争中独占风光。一些已经高初中脱钩的示范性高中深感吃亏，2004年以来纷纷恢复初中部。
目前，西城、东城、海淀、朝阳四区的45所示范高中，有44所已经建立了初中部。
在强校、弱校实力悬殊的背景下，就近入学的电脑派位制形同虚设，家长们的择校行为也成为一种现实的理性选择。“就近入学需要以教育的均等化为前提。”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对《财经》记者说。
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认为，教育资源均衡化很难实现，强行打破优质公立学校的优势也不见得是好事，可能把现有的好学校也弄没了。关键是增加更多好学校的供给，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如果政策是公平的，很多人愿意办学，现在的情况是社会力量办学受到诸多限制，从而导致有效的供给被限制了，家长们不得不紧盯少数几所重点学校。
破除教育特权势在必行
北京“小升初”犹如一个哈哈镜，它照出的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还照出了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以及权力和金钱干扰下社会心态的扭曲。欲寻破解之道，亦当多维并举。
事实上，在推进教育资源的均等化上，有许多举措可以采取。韩民认为，不应当给那些重点学校以特权，不应当给它们在选择教师、教育经费上的政策倾斜。教师可以流动起来，好教师不能一直待在一个学校，过几年应当到学区内别的学校教学。
实践中，已有相对成功的案例，安徽铜陵市就用十年时间，实现了义务教育相对均衡化的目标，其做法一是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优先扶持和改造弱校；二是实行校长和教师轮换，并向薄弱学校倾斜；三是改革高中招生办法，将优质高中入学指标平均分配到各个初中。这些做法也是日本、韩国治理基础教育畸形化的共同经验。
“办法都是现成的。”不过，在杨东平看来，北京要采取这些做法还需要破除观念上的深层障碍。长期以来中国教育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在中国教育水平还不发达的情况下需要一批重点学校集中优质生源，进行重点培养，造就世界优秀人才。这种观念也深为中央领导所认同。
而在闻风看来，重点校制度从实践中也并没有取得所谓教育实验的效果。“我们拥有全世界顶尖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却很失败，美国相反，基础教育很差，高等教育却很好，为什么？中国的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被榨干了，兴趣、想象力和创造性都被磨灭了。”
据杨东平介绍，国外的公立中学连自主招生权和财务权都没有，必须接受就近入学的学生，在高中阶段以后，择校才被允许。
对于“小升初”中的特权干扰和权钱交易，闻风呼吁建立诚信制度，校长若收了钱，终身不能从事教职工作。退一步而言，在规则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起码要将各种入学方式的录取比例公示。“当然，这不是教育系统自己能够做到的，在北京，就需要中央级的各大单位带头进行。”
闻风说，若做不到教育平等，破除择校热“暗战”等于纸上谈兵。
这些家长的孩子正在读小学四年级至六年级，有的仅为三年级，但是“小升初”的压力逼迫他们未雨绸缪。
“最关键的就是现在到寒假之前这段时间。”学生家长陈曦（化名）告诉《财经》记者。陈曦为儿子锁定的目标是北京十一学校，一所著名的示范中学。想选择这样的学校，“战斗”早已打响，为抢占先机，同时躲避媒体关注，北京各重点中学把原定于明年四五月份举行的考试，提前到了这个学期。
对于陈曦来说，让孩子进入“占坑班”是进入这种名校的必经之路。
所谓“占坑班”，是指公办名校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可从中选拔优秀学生升入本校初中。事实上，北京的各名校都有自己对应的培训学校，对普通家庭的孩子而言，一般必须进入该培训学校学习，才可能被“点招”进入该名校，是为“占坑”。
实诚培训学校就是十一学校的“占坑班”。“占坑班”只是北京“小升初”择校的一种形式。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小升初”的择校途径多达十余种，除“占坑”外，还有条子生、共建生、特长生、推荐派位等入学方式。其背后体现出“以权择校、以钱择校、以优择校”三大特点，与义务教育制度严重相悖。
按照中国的义务教育制度，初中遵循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然而，在择校热之下，各名校纷纷推出自己的招生制度。同时，符合就近入学的电脑派位制度日渐削弱。北京优质教育资源最集中的东城、西城、海淀三个区，通过电脑派位方式入学的学生比例分别只有44％、33％和40％，均不足半数。而在十年前，这个比例约为80％左右。
“小升初”的异化虽与家长们盲目追求名校的心态密不可分，但归根到底体现的仍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实。在特权和金钱的魅影之下，“小升初”演化为一场激烈的“暗战”。
权钱择校
在“小升初”的种种异态中，“以权择校”最为人所诟病，最直接的形式就是“条子生”。
“条子生”大部分由市、区领导直接安排，各区每年都会在几所“重点学校”给“条子生”预留名额。“条子生”的家长大部分来自对本区域内的要害部门，如工商、税务、规划、纪检等，还有一些是中央部委官员。
一般而言，招收“条子生”的工作从每年春节前后就开始了，学校会采用各种灵活手段招收这些特殊学生。如果学生本身有推优、特长生测试资格，那么就可占用这些名额；如果学生不具有这些资格，则占用共建名额。有些热门学校的“条子生”太多，还暗中采取单独出题考试的办法。
每逢升学季节，各名校校长都能收到众多条子而难以处置。有的学校甚至每年设立一个临时机构，叫“条子办”。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有的名校一到招生季节，校长的手上竟接到千余个条子，最终只能根据批条子官员的职位高低处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显示，重点学校的“条子生”一般占当年招生人数的8％－10％左右。
除了“条子生”，共建制度是另一种“以权择校”，其形式更为公开化和组织化。这是一种具有北京特色的“小升初”政策，即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单位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据清华园教育集团副校长闻风介绍，共建模式中又有“小共建”和“大共建”之分。“小共建”是录取比例很高的共建，“甚至1∶1录取”。“大共建”则录取比例较低，比如给共建单位10个名额，但报名者可能有100人，这样只能通过内部考试的办法择优录取。
一般而言，一所重点学校的共建单位都不止一个。比如北京一六一中学，其共建单位除了新华社之外还有中国银行、供电局等。而一些大型单位的共建学校也往往不止一所。因此，若非学校披露，共建生的招生比例外界无从得知。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调查，2011年北京八中招收共建生的比例高达17％。
与“以权择校”相对的，是一个更为隐蔽“以钱择校”。知情人士透露，成绩不佳的学生如果想进入海淀区一所著名大学附中，运作费用在30万元以上。其中一部分钱用于“打点”学校相关人员，另一部分由中介机构或者中间人收取。而这还只是获得了录取资格，学生正式入学前还需要缴纳捐资助学费，费用多少根据学生的考分而定，分数高的少交，低的多交，至少6万元。前后相加，总费用为四五十万元。
特长生与推优生
“以优择校”典型地体现为特长生和推优生两种类型。特长生是北京市“小升初”最名正言顺的择校渠道。全市“小升初”特长生测试时间统一安排在5月21日和22日两天举行，考生最多可报考两所至三所学校，被录取后不能再选择其他入学方式。
特长生包括体育特长、艺术特长、科技特长三类。根据公开资料，海淀区特长生招生计划共计2147人，占总招生数1.9万人的11％。西城区招收特长生的比例也在12％左右。
因此，为获取升学捷径，不少家长们让孩子从三四岁就开始参与各种培训，不断参加各种比赛，进入录取阶段，竞争更为激烈，一般学校只招20人，报名者高达数百人。
“极低的录取率杀伤了学生的自信心和对艺术、体育本身的兴趣，有违少年儿童个性发展的正常规律，偏离了义务教育人才培养的应有价值。”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
另一种在北京各区通行的招生政策为“推优”，又叫做推荐派位。一般而言，优质的小学会分配到几个至几十个名额，学生按成绩排队，入围学生将被推荐到优质中学。
各区县推优的标准大同小异。以2010年西城区的标准为例，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包括两方面：一是参考三好生等荣誉称号，顺序为市区十佳少年、市区红领巾奖章、市三好、三年连续区三好、两年区三好，依此类推；二是要看五年级第二学期和六年级第一学期的学业水平，全区统一监控成绩总分在540分以上。2011年海淀区的“小升初”推优，按照“打分排队”原则，其中五年级统测成绩占70分、各类荣誉称号占20分、文艺体育特长奖项占8分、班干部占2分。
推优政策的目的是让“品学兼优”学生能有进入优质中学的机会，但杨东平认为，由于这一做法人为地给学生贴标签、分等级，极易造成歧视，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而且推优入学政策是一种选拔性机制，违反了义务教育免试的原则。
尽管如此，北京各区推优的比例都在不断提高，如东城区推优比例由2010年的15％上升为2011年的20％，西城区为30％，海淀区为13％。
推优比例的逐步扩大，与“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亦有内在关系，因为通过后两者途径入学的学生家长往往会提前操作，占用推优和特长生的名额。“通过各种培训机构，学生该拿的证书基本上都能拿到，当很多人拿到推优资格的时候，这个资格也就形同虚设。关键仍在示范学校，他们认为你有潜力就可以通过推优录取。”一位培训机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这意味着，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即便符合推优资格，也很难以此方式入读优质中学。
“占坑班”独木桥
陈曦的儿子成绩在年级中名列前茅，已经连续两年获区红领巾奖章，并从三年级开始就是三好学生，按规定有机会推优，却被老师告知：“孩子很优秀，但别指望推优，该你们家长使劲儿。”
原本指望推优的陈曦被老师“一语点破梦中人”，开始面对现实。既无特殊关系，又无雄厚财力的陈曦只能选择让孩子去上“占坑班”，这也是大多数普通家长的选择。
“占坑班”起源于1998年，由于当时“小升初”由统一考试改为“电脑派位”。一些家长不愿意孩子进入普通学校就读，而重点学校为争优秀生源也不愿意接收“电脑派位生”，择校成为家长和学校共同的需求。
此时，那些以奥数培训为主的学校就有了新角色，承担起替重点中学选拔学生的功能，成为重点中学的预科班。
此格局延续至今并愈演愈烈，各名校均有自己的“占坑班”。据了解，北京市重点学校具有“点招”资格的有人大附中、北大附中、101中学、十一学校、北京四中、三帆中学等学校。全市点招人数约1700人－1800人。
根据“点招”录取的几率，“坑班”还被分成“金坑”“银坑”“土坑”几种。所谓“金坑”，是与最顶尖的中学关联性最大的培训班，不上该培训班就不可能通过“点招”被录取。“银坑”学校的知名度、录取几率次之。“土坑”指的是一般重点校的培训班。
根据清华园教育集团副校长闻风的统计，通过“点招”录取学生，仅占“占坑班”学生的20％以下，这意味着至少80％的孩子是在做无用功。
为了这10％－20％的机会，家长和孩子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陈曦称其中的痛苦“罄竹难书”。通常而言，小学生从三四年级就要开始入读“占坑班”，为了增加命中率，孩子一般要上一个以上的“占坑班”，多的要占四五个“坑”。
“占坑班”普遍设立奥数、英语、语文三门课程，“只有奥数才是真正的王牌，通杀。”陈曦说。三门功课中，英语、语文的比重因坑班各异，但奥数在所有坑班中都占最大的权重，这就是北京市小学生几乎人人学奥数的原因所在。
另外，一些“占坑班”每年都进行考试、筛选、排位，优胜劣汰，因为只有在六年级时排名靠前的一部分学生才可能被“点招”进重点中学。为了在“占坑班”中排名靠前，学生们又需参加另外一些培训机构的课程。
这种培训之外的培训意味着更大的负担。9月5日，在海淀区实诚培训学校的报名现场，一位家长告诉《财经》记者，她为孩子报了三个“占坑班”，同时还在学而思学校学习奥数和英语，一年花费两三万元。21世纪研究院调研组的调查显示，从三年级孩子进入“坑班”起，至六年级面临“小升初”，期间的花费可达10多万元。
除金钱之外，在“占坑”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都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家长几乎不再拥有业余时间。“考试的时候，正常的睡眠都难以保证。”陈曦说。而孩子则每天上完课后，在家长带领下奔赴各个“占坑班”，周末和假期亦然。
隐蔽利益链
择校热的背后是利益的驱动。
据《财经》记者了解，围绕着“小升初”，已衍生出一个隐蔽而完整的利益链条。“在这个链条中，教育主管部门与重点学校结成联盟，造就居高不下的择校收费市场并分享利益；重点学校则与培训机构结盟，规避风险，制造课外培训的巨大商机并分享利润。”杨东平说。
中国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之后，严令禁止、大力整治学校乱收费的活动不断。但是，中小学择校费从未真正消失，甚至得到相关部门的许可，只是美其名曰“捐资助学费”。按照北京市的政策，中小学捐资助学费的“法定”标准约为3万元，但是一些名校价码远高于此。
具体操作上，家长将捐资助学费存到区教委指定的银行账户或教育基金会账户上，但无任何正式单据和凭条。区教委一般从这笔钱中提留20％左右，70％－80％返还给学校，主要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
西城检察院今年6月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教育系统的职务犯罪近几年呈上升趋势，且多集中在中小学校长身上。利用负责招生的权力，私自招收编外学生，侵吞单位账外款，是该类案件的主要特点。
2008年8曰，海淀区中关村三小原校长王翠娟腐败案发，爆出中关村三小的账外资金超过了1亿元，而这部分账外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于“片外”学生入学缴纳的赞助费。
“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收费处于无从规范的状态，收取、管理、使用从不公开，成为特别混乱、问题特别严重的‘黑洞’。”杨东平说。
依托择校热，各种从事奥数、英语和语文等课程辅导的培训机构也挣得盆满钵满。其利润一部分来自于公开的培训，好的培训机构一般每一门课程费用约每期2000元－3000元，每年四期共8000元－12000元。如果学生语、数、英三门都上，则每年要超过3万元。
培训机构的另一部分收益则来自于私相授受。北京一家培训机构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部分培训机构与中小学校长建立起关系后，家长如果希望“以钱择校”，培训机构会收取高额中介费，将学生介绍给学校。“每年都有十几个二十个，利润多少取决于与学校领导的关系亲疏，一般可达十几万至二十几万元。”他说，由于这种方式获利简单，不少培训机构选择了掮客之路。
甚至重点中学的教师也参与分一杯羹，将有择校需求的学生介绍给校长，收取介绍费。
教育均衡路漫漫
是什么引发如此疯狂的择校热？家长是择校的主体，他们名校情结浓厚，希望孩子接受优质的教育，表面看是他们推动了择校浪潮。
一位家长表示，他家附近有四五所中学，最好的是北京理工大学附中，是区重点，其他均是普通学校，如果接受电脑派位，最多能进北理工附中，而且无法进入实验班，因为实验班一般都提前“点招”完毕了。
1998年，北京市取消了“小升初”入学考试，以“电脑派位”取而代之，即通过学区划片、以电脑随机摇号的方法分配学位，从而实现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然而经过大约三年的实践后，电脑派位作用越来越小。一些名校为了保证自己的升学率，很少接受甚至根本不接受派位生。
比如，海淀区人大附中不接收电脑派位生；海淀实验中学17个班中，仅有4个班为派位生，比例约24％。
当家长们意识到，依靠派位，只能进入普通学校后，择校热潮再起。派位到薄弱校的学生出现了较大面积的二次流动，不少薄弱校甚至出现“一开学班里少了一半人”的现象。
而实际上，择校热的背后是教育资源的不均等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
长期以来，名校在各方面都享有政策倾斜，与普通学校差距颇大。在择校竞争最为激烈的海淀区，11所示范中学无论在教育事业费支出，教学仪器设备值、中级以上职务教师等方面的平均水平，至少是另外45所普通中学的2倍。
目前，教育資源不均衡的局面愈加严重。2011年，在实施“校安工程”（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的过程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又“锦上添花”。人大附中拆除逸夫楼，建设近2万平方米的初中教学楼；北大附中建设规模数万平方米的教学楼和体育馆；西城区同样投巨资7.3亿元，开展西城外国语学校、三帆中学、育民小学共九所优质学校的改扩建工程，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1998年，北京市按照教育部要求，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实行初高中分离。当时，人大附中等六校以教育实验的名义得以保留初中部。眼见这些学校可以通过初中在小学阶段选拔生源，在升学率竞争中独占风光。一些已经高初中脱钩的示范性高中深感吃亏，2004年以来纷纷恢复初中部。
目前，西城、东城、海淀、朝阳四区的45所示范高中，有44所已经建立了初中部。
在强校、弱校实力悬殊的背景下，就近入学的电脑派位制形同虚设，家长们的择校行为也成为一种现实的理性选择。“就近入学需要以教育的均等化为前提。”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对《财经》记者说。
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认为，教育资源均衡化很难实现，强行打破优质公立学校的优势也不见得是好事，可能把现有的好学校也弄没了。关键是增加更多好学校的供给，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如果政策是公平的，很多人愿意办学，现在的情况是社会力量办学受到诸多限制，从而导致有效的供给被限制了，家长们不得不紧盯少数几所重点学校。
破除教育特权势在必行
北京“小升初”犹如一个哈哈镜，它照出的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还照出了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以及权力和金钱干扰下社会心态的扭曲。欲寻破解之道，亦当多维并举。
事实上，在推进教育资源的均等化上，有许多举措可以采取。韩民认为，不应当给那些重点学校以特权，不应当给它们在选择教师、教育经费上的政策倾斜。教师可以流动起来，好教师不能一直待在一个学校，过几年应当到学区内别的学校教学。
实践中，已有相对成功的案例，安徽铜陵市就用十年时间，实现了义务教育相对均衡化的目标，其做法一是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优先扶持和改造弱校；二是实行校长和教师轮换，并向薄弱学校倾斜；三是改革高中招生办法，将优质高中入学指标平均分配到各个初中。这些做法也是日本、韩国治理基础教育畸形化的共同经验。
“办法都是现成的。”不过，在杨东平看来，北京要采取这些做法还需要破除观念上的深层障碍。长期以来中国教育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在中国教育水平还不发达的情况下需要一批重点学校集中优质生源，进行重点培养，造就世界优秀人才。这种观念也深为中央领导所认同。
而在闻风看来，重点校制度从实践中也并没有取得所谓教育实验的效果。“我们拥有全世界顶尖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却很失败，美国相反，基础教育很差，高等教育却很好，为什么？中国的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被榨干了，兴趣、想象力和创造性都被磨灭了。”
据杨东平介绍，国外的公立中学连自主招生权和财务权都没有，必须接受就近入学的学生，在高中阶段以后，择校才被允许。
对于“小升初”中的特权干扰和权钱交易，闻风呼吁建立诚信制度，校长若收了钱，终身不能从事教职工作。退一步而言，在规则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起码要将各种入学方式的录取比例公示。“当然，这不是教育系统自己能够做到的，在北京，就需要中央级的各大单位带头进行。”
闻风说，若做不到教育平等，破除择校热“暗战”等于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