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用安泰俄斯脱离大地而被扼死的故事，告诫苏共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不要脱离群众。
　　“苏联模式”两个根本性因素——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使得执政时间越长，干部脱离群众的倾向就越严重。深刻认识到这一最大危险的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明确指出：“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19天后，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让各级党员干部重新回到群众中去的“八项规定”。2014年1月22日到23日的24小时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了不愿重新回到群众中去的福建省环保厅原副厅长王国长等八名官员涉嫌违法违纪被查的消息，动作之猛、密度之大，为十八大以来所罕见。
　　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俄斯（也称安泰）是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他力大无穷，而且只要保持与母亲盖亚的接触，就可以从母亲那里持续获取无限的力量，因而战无不胜。在安泰与赫拉克勒斯之战中，赫拉克勒斯发现了安泰力量的来源，于是，将安泰举到空中，最后将其扼死。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人——列宁，曾用安泰俄斯脱离大地而被扼死的故事，告诫苏共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不要脱离群众。但是，脱离群众，似乎又是古今中外掌权者难以摆脱的“历史周期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相当一批党政领导干部，由于脱离群众太久而找不到重新回到群众中去的路。20多年前的“苏东波事件”，看似偶然，其实不然，偶然中更多地注定了脱离群众，失去监督的绝对权力，将导致绝对腐败，被人民抛弃的内在必然 。
　　中国共产党吸取深刻教训，深知“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98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决心做好清理整顿公司、制止高干子女经商等7件事；1990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但是，触及灵魂易，触动利益难。权力的独占性、排他性和扩张性是其固有的属性。英国思想家罗素在《权力论》一书中指出：“在人类无限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而获得荣誉最有效的办法是取得权力。”权力既是人类自身“居首位”的主观欲望，又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客观实在”；既有善性的一面，又有恶性的一面；既有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器的积极一面，又有异化为牟取一己之利的私产的消极一面；既有成为正能量密切联系群众的好的一面，又有成为负能量脱离乃至背弃群众的坏的一面。因而，掌握权力的人，大部分都很难避免不被权力负面效应所影响，从而使脱离群众成为一种最优或次优选项。
　　如果给权力留下的牟利空间大了，权力结构的改革和异体监督的强化又无法及时跟上，那么脱离群众的现象，就会由个体蔓延到群体，由短时间发展到长时期，由偶然性演变为必然性。由此催生的不正当行为聚而成网、汇而成风，致使腐败不仅易发多发、滋生蔓延，而且脱离群众的趋势，反腐败的形势，还会因“出生率”高于“死亡率”而日益严峻复杂。
　　对于掌握权力的“社会公仆”脱离“社会主人”——群众的这一趋势，在巴黎公社20年后的1891年，恩格斯就深刻指出：“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而防止“社会公仆”脱离群众而成为“社会主人”，最“可靠的办法”之一，就是“普选制”，而非“等级授职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3年前，巴黎公社经验的思想价值和方法论价值，就已在积极进行着防止社会公仆脱离群众而成为社会主人的可贵探索。今天，我们仍在继续探索。全面深化改革，依靠制度的力量，是让各级党员干部重新回到群众中去的可靠之路。因此“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各级党员干部只有重新回到群众中去，才能“让群众看到自己敢于正视并解决问题的决心，看到自己拜群众为师、向群众求教的襟怀，看到自己以身作则、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的行动。”（习近平语）
　　权力来自哪里，掌权者自然向哪里负责。这既是职业道德，更是生存法则。只有做到“权为民所赋”，才能实现“权为民所用”。因而，“权为民所赋”是保持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根本之策。
　　如果说“钱学森之问”——“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说的是应试教育严重脱离实际；那么“耿飚之问”——“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批评的则是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各级党员干部能否重新回到群众中去，关系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败。这既是党员干部自身觉悟的选择，也是我党能否长期执政的选择，还是能否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选择。而最终的结果，则必须通过人民的选择来实现历史的选择。
　　（作者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本刊编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