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山东东平的未成年少女疑遭性侵案，可谓一波三折。曾经拖沓半年毫无进展，如今一经媒体曝光立即峰回路转——县市两级联合调查组成立，先是涉嫌强奸的卢某被控制，接着又有两名嫌疑人刘某、黄某被刑拘。从最初 “查无实证”到现在“重新查办”，司法的天平简直是剧烈震荡、重新定位。正义昭彰固然是好事，但这样的前后颠覆中，“司法公平”4个字在公众心中已经打了相当大的折扣。
　　冷静观察这一案件，不难发现一个突出的特点：当事方的网上申述，热心网友的围观吐槽，受害人母亲的服毒自尽，似乎都抵不上新华社的那篇“三问”——警方的调查情况中为何几乎没有疑似被性侵女生的供述？网传当地警方“修改口供”以及“上面打招呼了”是否属实？现有调查结果能否令人信服？这3个常识般的法律问题，只怕早被受害人和网友问过千百次，但非得等到权威媒体问出来，才能击碎当地司法部门的自说自话。有人在欢呼舆论的力量，但更应该叹息司法的尴尬——为什么司法的天平，一到了舆论的聚光灯下，就慌慌张张、手足无措，经不起质疑、推敲与考验？
　　思绪放开，不禁让人想起浙江“亿万富姐”吴英。吴英案也经历了类似的司法折腾：先是金华市中院、浙江省高院两审定刑，均为“死刑立即执行”，似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然而，历经了舆论场内的广泛发酵，事情一点一滴发生变化，媒体逐步反思吴英案背后的民间融资困境，高呼体制之痛不该由个人来承担。最终，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吴英死里逃生，最近的消息，死缓改为无期。
　　两案对比，一则尚在侦办中，一则尘埃已落定，媒体这一社会公器都或明或暗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积极方面来想，这反映舆论监督的制衡功能在增强，有助于对公权力形成制约与纠偏。不过“细思恐极”，舆论怎么可以代替司法？一两个案件的监督还勉强可行，千千万万的卷宗岂不会压垮麦克风？更何况，舆论毕竟充满情绪，又不擅长刑侦和法律专业，怎能每每越俎代庖？任何社会，守护底线公正的司法权力都是不容替代的。
　　更紧要的是，舆论的介入，会放大一次的不公，会掩盖其他一百次的公平。这极大地冲击了公众对法治的信念。这不，山东东平案刚刚逆转，吴英案刚刚减刑，中国青年报社门口就有7名上访者集体服药倒地。“不信司法信媒体”，成了弱势群体在“不信组织信上访”之后的又一个执念。他们执着于让媒体介入，来放大自己的问题，原因之一就是基层司法不公，使其找不到理性解决诉求的出路。舆论不来，自行其是；舆论一来，改弦更张。这种充满弹性的司法天平，谁人敢来“称重”？
　　司法天平如此不堪一击，经不得聚光灯的照射，经不住围观者的七嘴八舌，还是因为打铁之前自身的疲软。且不论山东东平案有没有人打招呼，也不论吴英案当地的“非杀不可”有没有政治上的考虑，单从司法的技术层面都说不过去——东平案的笔录前后矛盾，连“脱去衣服”和“被扒衣服”都分不清楚；吴英案的涉案资产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这都直接涉及到案件的定性与量刑，是水平问题，是态度问题，更是机制问题。
　　司法改革出路何在，作为反复论及的议题，仍有两点必须要重申。一曰独立。“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宪法的规定，不容染指。二曰专业。如果一群法盲握着司法权，纵然独立裁判，不也是葫芦僧断判葫芦案吗？离开专业化训练，再干净的天平也弄不清楚砝码几许。
　　马克思曾言，“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但在中国的司法格局之中，我们见识了太多不该存在的“上司”。有“权力”，来自上级或者行政部门的粗暴介入；有“资本”，来自利益集团的寻租与俘获；有“舆论”，群情激奋可以纠偏，也可以“舆论杀人”，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此多的“上司”压顶，司法的天平如何承载公平？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太多的“上司”要清理，太多的干扰要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