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乎每一次的宏观调控中，都会出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调控政策越是密集，这种博弈的强度就越大。在过去的几年中，这种现象尤甚，从经济增长速度、房地产价格、到产能治理等问题。
　　比如，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7.5%的预期增长目标，但来自各研究机构的预测数据，都普遍认为最终将会超越7.5%，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对GDP的竞争，最终不管是提供注水的数据，还是继续大干快上，都可能突破中央的定调。
　　在房地产调控上，过去两年虽然中央政府严防死守，但各地仍然屡次进行突破和试探，稍有风吹草动，房价涨幅就立即拉升。原因是分税制制度下，地方财政高度依赖于土地价格，而中央政府对房地产价格的强压使得地方政府如坐针毡。
　　在产能治理方面，中央政府近8年来一直在强调淘汰落后产能，但从多年的实际“治理”效果来看，效果甚微，反而会出现越调越大的现象。
　　在地方政府层面，完全有理由抱怨，各地经济发展现状不一，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中央“大一统”的计划调控举措会损害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也不合理；而在中央政府层面，则要维护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发展，要着眼于大局，解决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这种央地博弈，一直伴随着中国近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进程。在经济改革事务中，地方改革突破面临着“上位约束”，许多经济资源配置仍需要中央政府的审批和管制，另一方面，中央调控目标又常被架空，“政令不出中南海”。
　　在历史的视野中，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分配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了经济发展的活跃程度。从计划经济中的中央威权到市场经济中权力的逐渐下放，是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收入更多的依赖于地方经济增长，对地方政府竞争的促进作用更大。
　　但另一个负面效应是，对地方政府竞争作用的肯定，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加重了政府公司化。在政府公司化的背景之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就是各种资源和资金的竞争，唯GDP主义。在这种主义之下，土地、环保、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违法违规事件多发，不顾资源利用的情况盲目发展，中央政府不得不加强在这些方面的集权。
　　集权与分权还不仅在于不同发展格局上的着眼点，还在于不同的利益格局，地方官员的利益与部委官员的利益也并不相同，都想将更多的权力归于自己手中。最后导致一种状况的出现，都在高呼要对权力结构进行改革，却无人为各种坏现象负责。
　　事实上，在经济改革领域，造成这种矛盾的循环，其根源在于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这种权力格局的分配，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竞争的是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合理的约束效果不彰，利益交换却是溃疡。
　　解决这种长期以来的矛盾，需要真正的放权，使各级权力监督机构真正发挥独立作用，才能进行有效的约束和监督，需要尽量弱化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和干预，将经济发展事务更多交由市场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