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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行动党的统治地位没有动摇
《南风窗》：人民行动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失去了集选区阿裕尼，这是否证明人民行动党过去5年的执政出了问题？反对党的兴起暗示了各种各样的民怨，而焦点则集中在贫富悬殊、移民、组屋价格、部长工资等，您怎么看待这些日益严重的问题对于政治版图的侵蚀作用？
戴尚志：虽然今年新加坡大选有非常明显的改变，但我们不能过分解读这种转变。的确，反对党赢得了一个集选区，人民行动党失去了6个席位，但毕竟还是保留了81个席位；得票率从66%下降到60%，这是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最低的得票率，但从全球的标准来看，60%的得票率还是很高的。所以，我认为，新加坡一党独大的政治系统依然很稳固，我不会说，反对党已经是有潜力的第二个政党，或者说我们已经具备两党政体。我们应该意识到，人民行动党依然具有统治地位。
人民行动党过去5年的治理是否真的产生很多民怨？我认为这牵涉执政的“态度问题”。人民行动党遇到的最强烈的反对是什么？是政府已经不再聆听人民的声音。他们如此傲慢，工资那么高，已经不能再体谅普通民众的生活艰辛。在很多牵涉民生的重大问题上，并非策略方针有误，主要是态度。精英阶层收入太高，又从不道歉和虚心，造成脱离人民的观感，这就是杨荣文败选的原因。
《南风窗》：人民行动党在策略上没有根本的错误，而只是态度问题？
戴尚志：首先是态度问题，其次才是政策问题。我认为，有些政策对于新加坡而言是长远而有益的。但如何推销政策？鼓励人们接受这些政策需要技巧。就好像用糖果哄小孩子吃药，良药苦口。如果硬是强迫，孩子也会反抗的。比如引进外国人才政策造成的副作用，包括公共空间和交通的拥挤，这导致了不少人们情绪和观感上的抵触，本应得到重视。
而这种“态度”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问题，但不是两党间的“政治”，而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政治”。但人民又并不乐见反对党组织政府，他们只是想让反对党制衡执政党，使之更加对人民负责，他们其实都接受人民行动党组织政府，这种独特的政治形态世界少有。
法国菜和炒粿条
《南风窗》：有评论这次人民行动党所选派的候选议员素质下降，李显龙总理解释为“更贴近”民众和广泛性，你是否认为削弱议员的“精英”质素，增加议员的草根性，就能增加议员的代表性？像颇具争议的27岁陈佩玲的入围，更多人解读为她依仗担任李显龙总理首席私人秘书的丈夫，这是否反映出人民行动党目前在选拔人才机制上出现偏颇？
戴尚志：衡量部长以及议员素质的标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打个比喻，赛马和运粮草的马，应该用不同的标准来挑选。如果用赛马来运粮草结果会很糟糕。但不管是普通议员还是部长，我们还是需要有素质的候选人。陈佩玲即使以“代表性”的标准衡量，她也做得不好，并没有得到年轻人的认可。反对党推出了一个更年轻的候选人佘雪玲，比陈佩玲更受欢迎。同样是年轻人，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谁更有素质。
人民行动党这次选人绝对有问题和错误，它知道怎么挑选哈佛耶鲁的精英，却不懂得怎么挑选草根议员。我打个比方，如果你要在新加坡找最顶级的法国餐厅，可选择的可能不超过10间。但你要找最好吃的炒粿条（一种新加坡本地美食），炒粿条有千千万万家，如果你是一个法国大厨，你懂得选最好的炒粿条吗？
人民行动党的确一直标榜精英主义。新加坡以前的反对党素质都很低，还有自行车小偷和二流子一类的人物，总之都不是体面的人。而现在，有前公务员、学者，甚至还有罗德斯奖学金得主陈硕茂。当然，反对党的整体素质还不及人民行动党，但已具备竞争力。
《南风窗》：难道是因为党内没有竞争机制出现了系统性的问题？不是裙带关系的问题？
戴尚志：我不认为精英主义沦落了，也不认为是裙带关系。还是刚才的比喻，这就是法国大厨不懂得挑选炒粿条。首先，我们要先澄清，什么是精英主义？精英主义的本质是竞争。在人民行动党内部会按照真正的精英主义原则选择议员候选人吗？他们通常根据候选人的背景、学历筛选，但这不是真正的精英主义，而只是“纸上”的精英主义。
人民行动党的“颜色”
《南风窗》：李光耀资政的“忏悔论”出台后引起民众反弹，李显龙首先站出来说“这是李资政个人意见”，随后杨荣文也表态“不会被资政言论拖累”。
戴尚志：我认为李光耀“忏悔论”的出台在现在看来是不明智之举。当人民行动党1991年失去4个议席的时候，吴作栋便说，他本意让政策接受更广泛的咨询，但现在改变主意了；当后港第一次输给刘程强，人民行动党就宣布，停止后港的组屋翻新。这是老派人民行动党的做法，以威权促使人民就范。但这一招慢慢就没有用了。比如波东巴西的居民，这么多年一直支持詹时中，毫不介意没有组屋翻新，这次波东巴西由詹时中的太太领军，因为詹时中威望很高，他太太虽然败选，但只是输掉了149票，还是可以以非选区议员身份进入国会。当你用威胁手段对待人民，有些人会害怕，但也有人会抵触和反抗。当人们越来越坚持自己有选择的权利，反而更支持反对党。
《南风窗》：莫非目前人民行动党内已经有老派和新派之分？这是否表明执政党内部已经分裂成不同派系，而且矛盾公开化？人民行动党是否准备做好未来的转型，抛弃以往强势傲慢的形象，面对可能越来越弱势的事实？
戴尚志：我不认同人民行动党内已经有派系，因为“派系”包含不同的权力根基，我更愿意用“颜色”来形容目前的局面。“颜色”代表的是不同部长的个人性格。我认识杨荣文20年，知道杨荣文是一个很自由派的部长。相比而言，黄根成就是一个强硬派。部长之间有性格和态度的根本不同，但还没有形成派系到互相攻击的地步。但年轻人看不出杨荣文和黄根成的区别，看不出人民行动党内颜色的区别，也不相信杨荣文的改革决心。我比较担忧的是，人民行动党日后的发展会倾向哪种“颜色”？现在失去一些席位并不令人担忧，更让人担忧的是5年、10年之后怎么办？幸亏他们一直都有长远规划。很多其他国家的政党只顾及眼前的选举。
我认为，这次选举执政党准备得并不好。面对可能日益下降的统治地位，人民行动党可以采取别的制度，比如美国的国会制度，每次选举都保留一半议席，另外一半议席才需要竞争。这也许是面对目前局面所更好的准备方法。
《南风窗》：影响力最大的工人党声称，希望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副司机，以提醒正司机好好把握方向盘。反对党虽然史无前例的声势浩大，但其实也不得不示弱，因为其力量的确无法和执政党相比。对于这种只求发出声音，不求挑战政权的政治局面，您如何看待？您觉得可能持续吗？
戴尚志：我认为“副司机”一说并不妥当。反对党的确是有野心成为执政党的，但新加坡人也很理性，目前他们只想让反对党制衡执政党，让人民行动党更加仁慈地执政。人民现在非常愤懑。你也了解新加坡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虽然人民收入水平相比起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确很高，但生活在新加坡却感觉并不宽裕，尤其是面对高涨房价。一对夫妇一起工作，月入共1万新元，是很普遍、典型的中产收入水平，但如果要负担房贷、两三个小孩的养育和养车的话，其实并不那么轻松。
我认为，反对党下次最多赢得1/3的议席，也就是20多席。虽然越来越多优秀的人才正在加入反对党，但不代表目前他们有足够实力组成有效的政府。
《南风窗》：西方式的教育，以英语为教育语言的社会，是否造就更认同西方价值观的年轻一代？李光耀所一直宣传的“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艰苦立国故事，是否会因为新一代价值观的转变而慢慢褪色？
戴尚志：我认为，根本问题是，人民行动党是否是新加坡未来的执政党，而不能总是停留在过去的历史里。执政党应有远见，为人民谋划未来。吴作栋资政任总理时提倡建立“优雅社会”，而李显龙总理目前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新加坡未来的目标。从李光耀的“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到吴作栋的“优雅社会”，下一步呢？正是因为没有未来长远的理想规划，才让年轻人缺乏认同感。
新加坡社会还不丰富，虽然物质硬件一流，但社会生活、精神生活贫乏，人们的国家认同感还不高。连李光耀资政也认为“新加坡还不是真正的国家”，爱国热情似乎只有在国庆日才有所表示。其实，人们的确希望视新加坡为家园，但如果你在家里连换换家具的权力都没有，你还觉得这是你的家吗？
《南风窗》：人民行动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失去了集选区阿裕尼，这是否证明人民行动党过去5年的执政出了问题？反对党的兴起暗示了各种各样的民怨，而焦点则集中在贫富悬殊、移民、组屋价格、部长工资等，您怎么看待这些日益严重的问题对于政治版图的侵蚀作用？
戴尚志：虽然今年新加坡大选有非常明显的改变，但我们不能过分解读这种转变。的确，反对党赢得了一个集选区，人民行动党失去了6个席位，但毕竟还是保留了81个席位；得票率从66%下降到60%，这是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最低的得票率，但从全球的标准来看，60%的得票率还是很高的。所以，我认为，新加坡一党独大的政治系统依然很稳固，我不会说，反对党已经是有潜力的第二个政党，或者说我们已经具备两党政体。我们应该意识到，人民行动党依然具有统治地位。
人民行动党过去5年的治理是否真的产生很多民怨？我认为这牵涉执政的“态度问题”。人民行动党遇到的最强烈的反对是什么？是政府已经不再聆听人民的声音。他们如此傲慢，工资那么高，已经不能再体谅普通民众的生活艰辛。在很多牵涉民生的重大问题上，并非策略方针有误，主要是态度。精英阶层收入太高，又从不道歉和虚心，造成脱离人民的观感，这就是杨荣文败选的原因。
《南风窗》：人民行动党在策略上没有根本的错误，而只是态度问题？
戴尚志：首先是态度问题，其次才是政策问题。我认为，有些政策对于新加坡而言是长远而有益的。但如何推销政策？鼓励人们接受这些政策需要技巧。就好像用糖果哄小孩子吃药，良药苦口。如果硬是强迫，孩子也会反抗的。比如引进外国人才政策造成的副作用，包括公共空间和交通的拥挤，这导致了不少人们情绪和观感上的抵触，本应得到重视。
而这种“态度”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问题，但不是两党间的“政治”，而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政治”。但人民又并不乐见反对党组织政府，他们只是想让反对党制衡执政党，使之更加对人民负责，他们其实都接受人民行动党组织政府，这种独特的政治形态世界少有。
法国菜和炒粿条
《南风窗》：有评论这次人民行动党所选派的候选议员素质下降，李显龙总理解释为“更贴近”民众和广泛性，你是否认为削弱议员的“精英”质素，增加议员的草根性，就能增加议员的代表性？像颇具争议的27岁陈佩玲的入围，更多人解读为她依仗担任李显龙总理首席私人秘书的丈夫，这是否反映出人民行动党目前在选拔人才机制上出现偏颇？
戴尚志：衡量部长以及议员素质的标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打个比喻，赛马和运粮草的马，应该用不同的标准来挑选。如果用赛马来运粮草结果会很糟糕。但不管是普通议员还是部长，我们还是需要有素质的候选人。陈佩玲即使以“代表性”的标准衡量，她也做得不好，并没有得到年轻人的认可。反对党推出了一个更年轻的候选人佘雪玲，比陈佩玲更受欢迎。同样是年轻人，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谁更有素质。
人民行动党这次选人绝对有问题和错误，它知道怎么挑选哈佛耶鲁的精英，却不懂得怎么挑选草根议员。我打个比方，如果你要在新加坡找最顶级的法国餐厅，可选择的可能不超过10间。但你要找最好吃的炒粿条（一种新加坡本地美食），炒粿条有千千万万家，如果你是一个法国大厨，你懂得选最好的炒粿条吗？
人民行动党的确一直标榜精英主义。新加坡以前的反对党素质都很低，还有自行车小偷和二流子一类的人物，总之都不是体面的人。而现在，有前公务员、学者，甚至还有罗德斯奖学金得主陈硕茂。当然，反对党的整体素质还不及人民行动党，但已具备竞争力。
《南风窗》：难道是因为党内没有竞争机制出现了系统性的问题？不是裙带关系的问题？
戴尚志：我不认为精英主义沦落了，也不认为是裙带关系。还是刚才的比喻，这就是法国大厨不懂得挑选炒粿条。首先，我们要先澄清，什么是精英主义？精英主义的本质是竞争。在人民行动党内部会按照真正的精英主义原则选择议员候选人吗？他们通常根据候选人的背景、学历筛选，但这不是真正的精英主义，而只是“纸上”的精英主义。
人民行动党的“颜色”
《南风窗》：李光耀资政的“忏悔论”出台后引起民众反弹，李显龙首先站出来说“这是李资政个人意见”，随后杨荣文也表态“不会被资政言论拖累”。
戴尚志：我认为李光耀“忏悔论”的出台在现在看来是不明智之举。当人民行动党1991年失去4个议席的时候，吴作栋便说，他本意让政策接受更广泛的咨询，但现在改变主意了；当后港第一次输给刘程强，人民行动党就宣布，停止后港的组屋翻新。这是老派人民行动党的做法，以威权促使人民就范。但这一招慢慢就没有用了。比如波东巴西的居民，这么多年一直支持詹时中，毫不介意没有组屋翻新，这次波东巴西由詹时中的太太领军，因为詹时中威望很高，他太太虽然败选，但只是输掉了149票，还是可以以非选区议员身份进入国会。当你用威胁手段对待人民，有些人会害怕，但也有人会抵触和反抗。当人们越来越坚持自己有选择的权利，反而更支持反对党。
《南风窗》：莫非目前人民行动党内已经有老派和新派之分？这是否表明执政党内部已经分裂成不同派系，而且矛盾公开化？人民行动党是否准备做好未来的转型，抛弃以往强势傲慢的形象，面对可能越来越弱势的事实？
戴尚志：我不认同人民行动党内已经有派系，因为“派系”包含不同的权力根基，我更愿意用“颜色”来形容目前的局面。“颜色”代表的是不同部长的个人性格。我认识杨荣文20年，知道杨荣文是一个很自由派的部长。相比而言，黄根成就是一个强硬派。部长之间有性格和态度的根本不同，但还没有形成派系到互相攻击的地步。但年轻人看不出杨荣文和黄根成的区别，看不出人民行动党内颜色的区别，也不相信杨荣文的改革决心。我比较担忧的是，人民行动党日后的发展会倾向哪种“颜色”？现在失去一些席位并不令人担忧，更让人担忧的是5年、10年之后怎么办？幸亏他们一直都有长远规划。很多其他国家的政党只顾及眼前的选举。
我认为，这次选举执政党准备得并不好。面对可能日益下降的统治地位，人民行动党可以采取别的制度，比如美国的国会制度，每次选举都保留一半议席，另外一半议席才需要竞争。这也许是面对目前局面所更好的准备方法。
《南风窗》：影响力最大的工人党声称，希望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副司机，以提醒正司机好好把握方向盘。反对党虽然史无前例的声势浩大，但其实也不得不示弱，因为其力量的确无法和执政党相比。对于这种只求发出声音，不求挑战政权的政治局面，您如何看待？您觉得可能持续吗？
戴尚志：我认为“副司机”一说并不妥当。反对党的确是有野心成为执政党的，但新加坡人也很理性，目前他们只想让反对党制衡执政党，让人民行动党更加仁慈地执政。人民现在非常愤懑。你也了解新加坡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虽然人民收入水平相比起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确很高，但生活在新加坡却感觉并不宽裕，尤其是面对高涨房价。一对夫妇一起工作，月入共1万新元，是很普遍、典型的中产收入水平，但如果要负担房贷、两三个小孩的养育和养车的话，其实并不那么轻松。
我认为，反对党下次最多赢得1/3的议席，也就是20多席。虽然越来越多优秀的人才正在加入反对党，但不代表目前他们有足够实力组成有效的政府。
《南风窗》：西方式的教育，以英语为教育语言的社会，是否造就更认同西方价值观的年轻一代？李光耀所一直宣传的“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艰苦立国故事，是否会因为新一代价值观的转变而慢慢褪色？
戴尚志：我认为，根本问题是，人民行动党是否是新加坡未来的执政党，而不能总是停留在过去的历史里。执政党应有远见，为人民谋划未来。吴作栋资政任总理时提倡建立“优雅社会”，而李显龙总理目前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新加坡未来的目标。从李光耀的“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到吴作栋的“优雅社会”，下一步呢？正是因为没有未来长远的理想规划，才让年轻人缺乏认同感。
新加坡社会还不丰富，虽然物质硬件一流，但社会生活、精神生活贫乏，人们的国家认同感还不高。连李光耀资政也认为“新加坡还不是真正的国家”，爱国热情似乎只有在国庆日才有所表示。其实，人们的确希望视新加坡为家园，但如果你在家里连换换家具的权力都没有，你还觉得这是你的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