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去年，在晋陕豫交界处的一个县级市，法院院长发现了奇怪的现象：这家法院接连审理了4起强奸案，均是“约会强奸”，案情大致相同：青年男女经朋友介绍认识，迅速熟络，男方约请女方吃饭、唱歌，女方欣然受之，去旅馆开房亦不拒绝。但此后男方提出性要求，却遭女方推拒。欲火难捺的男方，不顾一切地将女方强奸了。事毕，女方向男方索要几千元不等的“借款”，男方却觉得“找小姐也没这么高的价”，拒绝给钱，女方就报警，将男方送上法庭。
其中两起案子的被害人为同一女子，时间相隔仅两三个月。法官曾怀疑此女给男子下套，敲诈勒索，但又缺乏证据。最终，法庭还是按强奸罪，给几名加害人分别判了刑。
一个县就有4起这样的案子，其他地方应该也有，这会是强奸案的新动向吗？院长把自己的推测告诉了朋友—在西安执业的律师张冬生，但当记者通过张律师提出采访要求时，院长谨慎地拒绝了。
“约会强奸”
西安市一名检察官说，近年来，西安成年男女因网上交友、开房演变成的强奸案越来越多。检察官困惑地问：“两个人网上交友，然后就去开房，既不是一夜情，也不是闪婚，这叫什么呢？”
2011年5月，西安某女青年与男朋友吵架后，赌气上网征友。一男大学生看到启事后，即与女方联络约会。两人在旅馆开房，一起待了4小时，其间，两人发生两次性关系，还共同洗澡，事发当晚，女青年与男友见面，男友看到其脖上抓痕，诘问之下，女子称自己遭遇强奸。男友带她到派出所报案，男大学生被警方抓获。
女子脖上的抓痕，被检方视为强奸案发生之主要证据。但被告人律师辩护称：那些抓痕并非暴力强奸的产物，而是两人刚到宾馆时，男方借口与女方“比个子”，将女方推倒在床，女方生气抓了男方脖子，男方也抓了女方一下。双方互挠后，女方嫌对方粗鲁，伤心落泪，男方还哄了她10分钟。此后，两人发生性关系，女方主动脱裤、变换姿势等情节，都证明了女方心甘情愿。
但在证词中，女方坚持说自己憎恶被强奸：她同意開房，没同意上床，与男方发生性关系是在其胁迫下进行的。但她事后为何不主动报案呢？女方说，当她走出旅馆，“穿戴整齐”，没有人会相信她被强奸，所以才未报案。法庭一审判决男方强奸罪名成立。
通奸与强奸，只有一步之遥。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张国安，曾当过16年派出所所长。谈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强奸案与现在的区别，张国安说：“那时候没有网，没有约会开房这种事。那时候的强奸案，大部分是在荒郊野外，单身妇女走道，遇着陌生人强奸，那边报案了，这边抓住了，不像现在这么模棱两可，难以认定。”
金钱、人性与法律
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的程瑞敏律师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案例：2010年，宝鸡一名不满14岁的女孩与家人吵架，离家出走，到邻县县城的KTV当服务员。上班第一天，有6名男子到KTV消费，其中两位是表兄弟，他俩看中了这位女孩，愿以每人300元的价格，共同包其过夜。女孩同意了，并随这表兄弟俩回家，但另外4名男子也尾随而至。当晚，6名男子都与女孩发生了性关系，平均每人2到3次。这群人多是未成年人，那位“表弟”刚满14岁。
为什么一个本来安排为买春的环境，轻易地转变为轮奸场所？因为两者有太多相似之处：有意识的预谋，谈妥的“价钱”，女孩的轻信轻从，便于发生性关系的地点，众多男人征服一个女人的欲望爆发等等。这些都不是一个未满14岁的女孩所能防备的。
天亮时，女孩要走，向两位表兄弟要钱，对方称“天还没全亮，天亮后送你回店”。女孩借上厕所的机会，逃到邻居家哭诉。邻居将女孩送回店里。后来女孩独自回家，向同学倾吐遭遇。同学赶快告诉了她的父母，报案擒获其中5名嫌犯。
在证词中，女孩不承认卖淫，而称自己是被强行拉上车的。天亮逃跑前，她向两名加害人索要600元，并非是谈好的嫖资，而是回家的路费。法庭采信了女孩的说法。本案一审后，除一名不满14岁的加害人得以轻判，余者皆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程瑞敏二审时担任那位“表弟”的辩护人。她认为，这名未满14岁的女孩，与6名男子发生性行为，每次她都采取古老原始的排精方法—去厕所排泄，这证明她以前有过性行为，性羞耻感比较弱。农户家的厕所在院子里，大门没上锁，她至少有10次机会逃离这个陷阱，她却没有，直到最后要钱不成时，才想到逃走，这说明其有主动卖淫的可能。她索要600元路费，却与双方事先谈好的价钱相吻合，实则就是嫖资。
程律师关于女孩“性羞耻感弱”的说法，遭到法官驳斥，认为其只是猜测，毫无根据。她对表兄弟俩“定为嫖宿幼女罪更合适”的意见，也未获法庭采纳，但“表弟”的刑期由15年减至8年，首犯“表兄”亦由15年改判为11年，余犯皆维持原判。
程瑞敏的同事李秀梅律师说：“强奸案的定义，是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手段，但这起案子，受害人报案不是在强奸刚发生后，而是在钱财谈判破裂，心理不平衡时才去计较。受害人不应该如此从容地权衡利弊。前一个案子是受害人没啥，但其男朋友觉得侵犯了他的占有欲，受了伤害才去报案的，这就更不可思议了。”
上文提到的张冬生律师，2010年办过一起“熟人强奸”案，案情如下：2008年3月2日晚，西安郊区3名农村青年，酒后强奸了本村一名农妇。这起强奸案证据充分，被害人不但遭到轮奸，还被加害人从土崖推下，摔伤了右脚脚趾。
第二天，农妇让小叔子找到加害人，索求治脚“医疗费”。3名加害人只愿出200元。失望的农妇报了案。警察先后抓获两名嫌犯，另外一名逃走了。两年后，这名嫌犯受不了东躲西藏之苦，找到张冬生咨询投案事宜。张律师答应陪其前去投案，但提醒他：“如果你投案后所说，与侦查机关最后查证的事实不一致，不会被认定自首。”
投案，拘留，审讯，起诉，嫌犯始终不承认自己强奸过农妇，但被害人证言、两名同伙供述、警察现场调查等，都足以认定他的犯罪事实。律师和家人多次劝其认罪，以期获得轻判，可嫌犯坚持说：“我没有强奸人，就是判我10年也不能承认！”他的固执成了法庭上的焦点，最后获刑10年。
为何嫌犯宁愿丧失“自首”轻判的机会，也不愿承认性侵农妇？张冬生反复分析，认为唯一的理由，是当事人觉得这件事太丢人现眼，承认它，将会一辈子在村里抬不起头。
案发时，这名强奸犯只有20出头，而农妇已42岁，相貌不佳。他们是在村口偶遇的。朦胧夜色中，农妇的性别特征，勾起3名醉男心中的邪念，这人性的短途冒险，带给3名酒鬼的只能是懊悔。要知道，强奸犯是连“犯罪界”都为之不齿的人，更何况他们强奸的对象是一年老农妇。
后来，在看守所谈话时，这位男青年跟张冬生说：“张律师，不骗你，我去歌厅找小姐，也会找漂亮的！”比起被害人，似乎加害者更嫌丢人。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犯下如此令人恶心的丑行，他如何面对自己的老婆孩子及一众乡亲呢？因此只能把真相死死地压抑在心里，咬紧牙关，“自我救赎”。
在被侵害后，农妇首先想到的是经济索赔。她的脚骨折了，她需要钱来看病。这使3名加害人认为用钱就能摆平此事。事实上，在农村，不少强奸案都是这样私下以金钱了结的，他们完全有机会把公共权力规避出局。3名加害人的错觉在于，既然能用钱解决的事，就可“讨价还价”，而忽略了法律的虎视在侧。
由于双方期望相差甚远，谈判破裂，农妇威胁要报警，3名加害人愤怒不安地逃走了。在法庭上，农妇提出20万元“精神损失”索赔，没有什么能证明她的精神损伤值或不值这个数额，但法律显然不支持这项索赔。法庭判令3名被告人共同赔偿原告人医疗费、交通费和误工费共计6370元，但实际上3名强奸犯一分未出。除了把他们送进监狱外，这位一瘸一拐的农妇一无所获，没人再有兴趣顾及她的感受了，人们都在为最后一名落网者的固执而兴叹。
“被害人学”
程瑞敏承办过的另一起强奸案，是2010年发生在西安的未遂性侵。一名16岁女孩与长她两岁的男友，保持了两年性关系，女孩流过一次产。但男友还有另外的性伙伴，他得了性病，传染给女孩。女孩花了很多钱治疗，在母亲干涉下与男友断绝关系。不甘心的男友，把女孩骗至其家，实施性侵未遂，在送女孩回家路上，男孩仍不断殴打女孩，有路人发现报警，男孩被抓，后被法庭以强奸未遂定罪，判刑一年半。
程律师曾与男孩交谈，问他为何要在女孩宣布断交后，仍对其实施性侵？男孩说：人家说夫妻吵架都是“床头吵架床尾和”，说明性行为是婚姻的润滑剂，我也想用这种方式挽留她。
两人此前发生性关系的场所多在男孩家中，其家長对此持默许及纵容态度。程律师说，一些中学生有男女朋友，有的甚至发生过性行为。许多学校对此既无法打压，又不知引导，只能放任自流。
“被害人学”是犯罪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在许多犯罪案件中，加害人的犯罪行为深受被害人影响，而被害人对被害状态往往有一种无意识的顺应性。在强奸案中，加害人与被害人在强奸前、强奸过程中和强奸后都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只有充分考虑到这种相互作用，对犯罪原因的解释才是动态和全面的。
上述几起案子的加害人，都并非强奸惯犯，他们都有典型的下层社会特征，大部分是一群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不管是被害人还是加害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深受当今变化着的伦理道德观、贞操观、金钱观的影响。
传统意义的强奸犯罪不涉及情爱，加害人一般都会憎恨女性，把被害人当作发泄欲望的工具，着意侵犯并污辱被害人的身体完整性和私密性，继而羞辱和贬低被害人。像本文“约会强奸”案例中双方互有咬乳、接吻等“激情行为”，在传统强奸案中是不可想象的。
强奸是一种扭曲的社会情境。当潜在的被害者和潜在的侵犯者被命运放进同一情境时，一个完整的过程便自然开始运转。当侵犯者的行为超出了正常交往范围时，男女双方习惯有不同的解读。作为性关系的发起者，许多男性难以清晰地界定强迫性行为与强奸之间的区别，因此不去理会女性的反抗，甚至视为一种挑逗和“半推半就”。当双方自愿的性行为转化为恶意可耻的暴力行为时，强奸出现了。
随着非法卖淫活动在中国社会的日益泛滥，有些男性得知女性的身体可以一定价格购买、消费后，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买到的东西，也可以免费得到。在古时，强奸罪的概念，停留在罪犯对女子父亲或丈夫的财产权之侵犯上。今天，在性交可以货币交换的形式存在时，反抗强奸也会转化为女性对自我财产的维护，因此性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会演变为金钱的冲突。
在冷静的法律面前，我们依然对受害者抱有极大的同情。目前法律对“贞操权”的损害赔偿仅限于精神损害赔偿，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是不包含精神损害赔偿的。因此，当强奸案发生后，站在法庭上的加害人是关注的焦点，被害人的权益却往往被忽视甚至遗忘了。
其中两起案子的被害人为同一女子，时间相隔仅两三个月。法官曾怀疑此女给男子下套，敲诈勒索，但又缺乏证据。最终，法庭还是按强奸罪，给几名加害人分别判了刑。
一个县就有4起这样的案子，其他地方应该也有，这会是强奸案的新动向吗？院长把自己的推测告诉了朋友—在西安执业的律师张冬生，但当记者通过张律师提出采访要求时，院长谨慎地拒绝了。
“约会强奸”
西安市一名检察官说，近年来，西安成年男女因网上交友、开房演变成的强奸案越来越多。检察官困惑地问：“两个人网上交友，然后就去开房，既不是一夜情，也不是闪婚，这叫什么呢？”
2011年5月，西安某女青年与男朋友吵架后，赌气上网征友。一男大学生看到启事后，即与女方联络约会。两人在旅馆开房，一起待了4小时，其间，两人发生两次性关系，还共同洗澡，事发当晚，女青年与男友见面，男友看到其脖上抓痕，诘问之下，女子称自己遭遇强奸。男友带她到派出所报案，男大学生被警方抓获。
女子脖上的抓痕，被检方视为强奸案发生之主要证据。但被告人律师辩护称：那些抓痕并非暴力强奸的产物，而是两人刚到宾馆时，男方借口与女方“比个子”，将女方推倒在床，女方生气抓了男方脖子，男方也抓了女方一下。双方互挠后，女方嫌对方粗鲁，伤心落泪，男方还哄了她10分钟。此后，两人发生性关系，女方主动脱裤、变换姿势等情节，都证明了女方心甘情愿。
但在证词中，女方坚持说自己憎恶被强奸：她同意開房，没同意上床，与男方发生性关系是在其胁迫下进行的。但她事后为何不主动报案呢？女方说，当她走出旅馆，“穿戴整齐”，没有人会相信她被强奸，所以才未报案。法庭一审判决男方强奸罪名成立。
通奸与强奸，只有一步之遥。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张国安，曾当过16年派出所所长。谈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强奸案与现在的区别，张国安说：“那时候没有网，没有约会开房这种事。那时候的强奸案，大部分是在荒郊野外，单身妇女走道，遇着陌生人强奸，那边报案了，这边抓住了，不像现在这么模棱两可，难以认定。”
金钱、人性与法律
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的程瑞敏律师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案例：2010年，宝鸡一名不满14岁的女孩与家人吵架，离家出走，到邻县县城的KTV当服务员。上班第一天，有6名男子到KTV消费，其中两位是表兄弟，他俩看中了这位女孩，愿以每人300元的价格，共同包其过夜。女孩同意了，并随这表兄弟俩回家，但另外4名男子也尾随而至。当晚，6名男子都与女孩发生了性关系，平均每人2到3次。这群人多是未成年人，那位“表弟”刚满14岁。
为什么一个本来安排为买春的环境，轻易地转变为轮奸场所？因为两者有太多相似之处：有意识的预谋，谈妥的“价钱”，女孩的轻信轻从，便于发生性关系的地点，众多男人征服一个女人的欲望爆发等等。这些都不是一个未满14岁的女孩所能防备的。
天亮时，女孩要走，向两位表兄弟要钱，对方称“天还没全亮，天亮后送你回店”。女孩借上厕所的机会，逃到邻居家哭诉。邻居将女孩送回店里。后来女孩独自回家，向同学倾吐遭遇。同学赶快告诉了她的父母，报案擒获其中5名嫌犯。
在证词中，女孩不承认卖淫，而称自己是被强行拉上车的。天亮逃跑前，她向两名加害人索要600元，并非是谈好的嫖资，而是回家的路费。法庭采信了女孩的说法。本案一审后，除一名不满14岁的加害人得以轻判，余者皆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程瑞敏二审时担任那位“表弟”的辩护人。她认为，这名未满14岁的女孩，与6名男子发生性行为，每次她都采取古老原始的排精方法—去厕所排泄，这证明她以前有过性行为，性羞耻感比较弱。农户家的厕所在院子里，大门没上锁，她至少有10次机会逃离这个陷阱，她却没有，直到最后要钱不成时，才想到逃走，这说明其有主动卖淫的可能。她索要600元路费，却与双方事先谈好的价钱相吻合，实则就是嫖资。
程律师关于女孩“性羞耻感弱”的说法，遭到法官驳斥，认为其只是猜测，毫无根据。她对表兄弟俩“定为嫖宿幼女罪更合适”的意见，也未获法庭采纳，但“表弟”的刑期由15年减至8年，首犯“表兄”亦由15年改判为11年，余犯皆维持原判。
程瑞敏的同事李秀梅律师说：“强奸案的定义，是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手段，但这起案子，受害人报案不是在强奸刚发生后，而是在钱财谈判破裂，心理不平衡时才去计较。受害人不应该如此从容地权衡利弊。前一个案子是受害人没啥，但其男朋友觉得侵犯了他的占有欲，受了伤害才去报案的，这就更不可思议了。”
上文提到的张冬生律师，2010年办过一起“熟人强奸”案，案情如下：2008年3月2日晚，西安郊区3名农村青年，酒后强奸了本村一名农妇。这起强奸案证据充分，被害人不但遭到轮奸，还被加害人从土崖推下，摔伤了右脚脚趾。
第二天，农妇让小叔子找到加害人，索求治脚“医疗费”。3名加害人只愿出200元。失望的农妇报了案。警察先后抓获两名嫌犯，另外一名逃走了。两年后，这名嫌犯受不了东躲西藏之苦，找到张冬生咨询投案事宜。张律师答应陪其前去投案，但提醒他：“如果你投案后所说，与侦查机关最后查证的事实不一致，不会被认定自首。”
投案，拘留，审讯，起诉，嫌犯始终不承认自己强奸过农妇，但被害人证言、两名同伙供述、警察现场调查等，都足以认定他的犯罪事实。律师和家人多次劝其认罪，以期获得轻判，可嫌犯坚持说：“我没有强奸人，就是判我10年也不能承认！”他的固执成了法庭上的焦点，最后获刑10年。
为何嫌犯宁愿丧失“自首”轻判的机会，也不愿承认性侵农妇？张冬生反复分析，认为唯一的理由，是当事人觉得这件事太丢人现眼，承认它，将会一辈子在村里抬不起头。
案发时，这名强奸犯只有20出头，而农妇已42岁，相貌不佳。他们是在村口偶遇的。朦胧夜色中，农妇的性别特征，勾起3名醉男心中的邪念，这人性的短途冒险，带给3名酒鬼的只能是懊悔。要知道，强奸犯是连“犯罪界”都为之不齿的人，更何况他们强奸的对象是一年老农妇。
后来，在看守所谈话时，这位男青年跟张冬生说：“张律师，不骗你，我去歌厅找小姐，也会找漂亮的！”比起被害人，似乎加害者更嫌丢人。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犯下如此令人恶心的丑行，他如何面对自己的老婆孩子及一众乡亲呢？因此只能把真相死死地压抑在心里，咬紧牙关，“自我救赎”。
在被侵害后，农妇首先想到的是经济索赔。她的脚骨折了，她需要钱来看病。这使3名加害人认为用钱就能摆平此事。事实上，在农村，不少强奸案都是这样私下以金钱了结的，他们完全有机会把公共权力规避出局。3名加害人的错觉在于，既然能用钱解决的事，就可“讨价还价”，而忽略了法律的虎视在侧。
由于双方期望相差甚远，谈判破裂，农妇威胁要报警，3名加害人愤怒不安地逃走了。在法庭上，农妇提出20万元“精神损失”索赔，没有什么能证明她的精神损伤值或不值这个数额，但法律显然不支持这项索赔。法庭判令3名被告人共同赔偿原告人医疗费、交通费和误工费共计6370元，但实际上3名强奸犯一分未出。除了把他们送进监狱外，这位一瘸一拐的农妇一无所获，没人再有兴趣顾及她的感受了，人们都在为最后一名落网者的固执而兴叹。
“被害人学”
程瑞敏承办过的另一起强奸案，是2010年发生在西安的未遂性侵。一名16岁女孩与长她两岁的男友，保持了两年性关系，女孩流过一次产。但男友还有另外的性伙伴，他得了性病，传染给女孩。女孩花了很多钱治疗，在母亲干涉下与男友断绝关系。不甘心的男友，把女孩骗至其家，实施性侵未遂，在送女孩回家路上，男孩仍不断殴打女孩，有路人发现报警，男孩被抓，后被法庭以强奸未遂定罪，判刑一年半。
程律师曾与男孩交谈，问他为何要在女孩宣布断交后，仍对其实施性侵？男孩说：人家说夫妻吵架都是“床头吵架床尾和”，说明性行为是婚姻的润滑剂，我也想用这种方式挽留她。
两人此前发生性关系的场所多在男孩家中，其家長对此持默许及纵容态度。程律师说，一些中学生有男女朋友，有的甚至发生过性行为。许多学校对此既无法打压，又不知引导，只能放任自流。
“被害人学”是犯罪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在许多犯罪案件中，加害人的犯罪行为深受被害人影响，而被害人对被害状态往往有一种无意识的顺应性。在强奸案中，加害人与被害人在强奸前、强奸过程中和强奸后都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只有充分考虑到这种相互作用，对犯罪原因的解释才是动态和全面的。
上述几起案子的加害人，都并非强奸惯犯，他们都有典型的下层社会特征，大部分是一群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不管是被害人还是加害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深受当今变化着的伦理道德观、贞操观、金钱观的影响。
传统意义的强奸犯罪不涉及情爱，加害人一般都会憎恨女性，把被害人当作发泄欲望的工具，着意侵犯并污辱被害人的身体完整性和私密性，继而羞辱和贬低被害人。像本文“约会强奸”案例中双方互有咬乳、接吻等“激情行为”，在传统强奸案中是不可想象的。
强奸是一种扭曲的社会情境。当潜在的被害者和潜在的侵犯者被命运放进同一情境时，一个完整的过程便自然开始运转。当侵犯者的行为超出了正常交往范围时，男女双方习惯有不同的解读。作为性关系的发起者，许多男性难以清晰地界定强迫性行为与强奸之间的区别，因此不去理会女性的反抗，甚至视为一种挑逗和“半推半就”。当双方自愿的性行为转化为恶意可耻的暴力行为时，强奸出现了。
随着非法卖淫活动在中国社会的日益泛滥，有些男性得知女性的身体可以一定价格购买、消费后，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买到的东西，也可以免费得到。在古时，强奸罪的概念，停留在罪犯对女子父亲或丈夫的财产权之侵犯上。今天，在性交可以货币交换的形式存在时，反抗强奸也会转化为女性对自我财产的维护，因此性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会演变为金钱的冲突。
在冷静的法律面前，我们依然对受害者抱有极大的同情。目前法律对“贞操权”的损害赔偿仅限于精神损害赔偿，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是不包含精神损害赔偿的。因此，当强奸案发生后，站在法庭上的加害人是关注的焦点，被害人的权益却往往被忽视甚至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