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上大学，对于大部分普通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来说，关系到子女前途命运乃至家庭荣衰。因此，作为高校选拔考试，高考承受着超出所应承受之重。学校、社会、家庭与学生对高考的巨大关注与投入，充分表明高考在中国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然而，2009年高考在即，本是全国考生秣马厉兵、背水一战的时刻，却鲜有地发生大量考生弃考的现象。据媒体报道，重庆、湖北等地数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万人弃考，引发社会舆论哗然。那么，究竟为什么发生万人弃考?万人弃考现象的背后又是什么?
　　
　　一、万人弃考真是“正常现象”吗
　　
　　对于大量高中生弃考，部分人士包括某些教育管理部门人士认为属于“正常现象”。持该观点的人认为，学生弃考打工是阶段教育的正常分流，体现了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自由选择权；同时，除了通过高考接受大学教育，学生还可以通过高等教育自考、成人高考、网络教育及社会培训等其他方式谋求发展，尤其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对普通高等教育生源形成了冲击，成才途径的多元化是学生弃考的重要促因；此外，诸如“升学无望准备复读”、“因家庭原因外出务工”、“应征入伍”及“出国留学”等都构成了学生弃考的原因。
　　不可否认，上述情况都会对学生的选择造成一定影响，但却不能充分解释这种“井喷式”的、大规模的“万人弃考”现象。目前，参加高等教育自考的考生多为受条件所限而未能迈进大学的社会人士，参加成人高考的除了社会人士外，多为低学历的在职者，高中在校生放弃高考而参加自考、成人高考，显然不符合我国教育选择的事实。而相对于正规、“正统”的学历教育，时下的网络教育、体会培训的影响与价值仍是极其式微的，并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不足以引发大量学生放弃读大学的机会。至于职业教育因素，一方面，在功利主义及“重学轻术”等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考生及家庭仍倾向于选择前者，职业教育常常是“成绩不良”学生的选择；另一方面据调查结果显示，相当部分学生弃考正是苦于不堪高职院校的高额学费。这样，将万人弃考归因于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显然是与现实相悖的。至于入伍、出国留学等因素，其对于突然而至的大规模学生弃考现象的解释力就更加经不起推敲了。
　　自1977年高考恢复以来，中国老百姓向来都对读大学寄予最高涨的热情和期望，无论是出于“唯有读书高”的追求，还是出于“学而优则仕”的期望，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的疯狂和惨烈是年年上演。上世纪末我国开启高等教育大扩招正是以这种巨大的高等教育需求为基础的。大学招生量连年递增，高等教育入学率迅速攀高，反映了在我国接受高等教育对大众的巨大吸引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弃考从来都有，但从“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到大面积的“万人弃考”，出现如此之大的落差，就很难说是正常了。
　　
　　二、“万人弃考”表明了我国高等教育公信力的下降
　　
　　无论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出发，还是从我国老百姓朴素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出发，处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不仅仅在宏观上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经济、社会的进步提供智力支持，还对于家庭和受教育者个人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当大学教育能够为个人发展提供知识、思想及精神上的动力，并从而为个体获得经济的、政治的及社会的等方面的利益，尤其是为社会中下层级群体跨入更上一层级(如由农村向城市跨进、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转变等)提供可能的途径(事实上，实现这种“跨进”或“转变”的唯一途径往往就是接受教育、读大学)时，高等教育向大众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魅力——公信力。这种公信力是政府与社会投资高等教育的直接动因，政府，尤其是民间组织及个人，投资高等教育就是为了获取某种回报。在这种背景下，这种“投资收益”思想表现的就更为突出。在我国，读大学是老百姓从农村转向城市或由社会低层迈向更高层级的重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公信力关乎其生存、发展，倘若投资者不能从高等教育获得预期收益，投资者对高等教育投资也就失去了信心和兴趣，也就不再投资或追加投资，而这必然对高等教育存在的物质基础形成威胁。上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成功扩招，在短短几年内跨入大众化阶段，正是得益于较好的高等教育公信力，社会大众对投资高等教育以获取预期回报存在足够的信心。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情况来看，高就业、高薪酬正是其获得持续发展并引领世界高等教育体系最高水平的一个根本性促因。
　　反观我国，由于投入、管理等方面的不足，以及缺乏配套的社会改革，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伴随着大众化进程接踵而至。尤其是大学收费的迅速攀高与大学毕业生待遇越来越差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低就业、低薪酬”成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陷入窘境的基本事实。尤其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大学生就业面临着冷得不能再冷的冷遇。此时，我国高等教育的公信力遭遇空前危机，公信力的丧失导致高等教育投资者拒绝或中断投资。在此背景下，“万人弃考”的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无论是归咎于劳动力市场的无序，还是高等教育结构的失序，或高等教育质量操守的沉沦，大学生的社会处境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们对上大学的愿望的淡漠，已经动摇了高等教育生存的根基。
　　
　　三、“万人弃考”凸显城乡教育不公和城乡贫富差距
　　
　　在弃考学生中，农村学生占较大比例。大量农村学生弃考深刻反映了长期以来我国城乡教育不公的事实。研究表明，我国重点大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例如，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三十年来，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下降了近一半。另一项研究显示，城市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55.5倍、281.55倍、323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收入逐步提高，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本应多了，但事实却是他们上大学的比重下降了。是谁把农村的孩子早早地拦在大学门外?农村大学生越来越少，其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农村孩子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教育资源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分配严重失衡。当城市集中大批优势教育资源，从师资力量到教育设施，大办示范性高中时，农村学校却不得不面临着师资流失短缺、教学设备严重不足的困难。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显示，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而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仅获得了23％的教育投资。落后的教育教学条件，使得农村中小学素质教育改革步履维艰，在大学招考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和重视综合素质的条件下，农村学生显然是处于劣势的。这使农村孩子一方面离重点大学越来越远，另一方面则在上学与就业之间无奈地选择了后者。第二，高等教育的高收费使得大量农村学生被拒于大学之外。我国从1989年开始实行大学收费制度，此后学费缓慢增长，实质性的增长则是在1995年，高校收费被形容为“井喷”，于是贫困家庭孩子读不起大学开始成为社会问题。目前的大学学费一般在5000元到1万元不等，比起1989年增加了25～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畸高的大学学费成为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不能承受之重。“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马上就变穷”，生动地描绘了我国农村家庭“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悲剧。
　　“跳出农门”曾是几代中国农民给予上大学的普遍期望，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发现上了学也跳不出“农门”，跳出了农门也混不出饭来吃。知识似乎已经越来越难以改变其命运；农村孩子最后一条上升通道似乎已经越来越狭窄。既如此，这个大学上不上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弃考也只好被看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地穷。”而遗憾的是，教育的不公平正促使我国城乡贫富分化变成世袭。
　　总之，在投资高等教育的热情一向高涨、读大学向来被视作“光明大道”的情况下，发生万人弃考绝非正常；低就业、低薪酬是学生弃考的重要因素，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公信力的严重下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严重的生存发展危机；弃考生中有较大比例农村学生。这预示着教育的不公尤其是城乡之间的不公已经绝非是教育本身的危机，还成为社会的危机。如何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并实施相应的社会改革，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