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夏天，我从南京回北方度假时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线：乘火车去上海，转乘海轮去青岛。老友刘晓军专程从济南赶来和我同游崂山，然后前往青岛附近的胶州市(刚刚升格的胶县)；与时在胶州第一农技中专的朱鲁子相会。老朱以海蛎子和啤酒款待我们。新鲜的海蛎子，肉鲜、汤鲜，是我当年罕遇的美味。山东的好啤酒差不多遍地都是。以我个人之见，崂山啤酒比著名的青岛啤酒还要好。出自一些小城市的光州啤酒、莱州啤酒等，也都不是凡品。那一夜，我们大快朵颐，喝酒、唱歌，指点江山，畅想未来。一个小女孩在楼道里反反复复地高声念诵：“下吧，下吧，我要，开花。”老朱虽困居胶县，被禁止上课，而青云之志依然。那是中国理想主义尚未土崩瓦解的最后几个年头。十几年后，朱鲁子在南开大学以“人生哲学”大课而知名，更在互联网上口出哲学狂言，名声鹊起，此且按下不提。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是，“深夜，刚刚躺下，我和晓军的肚子就闹了起来，频频如厕，厕所在宿舍外面，每次都能见到繁茂的星空，炯炯有神。唯老朱安然无恙。”
　　古语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不仅可以做文化的解读，也可以做生物的解读。在传统社会，人们生存在相对局限的地域，喝着本地的水，吃着本地的粮食，呼吸着本地的空气，承受、感受、享受着本地的风霜雨雪。作为一个生物个体，人的身体时时刻刻与其所生存地域的自然发生着物质交换，是本土生境物质转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既响应着本地自然的节奏，也为其所塑造。当一个人离开了本乡本土，前往另外一个地方，人的身体就不能再与其所习惯的物质发生循环，不能再接受其所习惯的风霜雨雪，尤其是，不能再摄入他的身体所习惯的物质，而必须摄入另外一个地域的食物，这个身体会感到不习惯，会有所反应，会呕吐，会拉肚子——这是生物体在演化中形成的最重要的自我保护本能之一。这就叫做水土不服。
　　在传统社会中，水土不服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病症。我不知道这个病症是否也为医学所认可。即使有，我想，“水土不服”本身也不会被视为病因，而必须归结为、还原为对某种具体的物质过敏导致肠胃痉挛之类的科学状的陈述。而“水土不服”这种说法在科学真理教的卫士那里，大概会被判定为模糊、粗浅、表象、原始、初级，不予接受。
　　不过现在，“水土不服”已经让我感到生疏了。自从那次海蛎子事件之后，我的肠胃便脱胎换骨，如有神助，真正兼容并包，百无禁忌。无论是做记者，还是做人类学，东奔西走之中，再无食品不耐的现象发生。在康定跑马山上，第一次喝酥油茶，与大喇嘛频频对饮；在甘肃哈萨克的帐篷里，第一次喝马奶子，一连喝了几大碗，给主人一个大大的惊喜。即使跨过几个时区，即使跑到地球的另一面，非洲、欧洲、美洲，我的身体再未表示任何异议。不仅是我，我身边的朋友们，似乎也不大说起水土不服了。
　　水土不服从我们的生活中淡去了，因为我们脱离了所属的水土。在我们这个有限地球时代，地球村不仅是象征意义上的，也是实质意义上的。在加州湾区的华人超市里，有山西的老醋，四川的榨菜，台湾的酱油；也有泰国的粉丝、越南的点心。北京的超市也与之大同小异。我们的肉身每日摄取的是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物质，大米白面、水果蔬菜，都脱离了与地域的关联，它们从世界各地进入全球化的食物链，被传送到全球的各个角落。
　　于此同时，这些产品与所属地域的关联也被剥离了。比如青岛啤酒，在全国的很多地方都设有分厂，这个啤酒已经不再与崂山泉水有必然的关系。著名的农夫山泉，一会儿从千岛湖几百米深的水下灌装，一会儿从长自山的错草泉灌装。事实上，与其产地相比，品牌往往更为全球化时代的人们所关注。
　　伯克利的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教授在其新著《杂食者的两难：四种食物的自然史》(Omnivore’s Dilemma，a Natural History of Four Meals，冲凸显了一些让我们视而不见、不以为然的事实。中国人说“吃什么补什么”，说的是人与食物之间的对应关系。美国人的说法更狠，叫“吃什么，是什么”(you are what you eat)。波伦教授说：“当一个墨西哥人说‘我是苞米’，或者‘行走的玉米’时，只不过是陈述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植物，变身为构成墨西哥人之身体的那些物质”(第19页)。按照还原论的营养说，我们吃的食物，都会被分解成食物中所包含的各种所谓营养物质，如蛋白、糖。氨基酸等等，才为人体所吸收。比如吃鸡蛋和吃豆腐以及和牛奶一样，都是为了补充蛋白，所以没有什么区别。而波伦教授则给出了否定的科学依据。不同的植物从空气中吸收的碳同位素比例不同，当这些植物进入食物链之后，最终会在人体中留下痕迹。利用这个原理，通过对木乃伊进行微量元素测定，可以推断该木乃伊生前的食物。这种方法对于活人同样有效(第20页)。波伦介绍说，大多数植物在光合作用时形成的化合物分子中包含三个碳原子，而玉米则是四个。从同位素的角度看，大气中的绝大多数碳都是碳12(其中原子核中有6个质子，6个中子)，极少数极少数是碳13(6个质子，7个中子)，而玉米，则能够比其他植物结合更多的碳13。所以，一个人的身体中包含的碳13比例越高，就说明他吃过的玉米越多(第22页)。
　　波伦教授说，现在，美国人都是玉米人了。因为玉米能够多结合一个碳原子，便有了出类拔萃的产量，于是被人类所青睐，成为全美占据统治地位的植物。美国人的经典食品如牛、鸡、猪、火鸡和羊，现在喂的都是玉米；鲶鱼、罗非鱼，甚至本来是肉食者的鲑鱼，现在也都开始由玉米喂养。所以，鸡蛋是玉米做的，牛奶也是玉米做的。走进超市，拿起任何一样食品，当你从它的包装上追根溯源，就会发现，其食物链的另外一端是玉米(第18页)。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全球日趋同化的今天，全世界都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成为玉米人。
　　然而，波伦教授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即使玉米有如此特殊的本领，即使人类繁育出了各种特殊的新种玉米，仅仅凭借光合作用，玉米也无法达到现在的产量。人类现在的粮食产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太阳所赐予我们的额度。这一切，是凭借了一个彻底打断了粮食与太阳关系的发明——化肥。麦克尼尔(J.R.McNeill)教授在《太阳下的新鲜事：二十世纪世界环境史》中也说到了类似的故事。“化肥的大量应用已经并且依然对这个世界的土壤造成了致命的改变，并随之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以及环境后果”(第25页)。那些善于利用化肥的植物在人类的帮助下，迅速取代了不善于利用化肥的植物。作为人类食物的物种越来越单一，以至于有三分之二的谷物都来自于三种植物：水稻、麦子和玉 米。而化肥，归根结底，来自于石油。对于任何一种化工产品，石油都是数量最大、纯度最高的因而也最廉价的原料。麦克尼尔说，我们的食物来自太阳，也来自石油(第26页)。石油制造了化肥，化肥供养了玉米以及人类种植的大多数粮食，最终进入我们的身体。我们和塑料一样，都是石油做的。
　　我们是行走的塑料。
　　化肥的发明一向被讴歌为科学对人类的巨大贡献。麦克尼尔在书中指出：化肥为我们养活了20亿人口，如果没有化肥，世界人口、还需要我们的地球提供额外30％的良田。然而，化肥也拉大了全球贫富的差距，同时开始了人类对土壤日益加剧的污染，而其后果，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波伦教授和麦克尼尔教授不约而同地谈到，化肥的发明者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的尴尬一生。此人在一战时曾为德军发明毒气，并亲自到战场上指挥，把毒气用到了法国士兵身上，他的妻子为此而羞愧自杀。到了二战，他又为希特勒的犹太集中营发明毒气室，帮助纳粹实施种族屠杀。然而，他本人却是出生在一个犹太背景家庭，所以到了最后，他还是不得不离开德国，客死他乡。这个背景使得化肥的功过变得格外诡异。更加诡异的是，根据波伦的叙述，化肥在美国的大量应用也与战争有关。二战后，军工厂发现用来制造炸药的硝酸铵有大量剩余，无法处理，便有农学家建议撒到田里作肥。于是军工厂就转行成了化肥厂。与此同时，原来生产毒气的军工厂则转行去做了杀虫剂(第41页)。波伦说：“哈伯的故事正好契合了科学自身的悖论：我们对自然的操控是·把双刃剑。善与恶竟然来自同一个人，同一种知识”(第44页)。
　　波伦教授访问了爱荷华州乔治·奈勒(George Naylor)家的农场，这个农场现在种植的全部都是玉米，其产量核算下来，可以养活129个美国人，然而，却不能在字面的意义上“养活”这个农场里生活的四个人，因为乔治家种植的玉米是专门用作牲畜饲料的品种，人不能直接食用。和城里人一样，乔治一家的吃穿用都要到超市里去买(第34页)。乔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农民，而是全球化工业文明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已经脱离了具体的地域，失去了我们生存的根基。这篇文章是我在昆明翠湖之畔的一家咖啡馆里开始的。当我打开笔记本电脑，接通无线互联网，就如灵魂出窍，与我坐在北京的雕刻时光，或者我伯克利的茶屋，毫无二致。偶尔抬头看看房间，也看不出来这是昆明，或者云南。菜单上唯一具有地方特色的是，云南咖啡。所谓地方特色如今也不再属于那个地方，而是蜕变成一个符号。在稻香园附近的左岸公社里面，就有声称是云南的米线、陕西的泡馍、四川的豆花。走在街头，满眼都是全国一律的高楼，街道，标志牌。我们不过是工业文明全球化流水线的一个环节。看起来是我们在劳动，是我们在创造财富，其实最终是为了那个流水线的运转、扩展。当写字楼里的白领粉领坐在麦当劳之类的快餐店进食的时候，这种象征的意味更加明显。麦当劳精准地算出，他们的午餐需要多少热量，需要多少糖分，然后提供一组组搭配方案，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完成午餐，坐上电梯，回到工业文明流水线中的岗位上去。麦当劳，当然也是这个流水线的一部分。看起来是我们在吃东西，其实，我们不过是行走的塑料机器，在运行的间歇加加油而已一的确，我们吃的就是：石油。
　　
　　(本文编辑：李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