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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教育方面，德国以其“双元制”职业教育理念与模式享誉世界，堪称世界教育界和工业界的楷模，也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学习的对象。
“教育体制是不可复制的。”谈及教育，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前部长安妮特·沙万明确表示，职业教育绝非是为资质愚钝的学生准备的后备计划，在德国如此，在中国也应该如此。
2015年10月17日至18日，“中德职业教育论坛”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前部长安妮特·沙万女士告诉媒体，职业教育并不低人一等，她建议中国应该学习德国，大力发展家族企业，让它们在职业教育中发挥强大的作用。
沙万表示，职业教育针对所有天赋迥异的学生，它既是适合所谓的能力较差学生学习的特殊道路，又是一条拔尖人才的培养之路。职业教育的标志是不一致性，其培训出的学生在工业社会和数字社会也都是千姿百态的。
职业教育是德国延续至今的传统，也是公共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包括完全的学校教育，又涵盖那些通过与公共职业学校和培训企业合作实现的职业培训。手工业和工业企业每年都在青年职业教育方面投入巨额资金。德国如此“煞费苦心”，只是为了未来的相关从业者能够获得良好的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的章程是各级教委和手工业、工业商会共同合作的结果。在德国的公共教育领域中，没有哪一项举措如职业教育一样能把教育与就业联系得如此直接、成功。
德国职业教育成功的核心前提是德国的经济结构。家族企业提供了绝大部分的工作及培训岗位，一旦此种经济结构不存在，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往往会受到限制。
在德国，大约50%的学生经历过职业教育领域培训，其中包括（少量的）九年级读完的中学生（主要从事手工业）、取得了中期结业证书的中学生（十年级之后）以及文理高中毕业生。此外，对于读过普通中学却没能顺利毕业的学生而言，职业教育也是一条相对成功之路。同时，这也反映了人们通过职业教育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资格证书。
沙万强调了职业教育3个独一无二的特点：
一是，教育体系中没有哪一个领域如职业教育一般多种多样，培训类别的多样性明显反映出了这一特点。也许没有哪一位专家可以回答，德国的职业教育领域究竟提供了多少教育专业，但这些教育专业必然涵盖了从残疾人教育学到尖端人才培养的各个领域。
二是，教育体系中没有哪一个领域如职业教育一般灵活。这是应对科技进步、企业文化和服务业转变、新型企业的产生以及所有的属于现代经济活力组成部分的必然反应。新型职业以及为了促使现有职业继续发展的教育专业层出不穷，例如，机械师与电子工程师二者结合，发展成为电子机械师，而今又在工业4.0大背景下，成为信息技术所要求的必备履历。
三是，教育体系中没有哪一个领域如职业教育一般有着如此高的习得文化创新性。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给予了不断发展的习得文化极大机遇，而教育学家与培训人员同样对此做出了贡献。不同的教育地点、参与者以及经济活力统统要求教育创新。一些创新形式也应用到了普通学校当中（例如小型企业）。
沙万认为，职业培训型教育的核心内容，即普通教育与专业知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一成不变的。普通教育的专业有德语、外语、历史/政治、数学、自然科学及宗教学。这些传统专业对于培训、职业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愿意且可能的话）；但其重要性还是主要体现在向高等学校的过渡，因为如今依然认同：相应职业的培训和人类的教育，二者具有核心重要性，也是职业教育理念的目标。生活与工作变化越快，这一理念便越显得重要——主要原因在于其教育创新能力以及与此相连的习得文化创新性。
双轨制的培训原则日益得到高校系统认可。也许当下有些培训专业要求过高，使得其渐渐成为三级学科的一部分。而未来则更多的要求职业培训专业与二级和三级学科更好链接。这可能还会增强国际活动。
“数十年来，德国的职业培训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兴趣，为此缔结了很多合约。而今，我们明白，教育体制是不可复制的。它立足于文化框架，这一框架又反过来作用于文化理念的贯彻。但是，我们可以借鉴职业教育的根本性原则，即坚信职业培训的教育意义及其教育影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学校和企业的伙伴关系。”沙万如是说。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的“中德职业教育论坛”吸引了来自德国政界、教育界、新闻界和中国国家教育部的多位知名部长、学者专家与会，围绕德国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总体情况以及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展开热烈讨论。
会议议题涉及职业教育理念及社会地位、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关系、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实施范式、国际教育视角下的德国职业教育改革、中国借鉴德国职业教育体制的可能性及潜在问题等诸多方面。
《德国国家教育报告》撰稿人福塞尔教授认为，享誉世界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成功前提是在职业教育两大实施场所——职业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这种合作不仅体现在技术组织方面，更体现在理论学习与实践的时间平衡、学习内容的衔接以及相关立法保障。
德国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前秘书长蒂斯教授指出，中国不应盲目照搬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应采取措施应对现有教育体制下“失业学者”数量的攀升。他建议中国发展机会多、水平高的职业实践教育，使之成为纯大学的、以研究为导向的教育之外的一种选择；建立授予学术性职业类文凭、且与各企业密切合作的学院或“双元制”高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博士曾任中国驻德教育公使衔参赞，他告诉记者，从德国专家处受到启发，中国的一流大学应担当起相应责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将借助语言等方面优势，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族企业发展壮大职业教育方面提供智力支持。
（来源：《教育家》）
“教育体制是不可复制的。”谈及教育，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前部长安妮特·沙万明确表示，职业教育绝非是为资质愚钝的学生准备的后备计划，在德国如此，在中国也应该如此。
2015年10月17日至18日，“中德职业教育论坛”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前部长安妮特·沙万女士告诉媒体，职业教育并不低人一等，她建议中国应该学习德国，大力发展家族企业，让它们在职业教育中发挥强大的作用。
沙万表示，职业教育针对所有天赋迥异的学生，它既是适合所谓的能力较差学生学习的特殊道路，又是一条拔尖人才的培养之路。职业教育的标志是不一致性，其培训出的学生在工业社会和数字社会也都是千姿百态的。
职业教育是德国延续至今的传统，也是公共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包括完全的学校教育，又涵盖那些通过与公共职业学校和培训企业合作实现的职业培训。手工业和工业企业每年都在青年职业教育方面投入巨额资金。德国如此“煞费苦心”，只是为了未来的相关从业者能够获得良好的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的章程是各级教委和手工业、工业商会共同合作的结果。在德国的公共教育领域中，没有哪一项举措如职业教育一样能把教育与就业联系得如此直接、成功。
德国职业教育成功的核心前提是德国的经济结构。家族企业提供了绝大部分的工作及培训岗位，一旦此种经济结构不存在，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往往会受到限制。
在德国，大约50%的学生经历过职业教育领域培训，其中包括（少量的）九年级读完的中学生（主要从事手工业）、取得了中期结业证书的中学生（十年级之后）以及文理高中毕业生。此外，对于读过普通中学却没能顺利毕业的学生而言，职业教育也是一条相对成功之路。同时，这也反映了人们通过职业教育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资格证书。
沙万强调了职业教育3个独一无二的特点：
一是，教育体系中没有哪一个领域如职业教育一般多种多样，培训类别的多样性明显反映出了这一特点。也许没有哪一位专家可以回答，德国的职业教育领域究竟提供了多少教育专业，但这些教育专业必然涵盖了从残疾人教育学到尖端人才培养的各个领域。
二是，教育体系中没有哪一个领域如职业教育一般灵活。这是应对科技进步、企业文化和服务业转变、新型企业的产生以及所有的属于现代经济活力组成部分的必然反应。新型职业以及为了促使现有职业继续发展的教育专业层出不穷，例如，机械师与电子工程师二者结合，发展成为电子机械师，而今又在工业4.0大背景下，成为信息技术所要求的必备履历。
三是，教育体系中没有哪一个领域如职业教育一般有着如此高的习得文化创新性。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给予了不断发展的习得文化极大机遇，而教育学家与培训人员同样对此做出了贡献。不同的教育地点、参与者以及经济活力统统要求教育创新。一些创新形式也应用到了普通学校当中（例如小型企业）。
沙万认为，职业培训型教育的核心内容，即普通教育与专业知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一成不变的。普通教育的专业有德语、外语、历史/政治、数学、自然科学及宗教学。这些传统专业对于培训、职业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愿意且可能的话）；但其重要性还是主要体现在向高等学校的过渡，因为如今依然认同：相应职业的培训和人类的教育，二者具有核心重要性，也是职业教育理念的目标。生活与工作变化越快，这一理念便越显得重要——主要原因在于其教育创新能力以及与此相连的习得文化创新性。
双轨制的培训原则日益得到高校系统认可。也许当下有些培训专业要求过高，使得其渐渐成为三级学科的一部分。而未来则更多的要求职业培训专业与二级和三级学科更好链接。这可能还会增强国际活动。
“数十年来，德国的职业培训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兴趣，为此缔结了很多合约。而今，我们明白，教育体制是不可复制的。它立足于文化框架，这一框架又反过来作用于文化理念的贯彻。但是，我们可以借鉴职业教育的根本性原则，即坚信职业培训的教育意义及其教育影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学校和企业的伙伴关系。”沙万如是说。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的“中德职业教育论坛”吸引了来自德国政界、教育界、新闻界和中国国家教育部的多位知名部长、学者专家与会，围绕德国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总体情况以及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展开热烈讨论。
会议议题涉及职业教育理念及社会地位、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关系、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实施范式、国际教育视角下的德国职业教育改革、中国借鉴德国职业教育体制的可能性及潜在问题等诸多方面。
《德国国家教育报告》撰稿人福塞尔教授认为，享誉世界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成功前提是在职业教育两大实施场所——职业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这种合作不仅体现在技术组织方面，更体现在理论学习与实践的时间平衡、学习内容的衔接以及相关立法保障。
德国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前秘书长蒂斯教授指出，中国不应盲目照搬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应采取措施应对现有教育体制下“失业学者”数量的攀升。他建议中国发展机会多、水平高的职业实践教育，使之成为纯大学的、以研究为导向的教育之外的一种选择；建立授予学术性职业类文凭、且与各企业密切合作的学院或“双元制”高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博士曾任中国驻德教育公使衔参赞，他告诉记者，从德国专家处受到启发，中国的一流大学应担当起相应责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将借助语言等方面优势，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族企业发展壮大职业教育方面提供智力支持。
（来源：《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