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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之岳,有“蓝色007”之称的国民党王牌特工。抛开政治立场不谈,此人一生有太多可以拍成电影的桥段,堪称传奇。
1938年,沈之岳进入延安,第二年入党,被认为很出色,以至于到他顺利返回国民党那边,这边还一直称他为“叛徒”。直到沈醉(国民党陆军中将,长期服务于军统局)一批人被俘或者起义以后,沈之岳的身份才暴露:他进延安之前就是军统的人,是带着刺杀毛泽东的任务来的。从这个任务来说,沈显然是失败的,但从他能够在延安隐蔽自己这一点看,这个特务还是相当厉害。
沈之岳在延安何止是“隐蔽自己”。他使用化名沈辉,不但坦然通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而且还是优秀学员。康生曾在抗大当着罗瑞卿校长的面表扬沈之岳,认为他任劳任怨,艰苦朴素,是国统区来延安青年的表率。
沈之岳的传奇生涯,第一个高潮应该就是打入延安了。大概因为延安对国民党特务的渗透一向对应有道,沈的脱身而去是件令人尴尬的事情,所以大陆史料中对此记载十分简单。
从现有记录看,沈之岳当时是随教授萧致平到延安考察,自称中央大学学生,以随员的身份于1938年访问延安的。到达后,沈之岳伪装成“进步青年”,要求留在延安,得到批准。与此同时,中共在陕北的反特一号人物,边区保卫处长周兴(负责对所有进出延安人员的审查,曾多次破获在延安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案)和副处长王范都曾亲自对其进行审查。沈之岳聪明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追求毫无破绽,而故意给了周兴一个小漏洞来抓:沈自称河南人,可是却带有一些浙江口音。这引起了周的疑惑,直到某次找他谈话,沈从容自若地谈到曾随舅舅在上海居住几年,巧妙地掩饰了这个问题。这种欲擒故纵的做法让保卫部门产生了松懈,但依然对他在大学读书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但是由于戴笠预先花大功夫为沈在中央大学做了工作,他的所谓学生身份有充分的证据,所以保卫部门的调查结果完满。因此,沈之岳通过审查,进入了抗大学习,不久入党。
沈在延安到底呆了多久,何时和共产党脱钩也是一个谜。
根据共产党方面的说法,沈之岳在1939年奉命离开延安,到浙江白区工作,所以他在延安只呆了不到一年。然而,国民党方面则说他潜入共产党多年,此后到新四军军部工作,在皖南事变中他的情报给新四军造成了重要损失。这里面有些矛盾。
从军统方面的记录看,沈之岳曾以李国栋的化名,在1939年于汉中训练班见过军统大特务程慕颐,并对训练班的特务做过指点,这符合共方的说法。不过,沈之岳的化名沈辉,是在1943年才从共产党方面的花名册上去掉的,并被认为是“叛徒”。这又符合国方的说法。
皖南事变发生在1941年,沈之岳在国民党中第一个见光的职衔,就是这一年7月被任命为军统局第一处科长。
由于沈醉说过,沈之岳曾经到过延安两三次,由此推测,沈之岳很可能曾在延安和新四军之间担任过联络员之类的工作。也就是说,可能1939年他离开延安,并没有暴露身份,照旧“为党工作”,途经国民党控制区,就是他和军统交换情报的机会。只是,在共产党面前,他是抗大二期毕业生“沈辉”,在国民党面前,他是军统特务“李国栋”,没有人知道这是同一个人。1941年皖南事变,新四军的重大损失,这大约和沈之岳提供情报确实有关系,并且他从此不敢再回到共产党方面。沈之岳为新四军工作过似乎可信,否则他在接受台湾《传记文学》杂志采访的时候,很难把当时新四军内部的种种内幕和矛盾讲得条理清楚。但由于他隐蔽有术,共方直到1943年才得知他已经为国民党工作。估计是因为这一年军统成立东南特别情报站,沈之岳担任了这个站的站长,又兼任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从后台走到了阳光下,共产党那边,才终于瞒不住了。
1963年,沈之岳在澳门设立特务机关,对大陆进行袭扰、情报活动,并试图刺杀大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由于消息泄露未能得逞,时任公安部长王芳披露当时曾有机会通过澳门警方生擒沈之岳回大陆,但最终没有这样做。
直到蒋经国去世,沈之岳始终是国民党当局最受倚重的特务系统元老。
(据《东方特工在行动》文汇出版社)
1938年,沈之岳进入延安,第二年入党,被认为很出色,以至于到他顺利返回国民党那边,这边还一直称他为“叛徒”。直到沈醉(国民党陆军中将,长期服务于军统局)一批人被俘或者起义以后,沈之岳的身份才暴露:他进延安之前就是军统的人,是带着刺杀毛泽东的任务来的。从这个任务来说,沈显然是失败的,但从他能够在延安隐蔽自己这一点看,这个特务还是相当厉害。
沈之岳在延安何止是“隐蔽自己”。他使用化名沈辉,不但坦然通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而且还是优秀学员。康生曾在抗大当着罗瑞卿校长的面表扬沈之岳,认为他任劳任怨,艰苦朴素,是国统区来延安青年的表率。
沈之岳的传奇生涯,第一个高潮应该就是打入延安了。大概因为延安对国民党特务的渗透一向对应有道,沈的脱身而去是件令人尴尬的事情,所以大陆史料中对此记载十分简单。
从现有记录看,沈之岳当时是随教授萧致平到延安考察,自称中央大学学生,以随员的身份于1938年访问延安的。到达后,沈之岳伪装成“进步青年”,要求留在延安,得到批准。与此同时,中共在陕北的反特一号人物,边区保卫处长周兴(负责对所有进出延安人员的审查,曾多次破获在延安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案)和副处长王范都曾亲自对其进行审查。沈之岳聪明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追求毫无破绽,而故意给了周兴一个小漏洞来抓:沈自称河南人,可是却带有一些浙江口音。这引起了周的疑惑,直到某次找他谈话,沈从容自若地谈到曾随舅舅在上海居住几年,巧妙地掩饰了这个问题。这种欲擒故纵的做法让保卫部门产生了松懈,但依然对他在大学读书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但是由于戴笠预先花大功夫为沈在中央大学做了工作,他的所谓学生身份有充分的证据,所以保卫部门的调查结果完满。因此,沈之岳通过审查,进入了抗大学习,不久入党。
沈在延安到底呆了多久,何时和共产党脱钩也是一个谜。
根据共产党方面的说法,沈之岳在1939年奉命离开延安,到浙江白区工作,所以他在延安只呆了不到一年。然而,国民党方面则说他潜入共产党多年,此后到新四军军部工作,在皖南事变中他的情报给新四军造成了重要损失。这里面有些矛盾。
从军统方面的记录看,沈之岳曾以李国栋的化名,在1939年于汉中训练班见过军统大特务程慕颐,并对训练班的特务做过指点,这符合共方的说法。不过,沈之岳的化名沈辉,是在1943年才从共产党方面的花名册上去掉的,并被认为是“叛徒”。这又符合国方的说法。
皖南事变发生在1941年,沈之岳在国民党中第一个见光的职衔,就是这一年7月被任命为军统局第一处科长。
由于沈醉说过,沈之岳曾经到过延安两三次,由此推测,沈之岳很可能曾在延安和新四军之间担任过联络员之类的工作。也就是说,可能1939年他离开延安,并没有暴露身份,照旧“为党工作”,途经国民党控制区,就是他和军统交换情报的机会。只是,在共产党面前,他是抗大二期毕业生“沈辉”,在国民党面前,他是军统特务“李国栋”,没有人知道这是同一个人。1941年皖南事变,新四军的重大损失,这大约和沈之岳提供情报确实有关系,并且他从此不敢再回到共产党方面。沈之岳为新四军工作过似乎可信,否则他在接受台湾《传记文学》杂志采访的时候,很难把当时新四军内部的种种内幕和矛盾讲得条理清楚。但由于他隐蔽有术,共方直到1943年才得知他已经为国民党工作。估计是因为这一年军统成立东南特别情报站,沈之岳担任了这个站的站长,又兼任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从后台走到了阳光下,共产党那边,才终于瞒不住了。
1963年,沈之岳在澳门设立特务机关,对大陆进行袭扰、情报活动,并试图刺杀大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由于消息泄露未能得逞,时任公安部长王芳披露当时曾有机会通过澳门警方生擒沈之岳回大陆,但最终没有这样做。
直到蒋经国去世,沈之岳始终是国民党当局最受倚重的特务系统元老。
(据《东方特工在行动》文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