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湖南怀化芷江城是当年接受日军投降的中国唯一陆上重镇。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数十年间，芷江这座抗战名城却仅存在历史教科书中，不为大多数国人所认知。为了让中国乃至全世界认识到芷江的和平文化价值，有那么一群政协人，包括湖南省政协原文史委主任田伏隆、芷江县政协原主席邱云桂等，连续数年为此奔波，做调研，写提案，省县两级党委、政府和政协通力合作，最终成功书写出“芷江·国际和平文化名城”这张名片。2019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特用文字记录下这段故事，以念之。——编者
　　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距离湖南怀化市区仅37公里的芷江侗族自治县，因“受降”而成名。有许多关于“芷江受降”的记载，字里行间充斥的都是中国人民抗战的血性、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以及世界反法西斯队伍的团结，这是一首永远唱不够的和平颂歌。一张“国际和平文化名城”的名片，最终在芷江这座城市尘埃落定，那么当年，又是谁成就了这张沉甸甸的世界级名片？

抗战名城不能“只让它闪耀一时”

　　在芷江，中国人民在此接受日军投降的历史，人人都能说上几句，这是无数英雄用血肉堆砌而成的历史，他们不敢忘。
　　1945年8月21日，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代表今井武夫一行，飞赴湖南芷江洽降。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1899-1975）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日军洽谈投降事宜。整整52个小时的洽谈后，最终，今井武夫交出了侵华日军的兵力配置图，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
　　“一个在八年苦战中争得最后胜利的受降城市，如果只让它闪耀一时，而不加以规划建设，永留纪念，那就未免太辜负它的存在了。”
　　为了不辜负历史，时任芷江县县长杨化育在受降典礼举行的地方——芷江七里桥磨溪口修建了一座四柱三拱门的“受降纪念坊”。1946年2月动工，1947年8月30日落成。落成之日，他们还特地嘱咐芷江县城内一家叫作“良友”的照相馆拍摄了照片。
　　七里桥是石拱桥，跨度不到lOO米，桥边有一座石碑，上面篆刻着“日军受降之地”六个大字;桥的对面，隔着湘黔公路（今为320国道）便是“芷江受降纪念坊”，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二战胜利纪念标志建筑，素有“中国凯旋门”之称。
　　“和平未到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以白石砌成的芷江受降纪念坊，四柱三门，造型活脱脱一个“血”字，纪念坊上的这20字碑文，则满满都是和平的味道。然而，在建成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它们却鲜有人问津。
　　芷江县政协原主席邱云桂说，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芷江一度将相关的抗战历史资源列入“抗战文化”课题，也曾尝试以此为突破口找寻芷江走出大山的路径。然而，当时几年下来，并没有多大起色。
　　如何在和平时期盘活抗战文化旅游资源？2002年春节一过，邱云桂就以芷江县政协名义向湖南省政协递交了一份报告，直陈芷江面临的发展困境。

“芷江的抗战文化怎么就热不起来呢”

　　20世纪90年代，时任湖南省政协原主席的刘正从省四大家齐力发展湖南的规划里领到了“旅游”课题。当时，湖南的旅游尚未被完全开发出来，原生态的美独独缺失一份文化的内涵，旅游文化在湖南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时任湖南省政协文史委主任的田伏隆挑起了这个担子，历史科班出生的他，对挖掘旅游文化资源这一块尤为上心，而且这一挖就是数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邱云桂递交报告为芷江寻求诊脉处方之时，恰逢有人推介怀化新晃的大峡谷可以作为旅游文化来抓，田伏隆与省政协常委、省军区副政委黄祖示等组成的调研组一行，临时受命停靠在芷江。
　　当天上午，在芷江县政协的一间会议室里，邱云桂带着时任县政协文史委主任的蒋国经等人，与田伏隆他们坐到了一块。
　　多年以后，已经年逾八十的田伏隆，仍然记得当年在那个小会议室里发生的每个细节：“会议室桌子不大，我们五六个人坐在一起，邱云桂一谈起芷江做抗战文化旅游开发的瓶颈就着急，他不停地问大家，‘芷江的抗战文化怎么就热不起来？”’
　　“是啊，怎么就火不起来呢？”田伏隆不止一次到过芷江，对这段历史也有过颇多研究，面对邱云桂等人的困惑，他深有同感：“当年，选在芷江这个并不出名的地方商讨投降细节，主要原因是芷江建有当时的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芷江机场，而且芷江是保卫陪都重庆的军事重镇，还是抗日战争取得转折性胜利的雪峰山会战，也就是湘西保卫战的战略总部。多好的资源！”“既然不能往前看，那就干脆朝后看。莫打抗战文化牌，要打就打和平文化牌！”

用“和平文化”寻找契机

　　“和平文化”概念早在1989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之思想中的和平”国际大会上就被提出，早已耳熟能详。而今，在这个小会议室里，它生长出了一种独属于芷江的希望。
　　当天下午，时任芷江县委书记的石希欣赶来政协又组织了一场座谈。20来人，一张大方桌，数个小时。
　　芷江因受降而成名，境内有军用机场，抗战时，这里起飞的飞机共击毁过2600多架日机，击没和重创过44艘日本军舰，击毙过66700余日军;芷江机场、中美空军航空指挥塔、中美空军俱乐部、受降堂桌椅、受降纪念坊等遗址遗物依然保存完好;2000年是“世界和平年”，各国都在围绕“和平文化”尋找契机。
　　这些都是芷江的底气，“芷江，或许可以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又一个契机”。以举办国际和平文化节来打造芷江和平文化新品牌，并以县政协提案形式向县委、县政府提交，成为这次座谈的定锤之声。
　　邱云桂回忆说，那段时间“马不停蹄却收获匪浅”。座谈会后，县政协便迅速拟定了提案内容并提交;县委县政府则是在多次论证研究后，层层上报怀化市、省政府;第二年，省政府便做出批准，“中国芷江·国际和平文化节”每两年举办一次。直到第四届后，方改为五年一次。由此，湖南芷江人终于得以向全世界展示独属于它的那段不可复制、无可取代的历史。
　　如今，五届“国际和平文化节”过去，当年围桌发声的两级政协人都在老去，但由他们发起的芷江“和平文化”的价值仍然十分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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