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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农民周家林的财富奇迹和王金勇的现代机械农业，昭示着中国农村传统的土地经营格局正发生巨大变迁。
农业合作化酿成 的“大饥荒”
自明清以来，人多地少的土地资源格局，决定了中国长期以来以家庭小农为主体，土地分散、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形态。
如果梳理土地制度的历史会发现，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地主逐渐消失，土地日益分散，地主庄园制雇工经营农业被自耕农和租佃制为主体的家庭经营农业取代的过程。
其内在的社会经济逻辑就是，后者相对于前者，土地经营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在人多地少，过剩人口又无法向外部殖民转移的情况下，能够最大程度地运用地力，保障社会整体基本的人均粮食需求。但代价是，农民被捆缚于零碎分散的土地上，且伴随人口增长，土地进一步分散，农村经济就日益贫困。
这其实是中国为什么在明清以后，出现社会经济全面衰退和文明倒退，丧失城市工业化和现代化动力，最终倒在工业革命门槛边上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启动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为了追求粮食增产，一度取消家庭小农，改变第一次土改均分土地的私有化格局，走上了农业合作化和集体规模经营的道路。结果却是农业经营效率不升反降，在“大跃进”的集体政治狂热中，酿成全国性“大饥荒”的人间悲剧。
小农困境迫使城市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后，效率低下的农业集体化被土地均分、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土地按人口和粮食产量被重新平均分配到户，中国实际上又重新回到传统家庭小农经营的状态。
此后随着人口增长，村社内部不断进行平均化的土地调整，农村再次出现了土地日益细碎、经济日益贫困的状态。
虽然当前主流舆论都把改革开放之后农业生产力解放、粮食增产归功于包产到户，但其实，如果不是杂交水稻和农药化肥的大规模推广使用，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日益零碎，农业整体的生产效率仍会不断恶化。
以四川为例。改革开放实施包产到户30多年至今，土地资源状况是人均1.1亩，户均3.3亩，且平均分布于6.2块土地之上。
这种极度零碎化的土地资源格局与家庭分散经营的模式，决定了土地经营效率的低下：只有一亩三分地，就是种得像绣花一样精细，也只能勉强糊口。
这一现实国情，迫使中国只能走上发展城市工商业经济，对外转移消化农村人口增长和劳动力过剩的道路。但农村经济萎缩的现实又导致内需乏力，无力支撑城市工商业经济的成长。所以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中国最终走上了加入由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体系，承接全球加工制造产业转移，依靠外资和外需发展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现代化之路。
此后20年时间，在外资和外需型经济主导下，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狂飙突进，大量农村人口得以向城市转移；中国也靠农村廉价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城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奇迹”。
城市化进程是把双刃剑
随着城市经济受外资刺激过度膨胀，不仅造成中国环境资源急剧恶化，也不断抬升社会整体经济成本，造成城乡经济失衡。农村家庭小农经济的收益越来越低，农村的社会危机已经由之前的劳动力过剩，变成了农村留不住农民，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
现实中，这种盲目仿效欧美全盘西化，追求城市经济规模无限增长的现代化，造成了一系列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冲突。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社会矛盾冲突最终又都反映在了土地和粮食安全问题上。
对中国而言，经历了30多年狂飙突进的城市化，现在其实走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拐点。
此前支撑城市化进程粮食自给的供需平衡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政府对粮食产销市场的行政强力主导；二是农民自身在城乡二元户籍和土地制度捆绑下，基于现实经济状况和生活习惯做出的家庭兼业化选择。
但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改革转型，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粮食产销已基本受市场主导，政府转企业后的粮食统购统销收储制度，对粮食市场的影响已非常微小，政府对粮食生产的干预和调控力度事实上在不断弱化。面对城乡经济分化，以城市经济收益为主的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考量也陷入首鼠两端，重商轻农。
同时，随着城乡经济失衡，传统家庭小农的经济比较收益日益微薄，土地和户籍制度对农民的绑缚力量也越来越弱，经历30多年的代际更替，农村社会凋敝的现实让新生代农民对土地和农村生活丧失眷念，不愿务农，家庭兼业化也难以为继。
因此，原来维系中国城乡平衡和粮食供给平衡的两股力量事实上都在消解。
土地流轉和规模化经营的风险
面对农村土地抛荒和老龄化的趋势，和“未来谁来种地”的严峻形势，土地流转和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中国政府实施农村土地改革，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方向。
但现实中，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
其一，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的前提是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并能实现稳定就业，而在中国已经出现各行业普遍性产能过剩的背景，这无疑将加大中国城市经济就业压力。
其二，土地市场化流转和资本下乡，势必会炒作和抬升农村土地价格，增加粮食种植成本，客观上进一步挤压粮食种植利润，导致土地利用的非农化和非粮化，反而可能恶化耕地资源和粮食种植面积。
其三，土地流转和机械化的规模经营更适用于基础设施良好的平原地区，并不能解决丘陵山区的土地撂荒问题；而且机械化规模化的粗放式种植相对于传统小农的人工精耕细作未必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减少化肥农药污染，提高粮食产量。 究其原因，正如成都暴露出的现象，随着城市经济的膨胀和土地流转，不断抬升地租和粮食种植成本，使得粮食种植呈现内外交困的萎缩趋势：偏远山区土地贫瘠，缺乏土地规模经营的地理设施条件和经济效益；而临近城市的土地肥沃，适合规模经营；粮食种植相对于其他经济作物又缺乏经济比较优势。于是，就只剩下一些中间地区，依靠政府的高额补贴可以推动粮食的规模化种植，却不能改变总体上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和產量下滑的趋势。
而且受限于经济条件，并非所有地区都能像成都一样提供高额补贴支撑。更何况，包括成都在内，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都严重依赖土地财政，这种农业补贴势必会加剧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绑架地方政府进一步追求城市经济扩张，进一步恶化农村经济凋敝和粮食安全。
因此，寄望靠政府补贴推动土地流转和粮食规模化种植来保障粮食安全，某种意义上，实乃一个恶性循环。
城乡经济失衡成为不稳定根源
归根结底，关于土地抛荒和乡村凋敝，根源是城市受外资刺激过度膨胀造成的城乡经济失衡。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政府主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城市竞争格局客观上加剧了城市经济的恶性膨胀。与之对应的是，大量乡村经济资源被占据主导优势、以眼前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城市资本控制、攫取、侵蚀和抽取。由此带来的经济失衡和社会伦理失范，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成为中国当下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然而，在这一根源问题尚未破解的状况下，一边继续追求维系城市经济的高增长，一边以政府补贴形式大力鼓励和扶持城市资本下乡，放开农村土地限制，推进土地规模化流转，寄望以此破解农村经济凋敝和谁来种地的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这其实仍然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线性思维模式，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
正如现实中反映出的，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引发了大规模农业投资热潮，但基于资本的逐利性，所谓的有机观光农业和休闲山庄遍地开花的结果，都是针对城市少量高端人群的消费需求，其土地非农化非粮化的比例极高，这无疑仍然在加剧中国整体粮食供需失衡的压力。
在这场农业“现代化”的大转型中，如果把成都作为参照，成都可谓四川的镜像，四川又是否是整个中国的镜像？当成都已经在城市经济的扩张中，面对耕地和粮食种植面积的急剧下滑，无力再说“粮食自给有余”之时，仍在追求城市经济增长扩张的四川和中国，未来又拿什么保证粮食“自给平衡”？
农业合作化酿成 的“大饥荒”
自明清以来，人多地少的土地资源格局，决定了中国长期以来以家庭小农为主体，土地分散、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形态。
如果梳理土地制度的历史会发现，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地主逐渐消失，土地日益分散，地主庄园制雇工经营农业被自耕农和租佃制为主体的家庭经营农业取代的过程。
其内在的社会经济逻辑就是，后者相对于前者，土地经营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在人多地少，过剩人口又无法向外部殖民转移的情况下，能够最大程度地运用地力，保障社会整体基本的人均粮食需求。但代价是，农民被捆缚于零碎分散的土地上，且伴随人口增长，土地进一步分散，农村经济就日益贫困。
这其实是中国为什么在明清以后，出现社会经济全面衰退和文明倒退，丧失城市工业化和现代化动力，最终倒在工业革命门槛边上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启动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为了追求粮食增产，一度取消家庭小农，改变第一次土改均分土地的私有化格局，走上了农业合作化和集体规模经营的道路。结果却是农业经营效率不升反降，在“大跃进”的集体政治狂热中，酿成全国性“大饥荒”的人间悲剧。
小农困境迫使城市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后，效率低下的农业集体化被土地均分、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土地按人口和粮食产量被重新平均分配到户，中国实际上又重新回到传统家庭小农经营的状态。
此后随着人口增长，村社内部不断进行平均化的土地调整，农村再次出现了土地日益细碎、经济日益贫困的状态。
虽然当前主流舆论都把改革开放之后农业生产力解放、粮食增产归功于包产到户，但其实，如果不是杂交水稻和农药化肥的大规模推广使用，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日益零碎，农业整体的生产效率仍会不断恶化。
以四川为例。改革开放实施包产到户30多年至今，土地资源状况是人均1.1亩，户均3.3亩，且平均分布于6.2块土地之上。
这种极度零碎化的土地资源格局与家庭分散经营的模式，决定了土地经营效率的低下：只有一亩三分地，就是种得像绣花一样精细，也只能勉强糊口。
这一现实国情，迫使中国只能走上发展城市工商业经济，对外转移消化农村人口增长和劳动力过剩的道路。但农村经济萎缩的现实又导致内需乏力，无力支撑城市工商业经济的成长。所以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中国最终走上了加入由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体系，承接全球加工制造产业转移，依靠外资和外需发展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现代化之路。
此后20年时间，在外资和外需型经济主导下，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狂飙突进，大量农村人口得以向城市转移；中国也靠农村廉价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城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奇迹”。
城市化进程是把双刃剑
随着城市经济受外资刺激过度膨胀，不仅造成中国环境资源急剧恶化，也不断抬升社会整体经济成本，造成城乡经济失衡。农村家庭小农经济的收益越来越低，农村的社会危机已经由之前的劳动力过剩，变成了农村留不住农民，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
现实中，这种盲目仿效欧美全盘西化，追求城市经济规模无限增长的现代化，造成了一系列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冲突。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社会矛盾冲突最终又都反映在了土地和粮食安全问题上。
对中国而言，经历了30多年狂飙突进的城市化，现在其实走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拐点。
此前支撑城市化进程粮食自给的供需平衡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政府对粮食产销市场的行政强力主导；二是农民自身在城乡二元户籍和土地制度捆绑下，基于现实经济状况和生活习惯做出的家庭兼业化选择。
但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改革转型，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粮食产销已基本受市场主导，政府转企业后的粮食统购统销收储制度，对粮食市场的影响已非常微小，政府对粮食生产的干预和调控力度事实上在不断弱化。面对城乡经济分化，以城市经济收益为主的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考量也陷入首鼠两端，重商轻农。
同时，随着城乡经济失衡，传统家庭小农的经济比较收益日益微薄，土地和户籍制度对农民的绑缚力量也越来越弱，经历30多年的代际更替，农村社会凋敝的现实让新生代农民对土地和农村生活丧失眷念，不愿务农，家庭兼业化也难以为继。
因此，原来维系中国城乡平衡和粮食供给平衡的两股力量事实上都在消解。
土地流轉和规模化经营的风险
面对农村土地抛荒和老龄化的趋势，和“未来谁来种地”的严峻形势，土地流转和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中国政府实施农村土地改革，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方向。
但现实中，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
其一，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的前提是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并能实现稳定就业，而在中国已经出现各行业普遍性产能过剩的背景，这无疑将加大中国城市经济就业压力。
其二，土地市场化流转和资本下乡，势必会炒作和抬升农村土地价格，增加粮食种植成本，客观上进一步挤压粮食种植利润，导致土地利用的非农化和非粮化，反而可能恶化耕地资源和粮食种植面积。
其三，土地流转和机械化的规模经营更适用于基础设施良好的平原地区，并不能解决丘陵山区的土地撂荒问题；而且机械化规模化的粗放式种植相对于传统小农的人工精耕细作未必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减少化肥农药污染，提高粮食产量。 究其原因，正如成都暴露出的现象，随着城市经济的膨胀和土地流转，不断抬升地租和粮食种植成本，使得粮食种植呈现内外交困的萎缩趋势：偏远山区土地贫瘠，缺乏土地规模经营的地理设施条件和经济效益；而临近城市的土地肥沃，适合规模经营；粮食种植相对于其他经济作物又缺乏经济比较优势。于是，就只剩下一些中间地区，依靠政府的高额补贴可以推动粮食的规模化种植，却不能改变总体上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和產量下滑的趋势。
而且受限于经济条件，并非所有地区都能像成都一样提供高额补贴支撑。更何况，包括成都在内，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都严重依赖土地财政，这种农业补贴势必会加剧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绑架地方政府进一步追求城市经济扩张，进一步恶化农村经济凋敝和粮食安全。
因此，寄望靠政府补贴推动土地流转和粮食规模化种植来保障粮食安全，某种意义上，实乃一个恶性循环。
城乡经济失衡成为不稳定根源
归根结底，关于土地抛荒和乡村凋敝，根源是城市受外资刺激过度膨胀造成的城乡经济失衡。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政府主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城市竞争格局客观上加剧了城市经济的恶性膨胀。与之对应的是，大量乡村经济资源被占据主导优势、以眼前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城市资本控制、攫取、侵蚀和抽取。由此带来的经济失衡和社会伦理失范，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成为中国当下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然而，在这一根源问题尚未破解的状况下，一边继续追求维系城市经济的高增长，一边以政府补贴形式大力鼓励和扶持城市资本下乡，放开农村土地限制，推进土地规模化流转，寄望以此破解农村经济凋敝和谁来种地的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这其实仍然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线性思维模式，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
正如现实中反映出的，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引发了大规模农业投资热潮，但基于资本的逐利性，所谓的有机观光农业和休闲山庄遍地开花的结果，都是针对城市少量高端人群的消费需求，其土地非农化非粮化的比例极高，这无疑仍然在加剧中国整体粮食供需失衡的压力。
在这场农业“现代化”的大转型中，如果把成都作为参照，成都可谓四川的镜像，四川又是否是整个中国的镜像？当成都已经在城市经济的扩张中，面对耕地和粮食种植面积的急剧下滑，无力再说“粮食自给有余”之时，仍在追求城市经济增长扩张的四川和中国，未来又拿什么保证粮食“自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