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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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不仅是基督徒宗教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而且对西方的世俗伦理乃至整个文化具有漫长而深刻的影响。因此,对基督教伦理的研究不只属于宗教理论的范围,也是西方文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近代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冲撞与交汇,已是无法回避、不可逆转的态势。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中西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的相互激荡更趋频繁。象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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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不仅是基督徒宗教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而且对西方的世俗伦理乃至整个文化具有漫长而深刻的影响。因此,对基督教伦理的研究不只属于宗教理论的范围,也是西方文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近代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冲撞与交汇,已是无法回避、不可逆转的态势。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中西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的相互激荡更趋频繁。象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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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简称"合璧工程")是面向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所藏汉籍而开展的重点文化项目,旨在调研摸清境外所藏中华古籍的全部情况,对中国大陆缺藏的品种和版本进行复制、出版、整理和综合性研究,从而完善中华古籍的存藏体系,为国际文化交流提供文献支持,为世界汉学界提供更完备的研究资料.作为一项具有重要学术与文化价值的文化事业,"合璧工程"对研究、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今年是山东大学建校120周年,也是《文史哲》杂志创刊70周年.1901年和1951年是校史上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标志着山东大学的诞生和新生.建校以来,山东大学历经坎坷乃至战乱,也曾有过重建和播迁,但始终在曲折前进的道路上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如同一个人的成长,一所大学也会在办学历程中沉淀下独具的性格与气质.地处海岱之间,沐浴齐鲁文化,朴实包容的实学风气、爱国爱校的家国情怀、积极进取的学术创新,交融成山东大学的独特品格.这种品格尤其鲜明地体现在基
马王堆《系辞》篇的内容及其成书年代、马王堆《系辞》篇和今本《系辞传》之间的异同、马王堆《系辞》篇的主要思想,是马王堆《系辞》研究的三大课题.中日先贤已经指出今本《系辞传》与《礼记·中庸》篇有着深厚关系,由此不难推测马王堆《系辞》篇同样和《中庸》有着深厚关系,这些文献最早原型的形成当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马王堆《系辞》篇就是今本《系辞传》的蓝本.马王堆《系辞》篇古朴的、未成熟的原型经儒家之手成书于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又经秦代至汉初的整理、增笔,于西汉文帝时期初年形成了《系辞》篇.该篇此后经进一步的整理、雕琢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杂志创刊.新成立的《文史哲》杂志为同人刊物,由华岗任社长,杨向奎任主编,山东大学文史两系著名学者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构成了最初的编辑班底.1950年代的山东大学"以不守旧、趋时而著名",这一特征也鲜明地体现在《文史哲》杂志上.—童书业在《文史哲》1951年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在学术界拉开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大幕.
古代中国宗教的最基本的精神或倾向是巫术的。中国社会有着巫术存在的广泛空间。正是以此作为前提与背景，巫术建立和发展起了其阔大的市场并由此而串起了它那漫长的历史之河。这既表现在国家生活中，也表现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与其他宗教的比较，更可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百年儒学精华·孔孟荀编》是山东省儒学重大基础研究工程子课题及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课题。2012年7月18日,项目正式启动并召开专家论证会。该项目由山东大学颜炳罡教授、徐庆文教授主持,共有来自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院等多家高校及科研单位的二十余位研究人员,历时八年完成。全书分总目、孔子、孟子、荀子四卷,共20册,计1100余万字。其中,《总目卷》3册,以条目的形式收录自1900年至2000年中国大陆报刊所发表的儒学研究论文、资料、会议综述等,力求应收全收;《孔子卷》9册,收录
贤能政治批评家应该质疑贤能政治基本原则的可靠性,并指出在实践中贯彻“选贤使能”的不可行性。英国公务员制度的两位改革者于1854年撰写的《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引发公众的两极反应:自由派认为竞争性考试是最伟大的公共改革之一;保守派则担心计划在实践中行不通,以带有主观性的“根据功绩来晋升”取代根据资历晋升,为任人唯亲大开方便之门;将竞争推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可能对公务员系统的社会活力和弹性产生不良影响,而且违反民主问责原则。贤能政治会产生一种唯我独尊的中央集权,造成政府精神的转变,可能把英国社会变成由暴君和奴隶
《隋书·经籍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并非是指梁代有五种目录著作，而是指梁代有将书籍分为五个部类的目录著作；“五部目录”并不针对《隋志》簿录类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而言，而是针对《七录序》中的刘孝标“文德殿目录”与祖啦“术数书目录”而言——《隋志序》将此二者合并理解为一种目录，该目录也就成了“五部目录”，其著作层面的指向则是《古今书最》所载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梁代并无“五部目录”，将“文德殿目录”与“术数书目录”理解为一种目录并不符合实际，而是出于对《七录序》与《古今书最》的误